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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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

　　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謚文正，漢族，出生於湖南長沙府湘鄉縣楊樹坪（現屬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荷葉鎮）。晚清重臣，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者、中國近代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與胡林翼並稱曾胡，因討伐太平軍時，有大肆屠殺之情事，而與其弟曾國荃被稱為曾剃頭或曾屠戶。曾國藩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兩江總督。同治年間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襲罔替，謚文正。

　　曾國藩於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省長沙府湘鄉縣，乳名寬一。父親曾麟書是塾師，屢試不第，年近五十方纔進學，成為生員（秀才）。麟書自忖功名僅能及此，從此在家鄉一心一意栽培長子曾國藩科考。

　　曾國藩五歲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見齋”。道光六年（1826年）春應長沙府童子試，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一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應湘鄉縣試，考取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岳麓書院演習，同年參加湖南鄉試，中試第三十六名舉人，並動身入燕京準備來年的會試。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國藩會試未中，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次年恩科會試再次落第，於是返回長沙，於同鄉劉蓉、郭嵩燾等居於湘鄉會館。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終於中試，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併成為林則徐政敵、主張“鴉片上稅免禁”的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親拔為第二，選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考試，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檢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講。同年，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年底，充文淵閣校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講學士。不久，同榜進士李文安之子李鴻章入京會試，投其門下受業，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內閣學士加禮部侍郎銜。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禮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四月，曾國藩上《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帝將奏摺怒擲於地。次年，又上《備陳民間疾苦疏》。同年生母去世，丁憂回籍。此時太平軍已攻入湖南，氣勢正盛。咸豐二年底（1853年1月），曾國藩接到幫辦湖南團練旨。經郭嵩燾力勸，離家前往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事宜。一月後，太平軍攻占江寧（今江蘇南京）且定都於此，改稱天京。

　　曾國藩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為主，仿效已經成軍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湘軍。咸豐三年（1853年）八月，曾國藩獲准在衡州練兵，“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並派人赴廣東購買西洋火炮，籌建水師。

　　咸豐四年（1854年），發佈《討粵匪檄》，率師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貞祥部擊敗，投水自盡，被部下所救。休整後，重整旗鼓，當年攻占岳州、武昌。咸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咸豐帝收回成命，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

　　咸豐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楊內訌，史稱天京事變，南昌解圍。咸豐八年（1858年）5月，湘軍攻占九江，氣勢頗盛；十年（1860年），湘軍圍安慶。

　　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無辜平民展開屠殺與搶掠，當時的南京城被燒毀，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咸恨湘軍，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為“曾剃頭”、“曾屠戶”。7月，朝廷加曾國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國荃賞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與平定太平天國戰功居次之湖廣總督官文雙方形成集團政爭白熱化。8月，奏準裁撤湘軍25000人。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處理“天津教案”。曾國藩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曾國藩發佈《諭天津士民》的告示，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誡其勿再起事端，隨後釋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紳民的不滿。處理“天津教案”，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全國輿論大嘩，“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

　　同治九年（1870年），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平民張汶祥刺殺於後，朝廷命曾國藩再任兩江總督，前往南京審理該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總督轅門病逝。朝廷追贈太傅，謚文正。其家族後代多出官宦，如曾紀澤曾廣鈞等。

　　曾國藩善用人才，晚清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都與他有密切關係。李鴻章等稱呼他為老師。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拚命作官，俞蔭甫拚命著書”。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乾嘉盛世”後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於“士大夫習於憂容苟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基於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至於關係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於求取速效”。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受兩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並反對借師助剿，以藉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現在，普遍認為，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的首領，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運動，因此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開創者。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一開始就有懷著各種目的的洋人的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經日益為更多的人所認同。

　　因此，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實踐的愛國性和進步性，爭議日少。此次會議對此也無大的爭論。有的論者說，對曾國藩的洋務思想應一分為二：曾國藩將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思想付諸實踐，率先造船制炮，興辦近代軍工及科學技術，是應當肯定的；對其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以制民”，是應該否定的。對此，有的論者反駁說，說曾國藩所興所造“不用於制夷”而“專用於制民”，是沒有根據的。

　　曾國藩說，“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以紆一時之憂；將來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尤可期永遠之利。”其自強禦侮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論者專門論述了曾國藩的自強禦侮思想的形成、內容、淵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們對曾國藩自強禦侮思想的認識，進一步肯定了曾國藩的愛國精神。有的論者對曾國藩的“師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語中的師夷智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此之前，人們認為曾國藩的師夷智僅僅是繼承了魏源的“師夷長技”，沒有看出這“智”與“技”的差別。這位論者說，“智”的內涵比“技”的內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過是堅船利炮的武器之類。魏源明確說：“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而曾國藩的“智”則既包涵了“堅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與此相關的科學文化或其他先進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傳的學術的某些部分。曾國藩不僅有此思想，而且付諸實際行動，可見曾國藩比魏源眼光更遠，勇氣更大，思想更開放。曾國藩用“師夷智”作為學習西方文化的行動綱領，比其同輩也要高明。

　　曾國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學，但對於程朱之學並未盲目崇拜，事實上，他對於宋明儒學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學實際上分為氣學、理學和心學三個學術派別。

　　曾國藩在政治實踐和軍事鬥爭中也漸漸地看到了程朱理學“指示之語，或失於隘”、或“病於瑣”、或“偏於靜”的局限。在這種情形下，曾國藩對心學表現出了寬容的學術姿態。對於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學術爭辯，他認為對於兩家之爭應取其同，避其異，揚其長，兼收並蓄，揚長避短，推進儒學的發展。

　　曾國藩還以氣學在生成論方面的資源來彌補理學之局限，謂“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依著氣學的思路，曾國藩認為，天地萬物均因稟氣而生，氣是構成天地萬物的最終基元。在稟氣而生這個意義上，天地萬物是“同體”的。

　　不過，曾國藩同時認為，雖太和絪緼之氣流行不止，天地萬物最初所得之氣“均耳”，但人與物、聖人與常人實所稟有之氣並不相同。就人與物相對而言，人得氣之全，物卻僅得氣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僅得物性。就人類而言，聖人所稟之氣清且厚，常人所稟之氣卻濁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

　　(1)教子。首先“孝”是曾國藩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內容。“孝”被奉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千百年來，遵守孝道就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曾國藩的家庭道德教育過程也十分重視“孝”，他在家訓中寫道“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曾國藩之所以把“孝”作為其家庭道德教育的核心，從其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來看，孫翔認為，“孝”是其多年的人生閱歷所得而發自內心深處的希冀，要求子侄們孝敬長輩，友愛兄弟，只有在“孝友”二字上切實講求，才能使家庭祥和而吉慶。曾國藩作為晚清大儒，他首先繼承了傳統孝的基本精神，又體系了時代特色的。翻曾國藩告誡弟子，“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他認為家庭的內部關係的基礎是孝敬和友愛。而在“孝”體系的基礎方面，嚴俊傑、黃正泉等從曾國藩處理孝敬與友愛的關係出發，他們指出，曾國藩孝敬父母是博愛的起點，而擁有一顆博愛的心不僅是一個人培養善良品質和高尚情操的內在要求，更是他能否成就一番事業的品格前提。其次，曾國藩傳承了儒家重道德培養的主張，他對子女的道德修養要求高於知識技能的培養，明確提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是將書本上的道理用於實踐。如果讀書不能身體力行只能算是“牧豬奴”。蘇英等人認為曾國藩的家庭道德教育內容包括慎獨、主敬、求仁、不伎不求、明強。慎獨就是在獨居是能謹慎不苟。主敬就是講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自強自信自立，對待工作對待生活莊敬嚴肅。仁愛就是一種博大的同情心，一種愛心。不伎不求就是不嫉妒，不貪圖名利，患得患失。

　　(2)治家。首先，許多研究者認為，曾國藩看重整個家族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他的大量教子家書都是以家族利益和擴大家族影響為根本出發點的。如他提出孝友的目的是為了家族綿延十代八代。其次，李育民認為，曾國藩治家提倡“敬”是處理家庭關係，包括與長輩和同輩關係的基本準則。並提出做到“敬”的方法，要心存此思，貌有此容，遵照《論語季氏》之九思，《禮記玉澡》之九容去做。吼再次，曾國藩對勤儉治家也有自己獨到的感悟。“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基於此，曾國藩教子，要求他們不坐轎子，自己能做的事情不使喚佣人，以勤儉二字自剔，不要習於驕奢逸三字。孫翔等人認為曾國藩儉而不吝，是其儉樸之風的一大特點，沒有因儉而損害人們交往的情誼。

　　(3)為學。首先曾國藩講求知識的兼容並包。李育民等人認為，曾國藩求學問業，以一種兼容並包又審慎取捨的態度吸納著寶貴的文化遺產他“無學不窺，墨究精要”，以經史為根柢，以宋學為宗，儒家各派，以及老莊墨子之學等等無不涉獵。他對子女的教育要求也充分體現了他的這個思想。曾國藩不通天文算術以為恥，教育並督促兒子學習天文算術等實用知識，紀鴻後來成為算術家，紀澤成為外教家是與曾國藩全面的教育內容分不開的。

　　其次，在學習態度上曾國藩要求子女做到勤學。他在寫給兒子記澤的家書中說：“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問，尚可有成。”教育兒子以勤奮追補失落的光陰。對於寫作書法也要求兒子勤於練習，並要求兒子早起學習。舒英認為曾氏家族有傳統中國社會勤儉持家的美德。

　　綜上所述，曾國藩家庭道德教育內容豐富，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家庭道德教育的內容體系。學者們也從不同的視角和採用不同的方法進行了描述和解析，並從教子、治學和為家三個方面闡釋了曾國藩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精髓。

　　(一)軍事體育思想的基本內容

　　1.重視精神教育的軍事體育觀

　　曾國藩創立湘軍的目的是為了輓救晚清的封建統治以及維護數千年的封建禮教。曾國藩認為，“勤王忠君”是建軍的宗旨，而“勤恕廉明謙慎”則是對官兵的道德要求。為此，曾國藩註重對官兵進行思想政治建設，將封建意識與軍事訓練相結合。每逢三、八操演之際，曾國藩就會聚集官兵進行訓話，反覆將封建禮教思想灌輸給官兵，要求他們牢固樹立報國忠君的意識，約束他們的不良行為。曾國藩將軍營紀律和封建道德進行融合，強制灌輸給官兵，教化官兵，以造就文武雙全的人才。論及將才之時，曾國藩曾有“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之言論，還說“揀選將材，必求智慧深遠之人”。為了訓練士兵之心智，曾國藩曾在軍隊中推行圍棋活動，而他本人也是一位圍棋高手。

　　2.提倡勤字為先的軍事體育觀

　　曾國藩深知官兵軍事體育素質的提升非一朝一日之功，需要士兵長期持之以恆地不斷努力。在親定的湘軍訓練日夜常課之規中，曾國藩要求官兵每晚必須點兩次名，演兩次操，站兩次牆子，就是出於提倡勤字為先軍事體育觀的考慮。曾國藩曾提到，“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壚練丹，未可須臾稍離”；“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馳緩，馳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馳則百事懶矣”。曾國藩認為，勤於點名可以有效杜絕士兵私自外出，為非作歹；勤於演操，能夠高效鍛煉士兵的體魄，嫻熟士兵的技藝；勤於站牆子，會使士兵日日如臨大敵，戰時自會鎮定自若。

　　3.講究從嚴治訓的軍事體育觀

　　曾國藩認為，一支軍隊只有先練好“內功”，才談得上做“外王”之事，把兵練成為勁旅方能去征戰。他強調必須從嚴治訓軍隊。在仿照前明戚繼光的“束武”之法和參照清代傅鼐的訓練鄉兵之法的基礎上，曾國藩結合自己練勇的實際經驗，逐日操練士兵。在勇卒陣法技擊訓練時，曾國藩要求必須操練至少兩個月，期間會不斷淘汰藝低者、體弱者、油滑者。曾國藩堅持練兵就要達到“極熟”的程度，在湘軍中，他推廣滿族勇將多隆阿實行的“翻山越嶺”和“過溝llltl'=]”的訓練方法，認為如果隊伍能夠在複雜地形上訓練得有條不紊，那麼在戰爭中就不容易亂了陣腳。出身科甲的曾國藩，手下的軍官多是儒生，從未經歷戰陣，主要依靠實戰積累經驗。根據實戰表現，曾國藩不斷整訓湘軍，在軍中汰弱補強，他總結說：“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

　　4.實行因材施教的軍事體育觀

　　曾國藩認為，培養與造就大量的有用人才，應當從教育方法上著手。曾國藩強調教育不能脫離實際，而應當與客觀實際相聯繫，針對不同的對象應當採取不同的方法實施教育，充分發展各自的特長。在士兵軍事體育培養方向上，曾國藩註重因材施教，結合各人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培養。有些人善於行兵佈陣，曾國藩就令其專攻陣法；有些人擅長穿山越嶺，曾國藩就令其專攻行軍探路。針對士兵文化知識水平比較低下的狀況，曾國藩將軍紀、營規改編成通俗易記的“順口溜”，如《解散歌》《愛民歌》《水師得勝歌》《陸軍得歌勝》等，組織士兵學唱，使士兵將其牢記在心。

　　(二)曾國藩軍事體育思想的特點

　　1.全面性

　　軍事體育的本質就是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軍事體育的過程就是人的體力與智力的統一，軍事體育的效果就是精神與物質的統一，曾國藩的軍事體育思想實踐切實貫徹了這些理論。從訓練士兵的方面來看，曾國藩不僅強調士兵的身體素質訓練，而且重視士兵的心理素質提升。從軍事戰術的方面來看，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曾國藩對中西方軍事有著自己獨特的看法。一方面，曾國藩非常痛恨西方列強人侵清朝的無恥行徑，認為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同時反對借師助剿，認為那樣只能導致引狼人室；另一方面，曾國藩並不盲目持有排外思想，而是主張向西方國家學習進步的軍事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我所用，豐富軍事體育的內在涵義，加快軍事體育的發展進程。

　　2.實用性

　　為了贏得軍事上的勝利，曾國藩的軍事體育思想內涵相當豐富，並確有獨到之處。曾國藩認為，軍事體育應當註重實用性與實效性，要切實提高士兵的戰鬥力，兵在於精而不在於多。1845年，曾國藩統領集訓剛剛完畢的湘軍集結湘潭，誓師迎戰，與太平天國軍在岳州(今湖南嶽陽)首次交戰，卻出師不利，大敗而歸，新建的水師差不多全軍覆沒。經此一役，曾國藩意識到想要控制長江天塹，必須擁有一支實力強大的水軍作為支柱。於是，曾國藩嚴格挑選精兵強將重新組建水師，日日進行操練，夜夜加強防守，不敢有絲毫鬆懈。曾國藩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不斷吸取經驗教訓，註重實際效用的獲得，這使其軍事體育思想更見成效。

　　3.科學性

　　《禮記·雜記下》說：“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曾國藩深諳這種道理，在軍事體育思想的科學性方面，曾國藩說：“一張一弛，迴圈以消息之。”健康的體魄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但這並不是說應該從早到晚一直處於勞碌狀態，不知疲倦，不怕疲倦，而是應該在感到疲倦時進行適度休息，休息之後才可以更有效率地繼續做事，勞逸結合才是科學可取的方式。“臨睡洗腳”和“飯後三千步”是曾國藩所提倡的，也正是曾國藩軍事體育思想科學性的具體體現。

　　4.養生性

　　以修身養性和頤養保健達到祛病強身的目的，是古代軍事體育的一大特點，這被曾國藩加以繼承，成為了其軍事體育思想特點之一。“以靜養為主”是曾國藩奉行的健身之道，其重在氣與意念的作用，並輔之以良好的飲食和睡眠等方面的生活習慣。曾國藩體質較為虛弱，由於勞碌又導致“心血積虧太過”，卻做到了道德、文章、軍功不朽，這與他註重修為和養生是密不可分的。曾國藩重視自然調養，強調增強自身免疫力，莊子在“養生主”中論述養生之道，以“庖丁解牛”為喻，解說養生須“因其自然”“依乎天理”，曾國藩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與精到的體會。

• 李鴻章
• 左宗棠
• 張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