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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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國際政治經濟學又稱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poitical economy of intentational relations)是一門經濟與政治相結合，即從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財富互動的角度來分析觀察世界事務與國際關係的理論。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在《相互依存經濟學》一書中首次對相互依存關係作了古典式分析，指出戰後國際合作和國際貿易的新變化，標志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

　　一般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包括三大主流學派：經濟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從階級對立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不平等這一現象出發，具有嚴肅的批判和現實意義。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繼承了l8世紀以來的古典主義和重商主義思潮，一直居於政治經濟學的主導範疇。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有關對外經濟政策的國內政治經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利益集團對對外經濟政策制定的影響。有關研究包括選舉方法、行政體制等因素對利益集團的作用，利益集團的利益偏好、利益密度(利益的集中程度)，不同利益集團間利益交換的政治過程等。採用利益集團方法研究的問題領域有貿易、投資的自由化、移民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

　　2．有關國家間互動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包括對國家之間戰略互動關係、國家與國際體制的互動關係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取了理性主義和社會學的一些成果。研究的問題領域主要包括：國家間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國內政治對政策協調的影響、區域合作與國家間相互關係等問題。但是，上述研究也受到一些批評。

　　國家間互動關係研究還包括有關國際機制的研究。國際機制是否能為各國的行為提供標準，是否能夠提供有關國家行為的充分信息(比如有關國家執行WTO協議的情況)，這對於國際機制自身至關重要。當前一些重點研究的問題有：在國際生產體系方面，如國際咖啡市場上生產商、中間商和消費者的關係對於國際價格穩定的影響；國際經濟事務如國際貨幣政策的法律化；信息不完整給集體行動帶來的負面影響等。

　　3．有關國內與國際互動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國內與國際因素的互動研究是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中之重，有可能使國際關係的研究突破當前停滯不前的局面。研究的問題包括：國內機制與利益分佈格局如何影響國際互動，國內政府在對外交涉中面對的國內限制與機會；全球化發展對於國內利益偏好的影響，如跨國公司的發展對於國際貿易體制從保護主義過渡羈市場開放的進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國際製裁方面，研究了諸如WTO等國際組織授權的國際製裁對國內利益偏好和政策偏好的影響等。

　　簡而言之，國際政治經濟學正向“全球政治經濟學”的方向發展，同時出現國內與國際商個層次整合的研究趨勢，比較研究廣泛開展。我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在跟進國際發展趨勢的同時，又要進行補課，目前應當特別註意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平衡，剋服由於實證研究、個案研究缺乏國際政治經濟學不能適應教學、科研以及政策需要的局面。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一個頗具難度的問題，因為在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著述中幾乎不涉及這個問題”，國內有關的著作也論及不多。“國際政治經濟學更多地被學者們作為一個關於研究什麼，而不是如何研究的領域而發展的。”瓊·斯佩羅和傑弗里·哈特認為，“最重要的搭橋工作來自政治科學家，經濟學者現在也將政治方法運用在他們的分析中，並用經濟理論來研究政治行為。”蘇珊·斯特蘭奇強調，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一個把政治學和經濟學綜合起來的方法”。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包含了“政治學、經濟學，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方法”，或“是政治經濟兩大方法之結合在各個方面的應用”。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及其研究對象決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是18 世紀70 年代建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19 世紀以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起點，而馬克思主義者批判地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產生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由於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在經濟學理論範式內演化和發展的，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它應當運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而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則取決於研究對象的要求。所謂方法，“是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所選取的手段，……不同的目的就要求有不同的方法。”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國際經濟關係，它從政治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探討政治因素對國際經濟關係的影響。這就要求運用能夠將政治和經濟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將政治因素納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1.政治學和經濟學

　　當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們開始探討和解釋國際體系中出現的新問題時，他們首先面臨的一個學術問題是：在傳統的學術界中，政治和經濟是彼此分離的，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正在為捍衛各自學科的純正性和獨特的傳統而努力對於政治學的純正性，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沃爾茲(Waltz)是這樣認識的：“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國際體系是共存的並且是相互影響的，國家體系並不僅僅是人們可以設想的國際體系。沃勒斯坦以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方式來表明世界體系是如何影響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但是，主張經濟影響政治並不否認政治影響經濟，而且政治結果有政治願因。一種國際政治理論主要是用來解釋國際—— 政治結果 然而，說一種關於國際政治的理論告訴我們一些關於經濟的東西並不意味著這種政治理論能夠取代經濟理論@。”對於經濟學的純正性和自律性，經濟學家瑟羅(Thurow)是這樣論述的：“經濟學這門學科作為專業已步人行會之道。這個行會的成員，正如我們所瞭解的，都傾向於保持並提高傳統的理論，而不是努力去發展一種新的思考問題的方式，做一些能夠解決新問題的事情。”政治學和經濟學這種分離狀態的結果便是“國際政治經濟研究在20世紀被忽視了。政治學和經濟學相互分離並且在理論和分析方面彼此隔絕。因而，國際政治經濟學被分割成國際政治學和國際經濟學”。

　　這樣，如何解決政治和經濟相分離的學術傳統便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倡導者們首先關註的問題，正如一位學者所描述政洲2002年第1期的那樣：“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一些最基本的教科書，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討論世界經濟在政治上被組織的方式，或者政治無政府狀態如何和國際經濟合作相協調——政治組織和經濟職能的不一致。更為準確地說，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國際關係中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結台，核心問題足如何進行這種結合。

　　為了從理論上解決政治學和經濟學相互分離的狀況，也為了更好地解釋國際體系中出現的政治和經濟相結合的現實經驗，研究嗣際關係的學者們開始回朔到傳統的政治經濟學中。

　　2.政治經濟學

　　正如我們所熟知的，在西歐，14-18世紀是一個“大轉變時期”，因為商業逐漸地動搖了中世紀封建經濟的基礎。新興的市場經濟不但為個人提供了機會，而且也鼓勵以前被教會限制的商業行為 儘管教會仍然通過限制積累控制商業，但人們作為個人不斷地要求從教會和聯邦國家的社會限制下解脫出來隨著生產和貿易的變化，新的思想和觀念也在不斷出現一14世紀的文藝復興為哥白尼、伽里略、培根和牛頓的科學探索鋪開了道路，德國馬丁·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促進了這種變革，最後迎來了18世紀的啟蒙運動。在這一時期，科學由於能夠提供證實真理和廢除偏見的方法而受到人們前所未有的重視。人們相信，通過發現自然和社會中的普遍規律，科學能夠將人們從物質的控制和社會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儘管科學在一開始主要被應用於對自然的研究，但很快就被轉向對人類存在的分析，開始是瞭解人體的物理學，然後是精神。隨著對人類行為認識的提高，啟蒙思想家開始探討一種關於社會的科學，他們的假設是：假如可以發現人類相互作用的規律和法則，那麼，框定以及建立理想社會制度就有了科學的基礎。這種新出現的關於社會的科學就是政治經濟學。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詞的是法國的作家蒙特萊田(Antoyne deMontchretien，1575—1621)，他在1616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論集》(Treatise on PoliticalEeonomy)一書；第一次在英語中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詞的是詹姆斯·斯圖爾特(SirJarnes Steuart，17l2— 1780)，他在1767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PAnt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早期政治經濟學家為政府鼓勵商業提供政策上的建議，其觀念和政策被稱之為“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以後，在西方學術界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先後出現了不同的學派，即古典的重商主義、古典的自由主義以及古典的馬克思主義。就學術意識形態和學術傳統而言，當代國際政治經濟中出現的不同學派其實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翻版和修正。儘管“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為複雜也最富有爭議的一個概念，並且經常成為意識形態的鬥爭領域，但學者們在關於政治經濟學就是探討國家和市場的相互關係這一點上意見是一致的，正如當代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羅伯特·吉爾平(Robett Gilpin)在談到政治經濟學的性質時所說的：。

　　“現代‘國家’與‘市場’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產生了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和市場就不可能有政治經濟學。沒有國家，經濟活動的結果將完全由價格機制和市場力量來決定，這是純經濟學的領域。沒有市場，經濟資源將由國家或類似的權力機構來分配，這是純經濟學們的研究領域。”這樣，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統就為當代國際關係學者們聯結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政治因素)和市場(經濟因素)提供了一種理論出發點。英國著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將她那本開創性的關於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直接稱為《國家與市場：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States and market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呻Jitical economy)，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羅伯特·吉爾平教授那本風靡全球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書名便是《國際關係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政治經濟學的四大領域內，政治經濟哲學和本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起步最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是隨著交通、科技的進步和國際體系的形成而逐漸發展起來，因此對這兩個領域的研究則需要更多的國外知識和更強的學術動力。但應該說，政治經濟學從它誕生起就存在國際和比較的成分。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和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國家實力與國際貿易的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再到亞歷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歷史視角下的經濟落後》（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這些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以及跨時間或跨空間的比較。不過，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名稱真正開始廣泛使用、這兩個領域真正開始成型還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

　　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共同學術源頭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所引發的學術思考。從冷戰開始，國際安全就一直是國際關係乃至政治學的重要研究課題。當時把國際安全稱為“高級政治”（high politics），把國家間的經濟關係叫做“低級政治”（low politics），可見當時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態度。但是，隨著歐洲和日本經濟在戰後的迅速崛起，美國政治、經濟力量的相對衰落已經在20世紀60年代末顯示出來，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不但使美國的經濟雪上加霜，更使美國的相對衰落展現無疑。美國的學者們發現美國雖然沒有被蘇聯的軍事力量所擊敗，但石油價格的變化卻可以使國力遭受重創，更不用說還要面對歐洲和日本日益增強的經濟挑戰，於是學者們開始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兩部分學者分別開始了兩個專題的研究，他們的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兩個領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一部分學者，如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oehane）、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等，開始思考美國衰落以後國際經濟合作的前景。吉爾平是霸權穩定論的倡導者，認為美國作為霸主的衰落必然會帶來國際市場開放程度降低、國家間經濟合作難以維持的局面。而作為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的基歐漢則認為美國霸權下建立起來的合作機制並不會隨著美國的衰落而消失，它會在霸權衰落以後繼續起到維持國際經濟合作的作用。這兩派的爭論引發了後續的很多理論與實證的爭論，其他派別也紛紛加入。但是這些爭論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國際政治體系與國際市場的關係，於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學術領域形成了。

　　在這些學者思考美國衰落後國際經濟合作前景的同時，另一部分學者，如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彼得·賀爾（Peter Hall）等，開始比較不同國家應對經濟危機的策略和這些策略的來源。這些學者與前一部分學者不同，從應對第一次石油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他們註重的是各個國家內部的政府、社會集團與經濟的關係以及這些關係的跨時空比較。他們發現不同的歷史制度、不同的社會聯盟、不同的政商關係都會引發不同的危機應對策略、不同的經濟調整過程。這些學者的研究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論也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起源有關。一方面，依附理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心-邊緣關係的研究為國際政治經濟學關於國家間經濟關係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南北關係的視角，後來發展起來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把中心-邊緣關係作為一個跨時空擴展的系統來研究，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主要理論。另一方面，依附理論用中心-邊緣體系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不發展也引發了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建立在對東亞經濟奇跡的理解上，很多研究區域發展的學者通過比較性的研究揭示出國內的政府、社會集團及經濟的關係並不能完全由國際體系所決定，這些關係往往能在一國的發展中起決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發展問題不僅作為當代的重要政治經濟問題來研究，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很多學者一直通過比較的、歷史的研究方法來探討歐洲早期的發展問題。他們的成果在方法上和理論上為發展問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因此，這些對於歷史和當代發展問題的政治經濟分析成為比較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一個重要源泉。

　　比較政治經濟學還有一個單獨的學術源頭，就是理性選擇學派。19世紀末經濟學從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來，開始專註研究市場自身的運作規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學家並不把政治因素放在研究範圍內，政府只是在經濟學家需要時才會出現，即使這樣，政府本身也不會被作為研究對象。直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集體選擇理論（Collective Choice Theory）、尋租理論（Rent-seeking Theory）、理性選擇制度主義（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現，經濟學家開始把經濟學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政府、政治運作以及政治經濟關係上來。一個研究工具就是理性選擇。它強調研究的“微觀基礎”，也就是以個人理性為基礎來討論人和人、人和組織、組織和國家的關係。例如，集體選擇理論以個人理性為基礎探討什麼樣的組織或利益集團能夠更好地解決“搭便車”的問題，從而產生高度的凝聚力，使其在政治運作中獲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政治學家在自己的研究里運用理性選擇方法來探討當代和歷史上的發展問題。他們的研究方法與那些以歷史結構、國際體系、國家和社會集團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鮮明對比，為比較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註入了新的血液。以不同源頭為基礎，比較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後的興起和發展是沿著對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比較、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研究以及理論與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來進行的，出現了一批經典之作.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這20多年的發展來看，前者規範化發展較快而後者較慢。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經有教科書出現，到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層出不窮，而且書內的理論範式與專題也日趨接近，理論如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和建構主義等，專題如國際貿易、生產、金融、貨幣、區域化、全球化、國家安全以及國際發展等的政治經濟分析，這說明這個領域已經變得很規範化。在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類的教科書的出版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也發展很快。反觀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雖然比較政治經濟學這個名稱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被廣泛應用，但迄今為止仍然處在定義不清、教科書缺乏的狀態。從斯密（Smith）1993年發表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近期作品評論到萊維（Levi）2000年發表的比較政治經濟學介紹，再到2002年出版的《政治學：學科現狀》中比較政治經濟學一章，作者都沒有明確定義比較政治經濟學。不僅文章是這樣，以比較政治經濟學命名的書籍也是如此,不但沒有給予比較政治經濟學明確的定義也少有共同認可的理論範式和專題。這充分說明瞭在西方比較政治經濟學還是個欠規範的領域，而在中國則幾乎沒有成型。

　　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發展較慢與其研究區域、方向和方法的多樣化不無關係。國際政治經濟學因為受國際關係的研究影響很大，整個領域只有幾個主要理論和一些集中的研究專題，便於學者溝通，更容易形成統一的規範。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區域、方向多樣，而且可能互無聯繫。比如研究歐洲歷史上發展問題的學者可能並不關心當代東亞的經濟發展，運用理性選擇方法做研究的學者可能很難與以國際體系、國家-社會關係為研究核心的學者溝通。當然，研究區域、方向、方法多樣化並不是等於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沒有規範化的趨勢，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逐漸形成了幾個主要探討國家-市場關係的理論範式，如國家主義（Statism）、新古典政治經濟學（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社會聯盟範式（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和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以及幾個主要專題如福利國家與經濟調整、發展型國家與經濟發展、轉型國家與經濟轉型，所以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仍然在發展和規範化的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