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澤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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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澤榮一(1840年3月16日——1931年11月11日)，日本明治和大正時期的大實業家，出身琦玉縣的豪農家庭，擁有“日本企業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經濟的領路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等一項項桂冠。日本一本著名的財經雜誌對100位最成功的企業家進行調查，其中一項是“誰是你最崇敬和對你影響最大的人?”澀澤榮一名列第二。曾任明治政府財政大臣，直接參与了新政府的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發行公債等幾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醞釀和制定。33歲時棄官從商，創辦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銀行，並由此開始了自己極具傳奇色彩的企業家生涯。業務遍及金融、鐵道、海運、礦山、紡織、鋼鐵、造船、機電、保險、建築等眾多領域，一生創辦了500多家企業。在實業思想上，他把來自中國的儒家精神與效仿歐美的經濟倫理合為一體，奠定了日本經營思想的基礎。他不僅是日本人所公認的近代產業先驅，而且是近代日本工商業的精神領袖。
“耕讀傳家”和“商賈致富”的少年生涯1840年(天保11年)2月13日，澀澤榮一齣生於日本武藏國榛澤郡血洗島(今琦玉縣大里郡豐里村)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叫澀澤市郎右衛門,母親叫榮。他家有三個男孩，澀澤榮一排行老三，所以乳名叫市三郎。但由於兩個哥哥不幸早夭，從不大記事時起，他便成了家中惟一的男孩。
澀澤榮一的父親農商兼營，詩書俱通，用中國的傳統觀念來說，“耕讀傳家”和“商賈致富”占全了。澀澤市郎善於家計，擅長經營，頭腦靈活，除種植稻米之外，兼做雜貨生意和買賣染色用的藍靛。在村子里，澀澤家是數一數二的富戶。這樣的家庭，有條件對孩子進行良好的教育。
在澀澤榮一五六歲時，他的父親便開始教他書寫漢字，誦讀漢書，以《三字經》啟蒙。大約七歲時，又讓澀澤榮一拜一個名叫尾高新五郎的親戚為師，接受正式教育。尾高新五郎是個頗具志士風格的人物，在他的教育下，澀澤十歲時，已經讀完了《四書》、《孝經》、《十八史略》等中國典籍，而且讀過《日本外史》，兼以練習劍道和書法。
少年時期的良好教育，使儒學的基本思想滲入了澀澤榮一的血脈。這種在啟蒙階段的似懂非懂狀態下學到的知識，對人一生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這一意義上，澀澤後來推崇儒學，不但是出於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更多地是出於他兒童時養成的下意識習慣。澀澤榮一的刻苦好學自然讓父母高興，但父親並沒有因此而希望他成一個儒者。在他十四歲那年，父親開始讓他幫助自己操持家務，時常帶他一起出去收購藍葉。藍葉是製作藍靛的原料，決定著他們家生意的好壞。耳聞目染加上個人的悉心鑽研，澀澤榮一很快就掌握了鑒定藍葉的本領，因此沒過多久便可一人出外獨擋一面做生意。
現代心理學對兒童時代的經歷格外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人的意志和性格，基本上都是在兒童時期奠定的。凡是“早當家”的孩子，成年後的行為往往會反映出少年時的經歷。甚至還有一些西方學者走得更遠，認為人的性格是幼兒在牙牙學語之前的形成的，這似乎與中國的俗語“三歲看老”相印證。澀澤這樣的家庭，從父輩的勤勞持家，潛移默化，到文化培養，再到現實磨煉，“成才”的因素幾乎占全了。在有的家庭，“獨子”會變成嬌生慣養的藉口，而在澀澤這裡，“獨子”地位更加強化了他的責任意識。“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而上天的垂青並不僅僅是靠運氣。靠的是大任降臨之前的準備。澀澤的少年經歷，為他日後的“大任”積累了資本。然而,社會環境從另一個角度在教育著澀澤。幕府時代的日本，與傳統中國的社會背景大不相同。
從巨集觀角度說，日本的領主封建制，與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差別極大，而大名、武士、平民的等級區分，使社會階層缺乏上下流通的渠道。例如，日本很長時期都在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但是，影響中國至深至遠的科舉制卻並未被日本搬過去。科舉制雖然有許多弊端，但卻是讓傳統中國人們改變社會身份的重要制度。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是這種垂直流動的寫照。而日本的等級觀念和論資排輩傳統，與缺乏這種流動渠道緊密相關。對於像澀澤榮一這樣一位對未來充滿希望的農家子弟來說，當時的社會充滿了不平等。在他們“出人頭地”的道路上，有著難以逾越的障礙。澀澤在家裡是頂梁柱，在村裡面對的是人們羡慕和信任的目光，而到社會上則遇到的是難以忍受的鄙夷和歧視。這種強烈的反差，對年輕氣盛的澀澤來說，具有極大的刺激。在澀澤十七歲那年，有一次代替他的父親出席領主征收御用金的會議。因為他是農家子弟，遭到領主下人的蔑視和嘲笑。也許，澀澤改造社會的想法，就是在這樣一些生活瑣事和日常經歷中萌發的。
從“倒幕攘夷”到幕府家臣
澀澤榮一的成長時期，日本正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歷史變革。一方面是幕府統治不得人心，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強咄咄逼人。內憂外患，各種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在這種局勢下，澀澤開始思考國家和民族的前途，開始表達對社會體制的強烈不滿和尋找改變社會處境的道路。年輕人的激進，同年長者的沉穩會形成鮮明對照。有這樣一種說法：三十歲以前不激進是沒血性，三十歲以後還激進是沒腦子。澀澤榮一在熱血沸騰的年齡，也同大多數年輕人一樣激進。在二十二歲的那一年，他不顧父母的反對，毅然放棄了家業,到江戶(現在的東京)會師結友，成了倒幕攘夷運動中的一員幹將。
當時的日本，在歐美的侵略擴張面前，統治者分裂為以德川幕府為核心的開國通商派和以薩摩、長洲諸強藩為核心的鎖國攘夷派。澀澤出於對外來侵略者的痛恨，狂熱地加入了攘夷倒幕運動。1863年，澀澤榮一的人生道路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在這年，他與其他幾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制定了一個極為大膽的攘夷暴力行動計劃，併購買了武器，準備以武力先占領高崎城，然後再一鼓作氣打進橫濱，將那裡的外國人全部殺光，以振攘夷計程車氣。但是在實行計劃之前，由於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而不得不暫且作罷，恰好這時又有知情者被捕，澀澤不得不逃到外地。然而，也許就連澀澤本人都沒想到，這一意外的挫折竟使他由此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為了求生，澀澤由熟人介紹,走進了一橋慶喜的家門，成了封建幕府要員家的武士。這位一橋慶喜非同一般，他當時任京都守備，是最有可能繼承將軍位置的人物。後來，一橋果然成為德川幕府的最後一位將軍，即德川慶喜，而澀澤則成為德川的家臣。說起來，德川慶喜並非冥頑不化的守舊分子，而是主張效仿歐美的改革人物，不料“天不佑曹”，原來支持他的法國翻臉，倒幕運動勢力猛增，德川幕府內外交困，不得不向天皇交還大政，日本進入了明治維新時期。
澀澤在德川家為臣時，謹守臣道，辦事得力，尤其是他的理財才能，很快就被將軍看中，深受信任。當德川慶喜於1867年派弟弟昭武去歐洲考察時，澀澤被選為昭武的隨從。將近兩年的國外考察，又一次改變了澀澤的人生軌跡。德川幕府的垮臺，正好發生在澀澤出國期間。如果澀澤當時在國內，那他的處境就很難預料。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澀澤回國後，幕府政治已經終結，然而澀澤不管是經商還是當官，始終對德川慶喜保持著謙恭的臣子本色。政治上的紛爭與人格上的完美不是一回事，但是往往又攪在一起。德川慶喜十分聰明，交出大政後遠離政治，熱衷於攝影、狩獵和民俗研究。為了避嫌，他連舊家臣面都不見。但是，澀澤依然堅守臣道，在經濟上多方資助德川，而且不計成本編撰了八捲本的《德川慶喜公傳》，以彰顯其歷史功績，公正記載幕府末年的史實。澀澤本人此舉是為了盡一個家臣的本色，而這一巨著在客觀上卻成為日本近代史的珍貴資料。
對於德川慶喜，松下幸之助曾在《用人之道》里寫道：“德川慶喜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能顧全民眾的將來與國家的發展，坦然從權傾一國的至尊之位引退，使德川家族與平民並齊，歸於平淡，卻引導出一個更輝煌雄偉的日本。領導者實在應該多多學習慶喜的胸襟與度量。……然而，在當時德川慶喜將軍是怎樣做出這麼明智的決定呢?這是因為他個人深明進退之道，換句話說，在自身何時該進、何時該退之間，把握住了正確的方向。”明智豁達的將軍和忠貞不二的家臣，譜寫出了日本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話。
歐洲游歷和“以夷為師”
長時間赴歐游歷考察(1867年1月-1868年11月)，對澀澤榮一產生了重大影響。19世紀60年代的歐洲，正是資本主義工業化高歌猛進的時代，法國的萬國博覽會自然成為展示西方經濟繁榮的大櫥窗。在這裡陳列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工業產品，從蒸汽機車、工業用車床、紡織機到教學醫療設備，無一不讓澀澤感到萬分新奇，眼界大開。
為了更多地瞭解西方世界興起的奧秘，澀澤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法語，並和其他幾個人一起請了法語老師。功夫不負有心人，沒過多長時間他居然可以用法語進行日常對話和交流了。語言障礙的排除為澀澤考察和學習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使他有了更多考察歐洲社會細節的機會。
在法國，澀澤處處都能感到西方列強與日本之間的強烈反差。例如，在與法國政府官員以及商人的交往中，政府官員和商人之間毫無高低之分，兩者的關係完全是平等的；而在當時的日本，幕府官僚、武士和商人之間的社會地位猶如天壤之別，毫無平等二字可言，商人見到幕府官僚、武士無不點頭哈腰，卑躬屈膝。澀澤痛切地認識到，要使日本興盛，就必須打破官貴民賤的舊習，排除輕商賤商的思想，向西方學習，把工商看成是強國的大業。
不僅如此，為了探索西方工業高度發達的奧秘，澀澤榮一還特意拜訪了銀行家弗羅里希拉爾特等人，向他們請教經濟方面的問題，認真聽他們講解有關銀行、鐵路、股份公司企業及公債等知識，參觀了有價證券交易所，從而對股份公司制度在近代經濟生活和工業化過程中發揮的巨大作用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為後來從事工商企業活動和推廣普及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打下了基礎。
在法國學習和考察了一段時間之後，澀澤榮一又隨昭武到歐洲各國進行了旅行訪問，先後去了瑞士、荷蘭、比利時、義大利、英國。在這些國家，澀澤榮一參觀了大量的工廠，包括針織廠、鐘錶廠、各類軍工兵器廠、鋼鐵廠、機車製造廠、玻璃廠、造幣廠等等，看到了日本所沒有的社會設施，包括近代軍營、報社、博物館、銀行等等。所到之處，使他大開眼界，深受工業文明的震撼。他參觀了當時正在開鑿施工中的蘇伊士運河,其氣勢之巨集偉使他從中看到了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而拜見比利時國王時的情形，也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國王說：“今後的世界是鋼鐵之世界，日本將來可能成為多用鋼鐵之國，而我國的鋼鐵生產發達，鋼材質量良好，到那時請你們使用我國的鋼材。”澀澤再次受到思想上的啟迪，他不能不感到，就連一國之君都直言不諱談貿易買賣，可見工商對這些國家是多麼重要。
通過對西方各國的訪問考察，澀澤榮一看到了一個與日本完全不同的新世界(600628行情,股吧)，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禮和衝擊，懂得了西方為何強大和日本為何貧窮落後的道理，深刻地認識到日本別無選擇，只能效仿西方走工商立國之路，從而徹底拋棄了以前盤踞在頭腦中的攘夷排外思想。澀澤榮一在思想上的這一根本轉變，使他結束了多年來的苦惱和徘徊，終於找到了人生新的目標，這就是以夷為師，以工商振興日本。
澀澤榮一由倒幕起，到家臣終；由攘夷起，到師夷終。這一經歷，不但富有傳奇色彩，而且為他後來承擔的歷史重任做好了準備。
1868年11月，澀澤榮一結束了對歐洲近兩年的訪問和考察回到了日本。這時的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新政府確立了文明開化、國富兵強、殖產興業三大治國方針，由此拉開了資本主義的制度性變革和工業化的序幕。這一歷史性的巨變非常令人鼓舞，也使澀澤感到實現工商救國這一人生新目標的時刻已經來到。他效仿西方的股份制，創辦了一家從事農業肥料和大米買賣的企業。然而，澀澤沒有想到，正在他滿懷信心準備從事實業時，卻接到了新政府大藏卿(財政部長)大隈重信的邀請，請他出任大藏省的官僚，擔任租稅正。對此，澀澤本來猶豫不決，但新政府賞識他在陪同昭武訪歐期間表現出的理財能力和才幹，沒有因為他是舊幕府家臣而將其拒之門外，這種態度打動了他。這樣，經不住大隈重信的反覆勸導和催促，澀澤決定走馬上任，以報答新政府的信任。
明治時期的日本百業待興，新政府面臨的任務十分繁重和艱巨。澀澤榮一不負眾望，工作得十分出色。他提議在大藏省設立“改正掛”(相當於體制改革研究所)，兼任掛長，直接參与了明治維新初期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政策(貨幣制度改革、廢藩置縣、設立國立銀行、發行公債、地租改革等)的醞釀和制定，政績相當突出，還兼管通商司。到了1871年，澀澤已升至大藏大丞，後又兼任造幣頭和大藏少輔(相當於現在的次官)等職。但此後沒過多久，圍繞財政支出方針問題，新政府內出現了嚴重分歧和對立，澀澤榮一和井上馨主張健全財政，量入為出，適當削減各政府部門的支出，並聯名提出了意見書，但他們的意見並未被採納。澀澤同大藏卿大久保利通發生了衝突。他不願違心從事，決定辭官為民，從事他內心一直嚮往的工商業。他對那些對他棄官從商深感惋惜的人不無自豪地說：我的信念不可改變，我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說有為之人都願當官，而平庸之輩才甘於從事工商的話，那麼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是不會有希望的。在我看來，平庸之輩雖可為官，而非英俊之才則不能從事工商。從此，澀澤“下海經商”，走上了實業救國道路。
澀澤榮一棄官從商之後在事業上邁出的第一步是創辦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機構——第一國立銀行。這家銀行與後來成立的許多國立銀行一樣，雖然名為“國立”，實際並非國營，政府沒有投資，資本全部來自民間，按照股份制企業的原則來運作，在性質上屬於擁有貨幣發行權的民營銀行。澀澤榮一齣資4萬圓，按出資數量排列，他在71名原始股東中位居第12位，並出任總監一職。總監雖然不是第一國立銀行在法律上的責任人，但按照澀澤同第一國立銀行簽訂的契約規定，總監為董事會的議長，對董事會討論的問題擁有最終決定權，並對董事長及董事擁有告誡和教育的權力，而被告誡者必須服從，不得抗拒。可見這份契約實際上等於把第一國立銀行的管理權和決策權全都交給了澀澤。不言而喻，這對澀澤來說既是一個極大的信任，也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因為從明治初期的情況來看，儘管新政權已經立足，但社會和經濟仍然處於劇烈的動蕩和變遷之中，殖產興業這一強國之策賦予近代銀行的使命相當沉重，而面臨的困難又不勝枚舉。在這樣的背景下，澀澤只能知難而進，依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和智慧去迎接一個又一個充滿未知和風險的挑戰。
第一國立銀行1873年7月20日起開始正式營業。當時銀行業務的主要內容包括特殊業務和普通業務兩個方面。所謂特殊業務是指發行紙幣(在日本銀行成立之後被限期取消停止),負責政府資金的出納，按照政府的指示收買公債證書和兌換；所謂普通業務是指金銀貨幣的買賣，民間儲蓄貸款，以及有價證券的匯兌。由於明治初期民間資金匱乏，企業活動尚且不夠活躍，加之銀行尚未形成社會信譽，所以來自民間的普通業務比較有限，特殊業務所占比重較大，在儲蓄總額中政府的儲蓄占了一半。為了真正發揮銀行在工商業中的作用，擺脫依賴政府業務的局面，澀澤對第一國立銀行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整和改革，渡過了創辦初期的種種危機，很快就當上了董事長。他強調，作為近代銀行，金融業務主要面對的不應該是政府而應該是民間，特別是工商企業。正是出於這樣的認識，澀澤榮一積极參与了王子造紙會社、東京鐵道會社、東京瓦斯局等企業的創辦，為開展產業金融業務培養對象和積累經驗。他善於觀察和把握市場狀況和資金需求動向，並把扶持那些對國計民生具有重要影響的產業當做貸款業務的重點。
例如，生絲一直是日本最為重要的傳統產業和出口產業，直到到19世紀80年代時，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仍高達30%左右。因此，保證生絲生產和流通的順利進行，對於日本獲得外匯、引進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術和設備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生絲企業的資金匱乏，常常需要生絲批發推銷商為它們墊付流動資本。而生絲批發推銷商本身的資金畢竟有限，在資金的周轉出現困難時，往往需要尋求外國銀行的融資，從而使他們在與外國商館的交易中經常處於不利地位。根據這種情況，澀澤榮一決定把生絲批發商作為主要的融資對象來加以支持，盡一切可能滿足它們在資金方面的要求，這不但可以使它們從外國銀行的控制下擺脫出來，同時也增加了第一國立銀行的貸款業務。1881年,橫濱的生絲批發推銷商決定聯合起來，成立了生絲聯合儲存事務所，但因資金缺口很大而難於付諸實施。澀澤榮一得知此事之後親自出面各方進行斡旋，共籌集資金500萬圓，為生絲聯合儲存事務所的成立提供了保證。
經過了近十年的不斷摸索和拼搏，澀澤榮一確立的產業金融方針收到了日趨顯著的效果，第一國立銀行的經營出現了一派繁榮景象，業務規模迅速擴大，與成立初期相比，資金數量、來源構成、資金運用狀況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1877年到1889年這12年間，資金總量增加了55%；在儲蓄金中，政府公款儲蓄的比重大幅下降，而民間儲蓄的比重大幅提高，在數量上已相當於公款儲蓄的10倍；而在民間儲蓄中，公司賬戶儲蓄的比重由28.2%提高到45%。從資金運用情況的變化來看，借貸總量增加了1.7倍,票據貼現大量增加，所占比重由4.3%上升到9.6%，押匯票據的比重上升到20.2%。與此同時,資金的運用效益也提高得很快，盈利狀況十分看好。顯然，從這些變化中可以看出，第一國立銀行已完成了向近代商業銀行的轉變。因此,與其他國立銀行相比，第一國立銀行的業績最為突出，體制也最為健全，成為國立銀行中的龍頭老大。然而，澀澤榮一併沒有滿足於此，在他看來，第一國立銀行一家的成功還遠遠不夠，而整個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對於國家來說才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他一直十分關心其他銀行的發展，主動向他們傳授專業知識和自己的經驗，幫助他們培養人才，與他們建立良好的業務合作關係，從而使國立第一銀行成為銀行業中的典範，對日本近代金融體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治維新後，日本大體用了十餘年的時間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的體制性變革。到19世紀80年代初，社會經濟環境開始穩定下來，工業化全面展開的客觀條件已近成熟。在這樣的背景下，澀澤榮一的實業活動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第一國立銀行的迅速發展雖然使他感到欣喜，但這時的他已經不滿足於一行一業的成功，而是放眼於各個領域和行業，開展了豐富多彩的企業創辦活動。按照《澀澤榮一事業年譜》的記載，1880-1893年期間，澀澤榮一先後參與創立的企業達二十餘家,其中以發起人、董事、創立委員等身份參與創立的公司為13家。這些企業遍佈各行各業，不僅規模堪稱一流，而且絕大多數都採取了股份公司制。澀澤榮一對實行股份制如此情有獨鍾，源於他在考察西方國家時的所見所聞。在他看來，股份制是實現工業化的不二法門，所以他立志把引進和普及股份公司當做自己人生歷程中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以說，正是澀澤的努力，建立了日本近代企業的治理結構模式。
建立株式會社的《立會略則》
到19世紀中葉，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經過二百多年的演變，在西方國家已經開始進入成熟階段。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較，股份制企業的優越性在於它用社會資本的集中使用代替了分散的資本積聚，促進了資本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使企業規模難以適應工業革命要求的狀況得到了改變，也使企業的社會功能和各種經營資源的運用效率隨之得到了飛躍性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企業制度本身也顯得比較複雜，對於日本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深刻地認識和理解這一制度，併成功地加以引進和普及，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在澀澤榮一考察西方國家之前，日本就已經有一些政府官員和上層人士相繼到西方國家做過訪問和考察。他們註意到了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重要作用，併在回國之後通過寫文章和翻譯西方有關書籍，對股份公司企業制度做過相應介紹。此外，明治政府成立之後，也意識到引進西方股份公司企業制度的必要性，並參照股份制的形式組織各地富豪成立半官半商性質的通商會社和匯兌會社。然而新政府所做出的這一嘗試，沒過多久就歸於失敗，由於經營不善，這兩個會社先後倒閉破產。這種情況引起了澀澤榮一的關註和思考。當時他以大藏省官僚的身份，從國家經濟制度的高度，來審視和研究引進並普及股份公司制度的意義及其存在的問題。他認真總結相關教訓，認為通商會社和匯兌會社的失敗，雖然是官商作風橫行企業、經營者不思進取的結果，但最基本的問題在於政府本身缺乏民營經濟思想，民間工商業者對股份公司的本質也缺乏必要的認識和理解。兩相交錯，導致股份公司在日本的變味。於是，澀澤從普及股份公司的ABC做起，以保證這種新型治理結構在日本的實施推廣。
澀澤和他的部下福地源一郎，在1871年撰寫了一份《立會略則》。該書內容朴實易懂，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基本宗旨和原則，確立了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方法。該書規定，公司制企業為眾人所共同創辦，故聚資結社應以國家公益為重，但公司和政府二者應各行其事，界線分明。在一般情況下，政府不幹涉公司企業的經營，從而明確了股份制企業的民營性質和自主權。尤其強調“財產私有權歸個人所有，乃是天下通行的公理，他人不得侵犯”，“國家之富強，在於工商業的發展”等信條。
設立股份制企業的具體辦法是：①不論是哪種形式的公司企業，都應首先確定資本金的數額，然後確定股份的金額和數量，按股出資；②公司代表人以及其他管理者應由出資者選舉產生，出資者按出資數量擁有不同數量的選舉權；③會社的代表人擁有處理會社日常事務的權力，重要大事的處理需要召開會社大會決定；④會社代表人或者經管者如有損害會社或違反法律行為，應交付賠償金或接受相應的懲罰；⑤會社經營所得利潤，應按出資額多少進行分配，由於天地災害等非常事情而發生損失，也應按出資額多少承擔；⑥利潤的分配應按當初的約定留有部分為會社的儲備，其多少由各會社自定。
從《立會略則》的內容中可以看出，澀澤榮一對股份制企業的說明已經比較具體。特別是澀澤榮一明確了股份制企業必須貫徹民營自主和政府應尊重私權的原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直指當時日本企業最主要的弊端，可以從體制上防範“官商習氣”對企業的干擾。因此，《立會略則》一問世，就引起了新政府的高度重視，決定以大藏省的名義印製發行，同時還向全國各府縣做了推薦，使這本書具有了準官方文件性質。大阪府在1872年4月25日發佈的公告中曾明文指出：締結會社、商社之大意，應熟讀《立會略則》。可見，儘管今天看來《立會略則》還存在著明顯的缺欠，尤其是它沒有涉及到有限責任制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同類書籍最有權威性的一本，成為引領日本創辦股份制企業的行動指南。
首家股份制企業的實踐澀澤榮一棄官從商後興辦的第一國立銀行具有雙重意義，它不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機構，同時也是首家規範意義上的股份制企業。它的創立標志著澀澤引進和普及股份制企業制度的活動進入了實踐階段。
第一國立銀行是按照1872年制定的《國立銀行條例》來設計創辦的。這個條例的起草人正是當時擔任大藏大丞兼紙幣頭的澀澤。為了使《國立銀行條例》儘快出台，澀澤夜以繼日忘我工作，從起草到定稿僅僅花了不到幾個月的時間。在這期間，澀澤細緻地研究了美國的貨幣條例以及伊藤博文從美國帶回的其他資料，並與歐洲各國的貨幣法做了比較，反覆思考如何使其適合於日本的實際情況，多次征求相關各方的意見，以保證《條例》不會因模仿美國的銀行制度而失去實用價值。該條例對國立銀行的組織方式按照股份制原則做了明確的規定，即國立銀行必須以集資入股的方式組建；董事由股東選舉產生，董事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國立銀行須經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同意，方可解散和關閉；股東持有的股份，經董事會承認可以轉讓他人；國立銀行出現虧損時，股東只按照所持股份金額承擔損失。從《國立銀行條例》的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股東自願集資入股，股份可以轉讓和買賣，股東具有議決權，股東僅承擔與其出資額相應的有限責任，這些股份制的基本原則都已經得到承認和體現。因此在日本，多數研究者認為，第一國立銀行是近代日本最初建立的股份制企業。為了創建這一股份制銀行，澀澤榮一和他的上司井上馨在籌集民間資本上花費了極大心血。
日本當時的民間資本，主要集中在少數江戶時代形成的舊富商家手中。沒有他們的支持，國立銀行的創辦顯然無從談起。因此，澀澤榮一和井上馨曾多次主動與三井、小野等舊富商進行接觸，勸說他們能夠攜起手來加入創辦國立銀行的行列。然而，他們的勸說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由於這些舊富商之間一直互有成見，所以他們並不希望共創股份制銀行，而是希望自立門戶獨立經營。這一點，與中國近代山西票號在進行銀行制改革時遇到的阻力極為相似。但是，中日兩國近代金融制度改革卻走了不同道路，對此澀澤的貢獻極大。在要不要股份制問題上，井上馨和澀澤榮一認為事關銀行體制這一根本問題，絲毫不肯讓步，而且利用手中的政府權力，對疑慮重重的江戶富商施加壓力。這種情況下，三井組和小野組最終不得不放棄了自立銀行的打算，決定共同發起創辦銀行，日本的首家股份制銀行由此誕生。近代公司治理結構的要義是政府不幹預企業經營，然而在日本的現實中，實現這一要義卻不得不依賴於政府的大力推動甚至強行干預，這正是近代東方學習西方過程中的弔詭之處。正是這種弔詭，構成了澀澤榮一企業經營思想的土壤。
倡導股票交易市場化第一國立銀行成立之後，效仿這一組織形式創辦的股份制企業開始大量增加，建立股票交易市場的必要性日顯突出。但當時人們對於股票上市交易的意義卻不甚理解，大藏省的官員在這個問題上也存在分歧。有人認為股票上市交易與大米期貨交易近似，都具有賭博性質，對國家沒有益處，因此不主張開設股票交易市場。而澀澤榮一認為，西方國家的經驗，已經說明瞭股票交易對經濟繁榮和擴大資金市場的優勢，不能因噎廢食，堅決主張儘快開設股票交易市場。雖然此後澀澤因棄官從商而沒有直接參与股票交易條例的制定工作，但他的主張對剋服大藏省官員在這個問題的認識分歧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這一背景下，明治政府於1874年10月正式制定頒佈了《股票交易條例》，開始著手培育資本市場。接著，1878年又公佈了新的《股票交易條例》；同年5月，東京股票交易所正式開始營業；6月，大阪股票交易所掛牌。儘管在這兩個股票交易所當時上市進行交易和買賣的並不是國立銀行發行的股票，但在後來股份制企業的普及中，股票交易所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股份公司制度對於日本來說是“舶來品”，然而日本後來居上，股份制的普及過程比西方國家快得多。據載，到1896年為止，日本各類企業的總數為4596家，其中合名公司為345家，占7.5%；合資公司為1668家，占36.3%；股份公司為2583家，占56.2%。可見，股份公司在日本由從無到有，再到大量普及，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沒有這一奇跡的出現，近代日本經濟的迅速崛起將是難以想象的。而在創造這一奇跡的過程中，澀澤榮一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存在著為數眾多的行業團體。明治維新之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這些充滿封建行會特征的商人團體已經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和作用。新興產業部門和企業的不斷出現，使得如何處理行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如何對待和維護自身的利益，成了一個必須考慮的社會問題。由此，澀澤榮一敏銳地意識到了組織創立新型經濟團體的迫切性，於是，他開始為新型經濟團體在日本的產生奔走呼號。
創立銀行業第一個近代經濟團體—擇善會
1877年成立的擇善會，是近代日本出現的第一個近代經濟行業團體，也是澀澤涉足近代經濟團體組織活動的開山之作。
澀澤榮一組織擇善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強和促進銀行之間的聯繫交流。繼第一國立銀行成立以後不久，日本出現了創辦近代銀行的熱潮。但是，當時大多數銀行經營者對於近代銀行業務比較生疏，同時在業務上也面臨著許多帶有共同性的問題，澀澤感到這種情況對整個銀行業的發展很不利。為了促進銀行之間的相互聯繫和取長補短，他產生了發起和建立銀行業團體組織的設想。這一倡議一經提出，就在銀行業引起了很大反響，並得到了第二、第三等國立銀行和三井銀行的響應與支持。近代日本銀行的第一個行業組織由此誕生。
這一行業協會的首批正式會員共有16人，分別來自11家銀行。根據澀澤榮一的意見，該組織起名為擇善會，取自《論語》中的“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語，以表達“同業者共同的行動理念”。在成立大會上，會員們通過了由澀澤擬定的《擇善會章程》。該章程明確規定，擇善會的宗旨在於促進銀行業界相互間的友好團結，以興旺業務；凡願意加入本會的銀行業者，不論是否為國立銀行，只要經本會同意，均有資格成為本會會員，等等。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擇善會在性質上不同於傳統的行會組織，它的基本出發點不是排除異己和防止競爭，而是通過相互之間的交流，促進銀行在日本的普及和發展。它面向所有的銀行業者，在組織原則上是互助互利和開放平等的。
在澀澤榮一的主持下，擇善會從成立起，便在推動銀行業自身發展以及帶動殖產興業國策的落實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首先，擇善會創辦了日本民間首份以國內外經濟問題為主要內容的雜誌《銀行集會理財新報》。該雜誌除了刊登擇善會議事錄之外，還刊登介紹有關銀行業務知識的文章和西方經濟學家的譯著。由於它內容豐富，視野開闊，註重滿足讀者的需要，能夠回答銀行業急待解決的實際問題，所以很受業界歡迎，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影響，對促進銀行業的健康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擇善會在完善銀行業務制度方面做出了多種努力，並向政府提出了許多有利於完善銀行業務制度的具體建議和報告，如《銀行破損紙幣的兌換方法》、《關於活期銀行支票背簽格式的報告》、《關於國立銀行紙幣交換方法的建議》、《拒付支票的處理方法》等等。
再次，擇善會還有力推動了銀行票據這一新的流通工具的使用。今人皆知，銀行票據作為貨幣持有的一種憑據，使用它不僅大大方便了銀行的用戶，同時也能促進銀行間之的業務往來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但當時人們對銀行票據的瞭解十分有限，拿著一張紙頭遠不如拿著沉甸甸的真金白銀心裡踏實，所以願意使用銀行票據的人很少。鑒於這種情況，擇善會就如何推廣使用銀行票據的問題進行了反覆討論，並就票據的格式、鑒別依據以及支付保證等具體事宜達成了共同協議，該協議上報後不久即得到了大藏省正式同意，對後來銀行票據的普及使用和票據制度的形成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擇善會從成立到解散共經歷了三年時間。在這三年裡，澀澤榮一領導該會，不僅為日本銀行業的健康發展做出了許多貢獻，也為財界活動的展開積累了有益經驗。然而，澀澤並不滿足於這些成績，他始終堅持“擇其善者而從之”這一辦會宗旨，因此當有會員提出與東京另外一個銀行業商會組織“懇親會”合為一體的建議時，他審時度勢，考慮大局，決定接受這個建議，解散擇善會，創立東京銀行集會所。經過不到一個月時間的準備，東京銀行集會所正式成立，會員銀行為39家，澀澤榮一被選為集會所委員長，由此翻開了銀行業界組織活動的新的一頁。
創立跨行業經濟團體組織—東京商法會議所
在創立擇善會的第二年，澀澤榮一與益田孝、福地源一郎等人又創立了另一個財界團體東京商法會議所。
與行業性的擇善會不同，東京商法會議所是一個跨行業的綜合性經濟團體組織。它的會員主要來自工商業各部門的大企業，具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而且完全是按照西方國家近代社會經濟團體的組織原則和方式來運作的，會長和副會長均由會員選舉產生，活動經費主要來自會員上交的會費。東京商法會議所為自己確定的主要任務是：調查工商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為政府提供咨詢意見，向政府反映工商業者的希望和要求，調解工商業者之間的糾紛等。用澀澤榮一的話來說，東京商法會議所“是名副其實的近代社會經濟團體組織”，它的創立是日本工商業界組織演變的一件大事。
東京商法會議所的創立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註。但在明治初期，近代經濟團體組織的出現畢竟是個新生事物，國民對於它的認識和瞭解還相當有限，究竟能否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還是個未知數。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樹立自己的形象和確立自己的社會地位，成了東京商法會議所的首要事務。澀澤榮一考慮到日本的國情民情，利用美國的格蘭特將軍到訪日本，打出了東京商法會議所的牌子。
格蘭特將軍是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北軍司令，戰爭結束後曾連任兩屆美國總統。對於他的來訪，日本舉國關註，政府計劃舉行各種形式的歡迎活動。澀澤意識到，在這一活動中展示自己，樹立自身社會形象，對於剛剛成立的東京商法會議所是個獲得社會聲譽的極好機會。於是，他憑藉自己的影響力和關係，經過與政府的溝通協商，使東京商法會議所得到了主持民間歡迎格蘭特活動的資格和權力，並由他本人擔任歡迎禮儀負責人。此後，一切按照澀澤的預期進行，包括按照西方國家歡迎外國貴賓的禮節鳴放禮炮，群眾夾道歡迎，舉行市民歡迎大會和社會上層人士出席的歡迎晚會，請格蘭特到澀澤家中做客，等等。
從錶面上看,歡迎格蘭特不過是一項政治禮節性的活動，與工商業無關。但是，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心理，使這一活動具有了工商界的公關效應。東京都知事和澀澤同台致詞，民間性質的東京商法會議所擔當本來應由官方出面的市民大會住持人，使得剛剛誕生的這種新型經濟社團取得了威望和正統地位，也顯示了政府對工商業界的高度重視和信任，有利於提高工商界的社會地位，改變官尊商卑的社會風氣。東方式的思維習慣和認知方式，與西方式的組織體系和運作規則，通過這種辦法交融於一體。在這一歡迎儀式的背後，蘊藏著澀澤本人經營管理思想的社會基礎。
身為日本實業之父的澀澤榮一，同時也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在他所著的《論語與算盤》一書中，他倡導將《論語》奉為“商務聖經”，主張道德經濟合一的經營管理思想，從而培植了頗具日本特色的資本主義精神。具體來說，澀澤重新闡釋了東方儒家思想，並與西方資本主義有機融合，使日本從傳統道德倫理中找到了與西方近代功利主義價值觀念的結合點，從而奠定了日本經濟倫理的基礎。明治維新初期，新政府倡導實業興國，廢除了舊的人身等級制度，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迅速興起，工業化進程由此展開。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迫切需要經濟倫理思想的變革，即需要由傳統的農本主義、“貴谷賤金”、權力主義、“重義輕利”等價值倫理，轉向合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工商立國、“以金錢為貴”、“以營利為善”等價值倫理。然而，官尊民卑和賤商意識作為一種傳統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西方功利主義和商業倫理畢竟是舶來品。對那些一向自負同時又具有社會使命感的日本武士來說，肯定會產生出“排異反應”。
即便是普通民眾，在思想觀念上“脫亞入歐”談何容易！對當時的日本而言，解決這個難題的有效途徑，就是在傳統儒教思想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結合點，既要對以“重農賤商”、“重義輕利”為主的儒教傳統進行反叛和揚棄，又要在傳統倫理尚具有強大潛力的情況下，尋求向西方看齊、具有普世價值的“公性倫理”支持。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澀澤榮一的道德經濟合一學說應運而生。人們往往對澀澤的思想進行“振興傳統文化”式的解讀，但仔細考究，不難發現，澀澤思想的主旨，並非在於解決所謂的“世風日下”、“道德頹廢”等問題，而是力求改變“輕商賤利”的社會習氣以及“權力本位”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建構適應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經濟倫理觀念。
澀澤之所以將自己的經營思想著述起名為《〈論語〉與算盤》，來自於一位名叫福島甲子三的儒學企業家給澀澤70歲生日祝壽時送的一幅畫。畫面上有一把刀、一個禮帽、一個算盤和一本《論語》。很明顯，“刀”象徵武士，“禮帽”象徵商人，“算盤”代表經濟，《論語》代表道德。澀澤的“《論語》加算盤”之所以被人們解釋為“士魂商才”思想和“道德經濟合一”思想，就源於此。之後，陽明學者三島中洲，為這幅畫寫了一篇“論語算盤說”。其中說道：“孔子為委吏料量平，與慄周急不繼富，為政足食，既庶富之，禮與其奢也寧儉，待賈沽之玉，是《論語》中有算盤也。《易》起數，六十四卦不曰利，曰算盤之書；而其利皆出於義之和，與《論語》見利思義說合，是算盤中有《論語》也。算盤與《論語》，一而不二。男嘗語餘曰，世人分《論語》算盤為二，是經濟之所以不振；今畫師二之，非深知男者也。”大意是：孔子為季氏管倉庫時計量公平(語出《史記·孔子世家》，後面的都出自《論語》)，給百姓糧食時雪中送炭而不錦上添花，為政的宗旨是先讓百姓溫飽再讓百姓富庶，禮儀與其奢侈不如節儉，自己比作待出售的玉，這些都是《論語》中有算盤的根據。《周易》起數六十四卦就是算盤之書，但利益計算皆出於道義之和，與《論語》見利思義的學說吻合，這是算盤中有《論語》的根據。因此，澀澤認為算盤與《論語》本是一體不能兩分，經濟萎靡的原因就在於世人把它們分開了。畫師把二者分開畫，沒有得到澀澤思想的真意。由此，“論語加算盤”就變為“義利合一”的代名詞，也成為澀澤榮一經營思想的象徵。
澀澤的經營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士魂商才”的理想人格
澀澤提出了“士魂商才”這個概念，其靈感來源於日本歷史上菅原道真提出的“和魂漢才”。所謂“和魂漢才”，就是以日本所特有的大和魂(日本精神)為根本內核，而以中國的文化為外在手段，類似於晚清在洋務運動時期提出的“中體西用”。澀澤認為，“和魂漢才”很值得繼續發揚光大，不過在新的時代，為了適應工商強國的需要，應該提倡“士魂商才”。他說：“士魂商才的真正意義，就是要具有卓立人世間所必備的武士精神，但僅有武士精神而無商才的話，在經濟上又會招來滅亡之運，故有士魂尚須有商才。”簡單地說，士魂商才就是指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他說：“之所以提倡士魂商才，是因為集正義、廉直、俠義、勇為、禮讓美德為一體的武士精神雖然為人敬仰為民族的驕傲，可是一些工商業者卻認為，如果以此為宗旨去做生意就行不通了，這種態度乃是只趨眼前之利的表現，必須加以糾正，否則日本將因小失大，在世界上失去信譽。”
所以，“所謂的商才應以道德為本”，它不能背離道德而存在，而“欺瞞、詐騙、浮華、輕佻之商才，實為賣弄小聰明、小把戲者，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商才”。因此他提出，無論是滋養士魂還是培養商才，歸根到底都需要從《論語》中得到教誨和啟發。從澀澤關於“士魂商才”的解釋來看，它的核心是道德的完善，一個商人想要成功，首先要培養出高尚的品格，有了高尚的品格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澀澤將“士魂商才”確定為日本商人的理想人格，為日本商人的經濟活動確定了一個高尚的動機：經營商業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自己一時的肉體的私欲，而是為了使自己完善理想人格；商業經營的目的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社會，為了日本國家和民族的興盛；經商不但同理想人格沒有矛盾，而且還是實現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徑。通過這種論證和闡釋，澀澤確立了經濟發展在價值觀上的合理性，同歐洲新教徒以經商來成為“上帝選民”的價值觀異曲同工；同時，澀澤從工商業者應該具備的人格和民族精神的高度來認識“士魂”，又打上了鮮明的日本“武士道”烙印，以充分喚起工商業者的高度職業使命感。
道德與經濟的合一
澀澤從《論語》的有關語句為起點，論證了道德與經濟的關係。他指出，道德與經濟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為條件不可分離的。不存在脫離經濟的道德，也不可設想背離道德的經濟會給社會帶來好處。他說：“拋棄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財富，正當的殖利必須伴隨道德。”
澀澤認為，在日本，存在著武士道與殖產功利之道，二者之所以背馳，是受中國宋明理學偏於說性論理影響的結果，而這種把道德與經濟分開的傾向，必然給國家帶來危害。澀澤批判宋學說：“儒程子和朱子的解釋馳於高深理學，以至於遠離實際行事。我邦諸如藤原惺窩、林羅山等秉承宋儒之弊，將學問與實際視為別物。至荻生徂徠竟明言，學問唯有士大夫以上可修，農工商實業家被排斥在圈外。德川氏三百年的教育，立足於這一主義，讀書學問成為不從事實業人士之業。農工商大多數國民，擔當著為國家奠基的各種實業，然卻成為不讀書不學文的無知文盲。因襲久而成習，事業與學問截然視為別物而無人敢怪。士止於高位而賤視農工商為下民，農工商則嘲笑士人不知自活自存之道，只知青表紙讀四角文字。”在澀澤榮一眼裡，中國的程朱理學包括日本學者對程朱理學的繼承，是建構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最大障礙。只有把握這一點，才能掌握澀澤思想的真實用意。那麼，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之教”如何搖身一變，成為可以建構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新基礎呢?從澀澤的《〈論語〉與算盤》一書中可以看出，這是澀澤基於自己對《論語》的體認而進行的再詮釋。澀澤是這樣理解的：孔子之教是以“經世濟民”為根本前提的，主張“博施濟眾”；而要“博施濟眾”，就不能不講貨殖經濟；要講貨殖經濟，就不能不講功利和人欲。
這樣一來，它就使講求“仁義道德”的孔教與追求利潤的資本主義嫁接在一起了。與此相同，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的解釋也是如此。例如他列舉了一般人對《論語》中“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的理解，說：“由此就認為孔子一味厭惡富貴，是荒謬的”，並舉出“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等孔子的言論，說明孔子重視富貴的價值取向。澀澤之所以著重強調道德經濟兩者缺一不可，其目的就是要破除日本傳統的“輕商”價值觀，伸張“殖產興業”的資本主義價值取向，鼓勵日本民眾興業致富，從而達到立國興國之目的。
主張“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
澀澤把“利”區分為公益和私利兩種。他對於公益的定義是：“超越私利私欲觀念，出於為國家時候儘力之誠意而得之利。”可以看出，澀澤認為，公益就是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從國家和社會的利益出發從事工商活動就是他所提倡的道德。澀澤在關於公益和私利的關係上，也主張二者合一。他首先強調樹立國家和社會利益的重要性，但同時他明確提出了公益和私利二者並不是無法統一的，反對把二者對立起來。澀澤認為：“謀求社會利益，使國家富強，終究會給個人帶來利益。”他以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來說明他的觀點：“譬如通過火車站的檢票口，如果人人認為只要自己先通過那狹隘的出入口就好，那麼結果誰也擠不過去，大家會同樣陷入困境。”
澀澤對“公與私”的關係這樣論道：所謂公益與私利本為一物。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若非可為公益之私利，則不能稱之為真正之私利。商業的真正意義也就在於此。因此他主張，從事商業的人都不應誤解其意義，應專營可致公益之私利，因為這不僅可帶來一身一家之繁榮，且同時可致國家之富裕、社會之和平。在澀澤自己的解釋中，雖然引用了不少《論語》中具有古典性的“仁、義、利、欲”等概念，但是其最大特點是導入了具有近代性的“公、私”概念，將傳統的“義利之辨”提升到了“公私關係論”。這一點在澀澤的思想中最為閃光。澀澤的“公私關係論”，主旨是伸張商業經營及“私利私欲”的“公利性”和“公益性”，以及“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的價值倫理，樹立了企業家作為近代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和倫理精神，這也是澀澤經營思想的本質目的。在公益和私利的關係上，澀澤的論證與其說接近孔子的思想，不如說更接近亞當·斯密的“正當私利推進社會公益”的觀點。不過，斯密是從私利推及公益，而澀澤是以公益統領私利。比較澀澤與孔子，再比較澀澤與斯密，就更能把握住澀澤的思想特征。
義利結合的經營原則
澀澤認為，傳統觀念總把義與利對立起來，這從中國古代到西方古代都有種種說法，如中國傳統有“為富不仁”之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也有“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之論。這些觀念的形成，當然與不法商人的不當牟利有關，但如果把這種觀念絕對化，對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會產生極大的危害。澀澤認為，後儒對孔子學說最突出的誤解是富貴觀念和理財思想，他們錯誤地把“仁義道德”同“貨殖富貴”完全對立起來。所以，澀澤對孔子的財富觀做了自己獨到的論證和說明。他通過對《論語》有關論述的分析表明，孔子並無鄙視富貴的觀點，只是勸誡人們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澀澤還補充道：“孟子也主張謀利與仁義道德相結合，只是後來的學者將兩者越拉越遠，反說有仁義而遠富貴，有富貴則遠仁義。”在這裡，澀澤完全否定了以往人們對於“仁則不富，富則不仁”的理解。
同時，他指出這種理解的危害是“把被統治階級的農工商階層人置於道德的規範之外，同時農工商階級也覺得自己沒有去受道義約束的必要”，“使得從事生產事業的實業家們的精神，幾乎都變成了利己主義。在他們的心目中，既沒有仁義，也沒有道德，甚至想儘可能鑽法律的空子去達到賺錢的目的”。因此，修身養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空談心性，鄙視實業，也是導致國弱民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澀澤強調指出：“僅僅是空理空論的仁義，也挫傷了國家的元氣，減弱物質生產力，最後走向了亡國。”
因此，他主張：“謀利和重視仁義道德只有並行不悖，才能使國家健全發展，個人也才能各行其所，發財致富。”他還以自己的經驗來說明義和利可以並行不悖。由於時代的緣故，澀澤的思想仍然處於感知體會層次，沒有構成嚴密的理論體系。正如森村英正等一些日本學者指出的那樣，無論從理論和邏輯的角度來看，還是從歷史和文字訓詁的角度來看，澀澤的“《論語》加算盤”式經營思想都存在一些難以自圓其說的欠缺。
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澀澤的學說在思想內涵上比較膚淺；有的學者指出他對公益和私利的論述存在著顯而易見的矛盾和混亂等等。但這些缺陷並不影響澀澤的道德經濟合一學說的歷史地位。澀澤經營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日本“輕商”的傳統，很多青年人投身於實業界，推動了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生成與發展。正如曾擔任過日本經濟院院長的有澤廣己評價澀澤時所說：“產業本身便以與之相符的進取自尊的氣象極為活躍地向前推動，在此影響下，無論中央和地方，士魂商才的企業家輩出。”從其思想的實踐意義上說，澀澤的經營思想功不可沒。1983年，日本的《日經產業新聞》進行了“日本企業家最崇拜的人物”調查，結果顯示，德川家康居首位，第二位便是澀澤榮一。可以說，澀澤榮一奠定了近代日本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和價值取向，而且其作用至今不減。澀澤的《〈論語〉與算盤》，也依然是日本企業家閱讀最多的管理經典著作之一。要想瞭解近代日本經濟騰飛的奧秘和管理思想狀況，必須瞭解澀澤榮一。
- 個人之富即國家之富，個人如無欲求富，國家之富如何可得?正因為國家之富與個人之榮達，人人才能夙夜匪懈，自我勉力。
- 如果競爭的性質不善的話，雖然有時會使自己得到很多好處，但多半是既妨害他人，也會最終讓自己蒙受損失。而且，此弊病不止限於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關係而已，有時也將禍延整個國家。
- 所謂避免惡性競爭，也就是尊重彼此間的商業道德，而且以此做為信仰，也就不至於因努力過度而導致惡性競爭的地步。
- 以妨害的方式來奪取他人利益的競爭，就是惡性競爭，反之，對產品精益求精，不做侵犯或吞併他人利益範圍的事，就是善意的競爭，兩者間的分界能用良知去判明並能謹守，就是商業道德了。
日本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