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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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五十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燕京准备来年的会试。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年底，充文渊阁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同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今江苏南京）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

　　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以湖南同乡为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咸丰八年（1858年）5月，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

　　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咸恨湘军，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曾广钧等。

　　曾国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他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拚命作官，俞荫甫拚命著书”。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现在，普遍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

　　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此次会议对此也无大的争论。有的论者说，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有的论者反驳说，说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

　　曾国藩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论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有的论者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这位论者说，“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1)教子。首先“孝”是曾国藩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内容。“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千百年来，遵守孝道就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曾国藩的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也十分重视“孝”，他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之所以把“孝”作为其家庭道德教育的核心，从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孙翔认为，“孝”是其多年的人生阅历所得而发自内心深处的希冀，要求子侄们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只有在“孝友”二字上切实讲求，才能使家庭祥和而吉庆。曾国藩作为晚清大儒，他首先继承了传统孝的基本精神，又体系了时代特色的。翻曾国藩告诫弟子，“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他认为家庭的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孝敬和友爱。而在“孝”体系的基础方面，严俊杰、黄正泉等从曾国藩处理孝敬与友爱的关系出发，他们指出，曾国藩孝敬父母是博爱的起点，而拥有一颗博爱的心不仅是一个人培养善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的内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品格前提。其次，曾国藩传承了儒家重道德培养的主张，他对子女的道德修养要求高于知识技能的培养，明确提出读书最重要的目的是将书本上的道理用于实践。如果读书不能身体力行只能算是“牧猪奴”。苏英等人认为曾国藩的家庭道德教育内容包括慎独、主敬、求仁、不伎不求、明强。慎独就是在独居是能谨慎不苟。主敬就是讲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仁爱就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不伎不求就是不嫉妒，不贪图名利，患得患失。

　　(2)治家。首先，许多研究者认为，曾国藩看重整个家族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他的大量教子家书都是以家族利益和扩大家族影响为根本出发点的。如他提出孝友的目的是为了家族绵延十代八代。其次，李育民认为，曾国藩治家提倡“敬”是处理家庭关系，包括与长辈和同辈关系的基本准则。并提出做到“敬”的方法，要心存此思，貌有此容，遵照《论语季氏》之九思，《礼记玉澡》之九容去做。吼再次，曾国藩对勤俭治家也有自己独到的感悟。“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基于此，曾国藩教子，要求他们不坐轿子，自己能做的事情不使唤佣人，以勤俭二字自剔，不要习于骄奢逸三字。孙翔等人认为曾国藩俭而不吝，是其俭朴之风的一大特点，没有因俭而损害人们交往的情谊。

　　(3)为学。首先曾国藩讲求知识的兼容并包。李育民等人认为，曾国藩求学问业，以一种兼容并包又审慎取舍的态度吸纳着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无学不窥，墨究精要”，以经史为根柢，以宋学为宗，儒家各派，以及老庄墨子之学等等无不涉猎。他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曾国藩不通天文算术以为耻，教育并督促儿子学习天文算术等实用知识，纪鸿后来成为算术家，纪泽成为外教家是与曾国藩全面的教育内容分不开的。

　　其次，在学习态度上曾国藩要求子女做到勤学。他在写给儿子记泽的家书中说：“尔十余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问，尚可有成。”教育儿子以勤奋追补失落的光阴。对于写作书法也要求儿子勤于练习，并要求儿子早起学习。舒英认为曾氏家族有传统中国社会勤俭持家的美德。

　　综上所述，曾国藩家庭道德教育内容丰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体系。学者们也从不同的视角和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和解析，并从教子、治学和为家三个方面阐释了曾国藩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精髓。

　　(一)军事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重视精神教育的军事体育观

　　曾国藩创立湘军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晚清的封建统治以及维护数千年的封建礼教。曾国藩认为，“勤王忠君”是建军的宗旨，而“勤恕廉明谦慎”则是对官兵的道德要求。为此，曾国藩注重对官兵进行思想政治建设，将封建意识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每逢三、八操演之际，曾国藩就会聚集官兵进行训话，反复将封建礼教思想灌输给官兵，要求他们牢固树立报国忠君的意识，约束他们的不良行为。曾国藩将军营纪律和封建道德进行融合，强制灌输给官兵，教化官兵，以造就文武双全的人才。论及将才之时，曾国藩曾有“吾谓带兵之人，须智深勇沈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之言论，还说“拣选将材，必求智慧深远之人”。为了训练士兵之心智，曾国藩曾在军队中推行围棋活动，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围棋高手。

　　2.提倡勤字为先的军事体育观

　　曾国藩深知官兵军事体育素质的提升非一朝一日之功，需要士兵长期持之以恒地不断努力。在亲定的湘军训练日夜常课之规中，曾国藩要求官兵每晚必须点两次名，演两次操，站两次墙子，就是出于提倡勤字为先军事体育观的考虑。曾国藩曾提到，“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垆练丹，未可须臾稍离”；“天下事未有不由艰苦中得来，而可大可久者也”；“百种弊端，皆由懒生。懒则驰缓，驰缓则治人不严，而趣功不敏，一处驰则百事懒矣”。曾国藩认为，勤于点名可以有效杜绝士兵私自外出，为非作歹；勤于演操，能够高效锻炼士兵的体魄，娴熟士兵的技艺；勤于站墙子，会使士兵日日如临大敌，战时自会镇定自若。

　　3.讲究从严治训的军事体育观

　　曾国藩认为，一支军队只有先练好“内功”，才谈得上做“外王”之事，把兵练成为劲旅方能去征战。他强调必须从严治训军队。在仿照前明戚继光的“束武”之法和参照清代傅鼐的训练乡兵之法的基础上，曾国藩结合自己练勇的实际经验，逐日操练士兵。在勇卒阵法技击训练时，曾国藩要求必须操练至少两个月，期间会不断淘汰艺低者、体弱者、油滑者。曾国藩坚持练兵就要达到“极熟”的程度，在湘军中，他推广满族勇将多隆阿实行的“翻山越岭”和“过沟llltl'=]”的训练方法，认为如果队伍能够在复杂地形上训练得有条不紊，那么在战争中就不容易乱了阵脚。出身科甲的曾国藩，手下的军官多是儒生，从未经历战阵，主要依靠实战积累经验。根据实战表现，曾国藩不断整训湘军，在军中汰弱补强，他总结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

　　4.实行因材施教的军事体育观

　　曾国藩认为，培养与造就大量的有用人才，应当从教育方法上着手。曾国藩强调教育不能脱离实际，而应当与客观实际相联系，针对不同的对象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实施教育，充分发展各自的特长。在士兵军事体育培养方向上，曾国藩注重因材施教，结合各人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有些人善于行兵布阵，曾国藩就令其专攻阵法；有些人擅长穿山越岭，曾国藩就令其专攻行军探路。针对士兵文化知识水平比较低下的状况，曾国藩将军纪、营规改编成通俗易记的“顺口溜”，如《解散歌》《爱民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歌胜》等，组织士兵学唱，使士兵将其牢记在心。

　　(二)曾国藩军事体育思想的特点

　　1.全面性

　　军事体育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军事体育的过程就是人的体力与智力的统一，军事体育的效果就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曾国藩的军事体育思想实践切实贯彻了这些理论。从训练士兵的方面来看，曾国藩不仅强调士兵的身体素质训练，而且重视士兵的心理素质提升。从军事战术的方面来看，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曾国藩对中西方军事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一方面，曾国藩非常痛恨西方列强人侵清朝的无耻行径，认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同时反对借师助剿，认为那样只能导致引狼人室；另一方面，曾国藩并不盲目持有排外思想，而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进步的军事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丰富军事体育的内在涵义，加快军事体育的发展进程。

　　2.实用性

　　为了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曾国藩的军事体育思想内涵相当丰富，并确有独到之处。曾国藩认为，军事体育应当注重实用性与实效性，要切实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1845年，曾国藩统领集训刚刚完毕的湘军集结湘潭，誓师迎战，与太平天国军在岳州(今湖南岳阳)首次交战，却出师不利，大败而归，新建的水师差不多全军覆没。经此一役，曾国藩意识到想要控制长江天堑，必须拥有一支实力强大的水军作为支柱。于是，曾国藩严格挑选精兵强将重新组建水师，日日进行操练，夜夜加强防守，不敢有丝毫松懈。曾国藩拥有屡败屡战的精神，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注重实际效用的获得，这使其军事体育思想更见成效。

　　3.科学性

　　《礼记·杂记下》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曾国藩深谙这种道理，在军事体育思想的科学性方面，曾国藩说：“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健康的体魄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但这并不是说应该从早到晚一直处于劳碌状态，不知疲倦，不怕疲倦，而是应该在感到疲倦时进行适度休息，休息之后才可以更有效率地继续做事，劳逸结合才是科学可取的方式。“临睡洗脚”和“饭后三千步”是曾国藩所提倡的，也正是曾国藩军事体育思想科学性的具体体现。

　　4.养生性

　　以修身养性和颐养保健达到祛病强身的目的，是古代军事体育的一大特点，这被曾国藩加以继承，成为了其军事体育思想特点之一。“以静养为主”是曾国藩奉行的健身之道，其重在气与意念的作用，并辅之以良好的饮食和睡眠等方面的生活习惯。曾国藩体质较为虚弱，由于劳碌又导致“心血积亏太过”，却做到了道德、文章、军功不朽，这与他注重修为和养生是密不可分的。曾国藩重视自然调养，强调增强自身免疫力，庄子在“养生主”中论述养生之道，以“庖丁解牛”为喻，解说养生须“因其自然”“依乎天理”，曾国藩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精到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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