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型國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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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型國家理論(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

　　發展型國家理論作為國家主義思路比較成熟的理論形式始於1982年查默斯·約翰遜出版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一書，在該書中他首次提出了“發展型國家”概念。此後，這一概念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被一批學者在研究中所採用。隨著研究的推進和豐富，逐漸形成了包含一些特定概念、分析方法和基本觀點的系統理論。約翰遜認為，國家的性質是由其選定的優先目標確定的，發展型國家就是把發展經濟放在首要位置的國家。但是把經濟確定為優先目標並不意味著就能取得經濟發展，這不過是一個先決條件，還必須具備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條件，經濟發展的目的才能夠實現。對於約翰遜所提出的作為一種模式的發展型國家所具備的特征，有學者總結道:“經濟發展在國家的行為中處於最優先的地位，任何其他目標都不會幹擾這種優先地位，而經濟發展體現為增長、生產率和競爭力；

　　國家承諾保護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嚴格遵守這一承諾；(國家)按照經濟官僚制定的辦法對市場進行指導，經濟官僚由人數不多的精英組成，吸收了現有體制下最優秀的管理人才；在官僚體系中，有一個領導機構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官僚精英和私人企業之間建立了密切的、制度化的聯繫，以進行咨詢和合作；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政治體制，官僚擁有充分活動空間來發揮其能動性並有效地運作，政治家們掌握“統治權”(reign)而由官僚們進行“治理”(rule)，政治精英的目的是為精英官僚機構的行為提供合法性和活動空間。”

　　為了能夠實現經濟發展目標，國家對經濟(市場)進行干預，通過實施產業政策，對私人部門給予指導、約束、協調，使資源配置符合國家經濟的長遠發展需要。這種觀點雖然強調了政府干預的重要性，但約翰遜的模型中已明確指出，市場是支撐東亞經濟成功的制度基礎，政府干預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的。因此，不能簡單地把發展型國家理論和新古典主義的分歧理解為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的對壘。

　　韋德(Robert Wade)提出的“受管制的市場”(governed market)理論，貢獻在於可以有助於人們理清思路：與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或模擬自由市場相對立的，不是國家或政府，而是一種不同的政府—市場組合，即受到政府管制的市場。就像新古典主義者也不同程度上承認政府作用的存在一樣，發展型國家理論也沒有否認市場的重要性。二者的區別在於如何理解政府和市場在東亞的組合方式。

　　雖然韋德所描述的國家—市場組合與約翰遜的理論沒有實質性差別，但作為一個替代新古典主義的模式，在錶面的形式上，“受管制的市場”更明確地針對了新古典主義的自由市場或模擬自由市場模式。新古典主義強調有效資源配置，受管制的市場理論則突出了資本積累的重要性，認為東亞的經濟成就源自於高水平的投資，特別是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一些經濟發展中的關鍵工業部門，而在缺乏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則很難做到這一點。另外，東亞的政府把許多工業推到國外市場使其面對國際競爭，但在國內市場上卻缺少激烈競爭。

　　阿姆斯登關於南韓的論述，被認為是對發展型國家運作進行的出色闡釋。她立論的實質是：南韓是有指導的市場經濟(guidedmarket economy)的典型案例，工業化處於優先地位，而市場理性因之受到限制。政府在掌控和利用國內與國際力量並使之為民族經濟發展服務方面扮演了一種戰略性角色。南韓的產業政策具有強烈的選擇性，政府通過干預把投資引向那些戰略性部門，為達到這一目標，政府有意地造成了一種價格扭曲，例如對長期信貸實行優惠利率。這種價格扭曲並沒有像在其他國家那樣導致資源浪費，原因在於政府同時對私人企業有約束作用，也就是對那些接受補貼的企業提出了嚴格的業績要求，表現不佳者往往要受到懲罰。阿姆斯登的研究的洞見就在於：南韓政府在推行產業政策的過程中，推行的是一種對公司採取支持和約束相結合的政策。

　　1987年戴約(Frederic Deyo)主編的論文集《亞洲新工業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明確指出其目的就是“通過探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東亞經濟發展尋找更合適的解釋。”該書包括數位著名國家主義學派學者的作品，被學術界看作是發展型國家理論的重要成果之一。其中查默斯·約翰遜和哈根·庫的論文，區分了發展型國家的政治基礎(political basis)和國家干預及有效的政策實施的制度基礎(institutional basis)。就前一方面而言，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戰略性地位有賴於其與本國資本家結成的政治聯盟，同時挫敗了左派並剝奪了有組織的勞工或其他群眾性組織的政治權力。就後一方面看，國家干預有賴於政府機構和主要的私人公司之間的組織和制度聯繫。

　　發展型國家存在的這種政治和制度前提，決定了它具有兩個根本特性——官僚自主性和公私合作。這使國家和官僚精英可以自主地制定發展目標，並能進一步把目標變為有效的政策措施。官僚精英有意地通過一些非同尋常的制度培養其與私人企業間的合作關係。實際上，在那些頂級大企業的形成過程中，國家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導致企業的生存同樣嚴重依賴國家。當然，公私合作關係的維持並不是由於商界精英們的自願服從。由於國家壟斷和控制了金融體系，而財團又都嚴重依賴銀行貸款，使得後者實際上除了服從戰略性產業政策的安排外沒有其他選擇。這就導致在發展型國家，私人企業不得不和政府追求相同的國家發展目標。

　　發展型國家模式是後發展國家在“二戰”後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一種戰略模式，曾經被視為後發展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主要手段。發展型國家強調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被認為是介於英美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中間模式。從20世紀後半期開始，以東亞為主的一些後發展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領域迅速崛起，從1960年開始的近20年中，日本的經濟年增長率超過7%，而南韓、新加坡、中國香港以及中國臺灣的經濟年增長率更是超過了8%。高速的經濟增長使這些國家和地區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發展型國家主要有三個特征，即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一個自主而有效的官僚體系、緊密的政商關係。發展型國家是強調經濟民族主義和新重商主義的德國曆史學派邏輯上的衣缽繼承者，其國家行為的中心是具有超強能力和自主性的國家官僚。

　　經濟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

　　很多學者對發展型國家進行了更具本質性的論述，即勞工地位、土地改革在為發展型國家提供穩定和支持方面的作用，以及國內社會聯盟的本質。然而，東北亞發展型國家利用民族主義來動員各種社會集團的能量以促進經濟發展，有異於歐洲大陸的國家形態以及其經濟產生於戰爭和帝國主義。東北亞日本、南韓與中國臺灣三個經濟體產生了高度的新重商主義和民族主義趨勢，特別是在日本和南韓，這意味著強勢的國家干預和對大型經濟聯合企業的排斥。約翰遜傳遞的真相是，與南韓或中國一樣，在選擇經濟發展作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並保證國家生存方面，日本是一個頑強的國家。

　　對於約翰遜而言，戰爭時期對於日本(經濟)民族主義和中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的崛起十分重要。這一時期事實上是理解東亞其他地方發展型國家興起的關鍵時期。兩國的民族主義並非是一個普通的民族主義，而是脫胎於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本身呈現出了多樣性。約翰遜認為，日本信奉的政治經濟學與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Liszt)的“經濟國家主義”或“新重商主義”一脈相承。禹貞恩認為：“重商主義仍然是一種註重實效的適應形式，一種有關經濟活動的理論，而不是經濟要如何運行的理論。”自19世紀40-80年代，德國給予日本的不是一個理想的模型，而是一個有條理地運轉著的模式：在世界經濟的溫床中由國家塑造的後工業化。

　　強國家能力

　　強大的國家能力構成發展型國家的政治社會基礎。發展型國家涉入市場和社會的前提是國家有能力規劃政策並有效執行這些政策，這要求國傢具有很強的掌控能力。強國家能力首先要求後發展型社會基本完成國家建設，政權的制度化水平較高，國傢具有相當的整合水平。經驗表明，許多後發展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之所以難以有所建樹，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權。發展型國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國傢具有較高的自主性。國家可以通過將商界綜合進它的決策體系以保持自主性，並把自主性轉化為能力。這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最成功的做法，而且也部分發生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

　　在早期的發展型理論中，國家自主性被認為國家可以向社會強加意志，可以有效壓制社會組織和個人，如約翰遜指出的，“國家的軟權威主義特征”是國家自主性的來源。但是學者們發現，國家並不是以專制權力來實現對經濟社會的領導，國家與社會組織之間並非對立、衝突的關係，而是一種呈現出相對合作關係的國家“嵌入式自主性”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有管理的互相依賴”。與其說這些獨特的國家力量和能力來自命令式的權力運用(帶有專制色彩的)，倒不如說它們來自官僚自主性和政商合作關係的非凡結合(建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