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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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Financial Development)

　　金融發展是指金融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既包括短期的變化也包括長期內的變化、既是各個連續時期內的金融交易流量也是對不同時點上的金融結構的比較變化。而金融結構則是指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形式、性質及其相對規模，也就是說金融結構是由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共同決定的。

　　1、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上層結構的增長比國民產值及國民財富所表示的經濟基礎結構的增長更為迅速，因而金融相關比率（FIR）有提高的趨勢。

　　2、一國金融相關比率的提高並不是永無止境的。一旦達到一定的發展階段，特別是當FIR達到1~1.5之間時（西歐和北美20世紀初就達到了這一水平），該比率將趨於穩定。

　　3、經濟欠發達國家的FIR比歐洲和北美國家要低得多。欠發達國家目前（指20世紀60年代）的FIR多在1和2/3之間，相當於美國和西歐在19世紀後半期就達到並超過的水平。

　　4、決定一國金融上層結構相對規模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經濟單位和不同經濟集團之間儲蓄與投資功能的分離程度。

　　5、在多數國家中，金融機構在金融資產的發行額與持有額中所占份額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大大提高了。即使一國的FIR已停止增長，該份額卻依然呈上升勢頭。

　　6、儲蓄與金融資產所有權的這一“機構化”趨勢對各種主要金融工具有著不同的影響。（1）與股票相比，債權的機構化進展較快；（2）在債券之中，長期債券的機構化又比短期債券更為明顯；（3）公司股票大多直接掌握在個人股東手裡。

　　7、在任何地方，現代意義上的金融發展都是從銀行體系發展開始，並且依賴於紙幣在經濟中的擴散程度。

　　8、隨著經濟的發展，銀行系統在金融機構資產總額中的比例會趨於下降，而與此同時，其他各種新型的金融機構的這一比率均有所上升。結果，在經濟最發達的國家中，銀行系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資產已低於其他各種金融機構資產的總和，但在欠發達國家中，情況正好相反。

　　9、外國融資作為國內不足資金的補充或作為國內剩餘資金的出路，在大多數國家的某個發展階段都發揮了重大作用。

　　10、對於多數國家的金融發展來說，先進國家的示範作用大概同國際資本流動同樣重要。與其他許多領域相比，金融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傳播比較容易，整體性“移植”也更加成功。

　　11、在金融發達國家，包括利率和其他費用在內的融資成本要明顯低於欠發達國家，偶然出現的例外也主要是由於通貨膨脹的影響。

　　12、在大多數國家，如果對近數十年間進行考察，就會發現經濟與金融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係。

　　(一)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金融發展有助於實現資本的積聚與集中，可以幫助實現現代化的大規模生產經營，實現規模經濟的效益。

　　2、金融發展有助於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經濟效率。

　　3、金融發展有助於提高用金融資產進行儲蓄的比例，因而有助於提高社會的投資水平。

　　(二)經濟發展對金融發展的作用

　　1、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因而提高人們對金融投資和理財服務的需求。

　　2、經濟發展形成越來越多的大企業集團，這些大的企業集團要求與其融資需求相匹配的現代金融機構為其提供服務。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係

　　對於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數。後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 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係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於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係。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並不是因為缺乏能用於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並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採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高潮。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係，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於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2001)採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傑因果關係檢驗和基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傑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係，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