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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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閥(Zaibatsu)

　　財閥是指家長式的壟斷資本集團，是通過家族控股和支配經營管理權而實際掌握的一系列企業聯合體。

　　“財閥”一詞源自日本，約在公元1900年前後開始使用，最初是指某地的富豪，到了明治時代末期，漸漸不再限於某地，通指該富豪的家族。在現今的定義里，財閥指某家族或者其擁有血緣關係的親戚所設立的母公司為中心，旗下擁有經營各式事業的子公司的企業集團。

　　典型的財閥具有以下五個特質：

　　首先，除國有企業外，一定是緊密的家族企業，企業內主要的資源都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且彼此都有血緣關係。

　　第二，企業經營的範圍廣泛，員工眾多，而且占國民生產毛額相當大的比重。

　　第三，財閥旗下通常都有金融業，方便企業調動資金（甚至非法借貸）。

　　第四，企業集團內的交叉持股非常普遍，公司的經營權經過多次交叉持股後，增加了財閥內的緊密度，方便相互借貸，同時也造成財務透明度減少；不過集團內如果有企業經營不善，也經常互相牽連。

　　第五，財閥通常與政府關係良好，經常獲准經營政府特許的行業，例如石化重工等，而財閥也會透過政治獻金、參選等方式，直接或間接介入政治。

　　一、三星集團

　　三星集團的創始人一李秉哲出身於大地主家庭，於1936年開辦的第一家企業是位於南韓馬山的米面加工鋪。之後又收購了原來日本人經營的“馬山日出汽車會社”，從事運輸業。作為三星集團母體的三星商會於1938年在大邱成立。三星商會的資本金只有3萬元，主要業務是把浦項產的乾魚和大丘產的果物出口到中國的北方地區。1948年11月在漢城成立了三星物產公司，開始了真正的國際貿易業務。當時的主要貿易業務是把海產品出口到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同時進口鋼材、醫葯品、白糖、縫紉機和化肥等。

　　北韓戰爭時期的1951年，在釜山成立了三星物產株式會社。三星物產株式會社剛剛成立6個月就實現盈利10億元，1952年1月已實現利潤20億元，走上了快速成長之路。

　　從貿易業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後，逐步轉向了製造業。s當時南韓政府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三星也抓住了這一機遇。1953年成立白糖加工企業，1954年成立毛紡織企業。這就是三星集團的兩個成員企業——第一製糖和第一毛織——的前身。這兩個企業在三星集團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60年代對三星來說是一個比較坎坷的時期。1965年三星集團建立了大型化肥廠——南韓肥料。工程將要完工的時候發生了震驚全南韓的糖精原料走私案件。建設“南韓肥料”需要進口許多建材，其中包括白色水泥。在企圖把糖精原料當作白色水泥走私時被海關發現，釀成了惡果。最終不得不把“南韓肥料'51％的股份捐獻給國家，了結了此事，這是三星集團發展史上的一個污點。

　　三星電子成立於1969年，當時南韓國內有23家收音機生產企業，8家電視機生產企業，以及其它電子企業共1456家。三星響應“培育出口產業”的政府號召，主張把電子產業培育成為出口產業。但其他電子企業都反對三星參與電子行業，認為如果三星參與電子行業，將會獨霸國內市場。南韓電子工業協同組合以國內供給過剩為由極力反對三星電子的成立。

　　商工部也在輿論的壓力下，不敢批准三星電子成立。李秉哲會長不得不去面見樸正熙總統，最終才得到政府許可。可見，當時南韓對企業的管制相當嚴格。

　　70年代是南韓重工業化時期，三星也參與了這一過程，但相對於現代和大宇，三星參與重工業的積極性並不高。現代積极參与重工業領域，先後成立了汽車，造船等10家企業，同時期大宇也成立了9家重工業企業，而三星僅僅成立了三星重工業等5家企業，把發展重點放在了其他方面。

　　1975年三星物產被南韓政府指定為第一家綜合貿易商社，成為三星集團發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三星電子進入半導體領域，又是一項重要選擇。1974年12月收購南韓半導體(株)的韓方股份參與半導體領域。1977年12月又收購了南韓半導體(株)的美方股份，並改名為三星半導體進行獨立經營。1980年1月將三星電子和三星半導體合併為三星電子。

　　當時南韓國內還沒有半導體產業，基本上是從零開始。但十多年後的1994年，南韓的半導體出口額達到126億美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星電子在世界上第一個開發成功64MD和256MDDRAM，半導體銷售收入在全世界排在第11位。併在DRAM單一產品成為世界第一。80年代是三星集團的二次創業期。直到70年代末，三星集團已涉足13個行業，實現了多角化經營。而進入80年代之後，促進了關聯多角化和垂直系列化。

　　80年代成立的三星綜合化學與在此之前成立的三星石油化學、第一毛織的合成樹脂(ABC、APS)組成了從原料到石化產品的完整的體系，實現了一個行業上的垂直系列化。

　　從1981年到1990年期間成立的其他關聯企業包括，電器電子工業7個企業，食品紡織業2個企業，重工業領域5個企業，廣告業1個等。

　　1987年三星集團的創始人李秉哲去世，三星集團進入第二代體制。90年代以後成立三星信用卡並收購了國際證券，正式進入金融領域。

　　1994年在經廚了千辛萬苦之後，三星汽車項目終於得到政府批准，正式進入汽車製造領域。當然，這是三星集團發展史上的最大敗筆。1997年的金融危機將剛剛成立的三星汽車徹底打垮併成為沉重包袱。

　　二、現代集團

　　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原來在漢城的一家米店當送貨員，後來收購這家米店並於1938年成立了慶日商會。

　　在收購米店之後，鄭周永涉足的第二個生意是汽車修理業。1940年鄭周永設立了“亞都服務社”從事汽車修理業。但由於1942年日本下了企業整理令，鄭周永的汽車修理行被迫關閉。

　　解放後的1946年4月，鄭周永在漢城成立了“現代汽車工業社”，從事汽車修理業並第一次使用“現代”這一商號。

　　但一般認為，現代集團的母體是1947年5月成立的被稱為“現代土建社”的建築企業。1950年1月，現代土建社和現代汽車工業社合併為現代建設。在北韓戰爭之前業務發展緩慢。北韓戰爭結束後，戰後重建工作給現代建設帶來了發展的契機。1957年現代建設躋身於南韓國內六大建設企業行列。

　　現代建設是現代集團的火車頭，現代集團正是以現代建設為核心逐步發展起來的。

　　60年代是南韓經濟起飛階段。在這一良好的成長背景下，現代建設在60年代又實現了長足的發展。1962年現代建設已成為南韓第一大建設企業。

　　第一漢江橋、京釜高速公路、湖南肥料工廠等大型建設項目中，現代建設都承擔了重要角色。不僅如此，現代建設也是南韓第一家進入國外建築市場賺取外匯的企業，1965年現代建設承擔了泰國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成為南韓建設業史上的劃時代的里程碑。

　　1967年成立的現代汽車是現代集團發展中的又一個支柱。

　　現代集團占據南韓財界第一位的決定性因素是70年代南韓的重工業化。1973年南韓宣佈重化學工業宣言，大力發展了重工業。在這一進程中，現代集團積极參与重工業建設，與三星集團的消極應付形成了對比。

　　1973年現代集團的銷售收入為510億元，遠遠小於樂喜金星的1370億元，和三星的980億元。甚至落後於1968年剛剛成立的大宇集團。但是，從1973年到1980年期間實現了年平均增長81．1％高記錄，創造了現代神話。

　　1973年成立的現代重工業是現代企業涉足重工業後成立的第一家企業。之後先後成立了現代汽車服務(1974年)、現代電線(1975年)、現代綜合制鐵(1977年)、現代精工(1977年)、現代車輛(1978年)、仁川制鐵(1978年)、大韓鑽業(1978年)、現代重電器(1978年)等。除此而外，又成立了許多與建設業相關的企業，如，白濟鋼筋混凝土(1975年)、東亞產業(1976)、高麗港灣開發(1976年)、南韓鋪設建設(1976年)、南韓都市開發(1976年)、漢拿建設(1977年)、金剛木材(1978年)。此外還有現代綜合商社(1976年)、現代商船(1975年)等。可以說現代集團的大部分企業都是在70年代成立的。

　　1975年現代汽車推出了南韓第一輛國產汽車，現代汽車也確立了南韓第一汽車製造企業的位置。

　　現代建設也在70年代進入中東建設市場，在沙烏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等中東國家承擔了大型建設項目。這些都成為現代集團發展成為南韓第一大集團的重要基石。

　　進入80年代後，由於中東建設市場的萎縮和造船業的不景氣，現代集團的成長勢頭裹足不前。

　　為了適應新的環境，現代集團開始改變重工業比重過大的比較單一的集團結構，向電子等其他領域擴張。

　　1983年2月成立了現代電子，開始涉足半導體領域。半導體行業的特點是產品的生命周期短，設備投資規模龐大，所以是風險較大的領域。現代集團涉足半導體領域承擔了較大的風險，也遇到了許多反對意見。日本的許多業內人士也認為，現代集團涉足半導體領域是不會獲得成功的。

　　但現代電子卻在半導體、信息產品、通訊產品、音響、精密儀器等領域站穩了腳根。

　　除了電子行業外，現代集團也開始涉足金融領域。80年代先後成立了現代火災海上保險(1985年)，現代證券(1986年)，現代投資咨詢。此外，1984年成立了現代商船，1989年成立了現代石油化學，進入了石化行業。

　　現代集團和三星集團共同構成了南韓財界的兩大主軸。

　　三、大宇集團

　　大宇集團有著比較獨特的成長歷史。三星集團和現代集團都有較長的企業發展史，而大宇集團的企業史始於60年代。1967年大宇集團的創始人金宇中在漢城成立了“大宇實業株式會社”。當時大宇實業是一個很小的貿易公司，資本金只有500萬韓圓，5名職員。

　　大宇實業的主要業務是向東南亞出口紡織品。1967年的出口額達到58萬美元，這在當時已經是不小的業績。

　　進入70年代後，大宇從紡織品出口轉向成衣出口，併進一步開拓了海外市場。1969年在新加坡、紐約、悉尼等地開辦了支社。1970年為確保原材料供應，在日本大阪成立了支社。由於美國市場需要的增加，大宇的出口額大幅增加。

　　大宇之所以能順利啟航，主要是因為順應了南韓政府出口導向政策，一開始就把海外市場放在企業發展的中心，並逐漸形成了“大宇精神”。

　　1970年金宇中的合作伙伴離開了大宇，金宇中就自任大宇社長，確立了金宇中體制。

　　大宇發展的第一個契機是金宇中抓住了美國對進口紡織品實行配額制的絕好機會。當金宇中得到美國即將實行紡織品進口配額制的情報後，立即採取了行動，為了今後得到更多的配額，就要增加當年的出口數量，因為配額數量取決於實行配額制之前的實際出口額。為此，大宇以出口數額為第一目標，不計成本收益，結果出口額增加了5倍，在亞洲紡織品出口企業中占據了第一位。

　　由於1972年美國對香港和南韓紡織品實行配額制，使大宇的紡織品出口變得利潤豐厚。大宇的紡織品銷售網已經擴大到歐洲。

　　在紡織品出口中獲得成功的大宇，開始涉足其他輕工領域。用紡織品出口賺取的利潤和銀行貸款，開始收購其他企業，共收購14家企業併成為另外兩個企業的股東。當時收購的企業包括東南纖維、高麗皮革等大企業。

　　到了1973年，以收購雙美實業65％股份為開頭，先後收購了三州大廈、大宇機械、新成通商、陽進土建、東陽證券(大宇證券的前身)、東國精密等十家企業，併成立了東陽投資金融。1974年收購大宇電子交通會館(大宇大廈)和大元纖維，1975年參與了大韓教育保險。

　　另外，從1973年起開始涉足建設業。為了進入海外建設市場收購陽進土建併成立了大宇建設。大宇建設先後改名為大宇開發、(株)大宇建設，1984年變為(株)大宇。

　　經過幾年的企業收購，大宇從一個紡織品出口企業逐步發展成為纖維。皮革及輕化”正產品的製造、銷售和出口的企業集團，並向金融領域擴張。

　　1975年大宇實業被正式指定為綜合貿易商社，綜合商社指定製度是南韓為實現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戰略而制定的一項制度，被指定為綜合貿易商社的企業可獲得出口金融特惠，並可大大提高在海外的信譽。出口金融優惠對大宇集團的發展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

　　從70年代中期以後，大宇也開始向重工業領域擴張。從建設業到機械、造船業，大宇逐步改變了單一的輕工業結構。

　　大宇繼現代集團之後，也進入了中東建設市場，並逐步發展成為僅次於現代建設的第二大建設企業。

　　由於大宇集團在收購虧損企業並使之正常化方面表現出非凡的能力，1976年南韓產業銀行要求大宇收購南韓最大的發動機、車輛及產業機械生產企業—南韓機械。當時南韓政府為拯救在虧損中掙扎的南韓機械已向其他企業集團交涉過收購事宜，但都遭到拒絕。大宇內部也有許多人反對收購南韓機械。南韓機械成立於日本占領時期，是日本為製造潛艇而成立的。雖有40多年的歷史，但從沒有盈利過。不僅如此，企業的負債超過當時大宇的全部凈資產。

　　儘管如此，金宇中還是決定收購南韓機械。在收購南韓機械後，與大宇機械合併為大宇重工業，金宇中親任大宇重工業社長。經過一年半的努力，終於把大宇重工業改變為盈利企業，由此金宇中也名揚南韓內外。

　　之後，大宇又連續收購了制鐵化學(1977年)、新韓汽車(1978年)和玉浦造船所。玉浦造船和新韓汽車的收購也是在政府的要求下進行的。

　　大宇之所以能夠大力向重工業領域擴張，主要是很好地利用了給收購虧損企業提供的金融優惠。當然，也不可否認大宇在虧損企業改造方面也有獨特的經營秘訣。

　　進入80年代後，大宇開始向電子、半導體、通訊等領域進軍。

　　1983年3月收購了大韓電線的家電部分，使只生產音響設備的大宇電子迅速壯大。同年又收購了大宇通信、大宇電子部件等。

　　向電子領域進軍的同時，大宇也把汽車業作為集團新的支柱產業重點發展。1983年正式更名為大宇汽車。

　　大宇集團的成長過程可以歸結為兩個特點：一是收購虧損企業，二是開拓海外市場。大宇是繼現代和三星之後的又一南韓代表性企業集團。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期。20世紀初，壟斷組織有廣泛發展。20世紀30年代前，形成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30年代後，又出現鯰川、淺野、古河、大倉、中島、野村等一批新興財閥。這些財閥以家族總公司為中心，形成“家族總公司—直系公司—旁系公司”的特殊持股關係。

　　1868年，鳥羽伏見戰役爆發，幕府軍隊被擁戴天皇的政府軍隊擊敗，幕府政權徹底瓦解，“倒幕派”勝利。同年，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開始了。日本一向遵從“事大主義”，面對強者俯首帖耳，面對弱者則橫行霸道。就像1000多年前向中國派遣“遣唐使”一樣，大量的“遣英使”被明治政府送到英國學習。包括武士階層在內的全體日本人也鳥槍換炮，開始剃髮易服，搖身一變成了現代人。

　　然而，明治政府卻面對著幕府遺留下來的金融爛攤子。市面上有高達1．46億日元的種類龐雜而混亂的歐美諸國、幕府和各藩發行的金銀銅各色貨幣在流通。非常幸運的是，1866年，在日外國銀行紛紛倒閉，國外金融資本逐漸萎縮，未能徹底滲透日本。為了整頓金融秩序並籌措維新經費，明治政府於1868年2月開始發行不能與金銀兌換的“太政官紙幣”。太政官紙幣按照全國糧食產量一石一兩的比例，短短3個月就發行了4800萬兩，逐漸取代了以前的各種貨幣，成為全國流通的法定貨幣。

　　1873年，內務卿大久保利通規劃日本經濟與產業政策，大藏卿大限重薷商信執掌財政金融大權。內務省是天皇的幕僚機構，內務卿是天皇第一顧問。蓮大藏省是日本的財務部，主管財政、金融和稅收，大藏ePSH當於財政部部長。大隈重信便是與袁世凱簽訂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之始作俑者。大限重信認為，財政的根本問題在於國際收支不平衡和黃金外流，因此要以出口為導向，振興日本民族產業，大力推行“殖產興業”政策。如果要殖產興業，必得由政府來籌集資金，打通金融渠道。

　　1876年8月，在大隈重信的主持下，日本政府修訂了《銀行法》，規定國立銀行發行的銀行券必須不以金銀等硬通貨而以太政官紙幣為存款準備金。沒有硬通貨作保證，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持續的通貨膨脹。到1878年年底，銀行券發行量達到1．65億日元，紙幣幣值連續跌落。實際上，大隈重信早就知道這個結果。他不過是有意通過不可兌換的紙幣搜刮民間財富，將其轉移到政府手中，為明治維新的各項事業積累資本。

　　此外，他還大借國債達1．74億日元。1870～1872年，大隈重信通過英國金融家，以海關收入和鐵路收益為擔保，發行了100萬英鎊、年利率9％的國債作為建設資金，建設了日本第一條鐵路——東京至橫濱的鐵路。此後，又通過類似方式，開通了大阪至神戶、大阪至京都的鐵路，將日本政治、經濟、金融與貿易中心城市連為一體。

　　日本的紙幣和美國林肯總統的綠背美元一樣，是一種主權信貸工具。通過這種信貸工具與外債，明治政府擁有了足夠多的可以扶持官營工業的資金。飽嘗西洋人堅船利炮之苦的日本人認識到近代化工業技術，尤其是軍事工業技術的重要性。於是乎，以機械化為核心的日本工業近代化應運而生。

　　在近代商業與炮艦俱進的時代，鞏固國防之本在於引進近代化技術的洋槍洋炮，要引進洋槍洋炮，兵器製造的國產化則必不可少。要引進近代化機床、鋼材等設備材料，就會因為入超引發財政困難。要解決這些問題只有發展產業技術，生產出能夠賺取外匯的國內產品。為此，就需要在國內生產出用於加工產品的機床和鋼鐵。在大久保利通和大限重信的主持下，日本官營工業以強兵為目的，以軍事機械工業為核心，以礦山、鐵路、造船和鋼鐵等重工業為重點，同時推進郵政、通信、化工和農業等產業。殖產興業政策卓有成效，到甲午戰爭之前，日本軍隊的大炮基本實現國產化，可以自給自足，無須進口。

　　1883年，按照伊藤博文的建議，明治政府仿效英格蘭銀行，創建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政府只擁有日本銀行一半的股份，其他都歸日本大企業、大商人所有。日本銀行發行的貨幣有硬通貨做準備金，此前發行的各種銀行券和貨幣均由日本銀行統一兌換和註銷。沒過多久，日本貨幣流通均被日本銀行發行的新貨幣壟斷，不僅通貨膨脹的勢頭被遏制住了，而且其他銀行逐漸轉變為受日本銀行管理的商業銀行。日本貨幣信用體系逐漸建立並日趨完善。

　　日本重工業形成規模之後，明治政府開始將官辦工業幾乎無償轉售給民間富豪家族，來培植大財團，建立巨大的企業複合體——“株式會社”。股份在日語中叫“株”，如一股，日本叫做“一株”，株式會社即股份公司。日本股份公司的始祖是澀澤榮一。澀澤榮一原本在大藏省幕僚機構“改正掛”擔任掛長，相當於現在的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參與了明治維新幾乎所有重大經濟政策的規劃。

　　後來他棄官從商，創辦並完全控制了第一國立銀行。這家銀行不僅是日本首家近代金融機構，同時也是日本首家股份制企業。日本早期出口創匯的支柱之一是生絲生產，直到19世紀80年代仍占日本出口金額的30％。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生絲企業的資金匱乏，常常需要生絲批發推銷商為它們墊付流動資本。而生絲批發推銷商本身的資金畢竟有限，往往尋求歐美金融家的資金支持。生絲貿易的金融控制權完全被外國人掌握。1881年，橫濱生絲批發推銷商聯合成立了生絲聯合儲存事務所，澀澤榮一的第一國立銀行籌資500萬日元鼎力相助，將生絲貿易的金融控制權奪回到日本人的手中。

　　除了第一國立銀行外，澀澤榮一還參與建立了500多家股份公司，成為磊日本株式會社制度的祖師爺。在他的推動下，日本的股份公司在不到30年趟的時間中便如雨後春筍一般涌現出來。到1896年為止，日本各類企業的總數為4596家，其中股份公司為2583家，占56．2％。隨著株式會社的普及，明治政府提供大量資金援助和技術支持，逐漸培育出十幾個大財閥集團，其中最大的四家分別是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

　　三井一直居日本財閥之首。在日本明治新政權與德川幕府的爭鬥中，三井家族曾資助新的天皇制政府，併為軍隊支付過軍餉。明治政權獲勝後，作為報答便讓三井家族掌管政府資金——官銀出納和匯兌，其還獲得發行三井票的貨幣發行壟斷特權，大獲其利。1876年，三井家族以掌握官銀為基礎開辦起三井銀行。接著，三井又開辦起三井物產公司，並從政府手中廉價購得一批工礦企業。1910年，在發展軍需品大發橫財的基礎上，三井成立了名為三井合名公司的持股公司。通過該公司，三井向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投資，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業，形成三井財團。直到今日名企業索尼、豐田和東芝仍屬於該財團。

　　三菱起始於岩崎彌太郎創立的三菱商會，之後獲得了政府的保護，從而得以獨占日本的海運業。1885年彌太郎去世後，其弟岩崎彌之助繼承了經營大權。岩崎彌之助將公司改名為“三菱社”，並將1881年收購的高島煤炭和1884年租借的官營企業長崎造船所(後發展為三菱重工業)作為其核心產業。1893年，三菱社改組為三菱合資會社。該公司後通過持股方式設立了眾多子公司，逐漸進入造船、採礦、造紙、鐵路運輸和貿易等行業領域。

　　住友在引進外國的技術和機械後生產能力得到大幅飛躍。在吸收西洋技術來不斷擴展銅產量的同時，機械工業、石炭工業、電線製造業、林業等關聯事業也相繼得以發展。最後，發展成為以礦工業和金融業為中心的大財閥。

　　安田創始人安田善次郎1863年以25萬兩黃金為資本，在東京開辦“安田屋”錢莊，發展順利。1879年，安田經政府批准，以錢莊為基礎創辦私營安田銀行，並逐步向紡織、建築、鐵路交通等領域擴展，形成了包括幾十家企業的大財閥。1966年，安田被改組為富士財團。今日日本著名的日產汽車、日立、佳能、富士銀行和札幌啤酒均屬於該財團。

　　日本財閥形成後，不僅逐漸將國家經濟主導權與金融主權從歐美殖民主義者的手中奪取回來，還直接推動了日本的工業化進程。任何發達國家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原料、能源產地和商品市場，因此，奪取殖民地對於日本來說至關重要。而日本尚無法與歐美列強相抗衡，於是只好將目光轉移到近鄰的老大帝國的身上。

　　財閥是日本的富豪家族封閉統治下的壟斷資本集團。作為日語漢字用語，財閥一詞為明治時代日本人所創造，最早出現在19世紀80年代。據查，1886年，壟斷了東京電燈業的小野金六等出身甲州(今山梨縣)的實業家，被輿論稱之為“甲州閥”或“甲州財閥”。此後，出身近江國(今滋賀縣)的大阪銀行業者被稱為“江州財閥”，出身清州(今愛知縣)的名古屋銀行業者被稱為“清州財閥”，財閥的稱謂遂被社會所接受。

　　財閥的種類，可以從不同角度進行劃分。

　　如果從形成壟斷資本集團的時間先後來看，財閥有老財閥和新財閥之分。明治時期的一批暴發戶，如三井、岩崎(三菱)、住友、安田、大倉、藤田、淺野、澀澤、古河、鴻池等家族為最有實力的老財閥。較之老財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崛起的久原、鈴木、岩井、野村、川崎以及安川、貝島、中野、片倉、伊藤等地方財閥，可以稱之為新財閥。“九·一八”事變後的侵華戰爭期間的暴發戶，如中島(中島飛行機股份公司)、森(“日曹”)、野口(“日窒”)、大河內(“理研”)等則是最新的一批財閥。

　　如果從實力排座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堪稱大財閥或一流財閥，其他則只能稱之為小財閥或二流財閥。以三井與鴻池為例，1897年三井元方的財產總額為934．5633萬元，三井銀行為303．0663萬元，三井礦山為142．1681萬元，三井物產為60．083萬元，三井吳服為16．0777萬元，三井地產部為393．3468萬元，三井工業部為8．1966萬元，三井諸企業的財產總額為1857．6274萬元，高居財閥之首。同樣由江戶時代特權御用豪商起家的鴻池財閥，若與三井財閥相比較，其實力對比的懸殊一目瞭然。三井財閥企業門類齊全，涉及工礦業、銀行業、房地產業、零售業等。鴻池財閥只經營銀行業，企業門類單調。創立於1897年的鴻池銀行，至1899年其資本僅為100萬元，至1900年與河泉町銀行合併之後，資本增加1倍，為200萬元，也只相當於3年前三井銀行財產的2／3。

　　如果從經營產業分類，財閥之間的差異也十分明顯。三井、三菱、住友、澀澤、藤田等財閥，是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商業資本並肩而立的綜合型財閥。例如，三菱財閥自1869年版籍奉還之後由海運業起家，1873年成立三菱商會，1875年創立三菱汽船會社。1878年創建東京海上火災保險公司。1880年開辦三菱匯兌店，涉足銀行業。隨後，借明治政府廉價處理國營工廠之機，1884年購得油戶礦山、中島煤礦，1885年購得大葛金礦，1887年購得長崎造船廠。三菱財閥以海運業為跳板，至1893年成立三菱合資會社，將經營範圍逐步擴大到金融、保險、工礦、建築、造船、倉庫、信托業等多種部門，成為總體實力僅次於三井的綜合性財閥。

　　以別子銅礦開采而成為暴發戶的住友財閥，1895年創辦住友銀行，1899年開設住友倉庫，1901年開辦住友鑄銅廠，並兼營制絲、機械、化肥、電力、信托等行業，在老財閥中位列第三。

　　澀澤財閥的創始人，是染坊主出身的澀澤榮一。雖然其實力難以與上述3家財閥相匹敵，但以提出“論語加算盤”、“義利合一”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方針而著稱，號稱“日本資本主義的最高指導者”。自1873年與三井、小野等商業資本合股創建第一國立銀行並獨資創設王子造紙公司以來，至20世紀初，澀澤把經營範圍擴大到保險、礦山、鋼鐵、電器、鐵路、印刷、化肥、制油、釀酒、水產、林業、旅館、服裝等近百種行業，成為經營種類五花八門的綜合性財閥。此外，澀澤還參與500餘家企業公司的創辦，兼任商業會議所的總裁、銀行股東集合所會長，因而贏得“企業之王”的桂冠。

　　釀酒業豪商出身的藤田傳三郎參加併在倒幕維新運動中受益，1869年在大阪製造軍靴，1874年加入井上馨的先取會社，奠定了事業發展的基礎。1876年與其兄鹿太郎、久原莊三郎合伙創辦了藤田傳三郎商社，成為陸軍省軍需品的定點生產廠家。1883年購得小阪礦山，1885年出任商法會議所總裁、控制了大阪股票交易所，1887年在岡山縣兒島灣圍海造田，創辦藤田農場。隨著藤田家經營門類日益擴展，實力劇增，升格為繼五代友厚、中野梧一之後的關西財界掌門人。其後，又創辦了堂島米商會社、大阪硫酸製造、大阪紡織、阪埽鐵道、大阪商品交易所、宇治川電氣等公司，成為稱雄關西地區的綜合性財閥。

　　古河財閥的創始人古河市兵衛，出身京都的釀酒業者家庭。早年從事生絲販賣，1869年與岡田平藏等合伙經營院內、阿仁等東北地區的礦山，涉足採礦業。1875年開始獨立經營草倉銅礦，與生絲貿易絕緣。1877年取得足尾銅礦的經營權，併在澀澤榮一的資助下，走上“銅礦之王”的經營道路。古河擁有足尾、草倉、院內、阿仁、久根、永松等銅礦，產銅量一度占據了日本銅礦總產量的30％一40％。1905年成立古河礦業會社，1911年改組為古河礦業會社，經營銅礦、煤礦和對華貿易。繼而，古河家族的經營向銅加工、化肥生產等行業擴展，其後成為位列三井、三菱、住友之後的財閥。

　　另一類財閥業務經營相對單一。其中，安田、鴻池財閥以金融業為主體，兼有少量的產業經營活動。淺野、大倉等財閥以產業經營為主，在金融上對外依賴性強。安田財閥的創始人安田善次郎於1864年在江戶日本橋開辦了匯兌貨款兼營乾貨的安田商店，並利用明治初期政府財政政策不成熟的可乘之機，通過倒賣太政官札成了暴發戶。1876年與川崎八郎左衛門合伙創辦了第三國立銀行。1877年創辦第6、第22國立銀行，1880年創辦安田銀行，在金融業站穩腳跟。1887年成立保善社作為總部，繼續開展金融業務。1893年創辦帝國海上火災保險公司，1896年在東京創辦明治商業銀行，1900年創辦群馬商業銀行，1901年在熊本創辦第9銀行，1904年在大阪創立第130銀行，成為銀行業的二流財閥。

　　鴻池家族的始祖鴻池新六幸元(新右衛門)1600年發跡於清酒釀造業，1619年涉足海運業，積累了雄厚的家底。1656年第一代傳人善右衛門正式開始經營錢莊，至第三代傳人右衛門宗利時專門經營匯兌業，坐上了大阪匯兌業的頭把交椅。從此，鴻池家族就與金融業結下不解之緣。在江戶時代，鴻池家族為家賀、安藝、阿波、岡山等30餘藩的大名提供金融服務，享受武士待遇。明治政權成立後，鴻池家族投靠維新政府。1869年貢獻3萬兩的御用金，並參與政府的通商、兌換管理，為其發展奠定了新的基礎。1877年創辦資本為50萬元的第13國立銀行，至1897年改建鴻池銀行，1899年資本達100萬元，確立了在金融界的財閥地位。

　　淺野財閥的創始人為淺野總一郎。1871年從富山縣來到東京開辦煤炭廠，開始了其創業活動。在澀澤榮一的提攜下，淺野總一郎迅速發跡。1884年購得製造水泥的深川工作分局，擴建為淺野水泥會社。以此為契機，逐漸發展為財閥。

　　大倉財閥的創始人大倉喜八郎，出身越後國(今新渴縣)新發田藩。1854年隻身來到江戶闖江湖，販賣魚乾以求溫飽。1865年在神田河泉橋開辦了大倉槍炮店，與橫濱販賣槍炮的外商建立了軍火業務聯繫，通過向幕府和諸藩提供槍炮而迅速發展。戊辰戰爭期間，大倉又通過為官軍經辦軍火，聚斂了巨額財富，並與明治政府建立了密切的關係。1873年成立大倉組商會，從事對英國的羊毛貿易。此後，在1874年的日本侵台之役、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期間，大倉家族一手包辦了日軍的武器和糧食供應業務，既獲得巨額利潤，也得到向中國東北、湖北等地拓展殖民事業的機會。1911年，號稱“製造死亡鉅賈”的大倉喜八郎成立了資本額高達1000萬元的股份公司大倉組，加入財閥俱樂部。雖然大倉家族也兼營啤酒、製革、飯店等業務，開設了帝國飯店、帝國劇場，但從總體上看，軍火業始終是大倉財閥的主要業務。

　　從上述財閥的發跡史來看，大體上都經歷了從政商到財閥的過程。政商，即殖產興業時期，通過政府官僚提供經營的便利與保護，在政府扶植下迅速聚斂財富的商人。政商是明治政府改革政策的擁護者和受益者，權力與貨幣的交換構成雙方關係的紐帶。這樣的發展經歷，造成了財閥最顯著的特點，即政商性。

　　在急劇展開的產業革命過程中，政商雖然幾乎在一夜之間蛻變成壟斷資本財閥，但繼續保留著濃厚的政商性。財閥與政府的關係極其密切，接受政府的扶植和保護，支持政府的內外政策，派出得力人員參與政府金融部門的管理，或者吸收政府官僚加入壟斷集團要害部門的運營。日本銀行創立後，安田、三井、澀澤、大倉家族紛紛投資，充當股東。安田、三井家族企業的高級人員出任中高級官員，三菱家族企業的川田小一郎、岩崎禰之助、山本達雄等出任日本銀行的總裁。井上馨擔任過三井物產前身三井先收會社的社長，還推薦大藏省官僚早川千吉郎擔任三井銀行的專任董事。

　　除了政商性之外，財閥還具有下述特點：

　　1．封閉性。財閥運營的組織核心，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同族集團。其典型形態，如1893年成立的三井家同族會、三菱家的合資會社以及1912年安田家設立的保善社等。在財閥的事業運營中，決策權不在股東選舉的董事會手中，而是被同族集團操縱。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財閥家族都程度不等地調整運營機制，形成了持股公司與直系公司、旁系公司配套的龐大運營系統，並給予直系、旁系公司相對獨立的經營權，但持股公司的最高發言權仍然掌握在同族集團的手中。同族集團的最高領導人，則往往由同姓的親屬輪流擔任。三井家族在明治時代再創業並作為財閥崛起的奠基人是三井高福，1876年創辦三井銀行，自任第一屆總長。同年，還創立了貿易公司三井物產會社。三井家在確保家族統治的前提下，重用三野村利左衛門、益田孝、中上川彥次郎等外姓經營精英，使三井家的事業煥發生機，但經營決策權始終由三井家族掌握。三井銀行先後由三井高福、其堂弟高喜、其六子高保等三井家族成員出任社長，三井物產的社長則先後由益田、三井高寬、高福的五子高弘等人擔任。

　　1909年，持股公司三井合名會社成立。這個公司只允許11個三井家族出資，首任社長由三井的總領家三井高棟擔任，壟斷了三井銀行、三井物產、三井礦山等三井財閥基幹事業的全部股份，並擁有對旗下公司人事、投資、運營的決策權。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禰太郎在世時支配一切，1885年禰太郎去世後，由其弟岩崎禰之助統管三菱家的巨大產業。1893年禰之助與禰太郎的長子岩崎久禰創辦了持股公司三菱合資會社，形成三菱財閥的運營核心。1908年禰之助病故，由久禰擔當三菱家的最高家長，並以三菱合資會社社長的資格，主宰三菱家族對旗下公司的統轄權。其他財閥的家族式經營的封閉狀態，與三井、三菱財閥大同小異。

　　2．家族集權性。規定和調整財閥同族內部成員相互關係的《家憲》、《家訓》等準則，體現財閥的家族集權性。家憲即家族成員和子孫後代必須遵守的家規家法。1900年7月，以三井家族老家長三井高平1782年制定的遺訓為基礎，再次加以修訂的《三井家憲》第一章“同族”規定：所謂“同族”，系指始祖三井高利(1622--1694)的後代併列入《家制》的11個家族，各家族不許退出或接納新成員。其中，三井八郎右衛門(高福)為最高家長“總領家”，三井八郎右衛門、元之助、源右衛門、高深、八郎次郎、三郎助等6家為同族的“本家”，三井復太郎、守之助、武之助、養之助、得右衛門等為同族的“連家”。在家族會議上，“總領家”居首席，“本家”和“連家”再按家門分坐上下位置，尊卑分明。作為同族成員，必須牢記祖宗遺訓，對《家憲》永世不渝並據此制定各家的《家憲》。

　　第二章“同族的義務”規定：遵循祖訓，註重兄弟情誼，同心協力；維護祖宗樹立的三井家禁止奢侈、恪守節儉的家風；同族各家必須保證其子女選擇水平相當的學校，令其就學；同族各家不得加入政黨或公開與政治發生關係，不許負債或為債務作保；經同族會批准，各家可以經營工商業，成為公司的股東或企業的業主，擔任非三井公司的負責人或職員，從事官務或公務；同族間發生糾紛，不許向法院提出訴訟，而由同族會指定的仲裁人裁斷，若不服才可付諸法律裁斷；同族各營業店有義務遵照同族會的決議，開展業務，必須向同族會提交業務報告，接受同族會的監督指導；同族會有權更換無經營能力的各家戶主。

　　第三章“同族會及同族會事務局”規定：同族會的議長由“總領家”的戶主擔任，每月舉行一次會議，審議各家親族關係、業務經營、財產分配、人事任免、家憲變更等各種事務，在1／2成員出席的情況下，經投票作出決議；同族會的討論內容保密，會議記錄根據需要，有限制地供各營業店重要負責人展示；在同族會議長的統轄下，設立事務局，負責起草議案，保管會議記錄，處理一般事務。其餘第四、五、六、七、八、九、十章，分別為有關三井家族的婚姻、養子、禁治產、戶主繼承、各營業店重要負責人會議、財產關係、懲罰製裁、補則的規定。

　　較之三井家族長達108條的《家憲》，依據1885年岩崎禰太郎托孤遺訓制定的三菱家族《家法》不過9條而已。三菱的《家法》主要規定了岩崎家族成員的構成、相互關係的身份排列，同樣體現了家族支配經營權的集權性，以及“奉公至誠”、“勤儉持身”、“大膽創業”、“小心守成”等經營規則。

　　鴻池家族的《憲法》由第12代家主鴻池善右衛門在1889年制定，共54條。《憲法》規定：家主必立嫡宗，嫡宗因病殘或行為不正時，則立其弟；嫡系無後，則立庶系，庶系無後，則立與嫡系血緣關係最相近者；確定家主時，必須向祖廟呈獻遵循《憲法》的誓約，否則不得為家主；婦女不得為家主等，這些條款封建遺風明顯。《憲法》還規定：若辱沒家門、損傷家財者，則取消其家主名義；在處理家屋庭園等涉及家族公費支付的問題時，家主不得專斷獨行，對家主實施一定的限制。與此同時，更規定了家主的各種特權：家主位於鴻池家族的最高支配地位，處於其下位的家族長老“老分”代家主管理家產，全面負責家族的內外事務；其下為經理“支配人”，在老分的指揮下分擔內外事務；支配人之下為店主代理“手代”，手代之下為親信伙計“給仕”，等級判然。地位重要的老分和支配人的進退任免權均掌握在家主的手中，分家在捨棄舊業、另創新業時，須經家主的批准，並有保護家主的義務，從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管理體制。此外，《憲法》還規定了同宗之間“待之以客禮”，同族之間應“親睦友愛”，禁止欺詐的商業行為等，務求“家門名聲”傳諸“千秋萬代”，“祖業”與“天壤無窮”。

　　住友家族的《家憲》，1891年制定，把企業成員分成lO個等級，強調最高家長的權威；安田家族的《家憲》，1887年制定，把同族分成4個等級，各等級均以最高家長為中心，各居其位，維護家族經營的集權性。

　　3．壟斷性。由於後髮型日本經濟的整體水平不高，特別是政府高官與政商的相互勾結，難以形成公平的競爭環境。殖產興業從一開始，資產和資本就集中在少數政商的手中。因此，各家財閥在政商時代的經營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壟斷了某種行業。其中，三井號稱“金融大王”、“煤炭大王”和“紡織大王”，三菱為“海運之王”，住友為“軍需之王”，古河為“銅礦王”，淺野為“水泥王”，等等。這種行業壟斷並非經過漫長的自由競爭，導致生產的集中併進而瓜分市場、壟斷價格，最終形成壟斷，而是在八道不久即迅速獨占某種行業，形成了行業壟斷性。這樣，當政商的產業資本一旦與金融資本相結合，立即轉化為資本壟斷集團，即各家財閥。日本資本主義之所以在世紀之交的十餘年間，即跨過自由競爭時期而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其基本原因就在於此。

　　4．追隨性。財閥的追隨性主要體現在對天皇權力的頂禮膜拜和對軍部戰爭行動的支持。迎合現存政權，通過錢權交易而發跡，是三井、鴻池之類江戶時代特權豪商的老套數。明治政權成立後，老套數再顯靈通，並被其他政商競相採用。三井高福在戊辰戰爭戰局逐漸明朗後，向朝廷獻金充作軍費，經管明治政府的貨幣兌換業務，與天皇朝廷密切了關係。1872年出資創辦了第一國立銀行，奠定了三井家族繼續發展的基礎。三菱家族的發跡始自倒幕維新的激蕩年代，1871年乘著廢藩置縣的大變動，岩崎禰太郎憑藉與後藤象二郎的關係，從土佐藩廳得到11艘輪船，1872年建立了三菱商事。1874年日本侵台期間，三菱商事承包了海運軍需物資業務，事後得到政府無償贈送的13艘輪船和巨額補助金，實力大為增強。

　　1876年1月，黑田清隆等出使漢城、強迫北韓訂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陸軍卿山縣有朋在下關集結軍隊、不惜為締約而行使武力時，三菱家族將幾乎所有的輪船停泊在下關港，隨時準備出動。1877年西南戰爭期間，三菱家族再次開足馬力，為政府鎮壓西鄉叛亂效勞，並因此得到政府的大筆酬謝。至戰爭結束，三菱已擁有50餘艘輪船，總噸位達到3萬餘噸，一舉登上了“海運之王”的寶座。1894年7月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三菱入股的日本郵船會社提供了57艘大噸位的輪船，向北韓半島運送軍隊和軍需物資，獲得飛躍發展的時機。此後，在日本政府發動的對外戰爭中，政商、財閥追隨其後，在南韓、中國各地發展事業。在財閥資本看好的海運業，通過一次次的軍需運輸，發展迅速。據統計，1893年，日本擁有618艘輪船，總噸位不過20萬噸；至1896年，擁有輪船735艘，總噸位增至39萬噸；至1905年，擁有輪船1492艘，總噸位猛增到103．5萬噸。對外侵略戰爭為財閥帶來豐厚的利潤，因此，新老財閥無一不是政府殖民擴張的堅定支持者。

　　5．熱衷對外擴張。廣大的中國市場和豐富的資源，歷來為新老財閥垂涎三尺。藉助政府的支持，特別是《馬關條約》所提供的便利條件，財閥一擁而上，紛紛來華開辦事業，掠奪財富。最先在中國登陸的財閥，當數三菱家族。早在1875年2月，在政府的支持下，三菱會社開闢了從橫濱至上海的海運線，在與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和英國P．0輪船公司展開激烈競爭的過程中，排擠了海運對手，壟斷了西太平洋對華商貿的黃金水道，賺取了巨額利潤。

　　1885年9月，三菱會社配合政府的運作，與共同運輸會社合併為日本郵船股份公司，停止兩公司問的內部競爭，全力開展對華貿易。1886年3月，日本郵船股份公司開闢了長崎至芝罘、天津的海運線，向華北地區伸張勢力。1895年4月《馬關條約》簽訂後，日本劫掠了臺灣，取得長江航行權，日本郵船股份公司收購了英國太古洋行和道格拉斯輪船公司所經營的神戶至基隆以及上海至漢口等多條水運航線，進一步擴大了對華航運業務。1902年5月，澀澤、安田、三井等財閥集資成立湖南汽船股份公司，開闢漢口至湘潭的航運線，深入中國內地。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後，需求龐大的軍事運輸為財閥海運業的發展，再次提供了有利的時機。

　　在開拓中國市場方面，走在最前頭的當為三井物產會社。1877年三井在上海開辦分社，販賣三池礦開采的煤炭。1878年在天津開辦事務所，從事麵粉、大米和煤炭貿易。三井的對華貿易頗有贏利，至1887年三池礦的煤炭遠銷香港和新加坡。1888年三井收購了三池煤礦後，增加煤炭產量併購置貨船，在華南和東南亞各地開展煤炭貿易。1893-1895年在牛莊設立事務所，從事大豆、豆餅的進口以及棉紗、棉布出口貿易。日俄戰爭後，三井以大連為據點，在對中國東北地區貿易中註入國策因素，在奉天、長春、哈爾濱、牛莊、芝罘、廈門、廣州等地設立事務所，併在天津、上海、青島、漢口等地開辦分店，將商貿觸角擴展到中國沿海各大城市，對華投資達到2290萬元。

　　三菱商會在1885年將海運業務移交給日本郵船會社後，由註重海運業轉而開展對華貿易業務。1902年，在漢口設置三菱合資會社門司分社事務所，1910年擴大為分社。1906年在上海、香港開辦三菱合資會社分社，專門從事煤炭貿易。後來在北京設置分社，從事海軍兵器貿易、礦山調查、棉花改良等業務。

　　後起的大倉財閥也不甘落後，首先將中國東北地區作為對華業務的重點地區。1904年在安東開辦大倉組制材所，後擴大為鴨綠江制材公司。1905年與中方合資，開辦本溪湖煤鐵公司，後來資本增至700萬元。1907年投入資金600萬元、開辦日清制油股份公司，投資150萬元、開辦奉天電車股份公司，等等。隨後，將經營網路擴展到中國其他地區，1912年向漢陽鐵廠投資25萬元，繼而在天津合作開辦裕元紡織公司，在上海碼頭設立倉庫，在南京投資鳳凰山鐵礦，在湖南投資鉛礦，在山東、江西、內蒙、山西等地參與多種事業的創辦，涉及採礦、皮革、冷藏、禽蛋、土地開墾等門類。上述財閥企業將公司的興衰寄托於對華貿易的發展，這是它們支持政府對華政策的重要經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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