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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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学派之一。自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新制度主义”一词在政治科学中的出现频率便越来越高。按照被接受最广的霍尔和泰勒的观点，新制度主义可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1]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规则意义的集合，这些规则是组织中所有团体成员都愿意遵循的规则，并且成为成员个体获得交换利益的依据。[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背景[1]
理性选择从方法论层面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是，作为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则产生于 20世纪50年代。理性选择理论诞生之初，仅是政治科学学科中的一个很小的分支，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现在的理性选择理论较之过去更加成熟。当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严格的预设假定前提来研究美国国会的投票行为时，发现一个重大的矛盾，即如果传统理性选择的模型正确的话，美国国会的立法就很难保持稳定的多数。因为立法者们众多的偏好顺序和问题本身的多维特征都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的多数往往会倾向于推翻任何已经通过的议案，从而使得从一个议案到另一个议案都会出现阿罗循环的现象。然而事实表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正是在解答这一令传统理性选择理论者感到迷惑的问题的过程中，理性选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国会的制度降低了事务处理的交易成本，使得在议员之间能够达成交易，从而使得法案的稳定通过成为可能。此时，理性选择理论也被称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范式目前在美国政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政治学家们一般都把“理性选择理论”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社会选择理论、博弈论、理性行动模式、实证政治经济学等的同义词。按照盖伊·彼得斯的分析，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又可以分为若干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印地安那学派，以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夫妇为代表，主要关注如何用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的治理问题，即如何克服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问题。第二个分支是公共选择学派，即把现代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用于研究政治学的问题，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政治等”。主要以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威廉·H·里克尔、安东尼·唐斯和尼斯坎南为代表。第三个分支是博弈论，认为制度是博弈的规则，把委托人——代理人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博弈关系。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特征[1]
第一，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采纳了一系列行为主义的假设，他们认为相关行为人有着固定的偏好，行为者的行为绝大多数是工具性的，他们能对实现各种偏好的行为方式进行优次的排列，并选择最优的策略实现自己目标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集体行为的困境，永远面临着行为者个体理性最大化却导致集体产出次优的悖论，而制度正是为解决这种种悖论并满足个体利益而创设出来的工具。
第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仅仅理解为行为者博弈的规则，认为制度对相关行为人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制度通过对行为者提供特定的激励和约束，限制行为者可选择策略的范围;通过提供给行为者彼此互动的信息并在必要时提供强制，从而影响行为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期，进而来引导行为者做出特定的行为。
第四，在解释制度的形成因素上，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产生是基于相关行为者的自愿共识，制度为行为者带来了合作的好处，一个制度越能有效地解决集体行为的困境就越有可能被持久地遵循下来。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2]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坚持个体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倾向于把政治过程视为一种集体的行动逻辑，并使用演绎分析的方法假定行动者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创建制度，这种策略性行为能够产生决定性的政治后果。一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所假定的经济人是一个目标清晰明确、行动果断坚决并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能动者，在此基础上，政治活动被视为个体通过协商议价而形成的集体行动，集体中的个体都具有自我偏好和欲求，以此来选择他们合意的决策并实现预期的目标。另一方面，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个体的行为动机并不会伴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即行动者个体的理性偏好外生于政治制度。通俗来讲，就是不同的制度环境可能导致行为者做出不同的选择策略，但是行为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动机始终如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优势[2]
（一）为宏观政治研究找到微观基础
理性选择理论具有十分明确的逻辑前提，以理性人假设为理论起点，将不同环境中的个人视为具有成本－收益分析能力的理性人。在这种设定中，允许人的行为决策具有多重复杂动机，但是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激励是影响人们做出决策的最稳定因素或者是最大动机，帮助研究者以统一的人性观考察不同个体在不同环境中做出的决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以行动者个体为中心，具有显著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特点，又把制度作为解释政治问题中的核心要素（解释变量），从制度与行为互动的视角出发，试图以动态又生动的方式解释政治现象，赋予其一定程度上的整体主义色彩。尽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方法论依旧属于个人主义，但又在一定程度上趋向于个人－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因此，与其他新制度主义流派不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为宏观政治制度研究提供了微观基础。相较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者长期关注政治现象的“宏大叙事”来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用“个体－整体”的方法将政治现象的微观基础与宏观问题结合起来，为中国政治学方法提供了重要启发与参考。
（二）为制度与行为的互动分析提供动态视角
旧制度主义将政治结果视为一种“没有能动性的行动”，研究者在分析政治现象时侧重于宏观且静态的视角，造成了对人的能动性的忽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大流派，确实克服了旧制度主义静态分析的缺点，并且重视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用动态的视角考察制度。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继承理性选择理论的理性分析方法基础上，考察政治制度对个体行为和政治结果的影响。理性选择理论使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制度环境中的公民行为和集体活动，在理论分析中不仅强调人的能动性，还放大了个人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推广实证研究，而且为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提供思路；不仅有助于对不同国家相似制度的功能进行比较，而且有助于比较同一国家内部彼此相关制度条件下所产生的政治行为和结果。
（三）为政治现象分析引入经济学方法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本质上是引用经济学方法解释政治现象，不仅借用经典的经济学理性人假定，还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中借鉴产权理论、博弈论等理论概念与研究方法，由此完善自身理论的科学性。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运用经济学概念、方法、逻辑规则、数学语言与模型来分析政治问题，研究国家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的设置，并且将制度因素作为分析政治与经济现象的核心要素。这不仅帮助我们在政治学研究议题中加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勾连，也为政治制度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研究新方法，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实证性作出贡献。
（四）研究范式不成熟与适用性有限
对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批评者而言，他们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过于简单和狭隘，尤其缺少偏好是如何形成的解释性理论，会削弱该方法对许多政治现象的解释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本身固有的研究范式缺陷已被许多权威学者提及，在许多相关研究者看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自身问题以及理论的自我强化意识是难以克服的致命缺陷。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经济学中吸收了大量专业术语、概念、研究工具和结构模型，试图以制度因素作为有效中介，将经济学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制度研究当中。但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之间存在极为复杂且显著的差异，将经济学分析方法放入高度密集且庞杂的政治制度之中进行使用，将会产生极大的不适性和挑战性。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的区别[3]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都是新制度主义的一个流派。新制度主义是一个多取向的理论流派，不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新制度主义名称下的三个新制度主义除了一致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外几乎没有相同之处，并且独立发展来的，因此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研究的层次和方法不同。
历史制度主义关注宏观，在国家层面上研究制度，采用归纳方法，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个人层面上研究制度，采用的是演绎方法。
2、对时间的态度不同。
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们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特别注重时间，制度既可以是历史上的，也可以是刚刚形成的，只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3、对制度与偏好关系的理解不同。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塑了人们的偏好，制度是历史演变的结果，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主张偏好是起点，其来源是不重要的，偏好决定了制度，制度存续的基础是使大多数人获益。
4、对制度变迁的机制理解不同。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注重个人在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学习的影响下对制度的重新评价，而历史制度主义更强调这些变化对政治、社会组织或集团权力平衡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