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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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民族英雄，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年时屡试不第，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平定了太平天国的叛乱。1866年，在福州马尾办船厂，也就是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为中国的近代工业的起步有一定作用。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的叛乱。1875年，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 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省开发等预作规划。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氏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氏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1852年（咸丰二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1854年（咸丰四年）3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皇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1856年（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
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1864年（同治三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1866年（同治五年）回军退守甘肃。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同治十二年），白彦虎等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左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左宗棠亲自去找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利害关系。同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1875年（光绪元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于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光绪二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同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慈禧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左宗棠于1880年（光绪六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慈禧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东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
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同年，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为保证军粮供给，发展地方经济，曾大力兴办屯垦业，其功绩遗泽至今。不久，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2年（光绪八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4年（光绪十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1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光绪十一年）正月，黑旗军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并诬告台湾道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1885年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立功诸省。
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第一，自强御侮，坚持强硬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
左宗棠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硬而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是与他早年接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物和自己的性格密不可分的。虽然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读的是儒家的书，接受的是封建思想的教育，但他读书侧重于经世致用，以国家的时政为重。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左宗棠极力主张坚决抵抗，反对议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认为侵略者的本性难移，对其不能妥协求和，只能进行坚决的抵抗，才能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同时，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他人的影响。左宗棠在出山之前所接触的人大都是像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等这样的名人，其中，尤其是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感深深地感染了左宗棠，这些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左宗棠个性刚强，也非常自傲，常以诸葛和司马自诩，他为自己所题“。
1865年1月，阿古柏在俄、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悍然率兵入侵我国南疆。喀什在各族人民浴血奋战14个月之后，最终因粮尽弹绝而失守。1867年底，阿古柏在喀什建立了所谓“哲得沙而汗国”，对新疆人民进行极为野蛮的统治。1870年，阿古柏又占领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并妄图最终把新疆从我国分裂出去。沙俄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于1871年出兵攻占了伊犁，并与阿古柏政权订立了通商条约。英国政府不甘落后，也与阿古柏政权订立了通商条约，获得了在新疆的种种特权。面对沙俄、英国和阿古柏无耻的侵略行径，1876年初，左宗棠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毅然挂帅西征，决心用武力铲除英国、俄国支持下的阿古柏政权，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从而拉开了收复新疆的序幕。左宗棠表现出了自己强硬的反对态度。1878年1月，左宗棠率部攻占侵略者的最后一个据点——和田之后，除伊犁仍被沙俄占领之外，整个新疆全部光复。后来因为崇厚与沙俄私自订立条约，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伊犁空城。左宗棠痛心疾首，主张与沙俄决一死战，用武力收复伊犁。他迅速拟订了军事计划，调兵遣将，准备三路出击。出发时，左宗棠要清军抬着一口棺材随行，表明了自己抗俄死战的决心。左宗棠的“舆梓出塞”的做法，展现了他为国捐躯的强烈爱国情怀，激励和感染了全军将士与俄决战的信念，也体现了左宗棠对外国侵略者的强硬态度和立场。
恰在此时，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西北边疆和东南海疆同时告急，引发了清廷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主张放弃新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则坚决主张收复新疆。当时，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鸿章的观点，只有大学士文祥和湖南巡抚王文韶二人支持左宗棠的主张，堪称少数派。而慈禧在钦断裁决时却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使左宗棠得以率兵西征，在两年的时间内收复了新疆失地，并正式在新疆建省，保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有力地粉碎了沙俄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同时，在保卫台湾的斗争中，左宗棠也丝毫不妥协退让。日本人借口台湾人民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之情杀害了琉球人而叫嚣占领台湾。左宗棠知道后立即驰函沈葆侦，认为日军并不可怕，只要中国军队水陆并进，一定可以战胜日本侵略者。他对台湾的地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具体的进攻策略。日本政府看到中国的积极备战态势，不敢轻举妄动，在索取一定数量的赔款之后，只好草草撤军。在中法战争中，左宗棠积极督办福建军务，并亲自指挥援助台湾清军，历尽了千辛万苦投入战斗，从而使法国入侵台湾的企图没有得逞。
在处理“天津教案”的问题上，左宗棠也是持强硬的外交态度的。当时，清廷委派曾国藩全权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在处理案情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政策。而当总理衙门咨询左宗棠的意见时，左宗棠在客观地分析了侵略者的心态和事实之后说道：“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于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盖知中国广土众民，亦非彼所能制也。且津案之起，由于丰领事枪击崇厚，复于街坊，向知县开枪，击伤家丁。”基于此，左宗棠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法使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生事端。”同时，他还认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必惯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 迫，为可以仓率不知准何人之人论抵，致失人和。”在这里，左宗棠主张清廷应以武力为后盾来与洋人进行严正的交涉，不能一味地妥协退让。这无疑与曾国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运筹帷幄，制定周全而严密的反侵略斗争策略
鸦片战争发生之际，为了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左宗棠提出了一整套反侵略斗争的策略，他说：“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车、练亲兵、设水赛、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一体叙功。数者，实力行之，画疆为守，明定约束，天子时以不测之恩威行之，庶几在我无劳费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以之制敌，即以之防奸；以之固守，即以之为战。”
此后，他又提出“奇兵二路”、“坚壁清野”、“预靖歼灭奸究”等策略，主张充分利用火炮、木炮，制敌所长。这些真知灼见足已说明左宗棠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考虑周全，具有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
同时，左宗棠对清政府当时制定的“借师助剿”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洋人教兵领队流弊极多”，“自洋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敢洁治”，“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因此，得“一切按照中国法制，不得稍有偏倚，亦不得稍有宽纵”。这说明左宗棠虽然屈从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政策，但在接受清政府指挥的同时，也还是尽量采取一些限制和防范的措施，做到“为我所用”。同年，阿古柏匪部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侵入南疆，占领乌鲁木齐，俄国则趁机强占伊犁地区。左宗棠当时任陕甘总督，他在察觉到西方列强侵略我国新疆的野心以后，认为新疆在我国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国家“亦无宴眠之日”。1873年春，左宗棠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计划，他说：“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就饷事而言”，则应“别筹实饷……，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左宗棠不仅主张收复新疆，而且还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策略。收复新疆以后，为了杜绝后患，他又提出了建设新疆的方案，以图长治久安，他认为：“以修河道、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这不难看出，左宗棠不仅是为了单纯地收复新疆这块热土，更是为了建设新疆，以此获得民心，使边疆安定，避免新疆再次丢失的危险。
第一，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左宗棠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反对妥协、退让和迁就。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基本上已经被洋人所驯服，对外关系上大都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明确强调：“ 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避迁就之讥蹈决裂之害。”这无疑是一种妥协退让的态度。左宗棠对此却持不同的态度，指出：“ 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俾其中有所慑而自转，庶几恒久不已，乃可相安。”这就强调了不能丢失“国体”，不能丧失主权，不能迁就退让，要对洋人有所威慑，同时对待具体问题要讲求务实，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即“有可迁就者，有不可迁就者”。非原则问题，可以互相商讨，适当给予让步；涉及到国家利益，如在中国内地设立行栈、在内河行驶轮船、开采矿藏、以及传教干涉公事，都必须坚决予以抵制，丝毫不可迁就。
近期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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