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是指19世紀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的背景下所進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次改革使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起航，但是也使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給亞洲鄰國造成了沉重的災難。

　　明治維新曆史背景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抗。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大清帝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1852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與德川幕府談判，史稱“黑船事件”（亦稱“黑船開國”）。

　　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日美親善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革新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橫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長州(今山口縣)、薩摩(今鹿兒島縣)、土佐(今高知縣)、肥前(今佐賀縣和長崎縣)等西南部強藩。這些藩國在歷史上與幕府矛盾較深，接受海外影響較早，輸入近代科學技術和拔擢中下級武士都比較積極。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展開了要求改革幕政、抵禦外侮的鬥爭，併在人民群眾推動下，發展為武裝倒幕。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佈攘夷，隨之發生了美、法軍艦進攻下關，英國艦隊進攻薩摩藩的事件。1865年春，長州藩尊王攘夷派領袖高杉晉作提出開港討幕的戰略，決定不再提攘夷，轉向武裝倒幕，並與薩摩藩結成秘密軍事同盟。與此同時，英國也權衡利害，改變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則投靠法國，於1866年7月發動第二次征討長州藩的戰爭。此時人民起義風起雲涌，沉重打擊幕府。長州藩聯合倒幕勢力英勇抗擊，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軍。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親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勢力積極結盟舉兵。11月8日，天皇下達討幕密敕。9日幕府將軍德川慶喜奏請“奉還大政”，同時卻在大阪集結精兵，企圖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8日及10日，德川慶喜在大阪宣佈“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1月27日，以薩、長兩藩為主力的天皇軍5000人，在京都附近與幕府軍1.5萬人激戰(鳥羽、伏見之戰)，德川慶喜敗走江戶。戊辰戰爭由此開始。天皇軍大舉東征，迫使德川慶喜於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戶城，至11月初平定東北地區叛亂諸藩。

　　1869年春，天皇軍出征北海道，於6月27日攻下幕府殘餘勢力盤踞的最後據點五畯廓(在函館)，戊辰戰爭結束，日本全境統一。

　　1871年廢藩置縣，摧毀了所有的封建政權。同年成立新的常備軍。

　　1873年實行全國義務兵制和改革農業稅。另外還統一了貨幣。

　　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鄉隆盛的領導下發生叛亂——西南戰爭是戊辰戰爭的餘波。明治維新毀滅了舊的封建秩序，開創了新時代，無論在日本歷史還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隨著西南戰爭中薩摩軍的失敗，由天皇操縱、主導政權的封建軍國主義國家建立，標志著日本資本主義革命的結束。

　　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這些改革遭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們糾集對農業政策不滿的農民多次興行叛亂；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民權論者，他們要求實行立憲，召開議會，萬事決於公論。

　　1885年實行內閣制，翌年開始制憲。

　　1889年正式頒佈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在政治改革的同時，也進行經濟和社會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工業化。軍事工業以及交通運輸都得到很大發展。

　　1872年建成第一條鐵路，1882年成立新式銀行。為了滿足現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紹西方的科學技術。

　　到20世紀初，明治維新的目標基本上已經完成，日本在現代工業國的道路上前進。

• 西鄉隆盛

　　西鄉隆盛生於文政十，1827年12月7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西鄉吉兵衛之長男，幼名小吉。安政五年，由於安政之大獄，西鄉隆盛護衛著被幕府追究的僧月照返鄉。沒想到薩摩藩也對他們加以追究，於是兩人投身錦江灣。月照絕命，隆盛大難不死，被處以流刑。1864年返回薩摩藩後，西鄉隆盛在倒幕運動中，不斷發揮他的破壞力。1868年隆盛擔任征討大總督參謀，他視名利如糞土，視死如歸，不為子孫買美田，然而在維新政府的改革下，下級武士生活日益窮困。明治1877年，鹿兒島的私立學校學生及下級武士擁立西鄉隆盛為統帥，舉兵反抗政府。史稱西南戰爭。西鄉隆盛戰敗，自刃而死。

•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誕生於天保元1830年8月10日，是薩摩（鹿兒島縣）藩士大久保次右衛門利世之長男。明治四1871年，大久保利通晉身大藏卿，一心致力於內政之建設。同年任岩倉考察團的副使，周游歐美各地。於考察歐洲時，遇到德國宰相俾斯麥，大受其影響。1873年聽到西鄉等人激烈的徵韓論主張，立即回國。他與岩倉具視站在同一陣線，強烈反對徵韓，因此而與多年的好友西鄉決裂。徵韓派辭職後，大久保兼內務卿，成為政府的核心人物，大力推動殖產興業政策。他雖然專制，但沒有地域觀念，大量採用有能力的人才。明治11年5月日，由於他的獨裁引起反彈，被士族島田一郎等人暗殺。享年４９歲。

• 木戶孝允(桂小五郎)

　　木戶孝允1850年加入尊王攘夷運動。木戶孝允除於明治元年撰寫五條誓文草案外，並且在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中也擔任核心角色。明治四（1871）年隨岩倉具視考察歐美，擔任全權副使。1873年回國，建議政府制定憲法。翌年兼任文部卿。木戶和大久保雖一開始就主張徵韓，但明治四年以後卻搖身一變，主張內治優於對外發展，所以開始反對侵韓、侵台之舉。木戶雖然屬於理想主義的開明政治家，但心胸狹窄，因此沒有人追隨他。連同是長州藩出身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也追隨大久保。明治10（1888）年5月26日病歿，享年四十五歲。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佈具有政治綱領性的《五條誓文》，6月11日公佈《政體書》。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佈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政府通過公債補償形式，逐步收回華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祿；此外亦頒佈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殖產興業）。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小學區，每一所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佈《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改革軍隊編製，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製；並於1872年頒佈征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裡。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徵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範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由於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即所謂政商），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華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培植了一批財閥。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出現產業革命的高潮。

　　明治維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過學習西方，“脫亞入歐”，改革落後的封建制度，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同時，日本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亞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獨立的國家。但明治維新具有不徹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封建殘餘。後來，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躋身於世界資本主義列強的行列。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在1895、1904年分別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清帝國與俄羅斯，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但其改革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土地兼併依然嚴重等封建殘餘現象，與日後發生的一些列日本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相互影響，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註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6月18日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計程車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計程車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佈，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

　　明治維新的積極影響：明治維新推動了日本社會的進步，使之擺脫了民族危機，從此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道路，成為亞洲第一強。

• 兩國所處社會環境

　　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還處於清朝中央集權制的統治之下。在被外國侵略者打開大門之後, 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步分解。雖然資本主義萌芽早已出現, 但在封建主義種種壓迫下還無法迅速成長起來, 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這樣就致使洋務運動開始的時候, 既沒有一個新興的反封建的堅強支柱, 也沒有一個可依靠的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更沒有一點可以依賴的物質基礎。

　　而明治維新前夕, 日本處於幕落領主制的統治之下, 封建制度開始趨向解體, 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逐漸發展起來, 資本主義家庭勞動廣泛存在, 工場手工業大量涌現, 到年, 日本全國手工工場已發展到月側多個, 在先進地區棉紡業這一主要工業生產部門已躍居統治地位。同時, 西南諸落進行落政改革中, 已經創辦起一些近代軍用和民用企業, 資本主義的萌芽已經發展成了資本主義勢力, 這些經濟上有一定的勢力而政治上無權的資產階級和已經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已成了發動幕府活動的支柱, 而且在倒幕勝利後成為日本近代化的核心力量。

• 兩國內部封建統治強度

　　中國的封建皇帝具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統治權力。政治上的統治權, 軍事上的指揮權, 經濟上的支配權和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權實際上都掌握在皇帝手裡。各地總督、巡撫、提督都沒有獨立的權利。這種高度集權的君主制同種族統治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清政府的中央政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是權力滿漢平分, 實際上卻是均在滿員之手。漢人掌權, 無論權力大小, 都會令滿人擔心不已。曾國藩就是一個實例, 清政府的這種為統治權穩固與否的擔優心態導致它對任何新奇事物的出現都倍感小心翼翼, 對任何救國救民、富國強兵的主張都敏感過度。這就致使洋務運動在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既無皇權可資利用, 也無地方獨立力量作為有力的領導來依靠。即使清朝封建集權專制主義有所衰敗, 地方漢族軍官也獲得某些兵權的前提下, 洋務運動仍然不能改變總體上的清朝封建統治權力結構, 不能把封建頑固勢力趕出歷史舞臺,開展近代化運動。因此, 洋務運動的所謂“ 富國強兵” 的治國方略也就在嚴酷的封建君主制集權下不幸夭折了。

　　而日本的封建統治體制被稱為“ 幕藩體制” ,天皇在名義上是封建統治梯塔上的最高統治者, 但實際上並不掌握政權, 只是盡一些宗教典禮上的職責。德川幕府將軍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 為了獨攬大權他嚴格控制天皇的活動範圍, 不許天皇與外界, 特別是不能和“ 大名”接觸。在“ 幕府改革” 失敗之時, 長州、薩摩這些落的“ 落政改革”卻取得了勝利, 並使落國的經濟逐步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軌道。因此, 這些藩國與德川幕府的矛盾轉化為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內容和性質。與此同時, 反幕勢力也利用天皇與德川幕府將軍的矛盾, 高舉民族反抗的義旗, 激起人民的民族仇恨, 在“ 尊王攘夷” 的政治口號下, 掀起了全國性的反封建領主統治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 並逐漸形成不可阻擋的力量,最終致德川幕府於死地。這一現象表明,德川幕府長時期內未能使落國完全失去獨立性, 而“ 大名”的這種獨立性, 使日本不能形成嚴格的中央集權制, 並運用了它在藩國內的政治經濟實權, 組織軍隊與中央抗衡, 並打出了一個資本主義近代化的良好局面。

• 運動指揮者的思想意識

　　當時洋務派的主要成分包括王公貴族、地方督撫、買辦商人、地主士紳和知識分子, 而其中決定洋務運動性質和方向的則是那些滿漢軍政要員。如奕忻、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這些滿漢軍政要員雖然出身、閱歷、權勢不同, 但是在階級立場和政治觀點上都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是從封建頑固派中分化出來, 自幼就受到嚴格的封建傳統教育, 忠君觀念根深蒂固, 具有濃厚的儒學素養和強烈的經世要求。當日本人積極的向西方學習欲加以改革時, 中國人卻認為“ 中國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在西人之上。”雖然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某些優越性, 但也僅主張借用“ 西法”來謀求清朝封建統治的“ 自立” 、“ 自強” , 並不曾想通過變革來推翻腐朽的封建統治。以曾國藩為例,年在湘軍攻占太平天國首都前後, 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 督辦江、浙、皖、贛四省軍務, 他因“ 用事太久, 兵柄過重, 利權過廣, 遠者震驚, 近者疑忌”同清廷矛盾驟然激化, 但他毅然採取了“ 遠權避謗” 的策略, 裁兵自斂藉以消除清廷疑忌。可見其固守的封建理念根深蒂固, 而由他們指導的變革運動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社會的性質, 不能使其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而日本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在與西方文明的接觸中打開了眼界, 熱心學習傳人日本的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 以至於當時在日本先後興起的“ 蘭學” 和“ 洋學”熱。這些不僅使日本人民對西方的社會制度產生嚮往還引起了對封建制度的批判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這也導致日本武士階級的急劇分化, 一些被裁減的武士, 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 看到只有和城鄉資產階級以及新地主聯盟, 憑藉暴力才能摧毀幕府的統治, 獲得解放。正像董以山先生曾提到的那樣“ 在年前後, 日本的社會已具備或初步具備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觀條件,已經到了只要客觀條件具備就可能發生一場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革命的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時代。”

• 變革運動的指導理論

　　作為洋務派頭面人物的滿漢軍政要員均為清朝政權及其封建經濟基礎的捍衛者, 他們從中國傳統的“ 道體器用”觀出發, 提出“ 中學為體, 西學為用”這一指導理論, 主張以中國之道, 用西方之器,以儒家倫常名教為原本, 輔以西方富強之術。對中國的封建社會制度不但沒有任何懷疑, 而且認為這種制度比西方人的制度好得多。在這種“ 中體西用” 的理論指導下, 中國推動洋務運動不過是因“ 事事遠出西人之上” 的制度受到了西人的“ 堅船利炮” 和“ 潛師洋法” 的不肖之徒農民起義軍的內外威脅, 而中國“ 獨火器萬不能及”西人, 所以他們才積極推動洋務運動, “ 取西人之長技, 以成中國人之長技。” 洋務運動把“ 西用”放在“ 中體” 的軌道上, 只是想借用資本主義的手段來鞏固原有的封建社會制度, 維護和延續滿清王朝的統治, 這種理論的根深蒂固根本不可能使中國擺脫傳統的農業社會, 實現資本主義近代化。因此, 洋務運動是一場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

　　而明治維新則領導新興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了的下級武士, 利用國家的強力, 改造舊有的經濟基礎並建立新的經濟秩序。他們提出“ 脫亞人歐”理論, 主張擯棄亞洲的陳舊制度, 效法歐洲的新興制度,變革封建所有制關係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封建生產方式。正是這一理論的指導,才使明治維新運動的上層領導和廣大基層群眾實行有利於新興資產階級的改革, 而不是為了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會制度。因此, 明治維新是一場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

　　在不同的理論指導下的兩次運動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封建土地制度改革上。洋務派的領導者們就是封建官僚和封建地主出身, 他們推行新政的目的很明確, 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維護和延長清政府的腐朽封建統治, 因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原有的封建土地制度, 資本主義工業化也絕對不能在封建農業經濟的基礎上實現並得以發展。而德川幕藩領主制國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是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 要發展日本的資本主義, 必須改變這種土地所有制。為此, 明治政府通過推行“ 奉還版藉” 、“ 廢落置縣”革除封祿制度和地稅改革, 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 確立了自由農民和新地主的近代土地所有制, 把全國農業納人了資本主義發展軌道, 從而為資本主義工業化開拓了市場和提供了大量資金。

　　透過兩國運動的種種現象分析, 可以看出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存在本質上的差異,也導致了兩次運動結果的不同。然而, 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 人類社會在發展中不斷進步, 以古鑒今, 以一種嚴謹客觀的研究態度來分析歷史事件中存在的差異並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不僅對當今的學術研究有所裨益, 更對今日的社會發展有著彌足珍貴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