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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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湘軍將領，民族英雄，洋務派首領。左宗棠少年時屢試不第，後就讀於長沙岳麓書院。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1851年起先後入湖南巡撫張亮基、駱秉章幕府，為平定太平軍籌劃。平定了太平天國的叛亂。1866年，在福州馬尾辦船廠，也就是後來的福建船政局，並創辦求是堂藝局，培養海軍人才。同年，改任陝甘總督，其間創辦蘭州製造局。後創辦甘肅織呢總局。此為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為中國的近代工業的起步有一定作用。1867年2月，授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定“先捻後回”方略，次年參與平定捻軍的叛亂。1875年，奉命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1876年 定“緩進急戰”方略，指揮劉錦棠、金順諸軍鎮壓阿古柏、白彥虎，次年收復除伊犁地區外的新疆全部領土，併為新疆建省開發等預作規劃。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生性穎悟，少負大志。5歲時，他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典，更多地則是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曆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視為至寶，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
1830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次年又入湖南巡撫吳榮光在長沙設立的湘水校經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在這年的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試，因“搜遺”中第，但此後的6年中，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
科場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著“正途”進入社會上層，進而實現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幹，得到了當時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崇。早在1830年，僅18歲的左宗棠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賀長齡時，賀氏即“以國士見待”。其弟賀熙齡則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讀書時的老師，對自己的這位弟子，賀氏非常喜愛，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後來師生還結成了兒女親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動提議將他唯一的兒子與左宗棠的長女定婚。
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也十分器重，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關於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將來“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屬，特地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交付給左宗棠。後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贊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絕世奇才”，臨終前還命次子代寫遺書，一再推薦左宗棠人才難得。
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在郭嵩燾等人的勸勉下，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里縋城而入，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托付給左宗棠。左宗棠“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各種建議都被採納，並立即付諸實施，終於使太平軍圍攻長沙三個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1854年（咸豐四年）3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占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民，連連舉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內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隻。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於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危為安，出省作戰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崢嶸，引起朝野關註，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咸豐皇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註。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誹謗，特別是湖南永州鎮總兵樊燮的構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仗義執言，潘祖蔭、肅順等大臣的披瀝上陳，才使一場軒然大波得以平息。
1856年（咸豐六年），左宗棠因接濟曾國藩部軍餉以奪取被太平軍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
1860年（咸豐十年），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後，左宗棠隨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併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1861年（咸豐十一年），太平軍攻剋杭州後，左宗棠由曾國藩疏薦任浙江巡撫，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組成中法混合軍，稱“常捷軍”，並擴充中英混合軍，先後攻陷金華、紹興等地，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攻滅李世賢等於廣東嘉應州（今梅縣）。
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左宗棠倡議減兵並餉，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准試行，即於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並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陝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1862年（同治元年），在陝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國和捻軍進入陝西的機會發動叛亂。
在陝西的回軍一開始可以趁清軍忙以對付太平天國的機會在陝西中部立足，但是從1864年（同治三年）開始就被清軍逼迫退守陝甘邊區。太平天國被消滅後，左宗棠率領湘軍開始對陝西山西一帶用兵。左宗棠首先進攻捻軍，在捻軍被擊破後再進攻位於陝西的回軍，1866年（同治五年）回軍退守甘肅。1869年（同治八年），左宗棠派劉松山進攻寧夏的金積堡，馬化龍父子投降後被殺。
1871年（同治十年），左宗棠進駐甘肅，當地回軍領袖馬占鰲投降，被左宗棠編入清軍。1872年（同治十一年），以白彥虎為首的回軍被迫退出青海。1873年（同治十二年），白彥虎等退到新疆，最後逃往俄羅斯得脫。陝甘回變由此告終。
1864年（同治三年），正值太平天國運動和同治陝甘回變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強趁機而起，出現了割據紛爭，各自為王的混亂局面。喀什噶爾由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馬木提艾來木占據稱王。不久，柯爾克孜族部落頭目司迪克，聯絡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亂中奪取了喀什噶爾，並稱王，逐馬木提艾來木。
馬木提艾來木致書中亞的浩罕汗國，欲藉助外部勢力驅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親自到浩罕進行聯繫，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後裔請回喀什噶爾，對抗馬木提艾來木。由此引來阿古柏，其於1867年（同治六年）建立“洪福汗國”盤踞新疆。
1872年（同治十一年）7月，清廷尚在爭論討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認為“既事關君國，兼涉中外，不能將就了局，且索性乾去而已”，率師進駐蘭州，準備收復新疆。
左宗棠深思後，採用“緩進速決”的戰略，要打算展開積極而迅速的戰鬥。“緩進”，就是積極治軍。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時間籌措軍餉，積草屯糧，整頓軍隊，減少冗員，增強軍隊戰鬥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軍，也剔除空額，汰弱留強。他還規定，凡是不願出關西征的，一律給資，遣送回籍，不加勉強。“速決”，就是考慮國庫空虛，為了緊縮軍費開支，大軍一旦出發，必須速戰速決，力爭在一年半左右獲取全勝儘早收兵。因此，在申報軍費預算時，左宗棠親自做了調查和精微的計算，他從一個軍人，一匹軍馬，每日所需的糧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軍八萬人馬一年半時間所需的用度。然後，再以一百斤糧運輸一百裡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運費和消耗。甚至連用毛驢，駱駝馱運，還是用車輛運輸，哪種辦法節省開支也做了比較。經過周密計劃，估算出全部軍費開支共需白銀八百萬兩。為防止意外開支，留有餘地，左宗棠向朝廷申報一千萬兩。
當時主管財政的大臣沈葆禎，一見西征軍費的預算報告，金額甚巨，欲攤派給各省，從地方財政收入里抽調，可是這樣一來則不易一時湊齊，有貽誤戰機之虞。軍機大臣文祥過問，左宗棠親自去找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後陳述利害關係。同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國事而自任，只要邊地安寧，朝廷何惜千萬金，可從國庫撥款五百萬，並敕令允其自借外國債五百萬。”
左宗棠同時在蘭州建立“蘭州製造局”（亦稱“甘肅製造局”），為西征軍修造槍炮。為了對付阿古柏軍的洋槍洋炮，並由廣州、浙江調來專家和熟練工人，在蘭州造出大量武器，還仿造了德國的螺絲炮和後膛七響槍，改造了中國的劈山炮和廣東無殼抬槍。
1875年（光緒元年），朝廷上爭議出兵收復新疆，引起“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並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於是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戰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剋服，“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
在戰術上，左宗棠分析：“俄雖國大兵強，難與角力，然苟相安無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勢禁皆窮，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齊隊伍，嚴明紀律，精求槍炮，統以能將，豈必不能轉弱為強，至此勞師襲遠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烏魯木齊。”左宗棠事先命西征軍前鋒部隊統帥張曜，駐軍哈密興修水利、屯田積谷。1876年（光緒二年）一年就收穫糧食五千一百六十餘石，基本上可以解決該部半年軍糧所需。為運輸軍糧，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條路線：一是從甘肅河西採購軍糧，出嘉峪關，過玉門，運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頭、歸化經蒙古草原運至新疆巴裡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從寧夏經蒙古草原運至巴裡坤。
到同年4月出兵時，左宗棠指揮的西征軍有劉錦棠所部湘軍25個營，張曜所部14個營和徐占彪所部蜀軍5個營，包括原在新疆各個據點的清軍，共有馬、步、炮軍一百五十餘營，兵力總數近八萬人。但真正開往前線作戰的只有五十餘營，二萬多人。
因行軍其間要經過著名的莫賀延磧大沙漠，流沙數百裡。糧草可以馬馱車載，長途運輸，“惟水泉缺乏，雖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騎一日之需，非分期續進不可”。大部隊行軍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人畜飲水難以解決，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進。左宗棠坐鎮肅州，命劉錦棠、金順分兵兩路，先後率師出關。他把大軍分作千人一隊，隔日進發一隊，劉錦棠走北路，金順走南路，到哈密會齊。 劉錦棠率領西征軍主力自肅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約1700里，很順利地進入哈密。部隊各營到達哈密後，把從肅州等地陸續運往哈密的軍糧再輾轉搬運，翻過東天山九曲險道，分運至巴裡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劉錦棠的前鋒部隊，已占據了距離烏魯木齊只有不足三百裡的濟木薩（今吉木薩爾縣）。
5月，兩路會合。9月，首先攻下烏魯木齊。阿古柏部隊二號首領白彥虎逃到托克遜。又攻剋瑪納斯城，從而北路蕩平。接著集結兵力轉攻南路。第二年三月，又先後收復達板城和托克遜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兒子駐守庫爾勒為其墊後。不久，左宗棠軍又收復吐魯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門戶打開，自知大勢已去，乃服毒自殺（一說被毒殺）。阿古柏的長子胡里為爭權奪位殺死其弟，率領殘部逃往喀什。白彥虎率領餘眾逃竄到開都河一帶。這時，李鴻章等海防派，又運作朝廷，發出敕令：“廷臣聚議，西征耗費巨款，今烏城、吐魯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罷大不以為然，於是又上疏抗旨，據理力爭。慈禧太後看罷他的奏章，被說服，於是才繼續新疆收復戰。
此時，沙俄又和土耳其發生戰爭，金順建議乘虛襲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認為師出無名，反遭其謗，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軍從正道向西挺進，先收復南疆東四城：焉耆、庫車、阿克蘇、烏什；接著收復西四城：喀什、英吉沙、葉爾羌與和田。阿古柏的長子胡里與白彥虎逃往俄國。至此，這場由英、俄兩國支持的阿古柏之亂乃告平息。見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魯特（今柯爾克孜族）十四個部落，也爭相內附。
僅一年多時間，左宗棠就指揮西征軍，攻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領土。事畢，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嘉其功，詔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於大小村鎮建立左公祠，燒香禮拜。
新疆收復後，上海“泰來洋行”的德國技師福克曾在哈密與左宗棠會面，觀看了部隊的演練，見湘軍紀律嚴明，操練得法，軍火槍炮也不落後，於是說：“清軍若與俄國交戰於伊犁，必獲全勝。” 左宗棠同時又建“甘肅織呢總局”（亦稱“蘭州機器織呢局”），這是中國第一個機器紡織廠。
左宗棠於1880年（光緒六年）正月上書朝廷，力陳在新疆設省的主張。並建議朝廷派員與俄國會談歸還伊犁，引渡胡里、白彥虎等事宜。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
早在1871年（同治十年），俄國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機，派兵侵占了伊犁，宣佈“伊犁永遠歸俄國管轄”，但沙俄當時比較虛弱，已在爭奪克裡米亞的俄土戰爭中大敗，其駐華公使不得不在照會清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說些外交辭令，稱占領伊犁是為了“安定邊疆秩序”，“只因回亂未靖，代為收復，權宜派兵駐守，俟關內外肅清，烏魯木齊、瑪納斯各城剋服之後，當即交還”。但不料清軍果真收復了烏魯木齊、瑪納斯等城，被落了口實。左宗棠利用這個口實，強調俄方有歸還許諾在先，所以要先通過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伊犁問題。 沙俄表示，在獲得中國在通商、割地、賠款和再次調整天山以北邊界等方面做出讓步後，才能交還伊犁。沙俄一邊談判，一邊白彥虎和伯克胡里不斷武裝侵擾中國邊境。沙俄稱，如不滿足要求，“就宣佈條約被撕毀，不交還伊犁”。而後，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劃界、賠款”三項要求的條約上簽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與俄人談判，沙皇包藏禍心，我今索還失地，方要我賠償軍費，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爭戰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圖訛詐。伊犁乃我國之領：亡，俄軍乘虛入侵，蹂躪我邊民，掠取我財物。我今索還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賠償軍費，如此強盜行徑，乃國際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劃定兩國邊界為名，行掠奪土地之實，雙方並未陳戰，一彈未發，我朝公然割地與人，此乃外交所不許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謂通商，其商人志在謀利，其政府意在廣設領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虛實，此種通商，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為如今之計，當先禮而後兵。我朝可更換使臣，與俄方重開談判。如沙皇一意孤行，應訴諸於武力。臣雖不才，願當此任。” 慈禧太後被說服，於是治崇厚罪，派曾紀澤出使俄國，重議條約。
左宗棠稱：“壯士長歌，不復以出塞為苦也，老懷益壯。”自願請行率軍屯哈密，為曾紀澤做後盾。然後，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進。命金順部出精河為東路；命張曜部駐特克斯河畔為中路：命劉錦棠部出布魯特游牧地為西路；左宗棠坐鎮哈密親領後路聲援，號稱王師四萬，對中俄談判的中方代表是一個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時，左宗棠將其棺材從肅州運到哈密，藉以表示收復伊犁血戰到底的決心。
這一舉動，令沙俄聞訊火速增兵堅守伊犁，並派出艦隊游弋在海上，中國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遼寧）、山東先後警報，都處於戒備狀態。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個月，為了減輕內地長途調運軍糧的困難，改善天山運道，修築盤曲山路；籌集糧秣，發動軍民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增糧積谷。併在哈密大本營加緊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
當時沙俄剛剛結束俄土戰爭，大傷元氣，而且沙俄還認為戰爭縱獲勝將得不償失，以及擔心打敗清國將導致清政府垮臺而引發不可預料的反應，在談判桌上終於讓步。
1881年（光緒七年）2月24日，曾紀澤與俄方代表訂立了《中俄伊犁條約》和《陸路通商章程》。沙俄歸還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之領土，中國賠償俄國兵費九百萬盧布（摺合白銀五百餘萬兩）；俄商在中國新疆各城貿易，暫不納稅，對於伊犁居民，規定“願仍居原處為中國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籍者，均聽所便”。雖然這一條約被中國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但曾紀澤確實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帶地方。左宗棠對這一條約表示滿意，說“中俄和議，伊犁全還，界務無損。領事只設嘉峪關、吐魯番兩處，此外均作罷論，則商務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還，松花江不許俄船來往”，而對曾紀澤也贊揚道：“劼剛此行，於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差強人意也”。
同年，左宗棠應詔至北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左宗棠在新疆期間，為保證軍糧供給，發展地方經濟，曾大力興辦屯墾業，其功績遺澤至今。不久，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1882年（光緒八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請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復伊始和西征大軍未撤之威，不失時機地建省設縣。這樣順應民心，有利於百廢待舉，恢復元氣，實行切實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懇切陳詞說服了清朝政府，同意著手在新疆建省。時任新疆巡撫的劉錦棠，制訂了建省的具體方案。省會設於迪化（今烏魯木齊市），下設鎮迪道、伊塔道、阿克蘇道、喀什噶爾道及以下設府、廳、州、縣。伊犁仍設將軍府，但不再統帥全疆的軍政事務，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1884年（光緒十年）11月16日，戶部奏請添設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人，除劉錦棠任巡撫外，又調甘肅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從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1884年（光緒十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軍機大臣。時值中法戰爭，法軍孤拔於8月在馬尾海戰全殲駐扎福建馬尾的南洋水師，戰局對中國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欽差大臣身份督辦閩海軍務，輓救戰局。11月，左宗棠抵達福州，積極佈防，並組成“恪靖援台軍”東渡臺灣。
1885年（光緒十一年）正月，黑旗軍和恪靖定邊軍先在鎮南關得勝，奪取了諒山。此事導致法國茹費里內閣垮臺。法國引為奇恥大辱向越南法軍撥款五千萬法郎表明絲毫也沒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國方面精疲力盡，劉永福部“所存不過五百人，多方募集不過千人，攻守兩難，進退失據”同時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進行密談，而北韓的甲申政變使得中國更欲快速從越南抽身。於是中法新約簽訂。中法新約的主要內容就是確認了1884年時的李福暫定條約，其中否定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改由法國全權管理越南。
左宗棠對李鴻章簽訂條約完全不能理解，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對中國而言，十個法國將軍，也比不上一個李鴻章壞事”；“李鴻章誤盡蒼生，將落個千古罵名”。李鴻章惱怒之餘，決定拿左宗棠的下屬開刀，指使親信潘鼎新、劉銘傳等陷害攻擊“恪靖定邊軍”首領王德榜、並誣告臺灣道劉璈，彈劾誣告劉璈十八款，使他們失去兵權並喪命。左宗棠上書朝廷為屬下鳴冤叫屈，但因為一個月後就於1885年7月27日（陽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歲，朝廷追贈太傅，謚號文襄。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建專祠於湖南及立功諸省。
著有《楚軍營制》（附條規），其奏稿、文牘等輯為《左文襄公全集》。
第一，自強禦侮，堅持強硬而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
左宗棠在與外國侵略者打交道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強硬而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是與他早年接受的教育、所接觸的人物和自己的性格密不可分的。雖然左宗棠在他的一生中讀的是儒家的書，接受的是封建思想的教育，但他讀書側重於經世致用，以國家的時政為重。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清王朝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左宗棠極力主張堅決抵抗，反對議和。他在一首詩中寫道：“和戎自昔非長算，為爾豺狼不可馴”，認為侵略者的本性難移，對其不能妥協求和，只能進行堅決的抵抗，才能取得反侵略鬥爭的勝利。同時，左宗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他人的影響。左宗棠在出山之前所接觸的人大都是像賀長齡、賀熙齡、林則徐等這樣的名人，其中，尤其是林則徐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情感深深地感染了左宗棠，這些對其外交思想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左宗棠個性剛強，也非常自傲，常以諸葛和司馬自詡，他為自己所題“。
1865年1月，阿古柏在俄、英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支持下，悍然率兵入侵我國南疆。喀什在各族人民浴血奮戰14個月之後，最終因糧盡彈絕而失守。1867年底，阿古柏在喀什建立了所謂“哲得沙而汗國”，對新疆人民進行極為野蠻的統治。1870年，阿古柏又占領烏魯木齊、吐魯番等地，侵略勢力進一步擴展到北疆，並妄圖最終把新疆從我國分裂出去。沙俄利用優越的地理條件，於1871年出兵攻占了伊犁，並與阿古柏政權訂立了通商條約。英國政府不甘落後，也與阿古柏政權訂立了通商條約，獲得了在新疆的種種特權。面對沙俄、英國和阿古柏無恥的侵略行徑，1876年初，左宗棠不顧自己年高體弱，毅然掛帥西征，決心用武力鏟除英國、俄國支持下的阿古柏政權，堅決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從而拉開了收復新疆的序幕。左宗棠表現出了自己強硬的反對態度。1878年1月，左宗棠率部攻占侵略者的最後一個據點——和田之後，除伊犁仍被沙俄占領之外，整個新疆全部光復。後來因為崇厚與沙俄私自訂立條約，以巨大的代價換取了伊犁空城。左宗棠痛心疾首，主張與沙俄決一死戰，用武力收復伊犁。他迅速擬訂了軍事計劃，調兵遣將，準備三路出擊。出發時，左宗棠要清軍抬著一口棺材隨行，表明瞭自己抗俄死戰的決心。左宗棠的“輿梓出塞”的做法，展現了他為國捐軀的強烈愛國情懷，激勵和感染了全軍將士與俄決戰的信念，也體現了左宗棠對外國侵略者的強硬態度和立場。
恰在此時，日本入侵我國臺灣，西北邊疆和東南海疆同時告急，引發了清廷一場海防與塞防之爭。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主張放棄新疆；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派則堅決主張收復新疆。當時，朝廷上下大都支持李鴻章的觀點，只有大學士文祥和湖南巡撫王文韶二人支持左宗棠的主張，堪稱少數派。而慈禧在欽斷裁決時卻最終採納了左宗棠的意見，使左宗棠得以率兵西征，在兩年的時間內收復了新疆失地，並正式在新疆建省，保衛了祖國領土的完整，有力地粉碎了沙俄的侵略和擴張的野心。同時，在保衛臺灣的鬥爭中，左宗棠也絲毫不妥協退讓。日本人藉口臺灣人民對帝國主義的痛恨之情殺害了琉球人而叫囂占領臺灣。左宗棠知道後立即馳函沈葆偵，認為日軍並不可怕，只要中國軍隊水陸併進，一定可以戰勝日本侵略者。他對臺灣的地形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具體的進攻策略。日本政府看到中國的積極備戰態勢，不敢輕舉妄動，在索取一定數量的賠款之後，只好草草撤軍。在中法戰爭中，左宗棠積極督辦福建軍務，並親自指揮援助臺灣清軍，歷盡了千辛萬苦投入戰鬥，從而使法國入侵臺灣的企圖沒有得逞。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問題上，左宗棠也是持強硬的外交態度的。當時，清廷委派曾國藩全權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在處理案情的過程中，採取了一種妥協的政策。而當總理衙門咨詢左宗棠的意見時，左宗棠在客觀地分析了侵略者的心態和事實之後說道：“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為者，實不多見……，泰西各國與中國構釁，類皆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至於拂輿情，犯眾怒，則亦有所不敢，蓋知中國廣土眾民，亦非彼所能制也。且津案之起，由於豐領事槍擊崇厚，復於街坊，向知縣開槍，擊傷家丁。”基於此，左宗棠提出自己的意見：“如法使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為允許，則津郡民風強悍，操之過蹙，必生事端。”同時，他還認為，“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必慣所形，非亂民可比，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 迫，為可以倉率不知準何人之人論抵，致失人和。”在這裡，左宗棠主張清廷應以武力為後盾來與洋人進行嚴正的交涉，不能一味地妥協退讓。這無疑與曾國藩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第二，運籌帷幄，制定周全而嚴密的反侵略鬥爭策略
鴉片戰爭發生之際，為了取得反侵略鬥爭的勝利，左宗棠提出了一整套反侵略鬥爭的策略，他說：“省兵節餉，為固守持久之謀。其策如練漁屯、設碉堡、簡水車、練親兵、設水賽、省調發，編泊埠之船，設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數者，實力行之，畫疆為守，明定約束，天子時以不測之恩威行之，庶幾在我無勞費之苦，而海上屹然有金湯之固。以之制敵，即以之防姦；以之固守，即以之為戰。”
此後，他又提出“奇兵二路”、“堅壁清野”、“預靖殲滅姦究”等策略，主張充分利用火炮、木炮，制敵所長。這些真知灼見足已說明左宗棠在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考慮周全，具有抵禦外來侵略的英雄氣概。
同時，左宗棠對清政府當時制定的“借師助剿”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洋人教兵領隊流弊極多”，“自洋教練華兵之後，桀驁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井，官司莫敢潔治”，“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強而主日弱”。因此，得“一切按照中國法制，不得稍有偏倚，亦不得稍有寬縱”。這說明左宗棠雖然屈從清政府的“借師助剿”政策，但在接受清政府指揮的同時，也還是儘量採取一些限制和防範的措施，做到“為我所用”。同年，阿古柏匪部在英國政府的支持下，侵入南疆，占領烏魯木齊，俄國則趁機強占伊犁地區。左宗棠當時任陝甘總督，他在察覺到西方列強侵略我國新疆的野心以後，認為新疆在我國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國家“亦無宴眠之日”。1873年春，左宗棠提出了收復新疆的具體計劃，他說：“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就餉事而言”，則應“別籌實餉……，將各軍專餉歸併為一”。左宗棠不僅主張收復新疆，而且還提出了收復新疆的具體策略。收復新疆以後，為了杜絕後患，他又提出了建設新疆的方案，以圖長治久安，他認為：“以修河道、建築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釐正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數大端為最要。”這不難看出，左宗棠不僅是為了單純地收復新疆這塊熱土，更是為了建設新疆，以此獲得民心，使邊疆安定，避免新疆再次丟失的危險。
第一，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左宗棠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始終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反對妥協、退讓和遷就。我們知道，在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基本上已經被洋人所馴服，對外關係上大都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當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明確強調：“ 辦理外國之事，非恐決裂，即涉遷就，勢本難以兩全、兩害相形，則取其輕，實未敢避遷就之譏蹈決裂之害。”這無疑是一種妥協退讓的態度。左宗棠對此卻持不同的態度，指出：“ 欲存國體必難盡協夷情。計惟有勉圖自強之方，遜以出之，信以成之，俾其中有所懾而自轉，庶幾恆久不已，乃可相安。”這就強調了不能丟失“國體”，不能喪失主權，不能遷就退讓，要對洋人有所威懾，同時對待具體問題要講求務實，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即“有可遷就者，有不可遷就者”。非原則問題，可以互相商討，適當給予讓步；涉及到國家利益，如在中國內地設立行棧、在內河行駛輪船、開采礦藏、以及傳教干涉公事，都必須堅決予以抵制，絲毫不可遷就。
近期越來越多的史學家認為左宗棠是晚清的偉大人物，為民族存亡和中國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貢獻，是一個有重大歷史影響力的偉大人物。
胡林翼曾極力稱贊說左氏“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鴻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議，抬棺西行，收復新疆。史謂“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則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向咸豐帝的一道奏疏中評價左宗棠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梁啟超評論左宗棠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評價左宗棠說：“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
1983年8月，王震曾對左宗棠的曾孫左景伊說：“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贊揚的。”，“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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