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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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字子黻、漸甫，號少荃、儀叟，謚文忠。安徽合肥人。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爵，中國近代私人武裝淮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歷經太平天國、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在經濟上與英國羅斯柴爾德家族財閥有私人來往。李鴻章曾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授予皇家維多利亞勛章。

　　李鴻章的先祖本姓許，從江西湖口遷至安徽省廬州府合肥縣（今合肥市）。李鴻章的八世祖許迎溪將次子慎所過繼給姻親李心莊。李家到李鴻章高祖時，終於勤儉致富，有田二頃。父親李文安（1801年－1855年）經多年苦讀，終於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與曾國藩同年考取同榜進士，使李氏家族成為當地名門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於合肥縣磨店鄉（今合肥市瑤海區東北部）。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後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後來也都非富即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並作《入都》詩10首，以抒發胸懷。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北京曾國藩門第，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後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編修。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州塾師洪秀全為首的農民，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樹旗造反，建號太平天國，並開始北伐西征。當時清朝的八旗和綠營腐朽不堪，於是咸豐帝努力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本地的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占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李鴻章以書生帶兵，咸豐五年（1855年）十月率團練收復廬州之功，“奉旨交軍機處記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複無為、巢縣、含山的戰功，賞加按察使銜。七年（1857年），皖撫福濟奏報李鴻章丁憂，為父親守制，從而結束了他為時五年的團練活動。翌年，太平軍再陷廬州，李鴻章攜帶家眷出逃，輾轉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處。他本人遂於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國藩湘軍大營，充當幕僚。適湘軍三河新敗，需人孔急。因此，曾國藩對於招李鴻章入營襄助，甚為積極主動。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安慶後，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稱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後，在江蘇大力擴軍，採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鬥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後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後，同外國雇佣軍(後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李鴻章本人於三月十日隨首批淮軍抵滬，半月之後，被任命署理江蘇巡撫，十月十二日實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從此隆隆直上”，開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的四十年。

　　李鴻章受任之初，形勢極為嚴峻。當時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華洋雜處，是江南財富集中之地;淮軍抵達時，正值太平軍第二次大舉進攻，能否守住上海並徐圖發展，是擺在李鴻章面前的最大考驗。李鴻章牢記恩師的教誨“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而由上海官紳組建的“中外會防局”，一心指望外國雇佣軍抵禦太平軍，對洋人百般獻媚，他們和外國軍隊對淮軍不以為然，“皆笑指為丐”。面對這種情況，李鴻章激勵將士說“軍貴能戰，待吾破敵懾之”。不久，淮軍果然於當年下半年獨立進行了虹橋、北新涇和四江口三次惡戰，李鴻章親臨前線指揮，成功守住了上海，頓時令中外人士對淮軍刮目相看。

　　初步站穩腳跟後，李鴻章開始從“察吏、整軍、籌餉、輯夷各事”入手，以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罷免了以吳、楊坊為代表的一批媚外過甚的買辦官吏，改為起用郭嵩燾、丁日昌等一批務實肯乾的洋務派官員，同時建立了不同於湘軍幕府，以務實幹練、通曉洋務為基準的淮軍幕府。在軍制上，他從實戰中領略到西洋軍械的威力，從而產生“虛心忍辱，學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軍到滬未及一年，“盡改(湘軍)舊制，更仿夷軍”，轉變成了裝備洋槍洋炮，並雇請外國教練訓練的新式軍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同時，李鴻章還採用一系列招降納叛，兼收並蓄的措施，擴充實力，不到半年內，淮軍就迅速擴軍至50個營頭，約2萬人，此後更進一步急劇膨脹，至攻打天京前夕，淮軍總兵力已達7萬餘人。在軍費上，李鴻章採用“關釐分途，以釐濟餉”的政策，以關稅支付常勝軍、中外合防局及鎮江防軍的軍需，而以釐金協濟淮軍，隨著軍事進展和湘淮軍力的壯大，釐卡也層層添設，從而確保了餉源。在對外關係上，李鴻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紳潘曾瑋當說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蘇州殺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勝軍鬧事事件，並最終巧妙地解散了常勝軍，初步顯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軍守將駱國忠投降。李鴻章乘機率淮軍發起收複蘇、常的戰役。經過與前來平叛的太平軍反覆激戰，淮軍最終攻剋常熟、太倉、昆山等地。在初步掃清蘇州外圍後，李鴻章制訂了三路進軍計劃，中路程學啟統率，由昆山直趨蘇州;北路李鶴章、劉銘傳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南路則下攻吳江、平望，切斷浙江太平軍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學啟部兵臨蘇州城下，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往援，與北路淮軍大戰於無錫大橋角，太平軍失利。是時，蘇州太平軍守將納王郜永寬等發生動搖，與程學啟部秘密接洽獻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寬等殺死守城主將慕王譚紹光，開城投降。但淮軍入城後，太平軍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願剃髮解除武裝，而是索要官銜及編製。為此，李鴻章採納程學啟的建議，誘殺了八降將，並遣散餘眾。蘇州殺降，儘管引起戈登的不滿，一度鬧得不可開交，但就李鴻章來說，畢竟消除了“變生肘腋”的隱患，正如其在稟母親的書信中所稱“此事雖太過不仁，然攸關大局，不得不為”。曾國藩接報後，贊賞李鴻章“殊為眼明手辣”。

　　當時，湘軍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屢次詔催李鴻章率淮軍前往會攻。李鴻章從自己與曾氏兄弟的關係考慮，染指金陵必會被認為搶功，而得罪曾氏。於是，他一面在蘇、常按兵不動，一面掉頭南下攻入浙江，結果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由此開始，二人做了一輩子對頭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鴻章聞知湘軍攻城地道將成，又因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劉士奇炮隊及劉銘傳、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營會攻天京。十五日，曾國荃出示李鴻章發來的出兵咨札，激示眾將曰：“他人至矣，艱苦二年以與人耶?”，眾皆曰“願盡死力!”，第二天，湘軍終於攻剋天京。事後，曾國藩曾執手向李鴻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賴子保全”。江蘇肅清，湘淮軍將帥均得加官進爵，李鴻章受封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統帥僧格林沁全軍覆沒於山東菏澤。清廷即任命曾國藩為欽差大臣，北上督師剿捻，以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負責調兵、籌餉等後勤事宜。由於湘軍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國藩北上率領的多為淮軍。起初僅“銘”、“盛”、“鼎”、“樹”四軍共2.7萬人，另帶湘軍劉松山部約8千人。後又命李鴻章的六弟李昭慶招練馬隊2千人，並增調淮軍楊鼎勛、劉秉璋、劉士奇、吳毓芬、王永勝等部共2.7萬人，加上劉銘傳新募的新營，總兵力6萬餘人。曾國藩一到前線，即採用劉銘傳、李鴻章等擬定的方針，決定“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在安徽臨淮、河南周口、江蘇徐州、山東濟寧四鎮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後來，曾國藩又在運河、黃海、沙河和賈魯河一帶分兵設防，實行“畫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當時捻軍正值勢旺，作戰快速多變，枯守堵御一時難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國藩也無法有效指揮淮軍。因此，歷時一年半，曾國藩督師無功，清廷不得不於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鴻章為欽差大臣，接辦剿捻事務，令曾國藩仍回兩江總督本任。

　　曾、李瓜代後。淮軍繼續擴軍，李昭慶所部一軍擴至19營，名武毅軍，並添調“魁”字2營、親兵1營、“鳳”字7營。此外，又借調唐仁廉馬隊3營。合計剿捻兵力達7萬人。李鴻章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徐州時，捻軍已一分為二，賴文光、任柱等率東捻軍仍留在中原作戰，張宗禹、邱遠才等則率捻軍入陝西。李鴻章首先決定傾全力對付東捻軍。他雖然仍堅持採用“以靜制動”的戰略方針，鎮壓人民起義使社會矛盾尖銳。

　　捻軍覆滅後，清廷開復李鴻章迭次降革處分，並賞加太子太保銜，授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在湖廣總督任上，李鴻章一度奉命入川查辦四川總督吳棠被參案。他和吳棠是在皖辦團練時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對吳“聖眷頗隆”，因此曲意回護，以查無實據結案。回武昌後，於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辦貴州軍務，鎮壓苗民起義。尚未成行，復以甘肅回民起義軍入陝，清廷因左宗棠遠在平涼不及兼顧，又改命援陝。但李鴻章實在不願與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後，因天津發生教案，列強軍艦麇集大沽口，奉密諭“酌帶各軍剋日起程赴近畿一帶相機駐扎”。匆匆趕赴直隸。

　　後因成功調解天津教案，被任命為直隸總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學士。自此，李鴻章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達25年，參與了清政府有關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成為清廷倚作畿疆門戶、恃若長城的股肱重臣。隨著李鴻章地位、權利的上升，他一手創建出的淮軍，陸續被清廷派防直隸、山東、江蘇、廣西、廣東、臺灣各地，成為充當國防軍角色的常備軍;而以他為領袖，由淮軍將領、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組成的淮系集團，成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一個洋務派集團，併在其帶領下，開始了中國早期的洋務——自強——近代化運動。

　　同治四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鑒於原設三局設備不全，在曾國藩支持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設備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創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佈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聖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儘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但是諷刺的是，在簽訂逼迫中國出讓利益的不平等條約時，李鴻章是列強最喜歡的談判對象，常常是列強指定李鴻章去談判，甚至在與俄國簽訂條約的過程中收取賄賂。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辦理完天津教案後不久，李鴻章代表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這是一個雙方平等互惠的條約，但李鴻章從簽約過程日本人的姿態中，看出日本“日後必為中國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鴻章積極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率艦隊赴臺灣巡閱，並調駐防徐州的淮軍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臺灣。此事最後雖以簽訂《中日台事條約》而暫時平息，但後來日本還是於1879年（光緒五年）乘隙吞併了琉球。

　　在與日本交涉的前後，李鴻章還分別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

　　1876年（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致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輓回決裂之局。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並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1883年（光緒九年），中法戰爭在越南境內初起，清廷命李鴻章統籌邊防戰事。李鴻章則認為“各省海防兵單餉匱，水師又未練成，未可與歐洲強國輕言戰事”。他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簽訂“李寶協議”，旋為法國政府反悔，繼與法駐日公使洽談未果；當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慈禧改組軍機處，主和輿論漸起。李鴻章在1884年（光緒十年）四月十七日與法國代表福祿諾簽訂了《李福協定》，五月，隨著法軍進攻諒山，協議又被撕毀，直至清軍在廣西和臺灣戰場分別取得勝利後，李鴻章才最終與法國代表巴德諾簽訂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結束了戰爭。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因此，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當時成功收復新疆的左宗棠認為李鴻章“比十個法國將軍更壞事”。

　　1895年，李鴻章在日本馬關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及附屬島嶼，割讓遼東半島，賠償2億兩白銀，但遼東半島觸動列強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國干涉，日本被迫同意歸還遼東半島，但清廷須繳付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作為補償。其後，沙俄以“還遼有功”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順和大連兩港。

　　1896年為使李鴻章放棄清政府自造鐵路的方針，沙皇批准，以300萬盧布賄賂李鴻章。但李鴻章最終實得值可能只有50萬，這引發了他對俄國人的報複，在最後時刻拒絕簽約。

　　根據收集的資料，李鴻章一生簽訂了30多個條約，由李鴻章作為清政府代表與列強簽定的不平等條約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條約》；1876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1884年5月中法《會議簡明條款》；1885年4月中日《天津條約》，同年《中法新約》；1895月中日《馬關條約》，同年11月，中日《遼南條約》；1896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中日《遼南條約》；1896年3月，中德《膠澳租借條約》，同年6月《中俄密約》；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條約》；1901年9月八國聯軍《辛丑條約》等。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並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爭後，鑒於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於1885年（光緒十一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成軍後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餘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此舉使我國東邊的鄰居日本望而生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藉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於停頓、倒退的困境。

　　1884年（光緒十年），北韓爆發“甲申事變”，對北韓時存覬覦之心的日本，乘機出兵。1885年，李鴻章和伊藤博文訂立了《中日天津會議專條》，規定北韓若有重大事變，中日雙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為甲午戰爭爆髮結下禍胎。

　　1894年（光緒二十年），北韓爆發東學黨起義，北韓政府請求中國出兵幫助鎮壓，李鴻章過於聽信駐朝專員袁世凱的報告，認為日本“必無他意”，遂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軍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後立即向北韓派兵，在朝日軍增至8000餘人，事態趨於嚴重。李鴻章為設法避免戰爭，曾通過英、俄兩國出面斡旋，但為日本拒絕。無奈下，只得增派軍隊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西曆7月25日），日本軍艦在豐島發動突然襲擊，擊沉中國運兵船“高升”號，甲午戰爭爆發。

　　1894年8月16日（西曆9月15日），駐朝陸軍在平壤與日軍激戰數晝夜後潰敗，總兵左寶貴

　　戰死，統帥葉志超等逃回國內。1894年8月18日（西曆9月17日），北洋艦隊與日本海軍主力在黃海大東溝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但北洋海軍在彈葯不足，在此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了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中國軍艦沉沒4艘，日本艦隊亦遭重創。此後，清軍在鴨綠江、九連城等戰場與日軍激烈交戰，但終未能擋住日軍的攻勢。最終，旅順、威海等重要海軍基地失守，北洋水師覆滅。究其原因，北洋艦隊的覆滅與朝廷舊官員是分不開的，眾大臣將北洋艦隊視為李鴻章的私家軍，挑撥其與慈禧的關係，提醒慈禧心加戒備。同時掌管戶部的翁同龢念與李鴻章私人恩怨時常剋扣軍費，導致北洋艦隊多數艦艇老化，在為慈禧準備的萬壽慶典的頤和園中，清朝庫銀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頤和園，在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想要維護北洋艦隊的先進戰備是不可能的。另外，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艦速射炮的優勢，需銀六十萬兩。翁同龢鑒於與李鴻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李鴻章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鴻章被慈禧太後任命為全權大臣，趕赴日本議和。儘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鴻章割地賠款的全權，但他仍期望“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與日方代表反覆辯論。在第三次談判後，李鴻章於會住處的路上遇刺，世界輿論嘩然，日方因此在和談條件上稍有收斂。三月十六日，李鴻章傷稍愈，雙方第四次談判，日方對中國賠款2億5千萬兩白銀(原本是3億兩)，割讓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讓步，日方和談代表伊藤博文謂，李鴻章面前“但有允與不允兩句話而已”。事後日方繼以增兵再戰進行恫嚇。李鴻章等連發電報請示，光緒皇帝同意簽約，命令“即遵前旨與之定約”。

　　據說他在簽字前的最後關頭，曾經老淚縱橫地對使團的美國顧問科士達說：“萬一談判不成，只有遷都陝西，和日本長期作戰，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國，中國可以抵抗到無盡期。日本最後必敗求和。”

　　後人因此對李鴻章高價贊譽，認為他“一把骨頭一把淚為清政府省下1億白銀，為清政府的苟延殘喘做出了極大貢獻”，而實際上倘若李鴻章沒有過於抓北洋海軍權力與“保船避戰”政策，清政府對於北洋海軍的經費不至於減少如斯，甲午海戰的結局亦有可能改變，而不是窩囊的被全殲於渤海灣海港內。

　　也正是因為馬關簽約的強烈刺激，李鴻章發誓“終身不履日地”。兩年後他出使歐美各國回來，途經日本橫濱，再也不願登岸，當時需要換乘輪船，要用小船擺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麼也不肯上，最後沒有辦法，只好在兩艘輪船之間架了一塊木板，75歲高齡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決然地蹣跚著步子，慢慢騰騰地挪過去。

　　1895年3月24日，李鴻章在日本商討馬關條約簽定問題時，被刺客小山豐太郎開槍擊中左面，血染官服，當場昏倒。一時間，現場大亂，行人四處逃竄，行刺者趁亂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個店鋪里。隨行的醫生馬上替李鴻章進行急救，幸子彈未擊中要害，李鴻章複原迅速。行刺事件發生後，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豐太郎，據此人供認，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團體“神刀館”的成員。他不希望中日停戰，更不願意看到中日議和，一心希望將戰爭進行下去，所以決定借刺殺李鴻章，挑起中日之間的進一步矛盾，將戰爭進行到底。

　　馬關條約簽訂後，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康有為等發動公車上書，掀起維新變法的高潮。李鴻章也視馬關簽約為奇恥大辱，發誓終生不再履日地，並傾向變法。馬關條約導致國內民憤四起，而又不能指責清政府為慈禧傾盡國庫一心籌備萬壽慶典，故將矛頭指向了李鴻章，李鴻章就在這樣的情形下做了清朝喪權辱國的替罪羊。甲午戰後，李鴻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職務，投置閑散。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海參崴，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李鴻章出任粵督期間，北方爆發了義和團運動，英、法等國組成八國聯軍進行干涉，慈禧攜光緒逃至西安，北方局勢一片混亂。而東南地區的實力派疆臣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則在盛宣懷聯絡下，倡導東南互保，即不遵從朝廷的宣戰詔書，以保東南半壁不陷入混亂中。李鴻章更是以將朝廷詔書蔑稱為亂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1900年6月，八國聯軍入侵，清朝國宣佈與各國進入戰爭狀態。朝廷的電報一封接一封地到達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滅洋。朝廷下詔，將李鴻章由兩廣總督重新調任為清朝國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職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紙任命是：“著李鴻章為全權大臣。”

　　1900年8月15日，清朝國都城淪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鴻章到達天津。10月11日，李鴻章到達北京。由於心理壓力巨大，李鴻章病倒了，他在拜會英、德公使後回賢良寺的路上受了風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價”的聯軍沉不住氣了，他們唯恐朝廷再也沒人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一個耗盡“中國財力兵力”的“議和大綱”終於出籠。1901年1月15日，李鴻章和慶親王在“議和大綱”上簽字。國人聲討又起：“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

　　李鴻章開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時日不多，李鴻章想儘快地結束談判。可“議和大綱”簽字後，聯軍並沒有撤軍的跡象。各國的態度是：必須把賠款的數額定下來。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沒有力氣與洋人爭來爭去了，他吐血已經吐到了“瀕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後時間里，李鴻章已沒有精力面對面與洋人再論長短了。李鴻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揮著下級官員把損失降到最低點———從一開始提出的10億兩白銀降到4億5000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釐；4億5000萬兩，是對4億5000萬中國人所定的數字，“人均一兩，以示侮辱”。李鴻章接受了這個侮辱。

　　1901年（光緒27年）簽訂《辛丑條約》。李鴻章在簽字回來後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被診斷為胃血管破裂。而後病逝北京，詔贈太傅，晉封一等侯爵、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後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享年79歲。

　　1.“和戎”、“自強”

　　面對列強不斷入侵，還在做著天朝上國美夢的清政府已經無力抵抗了。此時的李鴻章認識到“洋人論勢不論理，視我國勢之強弱。我自當自強，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強，則雖民物蕭條，洋人也必隱圖其狂逞。他認識到只有國家強大才能避免外地入侵，因此李鴻章適時的提出“和戎”，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教育方面的先進技術，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明確的提出了“自海禁開通，中外交涉頻繁，吾過墨守舊法，不適與今世”的看法。面對“數千年大變局，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耳”，最終完成國家富強，進而達到“以夷制夷。然而由於其自身的局限性，李鴻章的“和戎外交政策並未觸動封建統治的根基，只是把變革停留在學習洋務的基礎上。企圖以“和戎”為表，“自強為里，在求取和平的環境的基礎上進行革新變法，從而達到自強。

　　2.“循理外交”

　　由於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給晚清政府帶來極大的傷害，加之清廷軍備廢弛，因此李鴻章深知當時清政府軍隊無力對抗外敵的入侵，進而內心產生了強烈的膽怯、怕戰心理，常言道：外國利器強兵百倍，中國內則呀處葷谷之下，外則佈滿江澤之內實能持我短長，無以扼其氣焰，旰衡於當時兵多，靖內患有餘，御外辱則不足故而一味妥協退讓，這一點在19世紀80年代的中法戰爭中表現的尤為明顯。他總認為列強利益只要得到滿足便會停止入侵，而中國也可以在和平的環境下學習技術，改進軍備，增強對抗列強的實力。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李鴻章開創了一種新的外交政策——循理外交。

　　在晚清時期士大夫中，最早提出“循理外交”的是郭嵩燾。在他看來，“天下事，一理而言，理得而揆之以情，度之以勢，乃可以平天下而無阻。換言之，處理外交事務，關鍵在於“理和勢”，既然歷史的本質是變，那麼人們就應使自己適應形勢的需要。馮桂芬也是循理外交的倡導者之一，他分析道，“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以理折之。郭嵩燾和馮桂芬曾為李鴻章的得力幕僚，他們的思想對李鴻章產生過較大的影響。李鴻章本人在中外交涉事務中亦非常註重運用“勢、理”、情”。他指出，“勢不足以絀之，理尚可以折之，理不足以折之，情尚可以喻之。”以理服人，據理不讓，動之以情，輔之以利，就能妥善解決中外糾紛。隨著與洋人接觸的增多，李鴻章逐漸摸索出一條經驗：對付洋人，莫過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既然他們口口聲聲強調萬國公法和條約的神聖和不可侵犯性，且所言所行，皆“引萬國公法”，我亦應嚴格遵守萬國公法和條約行事，提倡循理外交。在李鴻章看來，中西條約體系固然有許多不平等之外，特別是使外人在華攫取的某些特權合法化和制度化，損害著中國的主權和尊嚴。但在另一方面，它們也同樣約束著西人不能隨心所欲地提出額外的索要。李鴻章的循理外交政策，在其三十年的外交活動中未取得理想的效果。其原因有二：一是李鴻章在外交活動中未認清西方列強入侵的真正目的以及列強之間的共同利益，只是想當然的認為“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理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

　　二是他自身所具備的素質存在一定的缺陷性。李鴻章作為封建士大夫一員，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其外交活動中一味地對清政府愚忠，面對西方歹強的現代外交手段，還採取“講人情、言苦衷的策略，無意間暴露出自己的談判底細，讓他自己在外交談判中常常處於被動狀態中。

　　3.“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是李鴻章外交思想的現實手段，這是將古代的“以夷制夷”和西方的“均勢思想”相結合，採用遠近交攻的合縱連衡之術，使強敵相互對立、相互牽制，以維持中外相安局面。“以夷制夷作為一種處理對外關係的手段，起源於春秋時代。在中國近代外交歷史中，這一策略又被重新提了出來。林則徐主張：允許其他國家象英國一樣與中國通商，以便牽制之。阮元建議利用美國鉗制英國，魏源則主張：在陸上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與法國和美國結盟，從而構成對英國的聯合攻勢。李鴻章深知現代外交需要以實力為後盾，而當時的清政府缺乏這種與西方對抗的實力。在強敵如林的局勢下，要想在國際大家庭中爭得一平等地位，就得制定一種有效的方略。為此，他“慮敵憂心常悄悄，盈廷聚訟自斷斷，東聯孫策防寒齒，北拒曹瞞恐接畛，竭力想藉助傳統的合縱連筏之術，並結合西方均勢理論，利用各國矛盾，甚至通過結盟一強國的方法，來達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 曾國藩
• 左宗棠
• 張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