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等。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道光十七年（1837）八月初三（公历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

　　张之洞从小读书用功，才思敏捷，受过严格的儒家思想的教育熏陶。他先后从好几位老师就学，其中丁诵先、韩超两位老师给他的影响较大。丁诵先，道光十八年进士，翰林院侍读。韩超累官至贵州巡抚。咸丰二年（1852年），张之洞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一名。

　　同治三年（1864年）参加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以后，他曾担任浙江乡试的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职务。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时，整顿学风，建立经心书院，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颇得众望。他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建立尊经书院，延请名儒，分科讲授，仿照阮元杭州诂经精舍、广州学海堂的例规，手订条教，并撰写《輶轩语》、《书目答问》两本书，以教导士子应读什么书，应怎样做学问以及修养品德等。这两本书在当时和以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目答问》至今仍是近代目录学的一部具有参考价值的书。他还聘请通才宿儒，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文锦、王懿荣、蒯光典、易顺鼎等，教士子以治经门径，通达时务。在四川尊经书院的学子中，他推荐五少年，第一名是杨锐，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六君子之一；第二名是廖登廷，即后来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廖平。

　　光绪五年（1879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 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

　　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被任命署理两广总督，不久实授。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 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办起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从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1890—1896），耗资560 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 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宣统元年（1909），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 个、炼炉2 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光绪十八年（1892）在武昌开车，纱锭3 万枚，布机1000 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北厂，纱锭5 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绪二十年（1894）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 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 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 两，拨公款1000 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梁鼎芬、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1896—1897），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 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1906年晋协办大学士，有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

　　1．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实践对清末新政的贡献。

　　在晚清衰微，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时候，外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侵略的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也未能避免这场浩劫，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这个自然科技发展落后的、军事实力薄弱的、小农经济国家便从此受尽了列强的欺凌，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经世致用”为理想的张之洞形成了“中体西用”的经济思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皆可供我策遣” 将之付之于实践：(1)洋务运动中兴办实业。洋务运动是早期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实践，为了实现他的这个经济思想“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 他一生从事洋务二十余载[41。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大办实业，例如督办芦汉铁路、把武汉打造成中国当时的最大的重工业基地，兴办了湖北湘炮厂、汉阳铁厂和布、纱、丝、麻四纺织官局等三大近代工业，他还在武汉地区先后兴办了近10个中小型近代工业，这些经济思想直接作用下的实践，是当时“强国”的需要，也促进了后来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具有近代意义，洋务时期他的这些经济实践符合清朝末年改革的方向，也启发了后来开展的“清末新政”。(2)张之洞的经济思想实践与清末新政。大家都知道，洋务运动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最终宣告失败，这并不是说张之洞的这些经济思想实践没有丝毫的意义，这其间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不是我们能够一下子说清楚的，从他继续实践他的经济思想在清末新政中的体现来看，他的做法还是为大家所接受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新政中，他仍有大兴实业，如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他把这些有利于社会经济繁荣的思想以及实践注入清末新政当中，增加了新政的合理性，也为稳固清政府的统治作出了贡献。

　　2．军事近代化建设。

　　晚清政府的统治出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清朝落后的军事实力相关，倘若不是军事的问题，清朝应该没有这么快走向灭亡，应该说军事问题是晚清人士最为担忧的，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政府的首要人物着重考虑军事近代化建设问题，早在新政前的洋务时期，张之洞就有意识地去发展军事教育近代化，这对于新政时建设新军的行动具有重大作用。张之洞看到了武科考试已不适应发展近代军事的需要，便于刘坤在《江楚合奏变法三折》中提议废除武举考试：“揆之今日时势，武科无益有损，拟请宸断，奋然径将武科小考、乡、会试等场一切停罢。”目朝廷也采取了他们的主张，于1901年新政中，光绪帝颁发上谕，武科举制度被废除。另外，建设军事学堂教育体系也是张之洞为清末新政建设新军作出的一项前期准备。早在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就看到了中西方的军事实力的悬殊，他意识到发展军事仅靠坚船利炮还不够，还要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建议再建设一座水陆师学堂，在1 887年，广东水师学堂正式建立，这也是张之洞建立的第一所军事学堂，之后张之洞还建立了江宁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从这些学堂毕业的人员解决了近代军事急需人才的问题，为新政时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建设新军的工作做好了铺垫，当然也对全国军事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张之洞提倡派遣军事留学生和出国军事考察人员的做法，也为新政时筹饷练兵作出了贡献。虽然在国内有建设军事学堂，但张之洞认为仅仅从国内的军事学堂学习仍然不精纯，需要派人到国外去学习真正精纯的外国先进军事，这样才能达到强国的目的。他在《劝学篇》中也提到过“今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于外洋，技虽精，习不化也”。留学归来后的学生大都受到了张之洞的重用，成为了他湖北新军的一支重大力量，这也是张之洞在军事上对新政的一种贡献。

　　3．张之洞的教育改革思想对清末新政的贡献。

　　张之洞是晚清大儒，在文化上也是一位知识分子，因此，在教育问题上他也是颇有见地的，他的教育思想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废除武举制以及军事学堂教育体系、派遣留学生等做法以外，与我国早期的师范教育的关系也是非比寻常，他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在中国他较早地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的：“考日本教育，总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这与传统的科举制下的以诗书礼义为中心的教育不同，而这种思想与时代的发展是顺应的关系，故而在清末新政中他的教育思想的实践可以得到体现。

　　4．张之洞与近代报刊对清末新政的贡献。

　　张之洞在教育、经济、政治、军事上都有重要的功绩，同样在文化上也是这样。清末新政说到底也是政府颁布的一项新政策，这项政策政府认为是利国利民的，的确是这样，可要传达给民众知道，让民众相信政府却不容易。近代先进文化的传人给当时的张之洞一个很好的启发，他的《劝学篇》就专门有一篇叫做“阅报”的对报刊进行阐述，而在新政中他也创办支持一系列报刊，促进了清政府的官报的出台，他这样做法不仅对中国近代报刊兴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清末新政起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宣传效果。

　　张之洞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又是清流派重要成员，一生在清廷权力的中心周旋，试图以最小代价的改良实现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张；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态度。

　　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因此在清亡后被遗老们视为清朝灭亡的“祸首”。张之洞为官十分清廉，家有薄田若干，死后不增一亩，但创设工厂的巨大资金采取“中饱”、“私规”的方法进行募集（如抽签捐款），又得罪了当地富商。

　　去世之际，《天津大公报》评论说：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梁启超则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但他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而且，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础，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孙中山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袁世凯曾盛赞张之洞学问。但却又消遣其不够务实：“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张之洞幕僚辜鸿铭听闻，愤而斥之。郑孝胥曾说“南皮（张之洞）有学无术，项城（袁世凯）不学有术，西林（岑春煊）无学无术，惟端公（端方）有学有术。”张之洞听说之后，笑着表示：“我是无术，也无学。不过比项城跟西林多认识了几个字。袁项城何止有术，根本是多术！至于端方，只是整天搜集假字画跟假碑文，这样也叫做有学？根本是郑孝胥在巴结。”消遣了郑、端、袁三人。

• 左宗棠
• 曾国藩
• 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