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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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變法維新的清德宗光緒帝

　　戊戌變法指1898年六月（農曆戊戌年）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該變法主要內容為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

　　該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同年九月慈禧太後等發動政變，光緒帝被囚至中南海瀛臺，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最終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次資產階級發起的改良運動。

　　一、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與世界的關係日益緊密。經過兩次被英法聯軍打敗，清朝統治者痛定思痛，意欲圖強。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第二次英法聯軍結束後不久，因為清政府用領土，主權以及一系列經貿特權暫時滿足了外國侵略者的要求，國內的農民戰爭也進入低潮，因而呈現了暫時“穩定”的局面，即所謂“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統治集團中，一些頭腦比較清楚的當權者，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樞執掌大權的恭親王等人，並沒有因為這種“和局”的出現而減少他們對清政府統治的危機感。曾、李、左諸人都為剿滅的太平天國而建立殊勛，他們在藉助外國侵略者對太平天國的“華洋會剿”中，親眼看到了外國侵略者堅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從而感受到一種潛在的長遠威脅。面臨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繼承了魏源等“經事派”提出的“師夷長技”的思想並極力將這種思想付諸於實踐他們“師夷長技”的目的，一是為了鎮壓太平天國，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條件下，徐圖淪胥吏。

　　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式，改良生產技術。全國各地先後引入了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及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海軍──北洋水師。

　　二、甲午的震撼

　　甲午戰爭之前，中國或多或少還保留著對日本的優勢心理。他們以為日本是蕞爾小邦，倘若與中國交戰，必敗無疑。1895年，清朝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因此割讓了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三仟萬兩銀即二億三仟萬兩白銀。甲午戰爭失敗標志著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大規模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華輸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志著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並且拉開了列強瓜分中國狂潮的序幕。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輓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

　　證明瞭洋務運動未能根本地改變清朝落後的境況。於是涌現出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三、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各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並且嚮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和梁啟超作出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北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照漢代舉孝廉乘公家馬車赴京接受考核之慣例，對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此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效果，但是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一度得到帝師翁同和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四、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活動

　　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製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1897年冬，嚴複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全國人心激憤。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準備。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占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占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於日本的中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鐘。

　　光緒皇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實行親政，但朝廷大權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後的手裡。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光緒於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實際的權力，讓他進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上書後第三天6月11日，光緒頒佈《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百日維新開始。之後光緒召見康有為，調任他為章京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後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是康有為非四品官，無權力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摺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有為隨時上書。於同日，康有為第6次上書。2月，康第7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且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日閱讀，加強了改革的決心。

　　1898年6月10日，光緒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准，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佈《明定國是詔》，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然而，變法後第6日，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剛接到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康有為覲見光緒帝時，開宗明義說：“大清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用了大量的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面、亦是唯一一次，數日後，光緖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是官位僅至六品，而康有為早於3年前已經是六品官。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且僅委派其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得任命後，離開北京，沒有再次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各自僅見過光緒一次。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及軍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體制。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制。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

　　(一)教育改革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1.舉辦京師大學堂

　　2.所有書院、祠廟、義學及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3.各省設高等學堂，府城設中學，州縣設小學

　　4.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5.設立翻譯、醫學、農、商、鐵路、礦、茶務及蠶桑速成學堂

　　6.派遣皇族宗室出國游歷，挑選學生到日本游學

　　7.廢八股文、鄉試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8.設譯書局

　　9.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二)經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外因為官辦企業多有弊病，故此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1.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且在各省設分局

　　2.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清西各法切實開墾

　　3.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4.在各地設立工廠

　　5.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6.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7.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三)軍事

　　1.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2.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3.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

　　4.籌設武備大學堂

　　5.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四)政治

　　1.裁減冗官

　　2.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3.准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4.更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5.解除報禁（允許民間創立報館）

　　6.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一、戊戌政變與變法失敗

　　9月初，直隸總督榮祿調兵聚集天津、長辛店。光緒帝想開懋勤殿並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擬旨，決定自己在9月13號這一天親自去頤和園請示慈禧。可到了13號這一天，眾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詔書，而詔書卻遲遲沒有下達，這更說明慈禧與光緒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號，光緒帝召見楊銳，並賜予他衣帶詔，內容是“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康有為與譚嗣同等見到密詔後抱頭痛哭，可是光緒只是個傀儡皇帝，手裡沒有一點權力，所以康有為這些人干著急沒有辦法。當時朝中的所有將領之中，只有袁世凱曾長期駐兵北韓，知道國內外的形式，也主張變法，於是，譚嗣同以及其懇切的言辭密奏光緒，要拉攏袁世凱，給他一些恩惠，這樣一旦情況有變，袁世凱可能會是勤王保駕之臣。9月16號，光緒帝召見袁世凱，加封他侍郎之職，命其專辦練兵事務。17號再次召見了他。

　　9月初袁世凱趕回天津，連夜去見榮祿告密，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都對榮祿講了。榮祿當即下令封鎖進京的重要道路，沒有他的命令不允許任何軍隊不准擅自進北京。榮祿還坐上專列連夜進京向慈禧太後告發。這天深夜，當慈禧知道這件事後，先是大驚失色，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平日一貫唯唯諾諾的光緒皇帝膽敢這樣做。但是，作為一個經歷了幾十年宮廷鬥爭冰刀雪劍的慈禧太後，立刻採取了行動。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到紫禁城，將光緒痛罵一番之後，把他囚禁在瀛臺，自己重掌大權。與此同時，她下令關閉北京各城門，封鎖交通，出動3000軍士在全城搜捕維新派人士。梁啟超逃到日本使館，見到伊藤博文，請他照會上海領事館，搭救康有為。22到24號的三天時間里，譚嗣同還策劃組織要救出光緒帝，可最後沒有成功。

　　9月24號，梁啟超見到譚嗣同，勸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譚嗣同不同意，梁啟超再三勸說，譚嗣同也不應允。譚嗣同對梁啟超說：“各國的變法，無不是經過流血犧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國從沒聽說過有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的，這大概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吧。如果是這樣，我譚嗣同願意做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譚嗣同被逮捕，在獄中，他在牆壁上題詩一首“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號，慈禧太後下詔，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6人押赴菜市口開刀問斬，命軍機大臣剛毅監斬。這6人即後人所說的”戊戌六君子”。這天，觀斬的百姓達萬人之多，譚嗣同面不改色，從容就義，這一年他年僅33歲。清朝政府隨即又罷免數十名支持維新派的官員，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廢除，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二、對政局的影響

　　戊戌政變後，光緒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南海瀛臺。康有為逃至香港，後轉至加拿大，在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組織保皇會，又名中國維新會，頌揚光緒皇帝，鼓吹君主立憲，而梁啟超則逃至日本，創刊《清議報》，醜詆慈禧太後。在康梁兩人出逃的時候，宮內傳來康有為毒殺光緒皇帝的消息，後來又傳光緒久病，由太後訓政。民間議論紛紛，中外盛傳光緒皇帝已不在人世。兩江總督劉坤一警告道：“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亦稱假若光緒皇帝去世，將為各國所不諒。結果大內允許法國使館醫生入宮中診治光緒，雲無大礙。守舊派大臣恐光緒怨於將來，紛紛慫恿慈禧太後廢掉光緒，但議論未決。各國公使聽聞消息後，於元旦入覲詰問理由。慈禧太後恐引起列強干涉，為測試列強態度，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立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為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不過該詔書一齣，隨即令天下嘩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同時發表《佈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後對列強怨恨甚深，在守舊派大臣慫恿下，對義和團採放任態度，終釀成八國聯軍入侵的大禍。

　　一開始維新黨人在清朝體制內尋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變後他們卻成了被官府緝捕的罪犯。戊戌政變使得這批人與革命黨人在日本相會，當時宮崎滔天、犬養毅、以及其他熱心支那問題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興中會”與“維新派”，希望兩黨能攜手一同造反。戊戌政變直接導致1900年夏維新派與革命黨嘗試合作，趁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時發動自立軍起義。此維新起義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推翻滿清，激烈變革，推翻原有制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清朝亦畫上句號。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它具有的歷史意義卻毋庸置疑。 

　　1. 進步意義

　　戊戌變法頒佈的法令雖然絕大多數都是紙上談兵，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它表明歷史走向是進步的。在政治上，維新派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制度，主張設立議會，限制過重的皇權，希望通過改良的道路逐步變封建專制制度為資本主義的君主立憲制度，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他們的宣傳、影響促進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發展。在經濟上，維新派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這符合中國曆史發展的趨勢。      　　2. 愛國意義

　　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面對著19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的瓜分狂潮，挺身而出，為救亡圖存奔走呼號，呼籲“保國”，反對“瓜分”，是近代中國摸索救國救民真理的一場愛國運動。      　　3. 啟蒙意義

　　維新派在中國最早創辦近代報刊，把舊式書院和私塾逐漸轉變為近代學校，廣泛建立了政治性和學術性的社團。他們大力提倡西方的社會政治學說和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觀念，打開了知識分子的眼界，使他們重新認識世界，為後來人們接受新思想掃除了一些障礙，這種思想影響不會因政變而消失。

　　一、根本原因在於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資產階級勢力太脆弱，封建勢力過於強大。戊戌變法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一次較量。資本主義儘管在中國已出現。但基礎還非常薄弱，資產階級也剛剛形成，很不成熟。相形之下，封建統治階級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還具有強大的勢力。寄希於光緒皇帝。“幻想是弱者的命運”，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維新派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變之自下者順而難”。因此他們把變法的希望寄於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以獲取廉價的勝利。敵視革命，脫離群眾。維新派之所以要倡導變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抵制“揭竿斬木”之“憂危”。他們害怕群眾，害怕革命，始終眼睛朝上，是變法運動缺乏一個廣泛的群眾基礎，結果頑固勢力略一反攻，使自己立刻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

　　二、維新派領袖人物心態分析。

　　在戊戌變法期間,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在心態上明顯表現出“劇變”的傾向。其第一個表現是,變法派認為改革必須是急劇而迅速的,快刀斬亂麻式的,認為只有急劇而迅速的改革才能使中國起死回生,一切漸進的、緩和的變革,已經是“遠水不救近火”,無濟於事。楊深秀所說的改革就是“死中求生”,“救火追亡猶恐不及”,最清楚地體現了這種求變心態。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二個表現是,強調與傳統的決裂。戊戌變法派人士認為,變法必須是全面的“大變”,而不是部分的或局部的“小變”。最能表達這種心態的是康有為在呈光緒帝的奏摺中說“能變則存,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因為他認為如果“根本未變,大制未新,少襲皮毛,未易骨髓”,其結果只能是“日言自強,而弱日甚,日思防亂,而亂日深”。他還以修建宮殿作比喻,認為如果只做些錶面的修補,風雨一來,照樣倒塌,因而必須全部拆除重建。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三個表現是,他們從泛道德的立場出發,主張“新與舊”之間的“水火不容”性,認為兩者之間不存在妥協的可能性。在他們看來,既然“舊物”已經被證明沒有存在的價值,那麼頑固地堅持保守舊物,只能是出於道德上的邪惡與腐敗,他們把新舊之爭歸結為“正邪之爭”。同時,他們把“老臣”與“小臣”簡單的歸類到“保守”與“改革”的兩叉分類的框架中去。康有為在光緒帝召見時就提出,以資格遷轉取得高位的老臣,無論從年齡、精力還是從對新知識的瞭解與掌握上,均不能勝任改革大任。因此,他認為“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廣其登薦,予之召對,察其才否,皇上親拔之,不吝爵賞,破格擢用,……其舊人始姑聽之”。康有為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並非所有的老臣都反對變法,而且老臣所具有的統官僚體制下從事政治運作的豐富經驗,恰恰是少壯派新進官員所缺少的,而這種經驗對於舊體制下取得改革的成功又是十分重要的。

　　變法派求變心態第四個表現是,對激進變法的簡單的樂觀預期。這些改革者一方面對中國危機的前景充滿了焦慮,另一方面又對變法的前景充滿了一種不成熟的樂觀態度。康有為在受光緒皇帝召見時稱:“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大、人民之眾,變法三年可以自立,以後則蒸蒸日上,富強可駕萬國,以皇上之聖,圖自強在一反掌間爾。”康還在《進呈日本明治政變考序》中認為,與日本相比,中國有更為有利的條件:首先,中國是“廣土眾民,十倍於日本”。其次,中國的皇帝“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為霸主”。因此,皇上只需下定決心,自上而下地發號施令,四海之內就不存在反對皇帝發出的改革聖旨的力量。他還認為,由於中國與日本在民俗方面相近,只要以日本為借鑒,中國的改革就“易如反掌”,“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之政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養成之,若以中國之廣土眾民,近採日本”,那麼,其結果將是“三年而巨集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維新變法派人士之所以能夠產生這種激進求變、盲目樂觀的態度,既有其現實的社會原因,又與其領袖人物自身素養有關。

　　首先,甲午戰敗後的社會現實及嚴重的民族危機,亡國滅種的危險,使這些年輕的變法人士們只註重在危機面前加大變法的速度和規模,而較少考慮變法所應該具有的幅度、深度與速度,以及變法是否應當受其它現實條件與因素的制約。變革者所要求的變革的強度,與他們的危機感的強度成正比,而不是與現實環境對這種變革的承受條件成正比。人們註意的僅僅是改革相對於危機的“必要性”,而不是改革相對於客觀環境的可行性。

　　其次,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都具有特別強烈的宗教信念,尤其對於佛家思想更具有巨大的熱忱。其中康有為的宗教心態尤為典型,他“曾屏居西樵,潛心佛藏”,他身上所煥發的佛子式的獻身熱忱,勇往直前,不畏艱險,剛健果毅的氣概,以及他對自己事業的信心與樂觀,使他對於年輕的皇帝,對於他的崇拜者與同志具有一種超凡的魅力。用梁啟超的說法,康的那種“六經皆我註釋,群山皆我僕從”的自信,“蓋受用於佛學也”。康有為的學說“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在這個“世風極壞,惟利祿是慕”的氣氛中,正是康有為的當頭棒喝,才足以具有打破頑固、保守與平庸的文化衝擊。然而這種狂熱的宗教式熱情卻在現世改革中具有“兩面刃”的特點,它使康有為等變革者喪失了在政治實踐中的理性思維,無法擺脫信條對實際政治活動的約束,無法客觀求實地冷靜地去認識改革所面臨的癥結、困難與問題,並通過政治策略技巧來解決。換言之,康有為偏執的宗教氣質阻礙了他在政治實踐中以求實的眼光來判斷問題,一旦這種宗教式心態與康有為執拗倔強的個性相結合,其政治後果就更為嚴重。正是由於這種激進的求變心態使得康有為等維新派在變法的具體戰略措施上沒有採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做法,而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採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三、改革措施的四條錯誤

　　(一)先聲奪人的改革聲勢。戊戌變法一開始,康有為就把改革的通盤計劃公開於世,並把矛頭公開地、明確地直接指向他所認為的政敵與傳統的官僚體制。當軍機處諸大臣問及如何變法時,康有為首先主張“宜變法律,官製為先”的基本原則,“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是一切改良和維新政策的基礎”。當李鴻章問到:“然則六部盡撤,則例盡廢乎?”康有為明確表示:“弱亡中國皆此物也,誠宜盡撤,即一時不以盡去,亦當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這無疑是變法派在政治上未站穩之前就公開向以六部為中樞的傳統官僚體制宣戰,並以盡撤六部為改革必須達到的目標。這種驚世駭俗而又極不策略的言論,只能引起反對派的忌恨,從而加大了變法的阻力。事實證明,正是在對懷塔布等禮部官員的革職問題上,激化了雙方矛盾,加速了頑固派的鎮壓。

　　其次這種“先聲奪人”還表現在康有為向光緒帝建議,仿效日本明治維新,以“大誓群臣以定國是”作為變法的第一步計劃,然而,他卻忽視了明治政府中主流是維新志士而清政府中保守頑固勢力則十分強大,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是把皇帝從變法過程的仲裁者的至高地位,推向改革派一邊,這就使改革派與對立派的矛盾日益發展的情況出現時,皇帝本人將由於其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而失去足夠的迴旋餘地。

　　(二)急於求成的改革方案。當變法派取得皇帝信任並開始推行改革時他們不是採取步步為營,突破一點,逐步擴大戰果的漸進方式,而是急於求成,主張“快變與大變”的改革方式。在這種變法戰略的影響下,光緒帝在103天的時間內,發佈了二三百條涉及選拔人才、農工商業、裁汰官員、廢除科舉、財政經濟、法律制度、文化教育、軍事國防幾乎所有方面的上諭。不僅令如雨下,而且這些措施之間彼此既不配合,又無後續準備,這種毫無章法的、不顧實行條件與後果的做法,只能使變法停留在形式上,而且,這種錶面上的大刀闊斧,使眾多在改革中受到影響的人們,越來越聚集於反對者一方。尤其像科舉制改革這樣涉及全國數以百萬計士紳前途的大舉措,變法策劃者們要求在當年就把全國的生童試改為策論考試,連準備的時間也沒有,這對歷經數十年寒窗之苦的“皆與八股性命相依”的一般士人來說,實在是過於苛求。人們難以對這種變動有足夠的心理承受力與思想上的準備,“聞啟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同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

　　雖然戊戌變法始終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但康有為等人卻忽視了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施政方針只有再三斟酌的“五條誓文”並無傾盆大雨,但卻扎扎實實地初步改造了政體。戊戌變法派雖然上諭無數,但不分輕重緩急,主次先後,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既增加了自己的風險,最後也沒有一條能扎實貫徹下去。正如赫德所說:維新派“不顧中國的吸收力量,三個月內所想改革的政事,足夠中國九年消化”。

　　(三)弄巧成拙的理論依據。《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製考》是康有為維新變法的重要理論依據。康有為以通過這兩本書來重塑孔子形象。他認為,古文經是劉歆為了王莽篡政而偽造的,這樣,他就把兩千年來近二十個王朝崇奉的禮樂尊嚴,數百萬士大夫的信條,斥為分文不值的“偽說”,他的主觀意願是為改革尋找意識形態上的依據。從錶面看,康有為把孔子的幽靈請出來作為改革合法性的基礎,這種對孔子的政治戰略似乎是高瞻遠矚,然而,他的考證,就當時的學術水平而言,也是相當粗劣的而且是牽強附會的,因為他對實際上的孔子並沒有真正的興趣,而又缺乏史料上的精審工夫。連當時的著名經學家皮錫瑞,這位對變法一直抱同情與支持態度的人士,也認為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從學理上說“武斷太過”。後來連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康有為)以好博好異之故,往往不惜抹殺證據,曲解證據,以犯科學家之大忌”。

　　康有為作為一個思想家,固然有權利去發表任何他認為正確的觀點或理論,哪怕這種觀點在當時是何等的驚世駭俗,但作為一個在傳統體制內進行改革的政治家,這種做法是一種致命的錯誤,一種與良好動機產生適得其反效果的書生式的迂腐。

　　這是因為,首先,深受外強挑戰威脅的中國士大夫,並非是從孔子的“現代化”觀念中來取得變法必要性的認識的,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危機的壓力刺激下獲得這種認識的,人們未必先要從康有為的“三世說”中來認可變法的必要性,然後才會下定決心。可以說,康有為的“三世說”在政治策略上是“畫蛇添足”。

　　其次,康有為所發起的這場意識形態的挑戰,把人們的註意力從已經取得的改革共識方面,轉移到當時根本無法形成共識的意識形態的不同解釋的“正邪”之爭上來,其結果是,在已經取得共識的方面,不能團結廣大精英階層,反而在最容易引起不同概念紛爭與情緒化反應的意識形態領域挑起新的爭端。由於當時絕大部分士紳精英均無法接受康有為對孔子的新的解釋,這就使康有為反而因自己的節外生枝而陷於孤立的境地,如在與洋務大員張之洞的關係上,張本身並不反對變法,並且給予變法一定程度的支持,但他“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人言,必力詆之”,並提出只要康有為放棄此理論,他便在經濟上支持上海強學會,然而康有為寸步不讓,而且在《強學報》以孔子紀年,張之洞頓時反目,迫使強學會停辦,後又著《勸學篇》,攻擊孔子改製理論。事實證明,孔子改製理論在早期傳播維新思想中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康有為想以此壓制守舊派,減輕他們對變法的阻撓的目的並未達到,相反,大大激怒和刺痛了封建守舊派和洋務派,遭到了毀版的命運,可見對此問題“冷處理”就更合適。

　　(四)嚴重失誤的政治戰略。康有為政治戰略上最嚴重的失策是,拒絕採取翁同禾“調和兩宮”的主張,一開始即將慈禧太後放在了敵對的立場,如康有為稱,如要“尊君權”,“非去太後不可”,這種政治戰略的前提是錯誤的。首先,如前所述,太後在變法問題上並非極端保守,她同意在有限範圍內進行變革。其次,太後對光緒帝所具有的權威性及其在群臣中享有的權勢,是不可忽視的客觀事實。這些變法派的政治推論的致命錯誤是,既然太後已經歸政於皇帝,皇帝就應擁有相應的實權,一旦他們認為皇帝並不擁有這種相應的權力,就把排斥太後作為改革的目標。

　　事實上,當康有為受光緒帝召見時,他問光緒帝“何為久而不舉,坐致割弱”,“上以目睨簾外,既而嘆曰:‘奈掣肘何?’”他當時已經敏銳地覺察到光緒並無實權,但他還是不切實際地幻想變法能夠成功,在當時這種做法就遭到變法派內部不少人反對,但康有為堅持“挾此抑彼”之策,把慈禧視為“不可造就之物”來加以排斥,其政治後果是太後與榮祿由於利益與共而更為密切地結合起來。而當變法由於各方抵制無法繼續時,康有為等人又鋌而走險,孤註一擲,企圖藉助袁世凱發動政變,包圍頤和園,捕殺慈禧太後。結果,慈禧先發制人,發動政變,鎮壓了變法。

　　總之,雖然戊戌時期中國已經具備了改革的一些有利條件,但變法還是猶如曇花一現般地失敗了。它的失敗原因極其複雜,既有客觀原因更有主觀原因。我們在強調一些客觀不利因素的同時更應該註重主觀方面的失誤。整個維新派理論上、組織上不成熟,康有為等中國改革的先鋒人物,雖有滿腔熱情,但卻不具備一個合格的政治家與改革者所應具備的智慧、能力和技巧,不僅不能揚長避短,因勢利導,給變法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反而在激進主義的政治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加速了變法的失敗。正如李提摩太所說,這次變法“敗於激烈,過於急進”。而這種急躁冒進的做法又是與康有為等變法領袖人物的“劇變”心態密不可分。因此,由這樣一批知識分子領導變革,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悲劇,它一開始便意味著變法的失敗結局。

　　即使粗略地掃瞄一下, 人們也會發現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就其基本方面說, 有著許多的相同點。這些相同點, 與其說是歷史的巧合, 不如說是由世界大勢和兩國自身的社會性質, 以及中日兩個民族在此時所面臨的歷史課題造成的。一句話, 這些共同點, 是歷史地形成的。

　　第一, 從外部環境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都是在本國面臨著西方列強的全面侵略、社會面臨著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嚴重危機時所發生的政治運動。這種侵略與危機, 在中國, 是鴉片戰爭的失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失敗, 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主權的逐步喪失, 大量的賠款、割地和全國被幾個列強瓜分為若幹個勢力範圍, 中國面臨亡國的危險。在日本, 則是1853 年以後的被迫開關, 是5 日美親善條約6 、5 安政五國條約6 、5日美友好通商條約6 之類的極端不平等條約的訂立, 是黃金的大量外流, 是經濟的日趨惡化, 是民族工業受到沉重打擊, 是被迫讓外國在本土建立軍事基地, 是國內政治危機的加劇, 是國家存在著被肢解的危險。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分別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爆發的, 它們都背負著救亡的歷史任務。

　　第二, 從運動的社會性質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在本質上都是以帶有某種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會為母體, 向資本主義過渡的變革。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較完整的意義上說, 明代中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較可觀的發展, 然而, 直到鴉片戰爭前, 還是封建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其後, 雖經洋務運動的推動, 資本主義經濟成份有所增長, 但在社會經濟中, 始終未占主導地位。而鴉片戰爭後強加給中國社會的, 則除了一部分外來資本以外, 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 世紀從自然經濟中孕育出資本主義的因素。特別是在江戶幕府建立之初, 由於政局穩定, 全國統一, 商品經濟獲得較大的發展。雇佣勞動與資本, 以手工業工場為載體, 已緩慢地開闢著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個日本社會而言, 它也不居主導地位。1853 年以後的開關, 又給仍蹣跚在中世紀長廊末端的日本社會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 都是以帶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會為出發點, 旨在經過變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運動。

　　第三, 從改革的內容上看, 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都包括著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等諸方面變革, 兩個運動所涉及、所要解決的, 都不是枝節性的而是社會體制、社會制度問題。戊戌變法誠然是個失敗的運動,運動中的主幹人物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張, 包括光緒皇帝下的二百多個詔書, 許多並未實行就已煙消雲散。但就其所提出的內容來看, 諸如廢八股、辦新式學堂、開言路、裁減綠營、裁撤臃腫機構、准許自由開設報館、設中國銀行、礦務鐵路總局、辦農會、商會、訓練精兵、獎勵新發明, 以及在百日維新之前作為運動先聲所提出的反對簽訂不平等條約等等, 所涉及的, 都顯然不是社會生活的個別問題或枝節問題, 而是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問題。而明治維新運動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還、地稅改革、廢藩置縣, 以及以西洋文明為目標0 大量輸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 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問題。

　　第四, 從運動的實行方式上看, 戊戌變化和明治維新, 都是由圍繞著皇帝的一個政治集團醞釀、引發、組織、施行, 自上而下地採取頒佈政令、法令等方式進行的。在中國, 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知識界的精英們, 擁簇著一個光緒皇帝, 在政壇上興雲布雨, 以期達到運動的目的。在日本, 則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薩摩、長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 把凄涼寂寞的天皇推到歷史的前臺, 以實現自身的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