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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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变法维新的清德宗光绪帝

　　戊戌变法指1898年六月（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该变法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该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最终失败。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资产阶级发起的改良运动。

　　一、洋务运动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朝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经过两次被英法联军打败，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图强。魏源的《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第二次英法联军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的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沦胥吏。

　　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产技术。全国各地先后引入了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及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海军──北洋水师。

　　二、甲午的震撼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或多或少还保留着对日本的优势心理。他们以为日本是蕞尔小邦，倘若与中国交战，必败无疑。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因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二万万三仟万两银即二亿三仟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大规模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便利列强对华输出资本，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并且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

　　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地改变清朝落后的境况。于是涌现出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

　　三、公车上书

　　维新运动开始于1895年于北京发生公车上书。当时齐集在北京参与科举会试的各省举人收到《马关条约》中，中国割去台湾及辽东，并且向日本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的消息，一时间群情激动。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成上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得到一千多人连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举人及数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门前要求代奏光绪帝。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汉代举孝廉乘公家马车赴京接受考核之惯例，对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又俗称为公车，故此称为公车上书。虽然公车上书在当时没有得到直接实质的效果，但是却形成了国民问政的风气，之后亦催生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议政团体。当中由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发起的强学会最为声势浩大，一度得到帝师翁同和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清朝高级官员的支持。

　　四、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活动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全国人心激愤。12月，康有为第五次上书，陈述形势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变法维新作了直接准备。

　　1897年末，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今青岛），俄国同时进占旅顺大连，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进占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列强意图瓜分刚败于日本的中国，在朝中再次敲响了警钟。

　　光绪皇帝虽然在1887年十七岁时已在名义上实行亲政，但朝廷大权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对列强瓜分的危险，光绪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实际的权力，让他进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绪颁布《定国是诏》，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光绪召见康有为，调任他为章京行走，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协助维新 。

　　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多番上书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为非四品官，无权力上书皇上。1月29日，康有为的奏折首次转呈光绪，光绪命令允许康有为随时上书。于同日，康有为第6次上书。2月，康第7次上书，再次建议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籍。皇帝之后每日阅读，加强了改革的决心。

　　1898年6月10日，光绪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国是诏》，送呈慈禧审查，得到批准，于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表明变革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然而，变法后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绪才首次召见康有为。据传康有为入殿前，碰到刚刚接到直隶总督任命的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康有为觐见光绪帝时，开宗明义说：“大清快要灭亡了。”光绪答这是保守官员所累，康有为指靠那些官员推动改革，等如缘木求鱼，康有为用了大量的时间，力陈变革之必要。这是光绪与康有为首次会面、亦是唯一一次，数日后，光緖调任他为总理事务衙门章京行走，但是官位仅至六品，而康有为早于3年前已经是六品官。

　　随后，光绪又召见梁启超，并且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获得任命后，离开北京，没有再次参与新政。在整场百日维新中，作为骨干成员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各自仅见过光绪一次。

　　新政内容主要涵盖教育及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赠送康有为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还有李提摩太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和其他有关各国改革的书。这令光绪倾向以明治维新为改革的蓝本。

　　(一)教育改革

　　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地方，细节包括：

　　1.举办京师大学堂

　　2.所有书院、祠庙、义学及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3.各省设高等学堂，府城设中学，州县设小学

　　4.鼓励私人开办学堂

　　5.设立翻译、医学、农、商、铁路、矿、茶务及蚕桑速成学堂

　　6.派遣皇族宗室出国游历，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

　　7.废八股文、乡试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及定期举行经济特科

　　8.设译书局

　　9.颁发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保荐格致人才

　　(二)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中国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外因为官办企业多有弊病，故此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

　　1.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且在各省设分局

　　2.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购买农具，订立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国农学书籍，采用清西各法切实开垦

　　3.颁发制器及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4.在各地设立工厂

　　5.在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

　　6.开放八旗经商的禁令，名其学习士农工商自谋生计

　　7.倡办实业，促进生产。

　　(三)军事

　　1.改用西洋军事训练

　　2.遣散老弱残兵，削减军饷须支，实行团练，裁减绿营，举办民兵

　　3.颁发兴造枪炮特赏章程

　　4.筹设武备大学堂

　　5.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枪炮

　　(四)政治

　　1.裁减冗官

　　2.设置京卿学士，以集思广益

　　3.准许地方官与士民上书

　　4.更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设京师报馆

　　5.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创立报馆）

　　6.按月分类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为还有好些未发表的新政，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及教会、以孔子纪年、制订宪法、开国会、君民合治、满汉平等、皇帝亲自统帅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及迁都上海等。根据康有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绪的同意。

　　一、戊戌政变与变法失败

　　9月初，直隶总督荣禄调兵聚集天津、长辛店。光绪帝想开懋勤殿并设顾问官，命谭嗣同拟旨，决定自己在9月13号这一天亲自去颐和园请示慈禧。可到了13号这一天，众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诏书，而诏书却迟迟没有下达，这更说明慈禧与光绪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号，光绪帝召见杨锐，并赐予他衣带诏，内容是“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康有为与谭嗣同等见到密诏后抱头痛哭，可是光绪只是个傀儡皇帝，手里没有一点权力，所以康有为这些人干着急没有办法。当时朝中的所有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曾长期驻兵朝鲜，知道国内外的形式，也主张变法，于是，谭嗣同以及其恳切的言辞密奏光绪，要拉拢袁世凯，给他一些恩惠，这样一旦情况有变，袁世凯可能会是勤王保驾之臣。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加封他侍郎之职，命其专办练兵事务。17号再次召见了他。

　　9月初袁世凯赶回天津，连夜去见荣禄告密，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都对荣禄讲了。荣禄当即下令封锁进京的重要道路，没有他的命令不允许任何军队不准擅自进北京。荣禄还坐上专列连夜进京向慈禧太后告发。这天深夜，当慈禧知道这件事后，先是大惊失色，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平日一贯唯唯诺诺的光绪皇帝胆敢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几十年宫廷斗争冰刀雪剑的慈禧太后，立刻采取了行动。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紫禁城，将光绪痛骂一番之后，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权。与此同时，她下令关闭北京各城门，封锁交通，出动3000军士在全城搜捕维新派人士。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见到伊藤博文，请他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22到24号的三天时间里，谭嗣同还策划组织要救出光绪帝，可最后没有成功。

　　9月24号，梁启超见到谭嗣同，劝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谭嗣同不同意，梁启超再三劝说，谭嗣同也不应允。谭嗣同对梁启超说：“各国的变法，无不是经过流血牺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国从没听说过有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的，这大概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吧。如果是这样，我谭嗣同愿意做为变法维新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谭嗣同被逮捕，在狱中，他在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号，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这天，观斩的百姓达万人之多，谭嗣同面不改色，从容就义，这一年他年仅33岁。清朝政府随即又罢免数十名支持维新派的官员，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废除，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二、对政局的影响

　　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环水的南海瀛台。康有为逃至香港，后转至加拿大，在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组织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颂扬光绪皇帝，鼓吹君主立宪，而梁启超则逃至日本，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在康梁两人出逃的时候，宫内传来康有为毒杀光绪皇帝的消息，后来又传光绪久病，由太后训政。民间议论纷纷，中外盛传光绪皇帝已不在人世。两江总督刘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时任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亦称假若光绪皇帝去世，将为各国所不谅。结果大内允许法国使馆医生入宫中诊治光绪，云无大碍。守旧派大臣恐光绪怨于将来，纷纷怂恿慈禧太后废掉光绪，但议论未决。各国公使听闻消息后，于元旦入觐诘问理由。慈禧太后恐引起列强干涉，为测试列强态度，遂依荣禄建议，于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载漪之子，15岁的溥俊为大阿哥，史称己亥建储。不过该诏书一出，随即令天下哗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要求光绪皇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签名者有叶瀚、马裕藻、章炳麟、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经亨颐、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人。同时发表《布告各省公启》，要求各省共同力争，“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各国公使认为立储事件影响中国形势稳定，随之提出警告，拒绝入贺。慈禧太后对列强怨恨甚深，在守旧派大臣怂恿下，对义和团采放任态度，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祸。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与革命党人在日本相会，当时宫崎滔天、犬养毅、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与“维新派”，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戊戌政变直接导致1900年夏维新派与革命党尝试合作，趁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时发动自立军起义。此维新起义失败后，代之而起的是主张推翻满清，激烈变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后清朝亦画上句号。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的历史意义却毋庸置疑。 

　　1. 进步意义

　　戊戌变法颁布的法令虽然绝大多数都是纸上谈兵，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但它表明历史走向是进步的。在政治上，维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张设立议会，限制过重的皇权，希望通过改良的道路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的宣传、影响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在经济上，维新派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      　　2. 爱国意义

　　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着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呼吁“保国”，反对“瓜分”，是近代中国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爱国运动。      　　3. 启蒙意义

　　维新派在中国最早创办近代报刊，把旧式书院和私塾逐渐转变为近代学校，广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学术性的社团。他们大力提倡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知识，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打开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重新认识世界，为后来人们接受新思想扫除了一些障碍，这种思想影响不会因政变而消失。

　　一、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与妥协性。

　　资产阶级势力太脆弱，封建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一次较量。资本主义尽管在中国已出现。但基础还非常薄弱，资产阶级也刚刚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还具有强大的势力。寄希于光绪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运”，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维新派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顺而难”。因此他们把变法的希望寄于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身上，以获取廉价的胜利。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维新派之所以要倡导变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抵制“揭竿斩木”之“忧危”。他们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始终眼睛朝上，是变法运动缺乏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结果顽固势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二、维新派领袖人物心态分析。

　　在戊戌变法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在心态上明显表现出“剧变”的倾向。其第一个表现是,变法派认为改革必须是急剧而迅速的,快刀斩乱麻式的,认为只有急剧而迅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国起死回生,一切渐进的、缓和的变革,已经是“远水不救近火”,无济于事。杨深秀所说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犹恐不及”,最清楚地体现了这种求变心态。

　　变法派求变心态第二个表现是,强调与传统的决裂。戊戌变法派人士认为,变法必须是全面的“大变”,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变”。最能表达这种心态的是康有为在呈光绪帝的奏折中说“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因为他认为如果“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其结果只能是“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他还以修建宫殿作比喻,认为如果只做些表面的修补,风雨一来,照样倒塌,因而必须全部拆除重建。

　　变法派求变心态第三个表现是,他们从泛道德的立场出发,主张“新与旧”之间的“水火不容”性,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既然“旧物”已经被证明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顽固地坚持保守旧物,只能是出于道德上的邪恶与腐败,他们把新旧之争归结为“正邪之争”。同时,他们把“老臣”与“小臣”简单的归类到“保守”与“改革”的两叉分类的框架中去。康有为在光绪帝召见时就提出,以资格迁转取得高位的老臣,无论从年龄、精力还是从对新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上,均不能胜任改革大任。因此,他认为“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之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其旧人始姑听之”。康有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并非所有的老臣都反对变法,而且老臣所具有的统官僚体制下从事政治运作的丰富经验,恰恰是少壮派新进官员所缺少的,而这种经验对于旧体制下取得改革的成功又是十分重要的。

　　变法派求变心态第四个表现是,对激进变法的简单的乐观预期。这些改革者一方面对中国危机的前景充满了焦虑,另一方面又对变法的前景充满了一种不成熟的乐观态度。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以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图自强在一反掌间尔。”康还在《进呈日本明治政变考序》中认为,与日本相比,中国有更为有利的条件:首先,中国是“广土众民,十倍于日本”。其次,中国的皇帝“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为霸主”。因此,皇上只需下定决心,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四海之内就不存在反对皇帝发出的改革圣旨的力量。他还认为,由于中国与日本在民俗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为借鉴,中国的改革就“易如反掌”,“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养成之,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那么,其结果将是“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维新变法派人士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激进求变、盲目乐观的态度,既有其现实的社会原因,又与其领袖人物自身素养有关。

　　首先,甲午战败后的社会现实及严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危险,使这些年轻的变法人士们只注重在危机面前加大变法的速度和规模,而较少考虑变法所应该具有的幅度、深度与速度,以及变法是否应当受其它现实条件与因素的制约。变革者所要求的变革的强度,与他们的危机感的强度成正比,而不是与现实环境对这种变革的承受条件成正比。人们注意的仅仅是改革相对于危机的“必要性”,而不是改革相对于客观环境的可行性。

　　其次,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都具有特别强烈的宗教信念,尤其对于佛家思想更具有巨大的热忱。其中康有为的宗教心态尤为典型,他“曾屏居西樵,潜心佛藏”,他身上所焕发的佛子式的献身热忱,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刚健果毅的气概,以及他对自己事业的信心与乐观,使他对于年轻的皇帝,对于他的崇拜者与同志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用梁启超的说法,康的那种“六经皆我注释,群山皆我仆从”的自信,“盖受用于佛学也”。康有为的学说“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在这个“世风极坏,惟利禄是慕”的气氛中,正是康有为的当头棒喝,才足以具有打破顽固、保守与平庸的文化冲击。然而这种狂热的宗教式热情却在现世改革中具有“两面刃”的特点,它使康有为等变革者丧失了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思维,无法摆脱信条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约束,无法客观求实地冷静地去认识改革所面临的症结、困难与问题,并通过政治策略技巧来解决。换言之,康有为偏执的宗教气质阻碍了他在政治实践中以求实的眼光来判断问题,一旦这种宗教式心态与康有为执拗倔强的个性相结合,其政治后果就更为严重。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求变心态使得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变法的具体战略措施上没有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做法,而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三、改革措施的四条错误

　　(一)先声夺人的改革声势。戊戌变法一开始,康有为就把改革的通盘计划公开于世,并把矛头公开地、明确地直接指向他所认为的政敌与传统的官僚体制。当军机处诸大臣问及如何变法时,康有为首先主张“宜变法律,官制为先”的基本原则,“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当李鸿章问到:“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废乎?”康有为明确表示:“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以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这无疑是变法派在政治上未站稳之前就公开向以六部为中枢的传统官僚体制宣战,并以尽撤六部为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这种惊世骇俗而又极不策略的言论,只能引起反对派的忌恨,从而加大了变法的阻力。事实证明,正是在对怀塔布等礼部官员的革职问题上,激化了双方矛盾,加速了顽固派的镇压。

　　其次这种“先声夺人”还表现在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计划,然而,他却忽视了明治政府中主流是维新志士而清政府中保守顽固势力则十分强大,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把皇帝从变法过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边,这就使改革派与对立派的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出现时,皇帝本人将由于其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而失去足够的回旋余地。

　　(二)急于求成的改革方案。当变法派取得皇帝信任并开始推行改革时他们不是采取步步为营,突破一点,逐步扩大战果的渐进方式,而是急于求成,主张“快变与大变”的改革方式。在这种变法战略的影响下,光绪帝在103天的时间内,发布了二三百条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官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不仅令如雨下,而且这些措施之间彼此既不配合,又无后续准备,这种毫无章法的、不顾实行条件与后果的做法,只能使变法停留在形式上,而且,这种表面上的大刀阔斧,使众多在改革中受到影响的人们,越来越聚集于反对者一方。尤其像科举制改革这样涉及全国数以百万计士绅前途的大举措,变法策划者们要求在当年就把全国的生童试改为策论考试,连准备的时间也没有,这对历经数十年寒窗之苦的“皆与八股性命相依”的一般士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苛求。人们难以对这种变动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与思想上的准备,“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同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虽然戊戌变法始终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但康有为等人却忽视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的“五条誓文”并无倾盆大雨,但却扎扎实实地初步改造了政体。戊戌变法派虽然上谕无数,但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既增加了自己的风险,最后也没有一条能扎实贯彻下去。正如赫德所说:维新派“不顾中国的吸收力量,三个月内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够中国九年消化”。

　　(三)弄巧成拙的理论依据。《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康有为以通过这两本书来重塑孔子形象。他认为,古文经是刘歆为了王莽篡政而伪造的,这样,他就把两千年来近二十个王朝崇奉的礼乐尊严,数百万士大夫的信条,斥为分文不值的“伪说”,他的主观意愿是为改革寻找意识形态上的依据。从表面看,康有为把孔子的幽灵请出来作为改革合法性的基础,这种对孔子的政治战略似乎是高瞻远瞩,然而,他的考证,就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也是相当粗劣的而且是牵强附会的,因为他对实际上的孔子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而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审工夫。连当时的著名经学家皮锡瑞,这位对变法一直抱同情与支持态度的人士,也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从学理上说“武断太过”。后来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

　　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固然有权利去发表任何他认为正确的观点或理论,哪怕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何等的惊世骇俗,但作为一个在传统体制内进行改革的政治家,这种做法是一种致命的错误,一种与良好动机产生适得其反效果的书生式的迂腐。

　　这是因为,首先,深受外强挑战威胁的中国士大夫,并非是从孔子的“现代化”观念中来取得变法必要性的认识的,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危机的压力刺激下获得这种认识的,人们未必先要从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来认可变法的必要性,然后才会下定决心。可以说,康有为的“三世说”在政治策略上是“画蛇添足”。

　　其次,康有为所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的挑战,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取得的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上来,其结果是,在已经取得共识的方面,不能团结广大精英阶层,反而在最容易引起不同概念纷争与情绪化反应的意识形态领域挑起新的争端。由于当时绝大部分士绅精英均无法接受康有为对孔子的新的解释,这就使康有为反而因自己的节外生枝而陷于孤立的境地,如在与洋务大员张之洞的关系上,张本身并不反对变法,并且给予变法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他“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并提出只要康有为放弃此理论,他便在经济上支持上海强学会,然而康有为寸步不让,而且在《强学报》以孔子纪年,张之洞顿时反目,迫使强学会停办,后又著《劝学篇》,攻击孔子改制理论。事实证明,孔子改制理论在早期传播维新思想中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康有为想以此压制守旧派,减轻他们对变法的阻挠的目的并未达到,相反,大大激怒和刺痛了封建守旧派和洋务派,遭到了毁版的命运,可见对此问题“冷处理”就更合适。

　　(四)严重失误的政治战略。康有为政治战略上最严重的失策是,拒绝采取翁同禾“调和两宫”的主张,一开始即将慈禧太后放在了敌对的立场,如康有为称,如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这种政治战略的前提是错误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后在变法问题上并非极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变革。其次,太后对光绪帝所具有的权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权势,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这些变法派的政治推论的致命错误是,既然太后已经归政于皇帝,皇帝就应拥有相应的实权,一旦他们认为皇帝并不拥有这种相应的权力,就把排斥太后作为改革的目标。

　　事实上,当康有为受光绪帝召见时,他问光绪帝“何为久而不举,坐致割弱”,“上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他当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光绪并无实权,但他还是不切实际地幻想变法能够成功,在当时这种做法就遭到变法派内部不少人反对,但康有为坚持“挟此抑彼”之策,把慈禧视为“不可造就之物”来加以排斥,其政治后果是太后与荣禄由于利益与共而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而当变法由于各方抵制无法继续时,康有为等人又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企图借助袁世凯发动政变,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结果,慈禧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镇压了变法。

　　总之,虽然戊戌时期中国已经具备了改革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变法还是犹如昙花一现般地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极其复杂,既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原因。我们在强调一些客观不利因素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主观方面的失误。整个维新派理论上、组织上不成熟,康有为等中国改革的先锋人物,虽有满腔热情,但却不具备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与改革者所应具备的智慧、能力和技巧,不仅不能扬长避短,因势利导,给变法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反而在激进主义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加速了变法的失败。正如李提摩太所说,这次变法“败于激烈,过于急进”。而这种急躁冒进的做法又是与康有为等变法领袖人物的“剧变”心态密不可分。因此,由这样一批知识分子领导变革,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悲剧,它一开始便意味着变法的失败结局。

　　即使粗略地扫瞄一下, 人们也会发现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其基本方面说, 有着许多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 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 不如说是由世界大势和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 以及中日两个民族在此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造成的。一句话, 这些共同点, 是历史地形成的。

　　第一, 从外部环境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 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 在中国, 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主权的逐步丧失, 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 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在日本, 则是1853 年以后的被迫开关, 是5 日美亲善条约6 、5 安政五国条约6 、5日美友好通商条约6 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是黄金的大量外流, 是经济的日趋恶化, 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 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 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 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 分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 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第二, 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 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整的意义上说, 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可观的发展, 然而, 直到鸦片战争前, 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后, 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 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 但在社会经济中, 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 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 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 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 由于政局稳定, 全国统一, 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 以手工业工场为载体, 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 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 年以后的开关, 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 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 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第三, 从改革的内容上看,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 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 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戊戌变法诚然是个失败的运动,运动中的主干人物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 包括光绪皇帝下的二百多个诏书, 许多并未实行就已烟消云散。但就其所提出的内容来看, 诸如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裁撤臃肿机构、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办农会、商会、训练精兵、奖励新发明, 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 所涉及的, 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 而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问题。而明治维新运动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还、地税改革、废藩置县, 以及以西洋文明为目标0 大量输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 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

　　第四,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上看, 戊戌变化和明治维新, 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 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 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的精英们, 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 在政坛上兴云布雨, 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在日本, 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 把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 以实现自身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