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職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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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職能轉變也稱政府職能轉變，是公共行政職能體系的變化，表現為公共行政職能體系重心的變化、內容的調整等結構性的變化。
- 從範圍上看，由“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 轉變
- 經濟基礎發展的動力
- 公共行政環境作用的動力
- 公共行政職能自身的動力
公共行政職能轉變的意義[1]
其一，隨著時空的變化，政府職能結構的重心從某個職能轉向另一個職能。由於歷史傳統、經濟狀況、文化背景、社會價值觀、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不同國家的政府職能結構往往是不同的。即使同一國家的政府職能結構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也存在著差異。從各國政府職能的演進歷史看，傳統社會政府職能結構的重心在於政治職能，通過暴力和專政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因而鎮壓和暴力統治是政府的主要職能。而在當代各國的政府職能體系中，政治職能逐漸弱化，暴力手段在q峭悄地”弱化，而保持經濟發展和提供社會服務的職能趨於加強，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居於主要地位。政府職能的這種轉變是人類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規律。而且人類文明越發展，社會越進步，政府的社會公共管理職能會越加強。
其二，在政府職能結構的重心位移的同時，政府職能結構中各職能的內涵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動，發生收縮或擴張。這是政府為適應不同時期社會環境對政府職能重心的不同要求而作出的整體性結構調整。如前所述，傳統社會中政府的社會職能簡單且具有綜合性，主要是有限地調節社會紛爭和災後救濟等，而現代社會中政府的社會職能極大擴展，出現了傳統社會中不曾有的或不顯得重要的社會公共事務，如人口、環境和社會保障等。
其三，政府職能重心變化必然會引起職能行使方式的變化。職能方式是實現政府職能所採取的手段，而不是政府職能本身，但是手段是實現職能的保證。與職能的要求要相吻合，職能重心發生變化，職能行使的方式也會隨之調整。比如，傳統社會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方式是政治性、行政性和直接性的；到了現代社會，政府對社會事務的管理方式則是經濟性、法律性、間接性的。
影響政府職能轉變的要素[1]
(一)政府與市場經濟關係的影響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主要涉及政府的經濟職能。通常人們使用“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來討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般認為，所謂“市場失靈”，主要是指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存在許多的局限性或缺陷，因而不能實現預期的社會經濟目標。“市場失靈”是主張實行政府干預的強有力的理由。所謂“政府失靈”，主要是指政府的政策干預措施不能實現預期的調節市場的作用，在某些條件下，甚至導致比“市場失靈”更壞的結果。“政府失靈”是主張實行更為徹底的市場經濟的基本依據。人們關於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的認識經歷了一定的過程。
(二)公平與效率關係的影響
公平與效率的關係主要涉及政府的社會職能。關於公平與效率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一般而論，公平通常是指社會成員機會或收入均等化，以及社會權力的平等化。效率則是指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在同一時間內投入的最小化與產出的最大化是效率的恆定標準。按照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解釋，效率是指社會能從其稀缺資源中得到最多的東西，平等是指將這些資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給社會成員。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公平與效率的問題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選擇相聯繫，更是人類社會政治和道德問題的軸心。因此，公平與效率問題直接與廣泛、深層次的人類價值判斷問題相聯繫，進而與政府的職能及巨集觀公共政策選擇相聯繫。公平與效率作為兩種價值取向，存在一種此消彼長的替代關係，在同一時問和空間可以有主次之分，卻很難做到並行不悖。這樣，作為一種巨集觀公共政策選擇，政府事實上必須取捨維護社會公平抑或提高效率，作為政府基本的價值取向和政策標準。
(三)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的影響
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是政府職能發展變化的主導原因。政府職能作為上層建築的範疇是由一定的經濟基礎決定的，是根源於經濟基礎併為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而產生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與發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行政職能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一定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隨著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以及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得生產的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社會產品越來越成為許多人共同勞動的產物。各種生產要素的需求和產品的銷售都將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其問的關係也就越發複雜，各經濟主體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來越大，這就需要政府出面干涉與協調，同時政府的職能範圍就隨之而擴大或加深。所以說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的社會化程度決定著行政職能發展變化的方向、性質、內容和程度。
(四)體制改革的影響
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變化是政府職能發展變化的重要原因。政府職能、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都屬於上層建築中不同的範疇。上層建築中的各要素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體制是權力關係的外在表現形式，體制變化的實質是權力關係的重組。隨著權力關係的變化，必然導致政府職能範圍、結構的變化及職能重心的轉移。例如，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要求原來政府的高度集中、大而全的管理方式必須改變，就涉及行政權力的變化與重構，這就要求在政府體制上要由集權制向分權制轉化，在行政權力範圍上要由微觀向巨集觀轉化，在運用權力的方式上要由直接向間接轉化，行政權力的這種變化必然導致政府職能在範圍、程度、方式上的改變，否則將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五)公共行政自身發展的影響
社會環境變遷是決定政府職能轉變的外在動力。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政府管理的範圍和內容必然將發生很大的變化。同時公共行政自身的發展也影響著行政職能的轉變，表現在：一是公共行政的科學化。公共行政的科學化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內在動力。從管理科學化角度出發，政府要理順與企業、市場、社會的各種關係以及政府各部門之間的關係，按照權責統一的原則合理劃分各級各部門的事權和職能分工。二是行政技術手段的創新。技術手段的創新是政府職能轉變的根本保障。技術手段的創新，一方面，給政府廣泛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提供了充分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體制上選擇更有效的方式，使自身的作用得到最有效的發揮，同時可最大限度發揮其他社會組織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