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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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失敗論是當代經濟學的一種理論，政府失敗是以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在分析市場經濟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局限性或非市場缺陷時所設計的一個主題，也是公共選擇理論的核心論題。

　　政府失敗是指個人對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現代代議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滿足,公共部門在提供公共物品時趨向於浪費和濫用資源,致使公共支出規模過大或者效率降低,預算上出現偏差,政府的活動並不總象應該的那樣或象理論上所說能夠做到的那樣“有效”。在布坎南看來,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並使各經濟人員所做決定的社會效應比政府進行干預以前更高。否則,政府的存在就無任何經濟意義。但是政府決策往往不符合這一目標,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們削弱了國家干預的社會“正效應”,也就是說,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會福利。於是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政府干預會產生“負效應”以及如何從制度上彌補這些缺陷。布坎南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構成了公共選擇理論的“政府失敗論”。

　　布坎南對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的表現及原因進行了較深入具體的研究,其表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公共決策失誤。

　　公共選擇主要就是政府決策,政府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基本手段是制定和實施公共政策。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決策作為非市場決策有著不同於市場決策之處,如市場決策是以個人為決策主體,以私人物品為對象,並通過完全競爭的經濟市場(即用貨幣選票來購買商品)來實現;而政府決策中,雖然單個選擇者也是進行決策的單位,但是作出最終決策的通常是集體,而不是個人,以公共物品為決策對象,並通過有一定秩序的政治市場(即用選票來反映對某項政策的支持)來實現。因此相對於市場決策而言,政治決策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具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存在著諸多困難、障礙或制約因素,使得政府難以制定並實施好的或合理的公共政策,導致公共決策失誤。

　　在布坎南等人看來,導致公共決策失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社會實際上並不存在作為政府決策目標的所謂公共利益,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已經證明瞭這一點。而且,“在公共決策過程中實際上並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又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

　　(2)即使現實社會中存在著某種意義上的公共利益,而現有的公共決策機制卻因其自身的內在缺陷而難以達到實現這種利益的目的。如現代代議制中通常使用少數服從多數規則,但經常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利益要求的漠視。

　　(3)決策信息的不完全性。獲取決策信息總是存在諸多困難而且是需要支付一定成本的,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他們擁有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因而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礎上作出的,這就很容易導致決策失誤。

　　(4)選民的“短見效應”。由於政策效果的複雜性,大多數選民難以預測其對未來的影響,因而只著眼於眼前的影響。而政治家為了謀求連任,就會主動迎合選民的短見,制定一些成本的付出滯後,或從長遠來看弊大於利的政策。

　　(5)選民的“理性的無知”。由於選民作出決策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收集有關候選人的信息等,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他在權衡自己的成本—收益計算時,如果成本太大,選民將不去投票。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選民往往也會出於搭便車心理而寄希望別人去投票以使自己坐享其成。這被稱為選民的“理性的無知”。而這將導致通過選票上臺的政治家並不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其制定的政策充其量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

　　第二、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

　　所謂政府工作機構的低效率是指政府機構執行政策的效率不高,官僚主義作風嚴重。而這必然影響政策執行的結果,有可能使好的政策產生惡的結果,從而導致政府失敗。在布坎南看來,政府機構工作低效率的原因在於:

　　(1)缺乏競爭性壓力。由於官僚機構壟斷了公共物品的供給,沒有競爭對手,就有可能導致政府部門的過分投資,生產出多於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如不適當地擴大機構,增加工作人員,提高薪金和辦公費用,造成大量浪費。布坎南以美國政府機構為例分析說,如總統、副總統、州長、副州長等國家和州一級的領導以及監督這些領導的參、眾兩院議員是由直接選舉產生的,比例只占政府工作人員總數的很小比例,而其他部門領導則由國家和州一級領導人任命並由相應的眾參兩院認可。由於部門領導與當選代表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利害關係,不會因工作效率低而遭到解雇,因而他們也就沒有壓力去高效率地工作。另外,由於約束政治家個人活動的限制體制不以盈利為目的,提供公共服務的各部門之間不存在競爭,因此,政府官員擁有的自由比私人企業經理要大得多,而過多的自由又使他們沒有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可見,從縱向(逐級任命)和橫向(部門之間)來看都缺乏競爭性壓力。

　　(2)沒有降低成本的激勵機制。從客觀上看,由於政府的活動大多不計成本,而且即使計算成本,也很難做到精確,這有形或無形地促使政府部門對公共物品的供給,超出社會財富最優分配時所需的數量,因而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相對於私人壟斷情形,這種過量供給相當於公眾支付給了某些特權階層一種變相的集體補貼,集體補貼的成本最終是由納稅人承擔的。從主觀上看,政府所屬各部、局的工作大多具有一定的壟斷性,一方面,各部、局可以利用這種壟斷地位,在供給公共產品與勞務時儘可能降低服務質量,提高服務價格,併在此基礎上擴大生產規模,使之所提供的服務數量與範圍超過最優的生產水平;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部門所承擔的任務較為複雜,它們可以利用所處的壟斷地位封鎖一部分公共產品生產職能及資源成本等信息,從而使承擔制約任務的議員和執行預算管理職能的部門,無法瞭解真實成本,不能準確評價運行效率,也就無法充分行使監督權。總之,由於政府官員不能把利潤占為己有,加上公共物品的成本與收益難以測定,所以,與企業經理不同,政府官員的目標並不是利潤最大化,而是規模最大化,以此增加自己的升遷機會和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勢必導致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

　　(3)缺乏監督信息。從理論上講,通過選票上臺的政治家與政府官員的權力來之於人民的讓渡,並不能為所欲為,而是必須服從公民代表的政治監督。然而,在現實社會中,這種監督作用將會由於監督信息不完備而失去效力。監督機構為了執行監督職能,必須對被監督部門的運行情況瞭如指掌,但是向他們提供政府運行情況的正是被監督部門,由於前面所提到的壟斷性,監督者可能為被監督者所操縱,因為被監督者的地位實際上可以使它們強制規定某些政策措施,從而使被監督者能夠使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得以實施。

　　第三、政府的擴張。

　　政府部門的擴張包括政府部門組成人員的增加和政府部門支出水平的增長。布坎南指出,由於政府官員也是個人利益最大化者,他們總是希望不斷擴大機構規模,增加其層次,擴大其權力,以相應地提高其機構的級別和個人待遇。同時也使他們去制訂更多的規章制度,增加自己的俸祿和享受,結果導致社會資源浪費,經濟效益降低,、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社會福利減少;而且政府機構擴張直接導致財政赤字,當赤字壓力過大時,便會迫使政府增加貨幣發行,誘發通貨膨脹。近兩個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之後,西方國家的政府迅速膨脹。以美國為例,1987年美國政府的總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4%,而在1949年占23%,1929年占10%。

　　對於政府機構為什麼會出現自我膨脹,布坎南等人從五個方面加以解釋:(1)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和外在效應的消除者導致擴張;

　　(2)政府作為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者導致擴張;

　　(3)利益集團的存在導致擴張;

　　(4)官僚機構的存在導致擴張;

　　(5)財政幻覺導致擴張。

　　公共選擇理論還特別指出,官僚機構和立法部門都追求預算的最大化,他們與利益集團結成“鐵三角”,導致政府預算具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第四、政府的尋租活動。

　　尋租活動是指人類社會中非生產性的追求經濟利益活動,或者說是指那種維護既得的經濟利益或是對既得利益進行再分配的非生產性活動。在布坎南等人看來,尋租是指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取較高的收益或超額利潤,租或租金則是指支付給生 產要素所有者的報酬中,超過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能得到的那一部分。租金是超過社會成本的收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不需要吸引資源用於特定用途的一種分配上不必要的支付款項。

　　現代社會中的尋租活動,是利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來阻礙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自由流動、自由競爭,以維護和攫取既得利益。尋租活動賴以存在的前提是政府權力對市場交易活動的介入,尋租活動會使政府決策和運作受利益集團或個人的擺佈。布坎南認為,由於政府的各項經濟決策往往以某種公共利益需要為解釋而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特殊的利益集團為謀求政府保護,逃避市場競爭,實現高額壟斷利潤,往往進行各種“尋租活動”。而為了獲得這種經濟租金,政府官員會想方設法地去利用種種特權尋求租金,這就是所謂的“政治創租”或“抽租問題”。尋租活動導致“政府失敗”,因為它導致經濟資源配置扭曲,或者說它是資源無效配置的一個根源。尋租作為一種非生產性活動,並不增加任何新產品或新財富,只不過改變生產要素的產權關係,把更大部分的國民收入裝進私人腰包。尋租也導致不同政府部門官員的爭權奪利,影響政府的聲譽和增加廉政成本,導致社會資源浪費。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尋租主要有三類:(1)通過政府管制的尋租;(2)通過關稅和進出口配額的尋租;(3)在政府訂貨中的尋租。因此,布坎南等人對西方現行民主制度,對政府在保護個人權利,提高社會福利方面的作用甚為悲觀,對國家和政府深表懷疑。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公共選擇理論以一套悲觀色彩較重的觀念取代了關於政府的那套浪漫、虛幻的觀念。公共選擇理論開闢了一條全新的思路,在這裡,有關政府工作及統治者的行為的浪漫的、虛幻的觀點已經為有關政府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的充滿懷疑的觀點所替代。而且,這一新的觀點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更為符合。”

　　布坎南等公共選擇理論家雖然對西方國家現行的政治制度和安排進行了深入的批評,但他們並未對追求自我利益的理性個人在實現“公共利益”方面完全喪失信心。因此他們提出了治理“政府失敗”的具體政策主張。

　　1、限制國家權力的增長

　　布坎南等人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陷入了一種惡性迴圈。即國家權力總是追求更大的國家權力。要補救“政府失敗”,首先就要從這種惡性迴圈中解脫出來。其基本方法有:修改政治技術,確定表現集體偏好的新方式;在公共部門恢復競爭和新的獎懲制度;進行憲制改革等。

　　(1)創立一種新的政治技術,提高社會民主程度。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在目前已知的選舉制度中,多數投票法則並不是最佳的。因為它不考慮個人偏好的強度,因此,這種多數制實際上對政治權力的分配極不平均,只有利於積極性最高和組織最好的少數人。於是他們提出要藉助於“需求顯示法”來完善選舉制度。因為“需求顯示法”提供了一種新的機制,使所有參與集體選擇的個體都有充分的激勵,說出他對某一公共物品的真實需求狀況,從而使投票者得到公共物品的數量與質量,最大限度地接近投票者的實際偏好結構。因此它將大大提高制定集體決策的社會效率,它還必然會加強為使政治決定權力分散化而活動的力量。這兩個因素最終會制止國家領域不斷擴張的必然趨勢。

　　(2)在公共部門恢復自由競爭,改善官僚體制的運轉效率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這包括:

　　1)在行政管理體制內部重新建立競爭結構。布坎南認為,國家不應該再象過去那樣把各行政部門的活動範圍規定得死死的,只要打破公共物品生產的壟斷,在政府機構內部建立起競爭機制,就可以消除政府低效率的最大障礙。布坎南等人還提出了建立這種競爭機制的一些設想。例如,可以設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機構來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或服務,使這些機構之間展開競爭而增進效率(城市供水系統、公交系統就可以採用這種辦法)。又如,可以把某些公共物品的生產承包給私人生產者(如美國的高速公路是由政府投資生產的公共物品,但承包給私人建築公司)。還有,當一個國家大,人口多,事務多,可以在不同地區設立相同的機構展開競爭,也就是說,加強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

　　2)引進利潤動機,即在政府機構內部建立激勵機制,使政府官員樹立利潤觀念。允許政府部門對節省成本的財政剩餘具有某種自主處置權。例如,可直接分享成本節餘,或作為獎金、津貼以及其他各種福利項目發放。當然,這種利潤動機很容易造成虛假的或損害公眾利益的節餘(如巧立名目亂收費,以一定的資金提供儘量少的公共服務等等),為此也必須與建立競爭機制相配套,加強監督。

　　3)精簡機構,即將一些公共服務移交給私人盈利性企業生產,官僚機構只提供公共物品,而不生產公共物品。

　　4)加強監督。例如可成立專家委員會定期審核官僚機構,掌握其成本和效率狀況,決定公共機構負責人的升遷獎懲,決定預算資金的增減。為了防止專家委員會與官僚機構形成相同利害關係,專家委員會成員必須隨機組成並經常調整。

　　(3)進行憲制改革。在公共選擇理論家們看來,要剋服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避免政府失敗,最關鍵的是要在憲制上做文章。布坎南認為,要改進政府—政治過程,首先必須改革規則,因此,“公共選擇的觀點直接導致人們註意和重視規則、憲法、憲法選擇和對規則的選擇。”布坎南等人著重從立憲的角度分析政府政策制定的規則和約束經濟和政治活動的規則或限制條件,即他們並不直接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政策制定者選擇,而是為立憲改革提供一種指導或規範建議,為政策制定提出一系列所需的規則和程式,從而使政策方案更合理,減少或避免決策失誤。總之,公共選擇理論深信市場這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經濟生活中潛在的巨大效力,而不再寄希望於通過提高政治家和官僚的道德水準或政府機構內部改革來改善政府機構及其工作狀況,而是主張對政府機構進行市場導向性改革。具體是指大力引進競爭與效益機制,減少國家干預,儘量發揮市場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公共選擇理論的結論是,只要有可能,決策就應轉交給私營部門。”

　　2、減少福利國家的浪費

　　公共選擇理論和其他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下述觀點為基礎,即最好的社會政策是不妨礙經濟法則的作用,以及利用市場解決問題的政策,而不是硬要取消市場,或者哪怕是“限制”市場的政策。為此,布坎南提出瞭如下財政立憲理論。

　　(1)財政立憲。布坎南提出要從立憲的角度說明什麼樣的財政體制是合理的。其基本觀點是,財政體制的稅收與支出兩個方面應採取不同的決策方法,公共支出中包括構成與規模的決策要在財政決策的日常運行過程中作出,而稅收結構與水平的決策則要先於支出結構,在日常運行過程之前的立憲階段作出,且一旦確定就應相對穩定,能夠為今後的所有公共支出內容與數量籌資。

　　(2)稅制選擇。布坎南認為,稅制是國家財政制度的核心問題,它體現了個人和各階層所承擔的稅收份額,一旦被選定則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起作用。他進而分析了公共選擇對國家稅收的影響。布坎南認為,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產生於在公共選擇中所體現的經濟根源。由於參與這一選擇的人都知道所選擇的結果將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對自己帶來影響。

　　,而他們又並不能確知自己在未來所處的經濟地位,於是他們便按自己的長遠利益來選擇一種自以為公正的稅制,以在將來可能遇到經濟地位降低的情況下減輕或免除賦稅負擔,而不惜在將來富裕的狀況下交納較多的稅金;而間接稅不過是人們為了利用它給市場價格帶來的扭曲以抑制社會對於某些商品和服務的需要而選擇的,這種作用總是指向一定的收入階層的,是按照不能確定自己未來收入狀況的個體所進行的理性選擇。故合理的稅收結構應該是包括通行稅、累進稅和間接稅。

　　(3)平衡預算。在預算原則上,布坎南強烈反對周期平衡與“充分就業盈餘”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保持預算平衡,並且要以憲法的形式確保其實現。為保證預算平衡的實現,布坎南還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主張以憲法的形式要求:

　　1)總統每年提交預算草案給國會討論審議;

　　2)國會所批評的預算不得超出收支平衡的限度;

　　3)如發現預算失誤,赤字超過法定限額,就必須在一定時期內自動削減支出,若出現節餘,則用以償付國債;

　　4)上述原則5年內實施完畢,每年削減赤字20%;

　　5)上述原則只有在國會兩院以2/3票數通過,並經總統批准才能予以暫時放棄。

　　(4)稅收支出的限制。政府活動的支出依賴於賦稅,因此,對政府的稅收和支出加以約束,就從根本上限制了政府的行為框架,抑制政府的過度增長或機構膨脹。這種約束可以從政府預算的程式和預算的數量兩個方面入手:前者要求在批准程式上註意保持收支平衡;後者要求政府收支增長直接與國民經濟的增長掛起鉤來,並保持在一定的比例內。

　　(5)貨幣政策。公共選擇論的貨幣政策主張以布坎南為代表,仍然是從立憲的角度提出的。他主張,貨幣供給要按規則確定而不是隨意決定,要相對穩定而不是隨機變動;貨幣供給要按與實際產出增長率大致相等的速度增加,並且要廣泛宣佈和有法律保障,這就是布坎南提出的貨幣供給規則。貨幣規則即使不能完全排除通貨膨脹,也可使通貨膨脹被預期到,使通貨膨脹具有連續性而不是隨意波動,使其危害可減輕到最低限度。另外,貨幣規則的另一個好處是可以有效防止通貨膨脹。總之,公共選擇學派認為,一旦發生公共生產低效率的問題,就該從現行體制上尋找原因,從對策上著手,確立一種選拔和制約政治家的程式與規則,以減少政府失敗。

　　公共選擇理論分析了傳統經濟理論長期忽視的政治過程,這一政治過程決定著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即公共物品的生產。它是用一種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非市場決策或政府—政治行為及過程的“新政治經濟學”,它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政府—政治過程的經濟學分析,尋找當代西方國家所面臨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高失業率、政府機構膨脹、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等經濟政治困境的原因及對策。它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經濟領域,而在於政治過程:現代民主制度本身就存在著缺陷,這一缺陷直接產生了各種經濟問題,如政府擴張與失誤;與此同時,存有缺陷的現代民主制度與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結合在一起,既加劇了既有的困境,又產生了新的問題,如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於是它主張,為了走出困境,從政治上要改革現有政治制度、發明新的更民主的政治技術;從經濟上應放棄凱恩斯主義,取消國家干預,恢復古典學派的自由放任政策。

　　從實踐上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對西方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弊端進行了頗為深刻的分析。它在客觀上粉碎了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及官員一心為公的神話,揭示了西方代議民主制的內在矛盾,指出了過半數規則以及其他投票規則的缺陷、利益集團的影響力、政治家和官僚的利己主義等因素的存在必然產生無效或低效甚至有害的公共政策,以及它對政府失敗的原因分析與對策性研究等,都包含著諸多合理的成分。應該說,公共選擇理論對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診斷在一定程度上講是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但是,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思潮的一支中堅力量,公共選擇理論及其政府與市場關係論具有明顯的局限性。它過分地依賴於“經濟人”假設,並把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加以機械類比,把市場經濟的交換原則無限制地運用於政治領域;它掩蓋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實質,沒有把西方國家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失敗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聯繫起來考察,而把資本主義政府謀取私利的特性推廣到所有的政府。公共選擇理論維護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的觀點也不完全正確。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的弊端早已為歷次經濟危機所證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確實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的缺陷。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國家(或政府)的干預,而在於如何干預,如何把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相結合,如何用合適的政治過程制定合理的經濟政策。對這些,我們也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

　　從布坎南的理論反觀我國政府管理改革的實踐。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選擇理論中諸多內容固然是西方市場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對西方市場經濟發展中政府與市場關係實踐的一種理論反思,儘管有種種缺陷,也受到主流經濟學的種種詰難,但它的確也指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某些共性,指出了政府干預行為的限度和政府失敗的表現及原因。它們“提出了一個與‘市場失敗理論’完全相同的‘政府—政治失敗’理論”。並且,它們針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失敗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如倡導用市場解決方法代替國家干預,並強調進行憲法改革、加強監督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管理,對於我國當前如何搞好經濟體制轉軌和政府巨集觀調控,對於我國政府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等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政府過程中的弊端如機構臃腫、人浮幹事、職能不清、關係不順、行政效率低下,甚至腐敗現象如貪污、公款吃喝、行賄受賄等仍然存在,而且有些相當嚴重。同時我國的政治過程與經濟過程也是相互聯結在一起,政治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對經濟產生了不良影響。這表現在:

　　(1)少數行政機構與行政官員的不良表現破壞了經濟效率;

　　(2)制定政策的決策過於集中且無規則可循,決策往往取決於決策者對經濟的主觀評價,難以切合實際,從而制約了經濟增長;

　　(3)現行政治規則難以約束少數當權者的利己主義,進而對經濟產生了不良影響,等等。而且,我國正處於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之中,奠基於傳統經濟體制之上的政治與行政體制均存在諸多不適應,有些因素也導致了不同程度的“政府失敗”等等。這些都需要進一步改革,而且可以從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首先,要轉變觀念,擯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政府萬能”的神話,高度重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的適度性與局限性問題。公共選擇理論已證明,市場是不完善的和有缺陷的,市場會出現失靈,需要政府的干預或調節,然而政府在履行經濟職能時,政府也不一定能解決得好。政府本身也不是萬能的,它也會失敗。因此,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把握好政府干預的限度,確定好政府干預的範圍與內容,發揚市場機制的主體性作用,政府干預只起彌補市場缺陷的作用。

　　其次,要建立和發展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政治與行政體制,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公共選擇理論已經證明:經濟過程與政治過程是相互聯結的,政治過程的缺點必將對經濟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構建及順利運轉,必須適時進行政治與行政體制改革。當前,核心問題是轉變政府職能,其內容包括:

　　(1)重新確定政府的職能範圍,減少政府干預的範圍,理清政府與市場的界域;

　　(2)優化政府的行為方式,轉變政府行使職能的具體方式。

　　再次,進行市場化取向的政府管理改革,引入市場因素。我們必須正視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行為的經濟人特征,並適當考慮政府行為的經濟效益,應該承認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對自身利益的合理追求,把理想與利益結合起來,這樣可以調動其積極性,抑制尋租及腐敗。另外,打破政府對某些公共物品生產與提供的壟斷,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同時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可以利用市場化方法對政府行為特別是公共開支項目進行損益分析,以此評價項目的凈收益及政府的績效。

　　最後,加強政府法治及監督制度建設,使政府行為法治化。公共選擇理論強調立憲改革,註重憲法、法律、規則的建設尤其是公共決策規則的改革,這有合理性。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現代化社會也是法治社會。市場經濟秩序的確立、運行必須靠法律來保證,政治的和社會的生活也必須靠法律來規範。因此,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我們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將政府行為納入法制軌道,特別是公共決策的法制化及公共政策執行的法制化,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及隨意性導致的不公正與腐敗,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的質量。而政府也是理性的經濟人,這也提醒我們除了強化政府的自律機制之外,還必須加強外部監督約束機制,加緊制定有關監督政府行為的法律、法規,防止政府腐敗和不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