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成本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貿易成本是指除了生產商品的成本之外，獲得商品所必須支付的所有成本，包括運輸成本、批發和零售的配送成本、政策壁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成本、合同實施成本、匯率成本、法律法規成本及信息成本等。

　　關於貿易成本內涵，學者們的見解大同小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國際經濟學家Anderson等(2004)以《貿易成本》(Tradecosts)為題，在系統舊顧相關文獻的基礎上，發表了長達61貞的專論。他們認為，從廣義上說，貿易成本是指除了生產商品的邊際成本之外，使產品到達最終用戶發生的所有成本。方虹等(2010)認為，同際貿易中的成本包括資源再配置成本與交易成本。

　　貿易成本中有關運輸成本的研究成果較多Hummels(2007)研究認為，二戰結束後，在技術革命的大背景下，在國際貿易成本中，“主力”的運輸成本總體上逐步下降，Hummels(2002)還認為，運輸成本的一部分來自於基礎設施建設等固定投資。另一方面，隨著貿易量不斷擴大，貿易伙伴相對固定，運輸成本會繼續下降。

　　近年來，批發、零售成本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註Burstein(2001)研究了1992年的美圍消費品市場。發現其批發零售成本占銷售價格的比例從0到64.2%不等，平均高達41.9%。Bradford等(2003)研究了包括美周在內的九個國家的批發、零售情況。他們計算的銷售成本占銷售價格的比重從42%到70%不等。不同學者還從其他特定角度研究貿易成木問題，Eaton(2007)發現，長期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公司往往具有較大的貿易量較小的貿易成本，因此，信息成本也具有一定的規模經濟性，呈現非線性變化。

　　直接測算相對比較簡單直觀。直接測演算法主要可以測度兩種類型的貿易成本。一種是南政策實施帶來的貿易成本，即所渭的政策壁壘，例如關稅、配額等。另一種是由於自然因素所導致的貿易成本，主要是指運輸成本。

　　Messerlin(2001)研究了1999年歐盟的政策壁壘，他將非關稅壁壘轉化成關稅當量並與關稅壁壘結合，認為歐盟工業產品政策壁壘的關稅當量是7.7%。Wallis等(2001)通過對1870—1970年美國交易部門的測度，間接地測度了巨集觀經濟範闈的交易費用。認為交易費用占GNP的比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斷上升，交易費用的相對增長是勞動分工和專化收益的必然結果。Limao等(2001)考察了從美國巴爾的摩港口出發的四十英尺集裝箱的運輸費用。認為基礎設施的落後，或者處於封閉內陸的目的地，都會使得運輸成本上升。

　　間接測度貿易成本的方法通常有兩種，一種是通過研究每單位產品價格和價值；另一種是利用Samuelson冰山型運輸成本的似沒，以引力模型(Gravity Mode1)為基礎，通過計算貿易流量而得。Hummels等(2004)最早利用前一種方法測度了以運輸成本為主的貿易成本，模型化了存在差異的商品需求，以此獲得貿易成本與貿易品質量之間的關係，從而驗證和解釋了“優質蘋果外運之謎”。

　　前一種間接測度貿易成本的方法需要處理產品價格和海關運費的詳細分類數據，因此對數據質量要求較高，後一種方法儀利用貿易流量來計算相對的貿易成本，雖然從絕對值上沒有第一種方法精確，但相對性的貿易成本具有獨特的解釋力。這種方法從貿易成本影響的角度，即“事後”實際發生的貿易流量間接推算貿易成本的高低。通過該方法計箅的貿易成本不僅包含了包括地理距離這樣的靜態指標，而且我們還可以根據貿易流量的動態變化來考察雙邊貿易成本的動態變化情況。

　　多數學者傾向於採用引力模型，從間接角度測度貿易成本，同時對模型、方法以及過程不斷加以改進與完善。Andersen等(2003)改進了傳統引力模型，加入了貿易雙方的多邊貿易成本等因素。從經濟規模和相對貿易成本角度進行測度雙邊貿易成本，使得測度結果更加科學、精確。然而比較靜態分析的問題仍未得到徹底解決。Novy(2007)對引力模型加以改進，認為貿易成本大小由國內貿易和雙邊貿易共同決定，並且劃分了可貿易品與不可貿易品。結合Samuelson冰山型貿易成本模型和Krugman開放壟斷競爭模型，有效實現上述問題的解決。Eaton等(2002)、Chaney(2008)以及Melitz等(2008)分別強調從生產率差異、企業異質性等角度對貿易成本加以測度，推動了相關研究的發展，實現對既有引力模型改進與完善，成為前貿易成本測度研究主要思路與方法。

　　從環節來看，根據貿易實務操作流程，貿易成本涉及各個貿易環節中所產生的費用，可以分為搜尋成本、簽約成本、履約成本、運輸成本、跨境成本、分銷成本等。

　　從內容來看，貿易成本包括由商品流通直接引起或由商品流通派生並直接為其服務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所產生的成本。商流成本是指由商品所有權轉移引起的所有商務交易活動的成本；物流成本是指由商品實體空間位移所引起的所有經濟活動成本；資金流成本是指由商流和物流所引起的資金運動的成本；信息流成本是在由商流、物流和資金流引起的相關信息的交互運動產生的成本。

　　從性質來看，貿易成本可以分為生產型、制度型、組織型和交易型貿易成本。剋服天然形成的貿易障礙所需要的投入屬於生產型貿易成本，如運輸成本；剋服人為設置的貿易障礙所需要的投入屬於制度型貿易成本，如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由產業組織演變所決定的組織運營成本屬於組織型貿易成本；企業之間為實現交易所引發的搜尋、簽約等成本屬於交易型貿易成本。該劃分方法最為重要，因為它可以從本質上區分不同貿易成本表現形式的根本性質。生產型貿易成本是生產過程在貿易領域中繼續的耗費，是體現於運輸和倉儲上可以直接計算的顯性成本；而制度型、組織型和交易型均是無法直接量化的隱性成本，只能通過機會成本來衡量。

　　從主體來看，參與貿易的所有主體都會產生相應的貿易成本，具體可分為出口企業成本、物流企業成本、倉儲企業成本、進口商成本、批發商成本、零售商成本等。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價格加成等於所有貿易主體所承擔的貿易成本及其利潤之和。

　　從市場來看，按照市場界限劃分，貿易成本可分為國內貿易成本和國際貿易成本。由於國界的存在使得國家之間的要素和產品不能自由流動，因此，國際貿易成本除了本國的分銷成本，還要包括相應的過境成本和在貿易伙伴國內的分銷成本。

　　貿易成本能夠影響貿易流向進而影響區域產業空間佈局。新經濟地理理論認為，貿易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取決於規模經濟與交通成本等的相互作用，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存在非線性關係。在貿易成本非常高和非常低時，產業可能比較分散；而貿易成本處於中間水平時，產業在空間上最為集中。Puga(1999)去除了Krugman(1991)模型中的動態性，保留了其解析性，分別用人口和真實工資考察了貿易成本變化對二者的影響，發現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的關係呈“鐘形”。

　　Brulhart(2001)將不同產業的非關稅壁壘分為高、中、低三等，對其和各產業的集聚程度進行回歸，結果顯示產業集聚程度與非關稅壁壘正相關。而Haaland(1999)等採用同樣方法進行分析卻發現並不存在相關關係。Ade和Glaeser(1995)運用城市面積、交通支出、通訊和道路密度衡量運輸成本，對８５個國家的最大城市集中程度回歸發現，運輸成本與集聚程度存在正相關關係。Hanson(1998)比較了墨西哥在貿易自由化前後區域就業增長情況，發現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吸引了企業逐漸向美國和墨西哥邊境集聚，由此認為貿易成本的降低具有促進產業集聚及產業轉移的效果。林理升、王曄倩（2006）通過分析運輸成本和勞動力流動在中國特有條件下的作用，發現運輸成本導致製造業在中國沿海地區集聚，勞動力的高流動成本引起地區發展不平衡。可見，除運輸成本之外，貿易成本的諸多構成都會對產業集聚產生影響。

　　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的關係呈非線性的“鐘形”主要是由於其各構成部分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影響產業空間佈局。按照貿易成本構成的四種屬性來看，生產型、制度型、組織型和交易型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的關係各不相同，從而使得整體貿易成本與產業集聚的關係更為複雜。我們假設其他三種貿易成本不變，分別考察單一貿易成本變化對產業集聚的影響。初始階段，生產型貿易成本的下降能夠有效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及優化配置，使要素趨於集中以獲取規模經濟；後期，生產型貿易成本的繼續下降能夠使企業之間成本關聯的向心力減弱，從而使產業分散佈局。制度設計對產業空間佈局的影響較為複雜，通常情況下，制度型貿易成本的下降能夠使企業更加遵循市場規律，在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產業集聚，而在集聚過度出現規模不經濟時則趨於分散。組織型貿易成本取決於組織創新的程度和運營水平，隨著生產或貿易組織不斷適應市場變化改進其組織結構和運營模式，企業能夠更好地組織要素投入從而獲得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進而使得產業趨向集聚發展，進一步的改進則可能使得企業間的向心力減弱，而出現分散佈局。交易型貿易成本涉及搜尋、談判、履約等企業之間為實現交易所引發的成本，它的下降能夠使企業間由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相互靠近、瞭解的需求下降，從而使得產業佈局緩慢趨向分散。貿易成本對產業集聚的影響是通過什麼作用機制發揮出來的呢？本文認為，貿易成本的變化直接作用於企業之間貿易要素的流動，再由眾多上下游企業之間的互動形成對整個產業佈局的影響。貿易的發生必然伴隨著商品所有權、商品本身、資金、信息等要素在買賣雙方之間流動，由此形成了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貿易成本的變化引發貿易雙方之間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變化，使得企業重構生產要素，如勞動力、資本、中間投入等數量結構及空間結構等，企業內部與企業外部要素的共同改變使得整個產業的佈局發生改變。生產型、制度型、組織型和交易型貿易成本的變化均能夠對企業之間的商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產生的影響，但主要作用力各有側重，進而改變了企業在整個產業空間中的向心力和離心力，使企業在整體外部環境、企業內部組織和企業之間關係改變的條件下調整要素投入的空間佈局，從而改變了整個產業的空間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