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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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观层面，所谓的资源错配是指在经济体中,不同产业或是不同企业之间存在边际产出价值的不相等。很显然，这一现象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中的基本教条，即，市场经济实现的最优资源分配格局中，不同单位间的边际产出价值应该相同。

　　实际中，资源错配是广泛存在的。在宏观层面，不同国家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全球化背景下，很难完全归因于技术壁垒，相反倒有可能是由资源的不同配置模式所引起。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出低下，正说明资源配置对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

　　如果资源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实现帕累托最优，那么就是“有效配置”，而“错配”（Misallocation）则是偏离了这种理想状态。对“Misallocation”一词，国内有部分学者如杨振、陈甬军（2013）和聂辉华（2011）将其译为“误置”，本文遵循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陈永伟和胡伟民（2011）、史晋川（2012）等人文献的译法，将其译为“错配”。不健全的市场化机制加剧了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资源错配成为制约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从技术角度来看，“错配”可以分为两种。陈永伟（2013）做了比较准确的界定：内涵型错配和外延型错配。内涵型错配是指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假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所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凸的，那么最优配置应该是生产要素在每一家企业的边际产出相等，不然就存在矫正“错配”、提高产出的空间。外延型错配则是指在一个经济体内所有企业的生产要素边际产出均相等的条件下，仍能够通过要素重新配置带来产量提升的情况。目前，关于资源错配的研究集中在“内涵型错配”。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存在成本。主要表现在就业和资本市场上的摩擦；

　　第二，通过国有企业而非市场配置资源。以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为例，改制后存活下来的国有企业的边际产出价值，明显高于国企的平均边际产出价值；

　　第三，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印度和墨西哥制造业的数据显示，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因为技能差异而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

　　第四，贸易成本的存在。估算表明，通过减少国内各州之间农业产品的价格差，美国农业在1950-1997年阶段的产出能够增加98%；

　　第五，不能根据人的才能分配资源。人与人之间的才能是有差距的，而这种差距可能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效果。通过降低不同群体间的职业差距，可以有效地提升一国的产出水平。

　　第一类是金融市场的扭曲。

　　资本是对企业生产最为关键的要素之一，而获得充足的资本，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金融市场运作的有效性，会对企业获取资本的成本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进而会影响到资本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正是由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在有关资源错配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金融市场扭曲所引发的错配进行探讨的。

　　例如，Buera,Kaboski和Shin(2011)等文献从理论上论证了，金融市场的摩擦不仅会扭曲现有企业之间的资本配置状况，而且会影响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因此，各地之间在金融发展上的差别能够解释它们间TFP和产量差异的相当一部分。

　　Kalemli-Ozcan和Sorensen(2012)通过对非洲十国的研究，发现金融的可及性(Access to Finance)对于企业间的资本配置状况存在着重大影响。平均来讲，金融可及性较差的国家，其企业的资本边际产出(MPK)要比金融可及性高的国家高45%。

　　Ziebarth(2012)以美国大萧条时期为背景，对资源错配和生产率的损失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该研究发现，在1929-1933年间，美国的TFP大约下降了18%。而加剧的资源错配大约可以解释TFP下降份额的1/4至一半。Ziebarth认为，大萧条期间银行系统运作的失常是造成资源错配加剧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大萧条期间，银行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不愿意为高生产率、高杠杆率的企业进行融资，这极大提升了这些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带来了错配。

　　和Ziebarth的研究类似，Sandleris和Wright(2011)以2001年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为背景，研究了资源错配对生产率的影响。Sandleris和Wright发现，在这次金融危机期间，总产出下降了20%，而其中的大部分是可以用金融体系市场带来的资源错配所解释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金融市场的扭曲会带来错配己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但关于其的影响，是存在着较大争议的:

　　第一，关于其对产出影响的大小，存在着争议。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有不少文献认为金融市场扭曲所造成的错配会对生产率和产出造成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有不少文献认为，这种扭曲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小的。例如，Midrigan和Xu(2009,2010)就认为，金融市场扭曲所带来的错配至多只能解释总的错配幅度的10%，因此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根据Moll(2012)利用美国的经济参数所进行的估算，在稳态下“第一类错配”至多会带来2%的TFP损失。显然，这从数量上看是比较小的。当然，以上的这些计算可能是仅仅考虑了金融市场对“内涵型错配”的影响。正如Banerjee和Moll(2012)，金融市场扭曲所带来的“外延型错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究竟企业能否通过自身行为克服金融约束的影响，这是仍然需要探讨的。Banerjee和Moll(2010),Moll(2012)等文献指出，由于企业可以通过储蓄来积累足够的资本，因此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它们可以自我修正由于金融市场摩擦所造成的“第一类错配”。不过，Buera和Shin(2010)等一些文献也指出，即使企业可以通过储蓄等行为纠正资源的错配，不过这个过程是极为漫长的。通过对几个高速增长国家的研究，他们发现，由金融市场摩擦所造成的初始状态下的资源错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国家向稳态均衡路径收敛的速度。从数量上看，这些国家的收敛速度只有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言的一半。如果这一发现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漫长的收敛过程本身就是金融摩擦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其对TFP,产量以及福利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第二类是劳动力市场扭曲。

　　在早期的错配文献(如Hsieh和Klenow,2009)中，很少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程度相对于金融市场来说是更小的，更重要的则是出于简化问题的考虑。不过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扭曲所造成的错配影响是巨大的。对其效应简单地予以忽视，可能是一种并不合理的简化。

　　Ho(2010)对印度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所引起的错配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印度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十分严格的管制，对工人的劳动时间、辞退政策、辞退补偿等都作出了十分严格的规定。这些严格的管制措施对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起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Ho的估计，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所带来的TFP损失，大约为5%-8%，或者更高。

　　Micco和Repetto(2012)对1979年-2007年智利劳动力错配的情况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在近30年中，智利的劳动力市场运作效率是不断提升的，但提升速度在不断放缓，并且从总体上看，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还较为严重。根据他们的估计，如果纠正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扭曲，那么智利的TFP水平还可以提升25%左右。

　　Sahin,Song,Topa和Violante(2010)指出，在美国和英国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创造的工作岗位和实际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匹配(Mismatch)，这一方面造成了大批劳动力被“错配’，到了失业人群中，使得经济中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也抬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使得新增企业的运作举步维艰。

　　第三类是不恰当的产业政策。

　　一些不恰当的产业组织政策，例如对新企业的进入采取管制、对某些特定企业进行扶持或压制等，都会对资源的配置造成扭曲，从而带来严重的错配，使TFP和产量造成损失(Restuccia和Rogerson,2008)。

　　Guner,Ventura和Xu(2008)考察了由规模管制所产生的资源错配的影响。他们指出，在日本和欧洲各国，都有限制大企业、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这些政策事实上人为压低了经济中的企业规模，造成了资源向低生产率的中小企业的错配。Guner,Ventura和Xu发现，如果政府采用资本税收等政策，让企业的规模缩小20%，就会让经济中的总产量下降8.1%，人均产粮下降25.6%。而同时，经济中的企业数将增加23.1%。

　　Peek和Rosengern(2005)考察了日本银行的“延期偿还”(Evergreening)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他们指出，日本政府出于政治目的，经常鼓励银行对经营不善的弱小企业的债务实施延期偿还。而银行出于其自身目的(如让资产负债表表现更为良好)也有激励对这些企业实施该策略。而“延期偿还”策略的实施，实际上就是让宝贵的信贷资源更多地错配到了无效率的企业，阻碍了优胜劣汰过程的进行。

　　Barseghyan和Dicecio(2009)考察了进入管制对资源错配及其对TFP和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国别考察。他们发现，与进入管制最严的国家相比，进入管制最松的国家的TFP水平要高1.32-1.45倍，而劳动生产率则要高1.52-1.75倍。

　　Yang(2011)指出，在一些国家，政府会对某些企业予以各类的政策倾斜，这一方面会导致资源在截面意义上无效配置，造成Banerjee和Moll所说的“内涵型错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企业优胜劣汰的进行，产生“外延型错配”。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企业数据的研究，它发现，政策造成的错配所带来的损失大约为总产出的40%，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外延型错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