資源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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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觀層面，所謂的資源錯配是指在經濟體中,不同產業或是不同企業之間存在邊際產出價值的不相等。很顯然，這一現象違背了經濟學原理中的基本教條，即，市場經濟實現的最優資源分配格局中，不同單位間的邊際產出價值應該相同。

　　實際中，資源錯配是廣泛存在的。在巨集觀層面，不同國家之間全要素生產率存在著較大的差距。這種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很難完全歸因於技術壁壘，相反倒有可能是由資源的不同配置模式所引起。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產出低下，正說明資源配置對生產率具有重要影響。

　　如果資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動，實現帕累托最優，那麼就是“有效配置”，而“錯配”（Misallocation）則是偏離了這種理想狀態。對“Misallocation”一詞，國內有部分學者如楊振、陳甬軍（2013）和聶輝華（2011）將其譯為“誤置”，本文遵循袁志剛和解棟棟（2011）、陳永偉和胡偉民（2011）、史晉川（2012）等人文獻的譯法，將其譯為“錯配”。不健全的市場化機制加劇了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資源錯配成為制約企業生產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從技術角度來看，“錯配”可以分為兩種。陳永偉（2013）做了比較準確的界定：內涵型錯配和外延型錯配。內涵型錯配是指依據經濟學基本原理，假定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所有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是凸的，那麼最優配置應該是生產要素在每一家企業的邊際產出相等，不然就存在矯正“錯配”、提高產出的空間。外延型錯配則是指在一個經濟體內所有企業的生產要素邊際產出均相等的條件下，仍能夠通過要素重新配置帶來產量提升的情況。目前，關於資源錯配的研究集中在“內涵型錯配”。

　　第一，調整經濟結構存在成本。主要表現在就業和資本市場上的摩擦；

　　第二，通過國有企業而非市場配置資源。以中國國有企業改製為例，改製後存活下來的國有企業的邊際產出價值，明顯高於國企的平均邊際產出價值；

　　第三，非正規部門的存在。印度和墨西哥製造業的數據顯示，非正規部門和正規部門之間因為技能差異而存在較為嚴重的資源錯配；

　　第四，貿易成本的存在。估算表明，通過減少國內各州之間農業產品的價格差，美國農業在1950-1997年階段的產出能夠增加98%；

　　第五，不能根據人的才能分配資源。人與人之間的才能是有差距的，而這種差距可能會影響到資源的配置效果。通過降低不同群體間的職業差距，可以有效地提升一國的產出水平。

　　第一類是金融市場的扭曲。

　　資本是對企業生產最為關鍵的要素之一，而獲得充足的資本，也是企業最為重要的活動之一。金融市場運作的有效性，會對企業獲取資本的成本產生很大的影響，也進而會影響到資本在企業之間的配置效率。正是由於金融市場的重要性，在有關資源錯配的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金融市場扭曲所引發的錯配進行探討的。

　　例如，Buera,Kaboski和Shin(2011)等文獻從理論上論證了，金融市場的摩擦不僅會扭曲現有企業之間的資本配置狀況，而且會影響企業家的創業行為。因此，各地之間在金融發展上的差別能夠解釋它們間TFP和產量差異的相當一部分。

　　Kalemli-Ozcan和Sorensen(2012)通過對非洲十國的研究，發現金融的可及性(Access to Finance)對於企業間的資本配置狀況存在著重大影響。平均來講，金融可及性較差的國家，其企業的資本邊際產出(MPK)要比金融可及性高的國家高45%。

　　Ziebarth(2012)以美國大蕭條時期為背景，對資源錯配和生產率的損失進行了一個歷史的考察。該研究發現，在1929-1933年間，美國的TFP大約下降了18%。而加劇的資源錯配大約可以解釋TFP下降份額的1/4至一半。Ziebarth認為，大蕭條期間銀行系統運作的失常是造成資源錯配加劇的主要原因。這是因為，在大蕭條期間，銀行出於防範風險的需要，不願意為高生產率、高杠桿率的企業進行融資，這極大提升了這些企業的融資成本，從而帶來了錯配。

　　和Ziebarth的研究類似，Sandleris和Wright(2011)以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機為背景，研究了資源錯配對生產率的影響。Sandleris和Wright發現，在這次金融危機期間，總產出下降了20%，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可以用金融體系市場帶來的資源錯配所解釋的。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金融市場的扭曲會帶來錯配己經成為了一種共識，但關於其的影響，是存在著較大爭議的:

　　第一，關於其對產出影響的大小，存在著爭議。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有不少文獻認為金融市場扭曲所造成的錯配會對生產率和產出造成重大影響，但同時，也有不少文獻認為，這種扭曲所造成的影響是很小的。例如，Midrigan和Xu(2009,2010)就認為，金融市場扭曲所帶來的錯配至多只能解釋總的錯配幅度的10%，因此其影響是微乎其微的。根據Moll(2012)利用美國的經濟參數所進行的估算，在穩態下“第一類錯配”至多會帶來2%的TFP損失。顯然，這從數量上看是比較小的。當然，以上的這些計算可能是僅僅考慮了金融市場對“內涵型錯配”的影響。正如Banerjee和Moll(2012)，金融市場扭曲所帶來的“外延型錯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究竟企業能否通過自身行為剋服金融約束的影響，這是仍然需要探討的。Banerjee和Moll(2010),Moll(2012)等文獻指出，由於企業可以通過儲蓄來積累足夠的資本，因此在足夠長的時間內它們可以自我修正由於金融市場摩擦所造成的“第一類錯配”。不過，Buera和Shin(2010)等一些文獻也指出，即使企業可以通過儲蓄等行為糾正資源的錯配，不過這個過程是極為漫長的。通過對幾個高速增長國家的研究，他們發現，由金融市場摩擦所造成的初始狀態下的資源錯配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這些國家向穩態均衡路徑收斂的速度。從數量上看，這些國家的收斂速度只有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預言的一半。如果這一發現是正確的，那麼這個漫長的收斂過程本身就是金融摩擦所帶來的重大影響，其對TFP,產量以及福利的負面影響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類是勞動力市場扭曲。

　　在早期的錯配文獻(如Hsieh和Klenow,2009)中，很少考慮勞動力市場的扭曲，這一方面是由於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相對於金融市場來說是更小的，更重要的則是出於簡化問題的考慮。不過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很多國家，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扭曲所造成的錯配影響是巨大的。對其效應簡單地予以忽視，可能是一種並不合理的簡化。

　　Ho(2010)對印度的勞動力市場管制所引起的錯配進行了考察。他指出，印度政府對於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十分嚴格的管制，對工人的勞動時間、辭退政策、辭退補償等都作出了十分嚴格的規定。這些嚴格的管制措施對勞動力的合理配置起到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根據Ho的估計，由於勞動力市場管制所帶來的TFP損失，大約為5%-8%，或者更高。

　　Micco和Repetto(2012)對1979年-2007年智利勞動力錯配的情況進行了考察。他們發現，在近30年中，智利的勞動力市場運作效率是不斷提升的，但提升速度在不斷放緩，並且從總體上看，勞動力市場的扭曲還較為嚴重。根據他們的估計，如果糾正現有的勞動力市場扭曲，那麼智利的TFP水平還可以提升25%左右。

　　Sahin,Song,Topa和Violante(2010)指出，在美國和英國應對本輪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創造的工作崗位和實際需要的崗位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匹配(Mismatch)，這一方面造成了大批勞動力被“錯配’，到了失業人群中，使得經濟中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抬高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使得新增企業的運作舉步維艱。

　　第三類是不恰當的產業政策。

　　一些不恰當的產業組織政策，例如對新企業的進入採取管制、對某些特定企業進行扶持或壓制等，都會對資源的配置造成扭曲，從而帶來嚴重的錯配，使TFP和產量造成損失(Restuccia和Rogerson,2008)。

　　Guner,Ventura和Xu(2008)考察了由規模管制所產生的資源錯配的影響。他們指出，在日本和歐洲各國，都有限制大企業、鼓勵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這些政策事實上人為壓低了經濟中的企業規模，造成了資源向低生產率的中小企業的錯配。Guner,Ventura和Xu發現，如果政府採用資本稅收等政策，讓企業的規模縮小20%，就會讓經濟中的總產量下降8.1%，人均產糧下降25.6%。而同時，經濟中的企業數將增加23.1%。

　　Peek和Rosengern(2005)考察了日本銀行的“延期償還”(Evergreening)對於資源配置的影響。他們指出，日本政府出於政治目的，經常鼓勵銀行對經營不善的弱小企業的債務實施延期償還。而銀行出於其自身目的(如讓資產負債表表現更為良好)也有激勵對這些企業實施該策略。而“延期償還”策略的實施，實際上就是讓寶貴的信貸資源更多地錯配到了無效率的企業，阻礙了優勝劣汰過程的進行。

　　Barseghyan和Dicecio(2009)考察了進入管制對資源錯配及其對TFP和收入的影響進行了國別考察。他們發現，與進入管制最嚴的國家相比，進入管制最松的國家的TFP水平要高1.32-1.45倍，而勞動生產率則要高1.52-1.75倍。

　　Yang(2011)指出，在一些國家，政府會對某些企業予以各類的政策傾斜，這一方面會導致資源在截面意義上無效配置，造成Banerjee和Moll所說的“內涵型錯配”;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企業優勝劣汰的進行，產生“外延型錯配”。通過對印度尼西亞企業數據的研究，它發現，政策造成的錯配所帶來的損失大約為總產出的40%，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由“外延型錯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