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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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itical economy of intentational relations)是一门经济与政治相结合，即从国家与市场、权力与财富互动的角度来分析观察世界事务与国际关系的理论。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在《相互依存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对相互依存关系作了古典式分析，指出战后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的新变化，标志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三大主流学派：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等这一现象出发，具有严肃的批判和现实意义。经济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继承了l8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潮，一直居于政治经济学的主导范畴。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有关研究包括选举方法、行政体制等因素对利益集团的作用，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利益密度(利益的集中程度)，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交换的政治过程等。采用利益集团方法研究的问题领域有贸易、投资的自由化、移民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

　　2．有关国家间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对国家之间战略互动关系、国家与国际体制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了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一些成果。研究的问题领域主要包括：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国内政治对政策协调的影响、区域合作与国家间相互关系等问题。但是，上述研究也受到一些批评。

　　国家间互动关系研究还包括有关国际机制的研究。国际机制是否能为各国的行为提供标准，是否能够提供有关国家行为的充分信息(比如有关国家执行WTO协议的情况)，这对于国际机制自身至关重要。当前一些重点研究的问题有：在国际生产体系方面，如国际咖啡市场上生产商、中间商和消费者的关系对于国际价格稳定的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如国际货币政策的法律化；信息不完整给集体行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等。

　　3．有关国内与国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有可能使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破当前停滞不前的局面。研究的问题包括：国内机制与利益分布格局如何影响国际互动，国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面对的国内限制与机会；全球化发展对于国内利益偏好的影响，如跨国公司的发展对于国际贸易体制从保护主义过渡羁市场开放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制裁方面，研究了诸如WTO等国际组织授权的国际制裁对国内利益偏好和政策偏好的影响等。

　　简而言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正向“全球政治经济学”的方向发展，同时出现国内与国际商个层次整合的研究趋势，比较研究广泛开展。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跟进国际发展趋势的同时，又要进行补课，目前应当特别注意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平衡，克服由于实证研究、个案研究缺乏国际政治经济学不能适应教学、科研以及政策需要的局面。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颇具难度的问题，因为在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著述中几乎不涉及这个问题”，国内有关的著作也论及不多。“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多地被学者们作为一个关于研究什么，而不是如何研究的领域而发展的。”琼·斯佩罗和杰弗里·哈特认为，“最重要的搭桥工作来自政治科学家，经济学者现在也将政治方法运用在他们的分析中，并用经济理论来研究政治行为。”苏珊·斯特兰奇强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把政治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的方法”。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包含了“政治学、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或“是政治经济两大方法之结合在各个方面的应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是18 世纪70 年代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19 世纪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起点，而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经济学理论范式内演化和发展的，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它应当运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则取决于研究对象的要求。所谓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所选取的手段，……不同的目的就要求有不同的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经济关系，它从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政治因素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这就要求运用能够将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1.政治学和经济学

　　当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开始探讨和解释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时，他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学术问题是：在传统的学术界中，政治和经济是彼此分离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正在为捍卫各自学科的纯正性和独特的传统而努力对于政治学的纯正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沃尔兹(Waltz)是这样认识的：“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际体系是共存的并且是相互影响的，国家体系并不仅仅是人们可以设想的国际体系。沃勒斯坦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来表明世界体系是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但是，主张经济影响政治并不否认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政治结果有政治愿因。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用来解释国际—— 政治结果 然而，说一种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经济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这种政治理论能够取代经济理论@。”对于经济学的纯正性和自律性，经济学家瑟罗(Thurow)是这样论述的：“经济学这门学科作为专业已步人行会之道。这个行会的成员，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都倾向于保持并提高传统的理论，而不是努力去发展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做一些能够解决新问题的事情。”政治学和经济学这种分离状态的结果便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在20世纪被忽视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互分离并且在理论和分析方面彼此隔绝。因而，国际政治经济学被分割成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

　　这样，如何解决政治和经济相分离的学术传统便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们首先关注的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描述政洲2002年第1期的那样：“按照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些最基本的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讨论世界经济在政治上被组织的方式，或者政治无政府状态如何和国际经济合作相协调——政治组织和经济职能的不一致。更为准确地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中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台，核心问题足如何进行这种结合。

　　为了从理论上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相互分离的状况，也为了更好地解释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现实经验，研究嗣际关系的学者们开始回朔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

　　2.政治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西欧，14-18世纪是一个“大转变时期”，因为商业逐渐地动摇了中世纪封建经济的基础。新兴的市场经济不但为个人提供了机会，而且也鼓励以前被教会限制的商业行为 尽管教会仍然通过限制积累控制商业，但人们作为个人不断地要求从教会和联邦国家的社会限制下解脱出来随着生产和贸易的变化，新的思想和观念也在不断出现一14世纪的文艺复兴为哥白尼、伽里略、培根和牛顿的科学探索铺开了道路，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也促进了这种变革，最后迎来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一时期，科学由于能够提供证实真理和废除偏见的方法而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相信，通过发现自然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科学能够将人们从物质的控制和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尽管科学在一开始主要被应用于对自然的研究，但很快就被转向对人类存在的分析，开始是了解人体的物理学，然后是精神。随着对人类行为认识的提高，启蒙思想家开始探讨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他们的假设是：假如可以发现人类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法则，那么，框定以及建立理想社会制度就有了科学的基础。这种新出现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是法国的作家蒙特莱田(Antoyne deMontchretien，1575—1621)，他在1616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论集》(Treatise on PoliticalEeonomy)一书；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是詹姆斯·斯图尔特(SirJarnes Steuart，17l2— 1780)，他在176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PAnt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早期政治经济学家为政府鼓励商业提供政策上的建议，其观念和政策被称之为“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学派，即古典的重商主义、古典的自由主义以及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就学术意识形态和学术传统而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出现的不同学派其实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翻版和修正。尽管“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为复杂也最富有争议的一个概念，并且经常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领域，但学者们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就是探讨国家和市场的相互关系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正如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tt Gilpin)在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时所说的：。

　　“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经济学们的研究领域。”这样，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就为当代国际关系学者们联结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政治因素)和市场(经济因素)提供了一种理论出发点。英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她那本开创性的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直接称为《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States and market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呻Jitical economy)，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吉尔平教授那本风靡全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书名便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在政治经济学的四大领域内，政治经济哲学和本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起步最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是随着交通、科技的进步和国际体系的形成而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则需要更多的国外知识和更强的学术动力。但应该说，政治经济学从它诞生起就存在国际和比较的成分。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和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1945）、再到亚历山大·葛先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的《历史视角下的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1962），这些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跨时间或跨空间的比较。不过，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名称真正开始广泛使用、这两个领域真正开始成型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

　　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学术源头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学术思考。从冷战开始，国际安全就一直是国际关系乃至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当时把国际安全称为“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把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叫做“低级政治”（low politics），可见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态度。但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末显示出来，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不但使美国的经济雪上加霜，更使美国的相对衰落展现无疑。美国的学者们发现美国虽然没有被苏联的军事力量所击败，但石油价格的变化却可以使国力遭受重创，更不用说还要面对欧洲和日本日益增强的经济挑战，于是学者们开始重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西方，特别是美国，有两部分学者分别开始了两个专题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部分学者，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开始思考美国衰落以后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景。吉尔平是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认为美国作为霸主的衰落必然会带来国际市场开放程度降低、国家间经济合作难以维持的局面。而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的基欧汉则认为美国霸权下建立起来的合作机制并不会随着美国的衰落而消失，它会在霸权衰落以后继续起到维持国际经济合作的作用。这两派的争论引发了后续的很多理论与实证的争论，其他派别也纷纷加入。但是这些争论和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国际政治体系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于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个学术领域形成了。

　　在这些学者思考美国衰落后国际经济合作前景的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如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彼得·贺尔（Peter Hall）等，开始比较不同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和这些策略的来源。这些学者与前一部分学者不同，从应对第一次石油危机到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他们注重的是各个国家内部的政府、社会集团与经济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跨时空比较。他们发现不同的历史制度、不同的社会联盟、不同的政商关系都会引发不同的危机应对策略、不同的经济调整过程。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流行的依附理论也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有关。一方面，依附理论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心-边缘关系的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南北关系的视角，后来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把中心-边缘关系作为一个跨时空扩展的系统来研究，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理论。另一方面，依附理论用中心-边缘体系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也引发了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建立在对东亚经济奇迹的理解上，很多研究区域发展的学者通过比较性的研究揭示出国内的政府、社会集团及经济的关系并不能完全由国际体系所决定，这些关系往往能在一国的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发展问题不仅作为当代的重要政治经济问题来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很多学者一直通过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欧洲早期的发展问题。他们的成果在方法上和理论上为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因此，这些对于历史和当代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分析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

　　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有一个单独的学术源头，就是理性选择学派。19世纪末经济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开始专注研究市场自身的运作规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并不把政治因素放在研究范围内，政府只是在经济学家需要时才会出现，即使这样，政府本身也不会被作为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集体选择理论（Collective Choice Theory）、寻租理论（Rent-seeking Theory）、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choice Institutionalism）的出现，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的研究工具用在研究政府、政治运作以及政治经济关系上来。一个研究工具就是理性选择。它强调研究的“微观基础”，也就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来讨论人和人、人和组织、组织和国家的关系。例如，集体选择理论以个人理性为基础探讨什么样的组织或利益集团能够更好地解决“搭便车”的问题，从而产生高度的凝聚力，使其在政治运作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有的政治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里运用理性选择方法来探讨当代和历史上的发展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与那些以历史结构、国际体系、国家和社会集团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为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以不同源头为基础，比较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的兴起和发展是沿着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研究以及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来进行的，出现了一批经典之作.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这20多年的发展来看，前者规范化发展较快而后者较慢。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有教科书出现，到80年代和90年代更是层出不穷，而且书内的理论范式与专题也日趋接近，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专题如国际贸易、生产、金融、货币、区域化、全球化、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发展等的政治经济分析，这说明这个领域已经变得很规范化。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类的教科书的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也发展很快。反观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虽然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被广泛应用，但迄今为止仍然处在定义不清、教科书缺乏的状态。从斯密（Smith）1993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近期作品评论到莱维（Levi）2000年发表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介绍，再到2002年出版的《政治学：学科现状》中比较政治经济学一章，作者都没有明确定义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仅文章是这样，以比较政治经济学命名的书籍也是如此,不但没有给予比较政治经济学明确的定义也少有共同认可的理论范式和专题。这充分说明了在西方比较政治经济学还是个欠规范的领域，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成型。

　　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较慢与其研究区域、方向和方法的多样化不无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为受国际关系的研究影响很大，整个领域只有几个主要理论和一些集中的研究专题，便于学者沟通，更容易形成统一的规范。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区域、方向多样，而且可能互无联系。比如研究欧洲历史上发展问题的学者可能并不关心当代东亚的经济发展，运用理性选择方法做研究的学者可能很难与以国际体系、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核心的学者沟通。当然，研究区域、方向、方法多样化并不是等于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没有规范化的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形成了几个主要探讨国家-市场关系的理论范式，如国家主义（Statism）、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社会联盟范式（Social Coalition Approach）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以及几个主要专题如福利国家与经济调整、发展型国家与经济发展、转型国家与经济转型，所以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仍然在发展和规范化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