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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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岩，又號壹公、無競居士，晚年自號抱冰。漢族，清代直隸南皮（今河北省滄州市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於貴州。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洋務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綱領的一個總結和概括；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武漢大學）、三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湖北農務學堂（華中農業大學）、湖北武昌幼稚園（中國首個幼兒園）、湖北工藝學堂（武漢科技大學）、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等。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西曆1837年9月2日）出生於貴州興義府（當時其父張瑛任興義知府），少時在貴州興義府署（今安龍）長大。

　　張之洞從小讀書用功，才思敏捷，受過嚴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後從好幾位老師就學，其中丁誦先、韓超兩位老師給他的影響較大。丁誦先，道光十八年進士，翰林院侍讀。韓超累官至貴州巡撫。咸豐二年（1852年），張之洞應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

　　同治三年（1864年）參加會試、殿試，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以後，他曾擔任浙江鄉試的副考官、湖北學政、四川學政職務。張之洞任湖北學政時，整頓學風，建立經心書院，提拔獎勵有真才實學的人，頗得眾望。他任四川學政時，在成都建立尊經書院，延請名儒，分科講授，仿照阮元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的例規，手訂條教，並撰寫《輶軒語》、《書目答問》兩本書，以教導士子應讀什麼書，應怎樣做學問以及修養品德等。這兩本書在當時和以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書目答問》至今仍是近代目錄學的一部具有參考價值的書。他還聘請通才宿儒，如繆荃孫、樊增祥、王文錦、王懿榮、蒯光典、易順鼎等，教士子以治經門徑，通達時務。在四川尊經書院的學子中，他推薦五少年，第一名是楊銳，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後來著名的今文經學家廖平。

　　光緒五年（1879年），張之洞補國子監司業，補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轉司經局洗馬。同年，清廷因俄國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國交涉索還伊犁。崇厚昏庸無知，與俄國簽定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這一條約名義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處於俄國包圍的危險境地。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臣上疏，張之洞上《熟權俄約利害折》、《籌議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約有十不可許，堅持必改此議，宜修武備，緩立約，並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後召見，特許其隨時赴總理衙門以備咨詢。他同張佩綸、陳寶琛共同起草奏摺19 件，提出了籌兵籌餉、籌防邊備的積極建議。光緒六年（1880年），清廷派曾紀澤赴俄，重訂伊犁條約。 當時，張之洞、寶廷、張佩綸、黃體芳稱翰林四諫，號為清流派。他們擁戴軍機大臣、大學士李鴻藻為領袖，而實際上張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領。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張之洞的政治聲望提高了，並且得到了慈禧太後的賞識。

　　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張之洞任山西巡撫。當時，山西吏治腐敗，人民生活困苦，鴉片流毒嚴重。張之洞給友人書雲：“山西官場亂極，見聞陋極，文案武案兩等人才乏極，吏事民事兵事應急辦之事多極。竟非清凈無為之地也。”“晉患不在災而在煙。有嗜好者四鄉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種幾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晉陽，一派陰慘敗落景象，有如鬼國，何論振作有為，循此不已，殆將不可國矣，如何如何。”張之洞註意整頓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屬，振作革弊，劾罷貪縱害民的縣官，獎勵好的官吏，嚴禁鴉片，臚舉人才，編練軍隊，清查倉庫。山西的鐵運銷奉天、上海等地，陸運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運降低運費，又在產地籌辦冶煉局。他創辦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詁經精舍、學海堂的例規，聘請王軒為主講，楊深秀為襄校兼監院。楊深秀後來成為戊戌變法運動六君子之一。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

　　光緒十年（1884），法國侵略越南，邊疆告急。張之洞上疏建議戰守，請嚴督滇、桂之戰，急修津廣之防。四月，清廷召張之洞晉京。張之洞陳抗法事，多所謀劃，被任命署理兩廣總督，不久實授。

　　張之洞到達廣州後，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占臺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台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局。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烱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烱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光緒十一年（1885）正月，法軍侵占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 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光緒十二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梁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梁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梁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不怕非議，敢於延聘他們，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

　　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征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朝廷準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

　　光緒十五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辦起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煉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從光緒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資560 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後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嚮日本借款300 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制出優質的馬丁鋼。宣統元年（1909），漢冶萍公司的經理葉景葵評論道：“假使張之洞創辦之時，先遣人出洋詳細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較速，糜費可以較省。然當時風氣錮蔽，昏庸在朝，苟無張之洞鹵莽為之，恐冶鐵萍煤，至今尚蘊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難言也。”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煉鋼廠、煉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 個、煉爐2 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

　　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佈局。光緒十八年（1892）在武昌開車，紗錠3 萬枚，布機1000 張，工人2000。織佈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佈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佈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

　　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廠，紗錠5 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佈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 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註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 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國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調署兩江總督，雖然也籌餉籌軍械，但他練的軍隊沒有發揮什麼實際作用。朝廷旨調4 艘兵艦，他致李鴻章電說：“旨調南洋兵輪四艘，查此四輪既系木殼，且管帶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練，毫無用處，不過徒供一擊，全歸糜爛而已。甚至故意鑿沉、擱淺皆難預料。”甲午戰爭失敗後，張之洞上《籲請修備儲才折》，希望朝廷總結失敗教訓，變法圖治。由於他慷慨激昂討論國家振作，主張反抗侵略，又辦洋務企業，因此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中稱張之洞“有天下之望”，對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譚嗣同也說：“今之袞袞諸公，尤能力顧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權達變，講求實濟者，要惟香帥一人。”這是當時維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為組織強學會，張之洞表示贊助和同情，捐5000兩以充會費。帝師翁同龢也加入了強學會，當時有“內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張之洞）”之稱，翁、張成了強學會的兩大支柱。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謁張之洞，受到張之洞的熱情歡迎和接待。康有為準備在上海設強學會，推張之洞為會長，並代張之洞起草《上海強學會序》。張之洞當時答應了。後來上海強學會成立時，請他列名，張覆電說：“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費必寄。”他以會外贊助人的身份，捐款500 兩，撥公款1000 兩，表示贊同。上海強學會成員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黃體芳、屠仁守、黃紹箕，都和張之洞關係相當密切。但是，後來他看到慈禧太後採取了行動，逼令光緒帝封閉了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便藉口康有為談今文經學、主張孔子改製說和他平素的學術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緒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維新派在上海創刊《時務報》，梁啟超主筆，汪康年為經理。張之洞以總督的名義，要湖北全省各州縣購閱《時務報》，捐款千元，給予報紙以經濟上的支持。後來，《時務報》發表了關於中國應爭取民權的文章，使張之洞大不高興。他授意屠仁守寫了《辨闢韓書》，批判嚴複的《闢韓》一文，在《時務報》上發表。

　　陳寶箴任湖南巡撫後，湖南掀起了維新運動。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辦廠、改革教育等，得到張之洞贊同。在張之洞的影響下，陳寶箴也命令全省各州縣書院的學子閱讀《時務報》。湖南成立南學會，創辦《湘學報》、《湘報》，張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銷《湘學報》於湖北各州縣。自第十冊起，《湘學報》刊載了關於孔子改製和鼓吹民權思想的文章，這使張之洞大為不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電陳寶箴說《湘學報》議論悖謬，飭局停發。他還告誡陳寶箴說，這件事“關係學術人心，遠近傳播，將為亂階，必宜救正”。對湖南維新運動施加壓力。

　　是年三月，張之洞刊行《勸學篇》。翰林院編修黃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勸學篇》的出版，受到守舊派的贊揚，遭到維新派的嚴厲駁斥。頑固派蘇輿所編《翼教叢編》，收入了《勸學篇》中的幾篇文章，並贊嘆說：“疆臣佼佼厥南皮，勸學數篇輓瀾作柱。”章太炎則毫不客氣地批評《勸學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語”，宣揚封建的忠君思想。維新派梁啟超評論此書道：“挾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何足道？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在戊戌變法運動中，張之洞和維新派有較多的聯繫。他自己也是相當活躍的人物。張之洞曾讓陳寶箴推薦楊銳和劉光第。楊銳是張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後，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繫。後來楊銳、劉光第以四品卿銜任軍機章京，參與要政。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張之洞奉調晉京，因湖北沙市發生焚燒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後發動政變前夕，陳寶箴曾奏請光緒帝速調張之洞入京“贊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歷到北京，曾對總署說：“變法不從遠大始，內亂外患將至，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後發動政變，殺害了“六君子”，百日維新失敗。張之洞急電輓救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而不得，為此，他深感痛惜。

　　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國北方掀起了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一開始，張之洞便主張堅決鎮壓。他先後鎮壓了湖北天門縣、荊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燒教堂、醫院的行動，還會同沿江各省奏請力剿“邪匪”，嚴禁暴軍，安慰使館，致電各國道歉。英帝國主義為了保全長江流域一帶的既得利益，便同張之洞、劉坤一等有實力的總督聯絡，簽定了《東南互保章程》。條款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憲允認切實保護”。兩廣總督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都表示贊同，加入了“東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張之洞在武漢逮捕並殺害了自立軍首領唐才常等20 餘人。戊戌變法失敗後，唐才常等人聯絡會黨和清軍部分官兵組織自立軍，準備在安徽、湖北、湖南幾省起義，建立君主立憲的“新自立國”，請光緒帝復辟。他們還想通過日本勸說張之洞，擁戴他建立“東南自立之國”。張之洞得知消息，並未立即表態。這時，英國也正在活動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啟等拉攏孫中山，準備在華南策動李鴻章“獨立”。李鴻章也在觀望。於是出現了這種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面。在自立軍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後也未失去對清廷中樞控制時，張之洞動手捕殺了唐才常等人。

　　張之洞剿滅了自立軍後，發現參加上海張園國會的有許多著名士紳、學者以及留學生。於是他起草了一份《勸戒上海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文中列舉了自立軍是康黨的罪狀，勸戒國會中計程車紳、學者以及留日學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隊伍。留日學生看了大為氣憤，他們公推沈翔雲寫了《復張之洞》一信進行批駁。沈翔雲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說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並不能稱為康、梁邪說；揭露張之洞說：“公之定此獄也，一則曰領事恨之，再則曰教士恨之，三則曰洋官、西士無不恨之，公以為領事、教士、洋官、西士，其為中國乎？其為彼國乎？何大惑不解為是也。”據說張之洞看了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的學生撰寫駁文，抵擋一陣才算了事。

　　清廷在經過了八國聯軍侵略北京的戰爭以後，不得不“變通政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辦政務處，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遙為參預”。五月、六月，張之洞會同劉坤一連續上了三道奏摺：《變通政治人才為先遵旨籌議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整頓中法十二條折》、《遵旨籌議變法謹擬採用西法十一條折》。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關於辦學堂、廢科舉事，提出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游學等建議。第二折，言整頓中法，提出了崇節儉、破常格、停捐納、課官重祿、去書吏、去差役、恤刑獄、改選法、等八旗生計、裁屯衛、裁綠營、簡文法等建議。在這個奏摺中說：“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舊，羡外國之富而鄙中土之貧，見外兵之強而疾官軍之懦，樂海關之平允而怨釐金之刁難，誇租界之整肅而苦吏胥之騷擾，於是民從洋教，高掛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寢成渙散，亂民漸起，邪說乘之，邦基所關，不勝憂懼。”這裡反映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國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敗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採用西法，提出了廣派游歷，練外國操，廣軍實，修農政，勸工藝，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銀元，行印花稅，推行郵政，官收洋藥，多譯東西各國書等建議。在這個奏摺里，他說：“施之實政則不至於病民，至若康有為之邪說謬論，但以傳康教為宗旨，亂紀綱為詭謀，其實與西政、西學之精要，全未通曉，茲所擬各條皆與之判然不同。”他還特地申明他採用的西法內容和實質同康有為維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具體化，在不變更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學習西方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方法。雖則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項目，如廢科舉、興學堂、獎勵留學、設商部、學部、興辦實業等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新文化傳播的。

　　1906年晉協辦大學士，有擢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謚文襄。

　　1．張之洞的經濟思想實踐對清末新政的貢獻。

　　在晚清衰微，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時候，外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殖民侵略的方式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擴張，這個古老的文明國度也未能避免這場浩劫，1840年的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此這個自然科技發展落後的、軍事實力薄弱的、小農經濟國家便從此受盡了列強的欺凌，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經世致用”為理想的張之洞形成了“中體西用”的經濟思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皆可供我策遣” 將之付之於實踐：(1)洋務運動中興辦實業。洋務運動是早期張之洞經濟思想的實踐，為了實現他的這個經濟思想“圖自強，御外侮；輓利權，存中學” 他一生從事洋務二十餘載[41。在這二十餘年的時間里他大辦實業，例如督辦蘆漢鐵路、把武漢打造成中國當時的最大的重工業基地，興辦了湖北湘炮廠、漢陽鐵廠和布、紗、絲、麻四紡織官局等三大近代工業，他還在武漢地區先後興辦了近10個中小型近代工業，這些經濟思想直接作用下的實踐，是當時“強國”的需要，也促進了後來的民族工業的發展，具有近代意義，洋務時期他的這些經濟實踐符合清朝末年改革的方向，也啟發了後來開展的“清末新政”。(2)張之洞的經濟思想實踐與清末新政。大家都知道，洋務運動隨著《辛丑條約》的簽訂最終宣告失敗，這並不是說張之洞的這些經濟思想實踐沒有絲毫的意義，這其間的影響因素錯綜複雜，不是我們能夠一下子說清楚的，從他繼續實踐他的經濟思想在清末新政中的體現來看，他的做法還是為大家所接受的。我們可以看到在清末新政中，他仍有大興實業，如倡導官商創辦工商企業，他把這些有利於社會經濟繁榮的思想以及實踐註入清末新政當中，增加了新政的合理性，也為穩固清政府的統治作出了貢獻。

　　2．軍事近代化建設。

　　晚清政府的統治出現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清朝落後的軍事實力相關，倘若不是軍事的問題，清朝應該沒有這麼快走向滅亡，應該說軍事問題是晚清人士最為擔憂的，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清朝政府的首要人物著重考慮軍事近代化建設問題，早在新政前的洋務時期，張之洞就有意識地去發展軍事教育近代化，這對於新政時建設新軍的行動具有重大作用。張之洞看到了武科考試已不適應發展近代軍事的需要，便於劉坤在《江楚合奏變法三折》中提議廢除武舉考試：“揆之今日時勢，武科無益有損，擬請宸斷，奮然徑將武科小考、鄉、會試等場一切停罷。”目朝廷也採取了他們的主張，於1901年新政中，光緒帝頒發上諭，武科舉制度被廢除。另外，建設軍事學堂教育體系也是張之洞為清末新政建設新軍作出的一項前期準備。早在中法戰爭時期，張之洞就看到了中西方的軍事實力的懸殊，他意識到發展軍事僅靠堅船利炮還不夠，還要重視軍事人才的培養，因此他建議再建設一座水陸師學堂，在1 887年，廣東水師學堂正式建立，這也是張之洞建立的第一所軍事學堂，之後張之洞還建立了江寧陸軍學堂、湖北武備學堂，從這些學堂畢業的人員解決了近代軍事急需人才的問題，為新政時裁汰舊軍，編練“常備軍”，建設新軍的工作做好了鋪墊，當然也對全國軍事近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張之洞提倡派遣軍事留學生和出國軍事考察人員的做法，也為新政時籌餉練兵作出了貢獻。雖然在國內有建設軍事學堂，但張之洞認為僅僅從國內的軍事學堂學習仍然不精純，需要派人到國外去學習真正精純的外國先進軍事，這樣才能達到強國的目的。他在《勸學篇》中也提到過“今朝野皆知練兵為第一大事，然不教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於外洋，技雖精，習不化也”。留學歸來後的學生大都受到了張之洞的重用，成為了他湖北新軍的一支重大力量，這也是張之洞在軍事上對新政的一種貢獻。

　　3．張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對清末新政的貢獻。

　　張之洞是晚清大儒，在文化上也是一位知識分子，因此，在教育問題上他也是頗有見地的，他的教育思想與清末新政的關係也是十分密切的。除了上面所說的廢除武舉制以及軍事學堂教育體系、派遣留學生等做法以外，與我國早期的師範教育的關係也是非比尋常，他有著先進的教育思想，在中國他較早地提出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培養目的：“考日本教育，總以德育、智育、體育為三大端，洵可謂體用兼賅，先後有序。” 這與傳統的科舉制下的以詩書禮義為中心的教育不同，而這種思想與時代的發展是順應的關係，故而在清末新政中他的教育思想的實踐可以得到體現。

　　4．張之洞與近代報刊對清末新政的貢獻。

　　張之洞在教育、經濟、政治、軍事上都有重要的功績，同樣在文化上也是這樣。清末新政說到底也是政府頒佈的一項新政策，這項政策政府認為是利國利民的，的確是這樣，可要傳達給民眾知道，讓民眾相信政府卻不容易。近代先進文化的傳人給當時的張之洞一個很好的啟發，他的《勸學篇》就專門有一篇叫做“閱報”的對報刊進行闡述，而在新政中他也創辦支持一系列報刊，促進了清政府的官報的出台，他這樣做法不僅對中國近代報刊興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於清末新政起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宣傳效果。

　　張之洞是慈禧扶植起來以抗衡湘軍和淮軍勢力的重要人物，又是清流派重要成員，一生在清廷權力的中心周旋，試圖以最小代價的改良實現中國向近代國家的蛻變。他對西方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有一定深度的認識，但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激進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張；對革命黨人採取鎮壓態度。

　　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繼曾國藩、李鴻章後，洋務運動的領袖人物，為中華民族重工業、輕工業及近代軍事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因此在清亡後被遺老們視為清朝滅亡的“禍首”。張之洞為官十分清廉，家有薄田若幹，死後不增一畝，但創設工廠的巨大資金採取“中飽”、“私規”的方法進行募集（如抽簽捐款），又得罪了當地富商。

　　去世之際，《天津大公報》評論說：觀其一生，“張相國毫無宗旨，毫無政見，隨波逐流，媚主以求榮之人也。”梁啟超則稱“張之洞，浮華之人也”。但他主政湖廣多年，百姓口碑頗佳。而且，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礎，客觀上為辛亥革命爆發創造了條件。孫中山曾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袁世凱曾盛贊張之洞學問。但卻又消遣其不夠務實：“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張之洞幕僚辜鴻銘聽聞，憤而斥之。鄭孝胥曾說“南皮（張之洞）有學無術，項城（袁世凱）不學有術，西林（岑春煊）無學無術，惟端公（端方）有學有術。”張之洞聽說之後，笑著表示：“我是無術，也無學。不過比項城跟西林多認識了幾個字。袁項城何止有術，根本是多術！至於端方，只是整天搜集假字畫跟假碑文，這樣也叫做有學？根本是鄭孝胥在巴結。”消遣了鄭、端、袁三人。

• 左宗棠
• 曾國藩
• 李鴻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