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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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帝國主義（economic 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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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學在一個強調經濟增長與繁榮的時代日益彭顯，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說法逐漸流行起來。經濟學帝國主義一詞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由拉爾夫·蘇特在一次經濟學討論中提出的，主要意思是指經濟學家們使用經濟學工具（主要指理性選擇理論）不斷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擴展。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這一趨勢更是有增無減。社會學，政治學，甚至法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都可以看到用經濟學工具進行分析的影子，甚至形成了一些新的經濟學流派和學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他利用經濟學分析方法對家庭，教育，歧視，犯罪等社會問題進行了卓有見地的分析，在西方被稱為將新古典經濟學用於非經濟分析的第一人。貝克爾闖入非經濟領域是源於他對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充分自信，他認為：“理性分析理論能夠解決的問題比訖今為止已經解決的問題要多得多，我現在仍然認為理性選擇理論是非常有力的武器，經濟學帝國主義可能較好地描述了我的工作。”貝克爾把經濟學分析方法應用於其他社會科學的做法代表了相當一批大師級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傾向。例如，建立公共選擇理論的布坎南，新制度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威廉姆森等，他們的研究方法和領域都既有強烈的經濟學帝國主義色彩。
與研究“經濟學帝國主義”方向相反的經濟學家及其研究
在經濟學帝國主義大行其道的同時，同樣也有一些大師級的經濟學家反其道而行之。最典型的當數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阿克諾夫，他抱怨經濟學關於人的行為最大化原則過於“和諧了”，以至於“經濟學家們常常認為經濟學模型就是這個世界，並愉快地評價一番他們本應首先評估但從未評估的事情，這就是我們能見到那些非常盲目和荒唐的經濟學的原因。”因此，阿克諾夫把社會學，人類學等社會科學的元素和分析方法引入經濟學。他除了因提出市場存在“不對稱信息”而斐聲全球外，最為引入註目的莫過於為經濟學研究開闢了一個全新的領域，即所謂“心理——社會——人類——經濟學。”他甚至認為：“出於某種原因，經濟學家就想把這個世界孤立為只有經濟問題，然而，非經濟問題將要改變經濟學現有的基礎結構，這不僅是可能的，事實上也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位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阿瑪蒂亞·森，他是第一個出生地在亞洲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寬泛，涉及福利經濟學，饑荒，貧困以及經濟發展觀等一系列論題。以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森的研究顯然超越了經濟學的研究範圍。但森的出發點卻與貝克爾截然相反。他斷然反對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提法與做法，他認為經濟學分析工具即使在經濟學內部使用也“不怎麼合人意”，把它應用於其它社會科學領域無異於“亞歷山大沒有首先對馬其頓建立起控制權就揚帆去了波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恰恰在於它拋棄了經濟學古典傳統對社會倫理以及其它相關因素的關註，他說：“研究古典傳統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研究古典傳統我才明白了這些問題已經在與我們這個社會完全迥異的社會中研究很長時間了，我才明白這些問題在那些時代里已經比我們今天能在標準的經濟學中看到的理性公式化形式研究得更為透徹。我才開始理解到這些問題的深度。”“在某種意義上，認為經濟學的範圍十分狹窄這一觀點，實際上是針對當代經濟學的。”在阿瑪蒂亞·森著名的《貧困與饑荒》一書中，我們甚至可以看到他用馬克思關於生產關係的觀點來分析貧困與權利的關係問題，他寫道：“交換權利還依賴於一個人的經濟前途，而其經濟前途又依賴於生產方式，以及就生產關係而言的他的社會地位。”森對經濟學的看法源於他早年形成的思想基礎，他解釋說；“我對事物的充分掌握是在我接受能力最強的時候，也就是在我讀馬克思和穆勒的時候，那時，構成我思想的基礎已經形成了。”當然不能據此認為森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他始終贊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但這並不妨礙他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範圍及方法論所持的批判態度以及對下層百姓的關註。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給森授獎的公告中提到：“他結合經濟學和哲學工具，在重大經濟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另一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羅把森稱作“經濟學的良心。”上述評價對森來說應該是恰如其份的。除了經濟學的帝國主義擴張之外，其它社會科學借鑒經濟學分析工具分析社會問題或使用其它社會科學分析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的趨勢也同樣存在。最明顯的如社會學。由於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共同努力，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隔閡正在逐漸被消除。以至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美國出現了一門新的學科，叫做“經濟社會學”。阿瑪蒂亞·森對此有一個發人深思的評論“今天相當部分被稱為社會學的東西，當年曾是邊沁，穆勒，馬克思和斯密寫作的內容，質疑這些著作是經濟學還是社會學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兩者是合一的。”
經濟學(微觀)有三個基本論題：第一，假定個人以最大化的理性行為從事活動；第二嚴格地堅持均衡概念，把它作為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第三，突出強調效率概念。這三個論題是經濟學區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的根本之點，也是經濟學可以征服其他社會科學的力量之所在。
經濟理論的出發點是個人追求救用的最大化和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他們一般都把限制最大化的實現看作是構築某種理論的基本障礙。許多經驗分析都旨在尋求基於大化行為的檢驗模型。當經濟學家所得到的一些結果似乎背離從個人角度看是合理的東西的時候、他們就重新檢查作為證明的數據或修改理論本身。但是，理論的修改卻從不放棄最大化的假定。少數經濟學家也承認，個人並不簡單地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因此，承認不確定的信息、交易成本和其他使事情模糊的干預性的變數，但仍把標準的最大化或最優化作為基本的假定。根據最大化或最優化假定，便可以推導出一個充分確定的和可以預見的對某種激勵的反應。而缺乏最大化假定的其他社會科學便不能做到這一點。
均衡也是經濟學的一個中心概念。經濟理論強調均衡的重要性，常常把在市場關係下個別經濟活動者的行為加總，考察其行為的相互影響及其後果。其分析方法是供求分析，揭示供求曲線背後個人行為的利益關係。均衡把經濟學同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
經濟學家還異常重視效率概念。這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看不見的手概念是經濟學的指導性原理，按其私利進行活動的個人將推進社會一般目標的實現，即實現最大化的社會福利均衡。斯密還特別強調自由意志或自由選擇觀念，並把它們改造成為一種限制或否認政府作用的實證經濟理論。自馬歇爾時代以來，競爭均衡是有效率的思想一直貫穿於經濟學文獻中。
效率概念同均衡概念相結合，推動經濟學家做一種特別的分析。效率是一個有實際影響的概念，它刺激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推動較深入的分析，並使經濟學家做清晰的 明確的政策表述。效率概念使經濟學家以一種有效的方法對待問題。這也是其他社會科學所不及的。對於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的力量在於其精確。經濟學遵循著一種可以拒絕理論、檢驗理論和基於事實修改理論的科學方法。經濟學成功的地方也就是其他社會科學失敗的地方。
經濟學家相信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由於思考範圍較為廣泛，可能在證明問題上比較好，但不能提供較好的解決問題的答案。把經濟學的邊界向其他社會科學領域擴展，一方面會使經濟學家從其他社會科學家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另一方面也可以剋服其他社會科學不能提供較好答案的弱點。使用精確的經濟學方法和提供特別的、具有充分推理的答案的能力，給了經濟學家以一種重大的分析上的比較優勢。這是經濟學之所以是“帝國主義”的原因，也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可以成功的原因。
- 《經濟學帝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