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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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瑟·庇古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1920年在《財富和福利》一書的基礎上出版了《福利經濟學》，該書以功利主義為基礎，以經濟福利為研究主題，探索了改進社會分配狀況，增進社會福利以及社會經濟活動對全社會和各社會、各階級總的福利的影響等問題，開闢了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庇古接受了馬歇爾關於分配不均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嚴重缺陷，應當在不影響國民收人增長的基礎上緩解這種分配不均的觀點，提出了通過收人均等化來實現社會公平；增加社會經濟福利的問題，以後經新福利經濟學家、凱恩斯主義者和新制度主義者的發展，形成了“收人均等化”的分配理論。

　　(一)經濟福利的大小取決於國民收入的多少及分配

　　庇古認為：“經濟福利在很大的程度上易於國民收人的大小，和通過國民收入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方式而受到影響。”在分配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國民收入愈多，社會經濟福利就愈大；國民收入愈低，社會經濟福利則愈小。而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國民收入的分配是決定經濟福利大小的主要因素。

　　(二)“收入均等化”可以增大社會經濟福利

　　庇古認為，隨著貨幣收入的增加，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由於貧窮階層的貨幣收入很少，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大。與此相反，富裕階層的貨幣收入較多，所以他們的貨幣邊際效用很小。譬如，同是l英鎊，對於窮人來說，總是用來滿足他最迫切的欲望，所以其邊際效用很大。而對富人來說，他們已經過著富裕的生活，這1英鎊總是用來滿足他最不迫切的欲望，所以其邊際效用很小。庇古認為：“很明顯，把收入從相對富裕的人轉給相對貧窮而具有同樣性格的人，一定能增加滿足的總量，因為它犧牲比較微弱的欲望而使比較強烈的欲望能夠得到滿足。”因此,從分配方面來說，要增加社會經濟福利，就必須實現收入分配均等化。

　　(三)收入轉移需要用不同的措施進行

　　庇古認為，收入分配均等化需要採取不同的措施、方法來實現收入轉移。一是自願轉移，即通過富人自願拿出部分收入來興辦社會福利事業及一些科學文化機構的自願提供資助來實現；二是強制轉移。即通過政府征收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等強制性措施來實現。前者的效果優於後者，但不能滿足社會對轉移收入的需要，因此，必須由政府對收入強制轉移，但這種轉移應以無損於資本的積累為限。向窮人轉移收入的辦法也包括直接轉移和間接轉移，前者如舉辦一些社會保險和社會服務設施等；後者如對窮人基本生活用品和生產這些用品的企業進行補貼等。通過收入轉移使窮人和富人的貨幣邊際效用相等，這時就實現了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

　　(四)收入轉移不應當影響國民收入的增長

　　庇古認為。收入轉移即富人收入的減少和窮人收入的增多應與國民收入的增加相一致。他強調收入的均等化和收入的轉移是以不損害資本增殖和積累為前提的，否則，就“會引起目前提供大部分資本的人的投資能力和投資興趣下降”，導致“國民蛋糕”的縮小。正因為如此，庇古反對實行無條件的施捨性救濟，如普遍養老金制度、最低收入水平補貼等，而主張“鼓勵工作和儲蓄”補貼。

　　儘管凱恩斯主義關於公平和效率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受到了自由主義學派、貨幣主義學派和供給學派等的批評，但並不影響它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可供學習和借鑒的一面。從1998年以來，我國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商品庫存積壓現象十分嚴重，價格走低，企業開工不足，失業率提高，貧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問題較長時期困擾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瞭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我國政府已經連續四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雖然能夠穩定在7％以上，但需求不足的矛盾以及由它產生的社會經濟問題並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針對這些問題，我國理論界發表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見解，對我國需求不足問題的原因及其解決辦法進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以及關於公平和效率的看法，也就成為人們分析和解決問題可供選擇的方法之一。人們認為，需求不足其實就是最終需求不足，或者說是對最終產品和勞務的消費需求不足。需求由兩個方面決定：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和購買力。窮人有消費欲望而無購買力，不對商品構成需求；富人有購買力而對一般商品缺乏消費欲望，也不對商品構成需求。影響購買力的主要因素是人們的可支配收入，窮人的收人水平很低，從而他們的購買力水平也很低。影響消費欲望的主要因素是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高，人們對它的需求欲望就越大。

　　基於這種認識，有的人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討我國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有人從創新商品供給的角度提出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的政策主張。我國政府一方面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運用適當的收入分配政策，對需求進行管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又提倡和採用相應的激勵政策，鼓勵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通過不斷創新供給來創造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們的整體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費傾向邊際遞減和儲蓄傾向邊際遞增的特征也越來越明顯。隨著收人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不是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於消費，而是把它儲蓄起來，以便在未來消費，或者用於證券市場上的投機；或者用於子女上學、醫療、養老等。

　　人們把增加的收入更多地用於未來消費而不是現在的消費，需求不足、商品積壓的問題也就不可避免。同時，因為市場經濟是按邊際生產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的，因而邊際生產力水平高者能夠獲得較高的收人，邊際生產力水平低者只能獲得較低的收入，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結構上的問題產生。對於低收人者來說，他們有需求欲望，但缺乏購買能力；對於高收入者而言，他們有購買能力，卻對一般商品缺乏消費需求。改善收入分配結構是需求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對合法獲得高收入者採取劫富濟貧的政策，只能運用適當的稅收政策對他們的高收入進行調節。對低收入者，除了採取轉讓支付政策以外，更應該通過發展經濟，增加就業的途徑，提高他們的收人。近年來，我國政府正是沿著這個思路實施它的政策主張的。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說，低收人群體是農民、下崗工人和就業中的低收入者。為擴大需求，

　　(1)必須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人群體的收人水平，培育和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朱鉻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採取更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積極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同時，通過“擴大退耕還林規模”、“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和糧棉流通體制改革”的步伐、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村服務業、拓寬農民增收的渠道，通過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維護農民的利益。

　　(2)進一步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通過加大政府的轉讓支付，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強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貧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的改革。

　　(3)“繼續適當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基本工資，並相應增加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退休金”；不辦或者少辦不是急需的事，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對工資發放確有困難的地方，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轉讓支付予以補助。

　　(4)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中小企業；擴大社區服務就業門路；實行彈性大、靈活性強、多樣化的就業形式和發展勞動力市場，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努力拓寬就業渠道，增加就業崗位。政府採取的上述政策措施就是為了提高低收人群體的收人水平，擴大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提高經濟效率。這同凱恩斯主義的運用稅收和轉讓支付，提高收入均等化的程度和提高經濟效率的政策主張既相對立、又相統一。同時，我國政府還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國債投資的必要規模，帶動固定資產投資較快增長，擴大投資需求；採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通過加快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產業的優化升級，提高供給的水平和能力，刺激人們的需求。

　　這同凱恩斯主義只講需求管理，不講供給管理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是有很大區別的。在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需求和增加就業，提高收入均等化水平等方面，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確有現實性和可供借鑒的一面。但是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有條件的，即以還本付息為前提。為此，凱恩斯主義提出了補償性財政政策，作為周期性預算平衡的理論依據。雖然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在拯救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提高經濟效率等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卻給社會帶來了“滯脹”和低效率的痛苦。

　　我國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國債餘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在安全線以內，發展長期建設國債還有一定的空間，不會有大的風險，但面臨還本付息的壓力也是巨大的，不能掉以輕心。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我國通過打擊走私犯罪、強化稅收徵管，稅收增長的幅度較大，對平衡財政收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人們的行為活動更加規範，靠打擊走私和強化稅收管理增加稅收的空間越來越小。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繼續存在，還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情況下，只有增稅才能緩和還本付息的壓力。

　　增稅將擠出企業的投資需求和居民的消費需求，對擴大生產、增加就業極為不利。長期實施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的國家之所以出現“滯脹”的社會經濟問題，就是因為一方面增加政府支出，人為地擴大需求，拉動價格上漲；另一方面增稅抑制企業擴大生產的積極性，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這也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社會經濟問題。供給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增稅及其收入均等化意義上的公平效率觀，提出了減稅的政策主張和效率意義上的公平觀。減稅能夠調動企業擴大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增加就業機會，其結果雖然使富人更富，但窮人也能增加收入，這是一種沒有任何人的境況變壞，大家都有積極性的帕累托最優，人們稱之為效率意義上的公平。

　　我國面臨增稅和收入均等化意義上的公平與減稅和效率意義上的公平之間的兩難選擇。就我國的現實狀況而言，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效率不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公平效率觀。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國應該實施結構性的稅收政策，即增稅與減稅相結合，如對高收人者實施累進所得稅和遺產稅，對投資項目、勞動密集型產業等實行減稅。這樣做既有利於實現收入均等化意義上的公平，也有利於實現效率意義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