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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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Westernization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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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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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是19世紀60到90年代,清政府洋務派官員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的口號和“自強”、“求富”的目的,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理論基礎在全國展開的變革運動。該運動自1861年底(清咸豐十年)開始,至1895年大致告終,持續約35年。按目標的不同,洋務運動可分為前期、後期兩個階段。在兩次英法聯軍失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廷上層為應對內憂外患形成了“洋務派”與“守舊派”兩種陣營,洋務派在中央以恭親王奕為代表,地方上以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為代表。主張摹習列強的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使用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模式發展近代工業,以獲得強大的軍事裝備、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維護清政府統治。

  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模仿/實施西式工業化的運動,是一場維護封建皇權前提下由上到下的改良運動。洋務運動引進了大量西方18世紀以後的科學技術成果,引入譯入了大量各類西方著作文獻,培養了第一批留學童生,打開了西學之門;學習近現代公司體制興建了一大批工業及化學企業,開啟了日後中國工業發展和現代化之路。洋務運動的直接成果——清軍水師在甲午海戰的覆沒使洋務運動最終黯然收場,沉重打擊了清廷上層,為之後的百日維新埋下伏筆,影響了出生於19世紀末的中國人。甲午海戰失利後清廷簽訂《馬關條約》、承認北韓獨立,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等領土領海於日本,加重清廷的統治危機;日本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軍事戰勝中國,深刻激發了日本國民的民族意識,對後來中日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走向以致國運都造成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洋務運動的歷史背景

  (一)國內背景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清政府痛定思痛,意欲圖強。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第二次英法聯軍結束後不久,因為清政府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外國侵略者的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的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勛,他們在藉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淪胥吏。

  (二)國際背景

  中國是文明古國,進入封建時代,長期處於緩慢發展,社會系統相對穩定、保守。從十三世紀開始,世界的大環境開始發生變化。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農民手工業者經過長期勞動,積累經驗,改進了生產工具農業得到發展。紡織冶金等開始出現機器。不僅提高了產量。改變了人與人的關係,分化出各種不同的階層。十三世紀,中國發明的火藥傳至西方。西方人利用其製造出火炮和火槍。中世紀的封建城堡、冷兵器、武士失去作用。城堡不再安全,軍事上的改變宣告冷兵器時代的結束,西方利用新式武器開始了殖民戰爭,對弱小國家進行無情的掠奪。指南針的傳入西方,應用於航海,使得發展較早的國家更有條件進行殖民戰爭。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社會產品的豐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市場不斷擴大,手工業的作坊更加專業化,促進商品的進一步發展,生產力也被推動提高。開闢國外市場,進行資金的原始積累開始了。使本國的勞動者脫離生產資料變成擁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勞動者,把對外的侵略,進行殖民戰爭是新興資產階級出現發生的歷史。

洋務運動的產生原因[1]

  (1)世界大環境的改變。自英國完成工業革命以後,經濟迅速發展,開始向著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方向發展。隨後法、美、俄、日等國學習英國,也完成了工業革命,向著資本主義發展。這種資本主義產生與發展的潮流,對清政府的洋務運動發生起到了推動作用。

  (2)中華民族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加深 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之後,開始向世界各地侵占與掠奪,閉門鎖國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強強行取走了許多領土與主權,使中華民族陷入到嚴重的危機之中,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成為最主要的矛盾。許多仁人志士開始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以李鴻章、奕新、曾國藩、左宗棠等為代表的洋務運動是清政府的一次自救嘗試。

  (3)社會發展的趨勢。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並且廣泛存在。這些萌芽的存在雖然不能夠對強大的封建制度造成強烈的衝擊,但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入侵,封建制度收到了致命的打擊,為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創造了條件。並且,隨著西方勢力的入侵,清政府的統治者也意識到西方技術的重要性,派遣許多人前往西方學習,這些人學成歸來後,帶來了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和觀念。

洋務運動的矛盾[1]

  (1)中華民族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隨著帝國主義侵略步伐的加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群眾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向著中華民主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的轉移。這種矛盾對於洋務運動的發生起到了推動的作用。

  (2)洋務派與頑固派的矛盾。頑固派是洋務運動中最大的阻力。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封建統治者內部也出現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主張閉關鎖國,用禮義廉恥、天道人心等封建教條反對洋務派實行的辦教育、辦工廠等實踐。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上講,頑固派的觀點是反動的、陳舊的,洋務派則具有革命進取精神。

  (3)洋務運動與農民運動的矛盾。洋務運動發生在太平天國運動的後期,而洋務運動中的代表任務曾國藩、左宗棠更是洋務運動的主力。封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早就存在,不能說洋務運動是專門為鎮壓農民運動而開展的,也不能因為洋務運動鎮壓過農民起義就否定其在歷史發展中的地位。

  (4)洋務運動內部的矛盾。隨著洋務運動的進行,其內部也出現了分歧與矛盾。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對於西方技術運用的矛盾;軍用企業和民用企業的矛盾;求富與求強的矛盾。例如張之洞提出在不違背封建倫理道德的前提下使用西方技術,李鴻章則提出中西兼顧;洋務派最開始創辦了許多軍用企業,但是到後期由於種種原因,配套的民用企業建設遇到了困難。

洋務運動的階級性質[1]

  1.洋務運動的階級基礎

  洋務派雖然是由封建官僚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組成的,但是洋務運動的根本目的還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其本質是發展資本主義,其本性是和封建制度對立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中國各地開始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這種萌芽主要存在與手工業中,而手工業的經營者正是封建地主階級,這也使得這一類人更有資本主義的傾向。

  洋務運動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政治路線的。這種使用“西學”的手段達到維護“中學”目的的路線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矛盾。這也是洋務派的階級地位決定的。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封建地主階級既有發展資本主義的需求,有由於本身享有封建主義的特權對其維護。這中階級立場的不明確性也是導致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之一。

  2.洋務運動的階級性質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講,洋務運動是一次先進的改革運動。

  在帝國主義的脅迫下,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封建制度已經不能夠維護統治者的利益。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全國各地硝煙瀰漫,統治者感受到了統治危機。在這種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發展資本主義是清政府的唯一道路。洋務派提出“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主張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洋務運動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興辦現代教育,建立工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例如,採用資本主義社會的雇佣勞動制度,培養資本主義的技術人才,翻譯外文書籍文獻等等。隨著洋務運動的進行,其結果肯定是資本主義逐漸壯大,而封建制度被逐步削弱;對於企業的興辦形式,由最開始的官辦逐步變成官商合辦、官督合辦甚至民辦,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成為早期的資產階級,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說,洋務運動就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進步的改良運動。

洋務運動的重要項目

  (一)軍工項目

  1.創辦軍工企業

  在洋務運動初期,洋務派以“自強”為口號,通過引進大機器生產技術,在各省成立了新的軍事工業,以加強軍事力量。如安慶內軍械所(安徽安慶,曾國藩)、天津機器製造局(天津,崇厚)、江南製造總局(上海,李鴻章)、漢陽兵工廠(湖北漢陽,張之洞)、金陵機器製造局(南京,李鴻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楨)和西安機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於生產管理方式是官僚主義舊式管理,加上產品僅供政府使用,不計成本,使得這些軍事工業的產品大多沒有利潤,因而很少有再繼續投資擴大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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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完全屬於官辦性質,其經費主要來源是海關關稅,軍餉和釐金。所生產的產品不經過市場流通領域而直接調撥給湘軍,淮軍與沿海各省軍用。19世紀80年代後因為各局廠經費短缺,以往那種不計價格的調撥方式有所改變。例如南洋和廣東先後向福州船政局訂造兵船,均以協款名義先行預付船價半數左右。此後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籌款。並按照福州船政局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辦理。江南製造總局和天津機器局的每年歲入中都有各省解還的軍火費用。同時,各軍火工廠的生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國際軍火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果所產某種武器成本和售價過多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就會停止生產。這說明雖然是官辦的和不為交換而進行的軍火生產,也無法完全規避價值規律的制約。因此,這些軍事工業逐漸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

  2.購置西方軍事裝備

  如果說總理衙門成立,是洋務運動興起標誌,那麼堅船利炮的訴求成為清中央政府的方針,也是洋務運動興起的重要記號。因為洋務運動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中心內容,就是從堅船利炮引發出來的。

  洋槍洋炮和輪船的使用與購求,不自1861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認可和成為它的方針政策,卻是這一年開始的。是年奕?明確奏請購外國船炮,以期早平內患;清廷復諭說:“東南賊勢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內患既除,則外國不敢輕視中國,實於大局有益。”並著赫德代為購辦。

  在東南前線鎮壓太平軍的曾國藩根據切身體會,也說出了“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的話。於是購買外洋船炮全面展開。無數歷史事實表明,生產技術的發展和社會前進的跳躍,常常是從先進的軍事技術發其端。兩軍對陣的主要目的是戰勝敵人。為此,指揮員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尋求新式有效的武器。

  中國近代史上有頗為典型的事例鴉片戰爭,在英國大炮的教訓下發覺中國的武器落後,從而被迫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和購置其技術與武器。很能正視現實的思想開明的林則徐,除向洋人購買新式船炮外,還打算自己設廠製造。這雖因頑固派的反對而未能實行,但研製新型武器,幾乎成為關心國家大事的先進士子們的主要話題和行為方向。十三行商人的潘仕成於1843年仿造美國水雷成功,梁章鉅稱“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製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

  3.海軍建設

  洋務派派出大批官僚前往英、法、德、美等國採購軍事裝備,併成立了四支近代海軍——北洋水師、南洋水師、廣東水師與福建水師。其中北洋水師購買的“定遠”、“鎮遠”鐵甲艦號稱“遠東巨艦”是當時遠東噸位最大,火力最強的艦隻,併在旅順修建了新的軍事基地。

  (二)民用工業為主

  由於前期的軍事工業耗費了大量銀餉卻沒有明顯成效,並且軍事工業所需的原料也出現短缺,洋務派決定以“求富”為口號,再發展一批民用工業以籌集資金,這批民用工業的產品很多是以市場為導向,具有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的特點。這些民用工業的產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輸出。

  (三)其他行業

   1.教育事業

  洋務派在全國修建了30餘所近代新式學校,用來培養科學、軍事、翻譯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於北京的翻譯機構同文館,還有培養翻譯人才的廣方言館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間每年向美國派遣30名幼童留學,他們大多成為日後中國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國內閣總理唐紹儀與鐵路專家詹天佑。擔任副監督的容閎負責選召近代第一批中國留學生。

   2.通訊事業

  洋務派在1879年於天津和大沽之間鋪設中國第一條電報線路。其後於1881年開設電報總局,並鋪設由上海至天津的電報線路。1874年,欽差大臣沈葆楨在率兵奔赴臺灣參戰時感到修建現代通訊事業的急迫性,但奏報被守舊官僚否決。1874年,李鴻章在天津至大沽間修建電線,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議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經費由北洋軍餉墊付,並按照輪船招商局的體制招股集資。同年修建電報總局與電報學堂。委派盛宣懷為總辦,鄭觀應與謝家福為會辦。1881年,該線建成。

  自1882年4月起,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企業,募集股本8萬兩,當年繳還官本6萬兩,5年後分年繳還2萬兩,其餘墊款則以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及出使大臣有關公務的電報作為頭等官報,從應受電報費中陸續抵繳,抵還完畢後,頭等官報依然不收費,以盡商人報效。津滬間保護鐵路而設立計程車兵和巡路費用,5年內仍然由淮軍軍餉墊付。

  天津至上海的電報開通後,英國代理公使維納乘機要求建設上海至寧波,汕頭等口岸的海底電線。李鴻章和總管理衙門反覆函商,決定由電報總局接辦上海至廣東各口岸的陸上電線,以防止外夷的干涉。1884年,經歷了一年前的金融恐慌後。上海至廣東的路線竣工。電報總局由天津遷往上海,仍有盛宣懷督辦。次年,至漢口的電報接通。此後電報事業逐漸擴充,幾乎遍及各個主要城市,其中有些是官督商辦的,也有的為官辦。

  電報總局成立後,營業發展很快。所拖欠的北洋墊款至1884年已由頭等官報中扣抵而有餘。但中法戰爭爆發後,頭等官報日增而商報銳減,以至賠累不堪。

洋務運動的歷史作用

  兩次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同時也擊碎了清朝統治者盲目自大的美夢,特別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內外交困,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一批官員,在恭親王奕昕的支持下,想以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為手段。於是洋務派先是以“自強”為旗號,創辦了近代軍事工業、訓練新式海軍,隨後以“求富”為口號,創辦了民用工業等,這就是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但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清政府的戰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雖然失敗了但這次運動的歷史作用是不可小視的。

  (一)洋務運動的積極作用

  1.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軍事近代化

  洋務派一致主張師夷長技以富國強兵,抵抗外國侵略,輓救民族危機。他們認識到,以機器生產為核心的近代工業是富國強兵的根本。而經過了軍事上的慘痛失敗,他們更是將軍事工業的革新看成是首要的突破點,提出了“自強”的口號。

  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軍事工業相繼問世,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中,比較著名的有曾國藩在1861年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1865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1866年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等。短短幾年中,中國就已經具備了鑄鐵、煉鋼以及機器生產的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這些近代軍事工業的創辦使中國從對外國的器物從無知排斥到積極引進和學習探索,絕對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而且這些軍事工業有很多都在後來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江南陸軍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為國防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洋務派還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軍。其中李鴻章一直苦心經營的北洋艦隊是清朝海軍的主力,它擁有包括“定遠”“鎮遠”等鐵甲艦在內的20多艘艦艇,是一支實力較強的近代海軍。儘管最後北洋海軍失敗了,但它也曾經是中國可以威懾海洋的先進軍事力量,在世界海軍史上都占據了一席之地。

  2.洋務運動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

  中國開了近代工業的先河之後,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民用企業的產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在後期,洋務派提出了“求富”的口號,創辦了一些民用工業。其中比較著名有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等。這些民用工業大多採用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以利潤、市場和價值規律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所以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洋務運動的影響下,企業的利潤吸引中國的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資新式工業,這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開端。這些民族工業中比較著名的有1869年在上海成立的發昌機器廠、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源創辦的繼昌隆機器絲廠(中國近代第一家使用新法的繅絲廠,也是最早的民族資本工業企業之一)。、1881年黃佐卿在上海創辦的工和永絲廠等。這些商辦企業雖然投資和規模比較小,設備簡陋,技術落後,但他們是近代中國第一批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奠定了近代工業的基礎。

  3.洋務運動開啟了教育的近代化

  洋務運動究竟起了什麼作用,歷來分歧很大。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洋務運動是近代一次低層次的學習西方運動,低層次的近代化運動,有其值得肯定的歷史進步作用。它開辦“新學”加速了封建科舉制度的崩潰並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礎;留洋求學,為中國培養和儲備了一定數量的備類人才;辦刊譯著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擴大了中國文化在思想層面上的交互融合。 提到洋務派對西學傳播的貢獻,便不得不提其開辦的近代新式學堂,培養翻譯人才及從事譯書等活動。首先,1862年京師同文館設立,學習外文,主要培養翻譯和外交人才。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創辦廣方言館。招收當地少年入館學習外語。其次,洋務派還創辦了一批專門培養軍事、科技、製造、礦物等方面的專門人才的學堂。如1867年設立的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武備學堂等。此外,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學生赴美留學;1877年清政府從福州船政學堂選拔一批學生留學英、法學習海軍駕駛、作戰技術。這是中國第一批留學歐洲的學生。清政府為我國培養了一批近代人才。如著名工程師詹天佑留學美國。總之,洋務運動對中國教育的近代化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4.洋務運動還促使了社會風氣和人們觀念的變化

  首先,洋務派同頑固派的爭論以及對頑固派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恪守祖訓的傳統和綱常名教的絕對權威。對於西方學習,開了好的風氣。

  其次,隨著洋務派創辦報刊,組織人員翻譯西方科技著作,派遣留學生出國 留學,使西方民主思想在我國的傳播,起到了開一代風氣的拓荒作用。

  再次,隨著洋務運動的展開,近代工業的產生,商人和商業的社會地位,明顯提高,一些官僚和士大夫開始重視工商業,甚至其中一些人還投資工商業。 最後,隨著西方科學和其他西方一些事物的不斷傳入,人們對西方世界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許多開明的官僚士大夫認為中國落後於西方,向西方學習是興邦強國的重要手段。另外,在沿海一些城市,人們衣食住行和風俗習慣都發生了一些改變。

  (二)洋務運動的消極作用

  第一、在不觸動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務派試圖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某些長處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這種手段和基礎的矛盾,使洋務運動註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時,洋務運動處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和破壞,從而加大了洋務運動開展的阻力。

  第二、洋務派本身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他們既是近代工業的創辦者和經營者,也是其摧殘者和破壞者,其封建衙門和官僚式的體制,必定導致洋務企業的失敗

  第三、洋務運動的目的之一是抵禦外侮,但洋務派在主持外交活動中,堅持“外須和戎”,對外妥協投降,他們所創辦的近代企業有抵禦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卻不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位。甲午戰爭,洋務派標榜的“求強”“求富”目標未能實現,洋務運動基本失敗。

  洋務派經營的近代工業企業,是以不改變封建生產關係為前提的。所辦企業,具有很強的對外依賴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壟斷性。因此,洋務派要在中國興辦近代工業企業和籌辦海防,都不得不在工業技術、資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國主義的左右和牽制。因而也就加深了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控制,洋務派也就加速了自身的買辦化。這樣的企業不僅無法避免自身遭到破產的命運,而且嚴重地阻礙和壓制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

洋務運動與改革開放的比較[2]

  一、洋務運動與當今改革開放歷史背景的比較

  l9世紀,兩次鴉片戰爭給了清政府當頭棒喝,中華民族遭遇“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驕傲自大的大清帝國第一次面臨比自己更先進文明的入侵,中國人第一次痛苦地認識到自己不再是“天朝上國”,闖進國門的也不是蠻族邊夷,而是在各方面都優於中國的西方列強。一部分先進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從林則徐、魏源到曾國藩、李鴻章等,開始向西洋人學習,“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政權的建立,民族自尊心空前增強,加上安定團結的國內局面,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中國再次形成了邁向現代化的契機。然而,政治上的反右擴大化,經濟上的“大躍進”,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再加上兩大陣營對立和與蘇聯決裂造成的惡劣國際環境,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遭受重大挫折,再一次嚴重落後於西方國家。“文革”過後,一批有強烈民族責任感的中央領導和普通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標志著撥亂反正的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改革開放的正式開始。

  由此看來,不管是洋務運動,還是改革開放,都是中華民族在遭遇危機後的一種救亡圖存的變革,也是一種現代化嘗試。兩者的區別是,洋務運動所處的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封建專制社會,之前整個中國從上到下對世界上的其他文明基本上是一無所知;而改革開放時我國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之前中國雖然也還是相對封閉,但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文明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瞭解。

  二、洋務運動與當今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及其目的比較

  洋務運動是一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或者說是封建階級為了維護其統治而進行的一次改革運動。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分為中央和地方兩派。中央派的代表人物是恭親王奕.昕,他支持舉辦近代軍事工業,開展洋務活動,成為清廷中樞主持洋務的首腦人物。地方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他們是洋務運動的真正發起者和實踐者。不管是中央派還是地方派,他們都是清朝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他們打著“自強”、“求富”的旗號,但根本目的就是要引進西洋先進技術以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

  而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所進行的一場新的偉大革命。改革開放的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而參與者卻包含了人民群眾的每一分子。“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三、洋務運動與當今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比較

  洋務運動一開始的目標是鞏固國防,創辦“自強新政”以“求強”,具體表現在開辦近代軍事工業、創建新式軍隊、購買國外新式武器。從1862年開始,在李鴻章等洋務派領導人的主持下,中國的近代軍事工業體系在短短幾年間基本建成,火槍、大炮、彈葯、蒸汽戰艦都已能夠在國內建造,從此中國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資本主義工業。洋務派在興建軍事工業的同時,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洋務派領導人李鴻章認為“求富”是“求強”的先決條件。於是洋務派開始將工業範圍擴大,興辦民用工業。1872年之後,煤礦、鐵廠、繅絲廠、電廠、自來水廠、織布廠、電報、鐵路相繼建設,這些民用工業的創辦打破了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壟斷,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開辦近代工業、訓練新軍,必須要有懂得西方先進技術的專業人才。為此,1864年李鴻章奏請清廷改革科舉制度,清廷陸續開辦了外文、軍事、西醫、電報等學校培養技術人才,並於1872年開始向海外派出留學生,在多年之後這些留學生成了中國軍隊、工廠、外交方面的中堅力量。

  改革開放的正式開始是以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標誌的,這次全會重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此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其中,經濟體制改革起步最早,程度最深,成就也最大。重大事件如:1982年確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92年“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1999年明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文化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也得到逐步推進。2o02年“十六大”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2005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大歷史任務;2006年做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決定;20o7年“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201 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2012年“十八大”強調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前,改革開放正在不斷深人。

  四、洋務運動和當今改革開放各自的成果和局限性

  洋務運動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現代民族主義意識的增長,推動了中國人與現代社會的接軌。但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要用‘洋器’來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因此,就他們的認識水平看,洋務運動時期的現代化運動僅局限在直觀的器物層面。”希望利用先進的技術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改革不觸動專制制度,這是洋務運動最大的局限性。並且,洋務運動基本只停留在器物以及相關技術的引進上,卻完全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制度。正因為如此,這次改革運動註定了不能帶領中國走人現代化,擺脫落後挨打的命運。

  改革開放至今已經三十多年,其問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走上了復興的道路,中國由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富強昌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但是,改革開放至今主要停留在經濟層面,其他領域的社會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明顯滯後,以至於我國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逐漸脫軌。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的比較

  中國(1861年)與日本(1867年)在1860年代均進行西化改革。中國的洋務運動是指1860年代初到甲午戰爭期間大約30 年當中,清朝的洋務派為“自強”、“求富”,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以達到富國強兵。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指1868年至1890年期間,為了推翻德川幕府成立的天皇政權,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以西方為榜樣所進行的諸項改革。中國失敗而日本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國改革不全面。

  第一、洋務派和倒幕派對本國封建政權的立場不同。洋務派的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等,他們是傳統官僚,代表滿清政府。日本倒幕派打著王旗倒幕,謀求推翻幕府政權,尊王攘夷。洋務派談不上反封建,因為中國自宋朝已建立重文輕武的價值觀,科舉考試製度也頗為公平,平民出身的官員比比皆是,並無迫切改革的不滿,效忠於清王朝,而日本的倒幕派是來自低階級武士,則徹底推翻高階武士的封建制度,錶面實行君主立憲制,實際上是走軍國主義的道路,至今日本文官體系仍盲目學武官同期未升遷即退休,但中基層軍官仍需上戰場,所以有體能的要求,達到一定年紀未升遷需退伍,文官其實無此限制,可見日本受軍國主義影響之深。

  第二、洋務運動依賴洋人辦企業,導致企業難以發達。日本在人才引進和管理使用上,既大量引進,又大力培養本國人才。明治政府的這些做法,是落後國家爭取人才、技術自主自立的正確方法和道路。洋務運動的技術卻是事事仰賴於外國侵略者。受到中國自古以來重農抑商的價值觀,許多知識份子並不想經營商業,洋務派引進人才和技術,主要是通過鴉片戰爭中的侵華軍事人員、洋人政府官員和資本家。這類洋人大多數並不真懂技術,所售賣的器械和設備,多為過時和落後之物。再加上許多洋人並不願中國富強起來,利用中國官員不懂技術進行敲詐,謀取私利,使洋務運動註定失敗。

  第三、中國註重軍事武器硬體改革,發展工業或改革政治制度和傳統文化較少。日本則相反,日本的傳統文化許多來自中國,日本幕府採封建制度也沒有提供科舉制度讓平民出頭,日本民眾對於放棄封建改採用西方工業文化並沒有情感上的眷戀,日本進行的“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等近代化事業,都從西方引進了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育等制度,這導致中國軍事雖然不會比日本差,但是最終被日本擊敗。

  第四、中國洋務運動無法獲得朝野全數支持,朝中重要官員如倭仁等保守派,對洋務運動採取仇視的態度,使洋務運動進行困難。日本明治維新的倒幕派是一支以低階武士、商人、新興地主、大名等組成,人數眾多,加上以美軍艦隊侵略幕府失去威信,打著支持天皇的口號消滅幕府,使明治維新改革得更加順利。

洋務運動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

  一、改變輕視科學技術的態度

   中國古代歷史上科學技術曾經居於世界前列,但清政府的統治者長期以來昏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頑固派抱著“中國文化獨尊”論不放,把向西方學習看作是可恥可恨之事,許多聰明之士把青春消磨於八股文、試帖詩等無用之事,更有甚者封建統治者把科學視為至賤之藝,因此風化不開。一般士人迷戀於科舉之途,將其視為向上爬的階梯,而對科學技術“不屑為”。洋務派的從中國被動挨打、屢遭屈辱的現實中看到了重要原因是科學技術的落後。洋務運動更重要的貢獻在於從此打破了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使國人不再一味以追求仁人先賢之道為惟一理想,不再鄙視“奇技淫巧”的技術,奠定了“科學”的根基與土壤。1861年京師設立同文館,次年正式成立,學習外文及天文算學,培養近代專業技術人才。此後,洋務派又先後創辦一批學習外語和專業知識的新式學堂,如1866年左宗堂在閩局附設“求是堂藝局”,1880年李鴻章在天津設天津水師學堂等。這些學校第一次將西方自然科學和工業技術帶進課堂,從而培養出我國第一批造船、航海,機器製造以及近代醫學等方面的人才。從七十年代時開始,洋務派又先後向外國派出留學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營養,以期為祖國的獨立與富強作出貢獻。鐵路工程師詹天佑、飛機設計師馮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嚴複等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學成歸國後為祖國發揮光與熱。洋務派創辦近代企業和引進西方科技的實踐也培養出大批新型知識分子。近代科學家華蘅芳、化學家徐壽就是在辦洋務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時代,這種落伍必定導致國弱民窮,而“弱國無外交”是國人以慘痛的經歷所換來的結論。所以洋務運動讓國人重新認識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也使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積極投身科學研究,為祖國的獨立與富強作貢獻!

  二、對中國經濟管理的影響

  在洋務運動中的官辦企業機器設備由外國整套引進,技術人員由外方專家培訓,高層管理則可能直接受外國勢力的支配,雖然在工業技術、資本乃至管理上都不得不受帝國主義的左右和牽制。但是我認為以夷為師,必定要經歷一個模仿揣摩的過程。 100多年來,中國摸索著進入了中國式的工業革命的道路,今天,隨著WTO的加入,在將成為世界的製造加工廠 , 但我們缺乏管理人才於是在外企中成長的一批職業經理人脫穎而出,在民企、在國企、中他們掀起了一場新的革命把民族企業的管理國際化——一一場管理上的洋務運動。它反映了一個新的變革趨勢,國內有一批企業家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企業這樣幹下去不行,無法與外企比拼,熱切願望請職業經理人,因此出現了德國的羅蘭.貝格首席代表李波、夏海寧等以10萬美元的年薪到山東的浪潮通軟擔任CEO、COO ,贏得國人的敬畏 。洋務運動期間,留學回國後發揮的作用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在許多領域代替洋工程師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國產軍艦都是由他們製成的。新式海軍艦艇的管帶、大副也大都由留學生擔任,中國第一條獨立修築的鐵路──京張鐵路,也是由留美學生詹天佑設計修築的, 但這些杯水車薪沒能改變清朝沒落的命運,關鍵在於沒有改變清腐朽的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今天在振興中國足球的口號下,某些企業出資送中國球員到外國俱樂部練球 如孫繼海、李鐵以及楊晨、謝暉等 ,但如果只學一些花拳繡腿,根本沒學到精髓,或者是回國後英雄無用武之地,不也是與一百年多前的洋務運動一樣可悲嗎?德國的羅蘭.貝格首席代表李波、夏海寧等以10萬美元的年薪到山東的浪潮通軟擔任CEO、COO,後不是如曇花一現最終飛遁而去了嗎?洋務運動給了我們又一啟示:輸入科學的管理觀念、管理系統是成功的關鍵! 三、洋務運動引起思想領域的一次變革。

  洋務運動以“自強”為名,興辦軍事工業 先後從60年代時開始開辦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安慶內軍械所等近代軍事工業,但是在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於是,洋務派在“富國”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採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等民用企業。在官辦企業的倡導下,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進行,那些達官顯貴以辦洋務為榮,再不以經商為恥,從根本上動搖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業文明“重農輕商”的觀念。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採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最初萌芽於戰國時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實踐。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禁止棄農經商,到漢文帝的重農政策,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封建統治者採取各種措施抬高地主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壓低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在封建社會初期,它保證了農業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利於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鞏固統治。隨著歷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經濟阻礙社會分工,把農業和商業對立起來,難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產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重農抑商政策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落後,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落伍於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後由於時勢的發展,洋務派領導人物體會到列強經濟侵略的嚴重性,掀起了以富國富民為主的重商運動,為清朝自強帶來新的活力,使中國的現代化商業萌生並漸漸成長。歷史表明: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重視農業是正確的,商業的發展有利於經濟交流,人為抑商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只有農工商都為本,國家才會富強。

  四、對中國軍事的影響

  1、中國近代海軍開始出現在洋務運動過程中,1874年日本進攻臺灣,對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其認識到日本將“為中國永久大患”。洋務派提出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具體措施的“海防議”。李鴻章是“海防議”最堅決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關於建立新式海軍和配備海防近代化槍炮武器外,還建議將沿江、沿海各省陸軍“認真選汰,一律改為洋槍炮隊”,清政府最終採納了這些建議,任命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和南洋海防,又決定每年撥銀四百萬兩作為海防經費,是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開端。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內部爆發了一場關於海防和塞防的大爭論,這場爭論直接推動了清王朝國防建設的近代化。1875年,由兩江總督沈葆楨、直隸總督李鴻章等人倡議,經總理衙門核准,每年調撥關稅和匣金400萬兩作為經費,計劃在10年內建成南洋、北洋、粵洋三支水師。1884年三洋海軍初具規模。

  2、設立海軍衙門,中國海軍得到較快發展中法戰爭中粵洋(福建)水師在馬尾遭法軍偷襲,幾乎全軍覆沒。戰後,清決心大治水師。為此在1885年設立海軍衙門,統理海軍、海防事宜,推進了海軍建設與國防的近代化。其中北洋海軍發展最快、實力最強,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建軍,裝備精良,擁有七千噸級鐵甲巨艦二艘、巡洋艦七艘、其它船艦14艘南洋艦隊也擁有了二千噸級主力艦四艘,千噸級炮艦三艘;廣東、福建艦隊共有千噸級艦艇八艘。四支艦隊共八十多艘,這支龐大的海軍,居當時世界第四位。八十年代時開始,還修建了旅順船塢和威海衛軍港,裝備了最新式的克虜伯自動迴轉射擊大炮,以及深水軍港、船塢炮台防禦體系,僅在旅順一地,就裝備了數百門德國克虜伯大炮,成為世界著名軍港之一。至此清軍隊戰鬥力有所加強,對外國的侵略有一定的抵抗力,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歷史進程。

  五、對中國外交的影響

  1、政府開始重視外交,致力於培養外交人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與英國簽訂條約的清朝官員,不諳外情、不懂外文,不懂國際公法,更談不上談判經驗。英方代表曾說:“在歐洲,外交家們極為重視條約中的字句與語法,而中國的代表們並不仔細審查,一覽即了。很容易看出來他們所焦慮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趕緊離開。” 在洋務運動中, 深感外交人才的極度缺乏,於是於1862年6月開辦了“同文館”,設英、法、俄文三個班,隨後又增加了算學、天文、外國曆史、地理、萬國公法、醫學、生理等課程。不僅培養科學技術人才,還培養了中國了第一批外語和外交人才,從同文館畢業的學生中有二十八人後來做了駐外公使一級的外交官。從此中國外交官員的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從1868年開始,陸續與西方列強進行修約談判,由於事先作了充分準備,研究了對策,使西方列強的侵略陰謀沒有得逞。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在赴俄修約時,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利用俄國克裡米亞戰爭之敗,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脅,在長達七個月的談判中,“反覆辯論,凡數十萬言”,終於輓回了《里瓦幾亞條約》給中國造成的部分損失,爭回了伊犁周圍大片領土,以及有關通商、納稅等主權。

  2、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是清朝統治者對外國侵略者的態度從疑忌轉向依賴的發展過程中的產物。所謂“以夷制夷”就是這樣一種政策:即利用國際關係上的矛盾,聯合、利用或依附某國來對抗另外的國家,謀取實現本國的外交目的。中法戰爭中,由於近代化外交觀念的影響,清政府能夠比較合乎實際地估計敵我力量對比,從而堅持定見,毫不動搖。如醇親王提出不論戰爭結局如何都不賠款的原則,就被政府始終堅持。李鴻章在法將威脅進軍京畿時,輕蔑地微笑回答:法軍“要晉京,先要經過津沽,有我在此,恐不易過。”如此氣概,是以自身的實力為後盾的。在戰爭中,清政府利用了近代全方位外交,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牽製法國。如清政府利用德法的世仇,令駐德使節與德國政府密切聯繫,並大量從德國訂購武器,製造聯德製法的的氣氛,迫使法國不得不分心防備德國,不敢在遠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以夷制夷”外交本質上講是一種弱國策略,是弱國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種手段。在自身的實力不足的情形下,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借用別國的一些力量,也就是打外國牌,有時候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總之,100年前的洋務運動,是中國人擁抱西方物質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們在洋務運動期間進行的各項改革,使中國向近代化邁出了可貴的第一步,是中國社會從未出現過的近代 化實踐活動,這種實踐對中國的影響是不可抹殺的。

參考文獻

  1. 1.0 1.1 1.2 林源.洋務運動發生的原因、矛盾與階級性質分析(A).科教導刊.2013,23:196~197
  2. 方射娟.洋務運動與當今改革開放(D).浙江:浙江工業職業技術學院.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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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共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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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04.1.* 在 2018年4月22日 21:10 發表

全面分析透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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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78.35.* 在 2019年8月19日 17:23 發表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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