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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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內，用負債、用擴大的貨幣供應等一系列的方法來刺激經濟。
經濟刺激政策的陷阱[1]
經濟刺激方案的成功意義，既穩定了中國經濟、鄰國經濟，也穩定了全球經濟。隨後他指出了經濟刺激方案的幾個方向性陷阱。
第一個陷阱，是刺激方案的時間。方案實施時間太短不能達到效果，但如果實施時間太久，恰恰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會把後面提及的具體的陷阱和問題進一步加劇。
第二個陷阱，是經濟刺激的方向。這種方向可能對GDP有貢獻，但卻沒有效益，並且沒有那麼大的福利貢獻。
胡永泰以基礎設施投資舉例指出，這是目前中國政府投資的重要領域，但基礎設施投資的資本投資邊際生產率正在下降。日本在這方面曾經走過這樣的道路，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日本12歲以下小孩的數量在減少，日本卻建設了更多的小學，另外跨海大橋和農村高速公路的建設也並沒有那麼多的車輛需求。中國可能會在經濟刺激的方向上遇到類似的瓶頸。
第三個陷阱，是經濟刺激工具的陷阱，比如有些刺激工具可以短期提高產能利用率，拉動經濟增長，但卻對長期的經濟增長有害。尤其是以國有企業來作為經濟刺激的執行者。
然而中國在此輪經濟刺激中恰恰採取了膨脹國有部門的做法，甚至還推動國有企業收購私營企業。
胡永泰指出，每一家企業和每一項投資，應該是逐利的目的。但如果是行政命令，國有企業就會盲目投資，並不做風險評估。國有控股的銀行，也在行政命令之下發放貸款。這可以在短期推動需求，並推動經濟增長，但長遠地看，這是經濟刺激的陷阱。這種做法必須加以平衡，應該促進私營企業的擴張才對。
第四個陷阱，是貨幣信貸供應的加劇增長，這會帶來通脹和壞賬問題。
胡永泰指出，中國2009年的貨幣信貸增長，在整個30年改革開放中都是非常獨特的，增長的規模巨大而且持續的時間很長，即便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沒有出現這樣的情況，而這肯定會在未來出現不良貸款。
也許可以說，美國、英國現在也在這麼做，好像沒有出現負面影響，中國為什麼不能這麼做？但胡永泰認為，中國的貨幣擴張，與美國和英國的貨幣擴張是不一樣的。對於美國和英國來說，金融市場出現危機，是因為銀行系統資產負債表受到打壓，沒辦法再放貸，這是對供應方的震蕩。出現了負效應。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英國進行的貨幣擴張，並不是直接去擴張貨幣信貸，而是為了去救市，去修補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是直接推動支出。由於擴張的強度大、時間長，肯定會在中國出現不良貸款。
“不過真的如此，可能也不一定是壞事。下一輪不良資產的出現，國家財政不會再出手相救，國有銀行將只能出賣股份來解決問題，而這可以進一步推動銀行股權的多元化。”胡永泰說。
對於未來中國巨集觀政策的方向，胡永泰認為，中國有時候必須要接受暫時的經濟緩慢增長，才能實現可持續的增長。
比如1997年至2002年，這六年時間每年的經濟增長率都在9.8%以下，9.8%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但正是這段時間，中國通過涉及整個產業體系的國有企業改製，抓大放小，推動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打下了重要的基礎。
在具體政策上，胡永泰認為：一是應該推動更多的進口，藉此改變目前中國資本輸出的現實。進口既可以是貨物進口，也可以是服務進口，比如支持更多的學生出國深造，推動人才體系建設等等。
二是推動農民工的創業。許多農民工都有工作的經驗，回到老家應該可以創業，但前提是需要獲得資本。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政府推動土地政策的改變，使得農民可以用土地來抵押，獲得貸款創業。
三是推動新型城市化，目前政府政策是在鼓勵城市房地產業，並希望以此來緩解危機，城市化應該提供更多的低成本的保障性住房。 國內外經濟刺激計劃退出政策綜述
經濟刺激計劃退出時機[2]
1、國外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經濟刺激計劃退出時機尚未成熟。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提出，各國政府應繼續實施當前財政刺激計劃。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持相同觀點，並強調財政扶持計劃應持續至經濟出現“真正”複蘇。對於退出時機尚未成熟的原因，國外學者各持己見。經合組織首席經濟學家約爾延?埃爾梅斯柯認為，全球金融系統較脆弱，刺激政策草率退出極易導致前功盡棄。林毅夫指出，全球產能過剩問題未及解決，企業投資增速緩慢，均表明此時不宜退出。南韓投資公司首席執行官金映旭將原因歸於民間部門尚未恢復實力，不足以彌補政府刺激措施的逐漸失效；羅伯特·佐利克與其觀點一致，並提出判斷退出時機的主要因素是消費者信心。但也有個別政府官員持相反意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若撤出時機過晚，將滋生資產泡沫，導致股價和房價飆升，進而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此外，印度和澳大利亞已率先採取行動撤銷經濟刺激計劃。
2、國內
國內學者意見較為一致，認為我國經濟刺激計劃退出言之過早。中投公司監事長金立群在2009年11月14日APEC峰會上表示，各國政府過早退出財政刺激計劃，會導致全球經濟再次衰退，反之則會引發通貨膨脹，因此必須選擇恰當的退出時機。摩根大通中國證券和大宗商品主席李晶認為，儘管中國經濟率先於其他經濟體觸底反彈，但實體經濟的反彈後勁需要時間觀察，因此目前言及經濟刺激措施退出仍為時過早。申銀萬國研究所首席分析師桂浩明強調，中國經濟複蘇基礎不扎實，應保持現行政策，決不能過早實施退出機制。
1、西方國家經濟刺激計劃退出路徑
在貨幣政策退出方面。澳大利亞和印度已率先採取行動退出寬鬆貨幣政策，2009年底，澳大利亞央行已經連續三次累計升息75個基點至3.75%；印度央行將商業銀行法定流動資金比率由24%調升至25%。儘管其他國家並未採取實際行動退出經濟刺激計劃，但已開始著手準備退出寬鬆的貨幣政策。英國《金融時報》認為，針對歐洲央行而言，退出程式的第一步是撤出長期再融資操作，其次是收緊普通流動性政策的實施,歐洲央行通過提高存款利率回收流動性。胡一帆提出美國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五種方法，分別為提高準備金餘額利率、大規模反向回購、財政部拋售貼現國債、拋售定期存款以及向公開市場銷售部分長期證券。包明友提出美聯儲可考慮通過準備金率及降低準備金水平兩條途徑實施退出戰略。與歐美國家有所不同的是日本，該國長期實行寬鬆貨幣政策，故此次退出的動作不會太劇烈，分以下三步，一是停止針對企業的支援政策，二是經濟恢復正常水平後結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三是必要時上調利率。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方面。陸磊認為，財政政策拉動實體經濟作用顯著，貨幣政策遏制通脹作用顯著，因此西方各國可能出現鬆緊搭配的政策，即在財政政策上保持寬鬆，在貨幣政策上從緊。李稻葵表示相反看法，他指出西方社會會保持一定的貨幣擴張政策，理由是作為國際貨幣的發行國，貨幣政策不寬鬆易致升值，進而引起本國實際產業恢復困難。同時，他還表示，由於西方國家公共財政情況不樂觀，故財政政策先於貨幣政策退出。
2、我國經濟刺激計劃退出路徑
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目前中國應保持適度寬鬆的巨集觀經濟政策。厲以寧指出，現在改變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會損害經濟複蘇的成果；唐雙寧同意上述看法，並建議適度寬鬆貨幣政策的原則是把握“適度”重於“寬鬆”,當前應註意防止新增銀行不良資產，防止通脹、財政赤字及產能過剩。賈康表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覆蓋了2010年，因此明年我國財政政策將保持原計劃的整體框架，繼續保持寬鬆環境。連平認為，中央財政新增1.18萬億刺激計劃中約一半額度剩餘至2010年，將對明年經濟增長繼續產生刺激作用，因此財政作用依然積極。林毅夫指出，2010年有必要維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貨幣政策可轉向穩健；同時，他建議我國繼續實施經濟結構調整，即通過金融機構調整促進企業結構調整，進而使收入分配結構得到調整。約爾延·埃爾梅斯柯也建議中國調整公共支出結構，他認為中國政府果斷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已有效促進經濟複蘇，此時持續適度寬鬆的政策有利於經濟長期增長，但公共開支應向教育、衛生、服務等領域轉移。
國內學者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退出孰先孰後問題上仍存在分歧。廣東金融學院中國金融轉型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磊認為，貨幣政策退出會晚於財政政策，因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需要銀行提供資金，因此，2010年流動性仍然寬鬆。東北證券金融與產業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顯示，鑒於穩定經濟持續增長和前期項目延續性需要，2010年仍將保持較大額度的財政投資，不存在較大規模的財政退出，但會調整投入結構，因此貨幣政策早於財政政策啟動退出。
政策退出路徑方面，李稻葵指出我國貨幣政策退出可以下四種方式。第一，逐步回收流動性；第二，通過資產證券化等方式為中長期項目融資；第三，鼓勵銀行通過出售貸款資產等方式調整資產結構；第四，當市場流動性泛濫時利用利率政策回收流動性。
國際金融危機已有一年多的時間，由於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經顯現，經濟下滑的趨勢得到遏制，世界經濟形勢已經得到改善，部分經濟數據的好轉，預示全球經濟毫無疑問的出現複蘇跡象。因此，許多國家尤其是經濟複蘇明顯的國家，如德國、法國等，均提出了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問題，這也是2009年9月底G20的每個成員或早或晚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那麼，為什麼在經濟出現複蘇跡象時經濟刺激計劃要退出？不退出後果是什麼？
不可否認，各國的救市行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是在穩定金融秩序上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然而，從經濟刺激計劃的具體內容來看，為瞭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大部分國家的政策均存在很大的弊病，從而為經濟的後續發展埋下了隱患，這個“隱患”就是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和巨額的財政赤字。如果經濟刺激政策不及時的退出， “隱患”就會顯現成為經濟的“病患”。
（一）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菲利浦斯曲線”的理論分析指出，政府要想實現充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目標，通貨膨脹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代價。這正是當前各國政府輓救經濟的真實寫照。經濟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具體途徑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投資的乘數--加速數效應。經濟體系中的投資可分為自發投資和引致投資，前者是與均衡增長相對應的投資，後者則是導致經濟失衡的投資，在加速數效應的作用下大規模引致投資容易導致物價水平的上漲；二是經濟結構中的瓶頸制約。經濟的快速增長將會帶動短缺生產部門的產品和勞務價格迅速上漲，從而引起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三是出口規模的擴張。採用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國家，經濟增長總是伴隨著出口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擴大了總需求，另一方面在固定匯率下，出口收入增加國內貨幣供給，兩方面的共同作用刺激物價上漲；四是匯率的變化。當經濟增長本身是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啟動時，本國貨幣會隨之發生貶值，這就使得進口產品的國內價格上升，進而形成輸入型的通貨膨脹；五是通脹預期的作用。
根據IMF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6月份，G20成員國為應對金融危機、刺激經濟增長，所承諾的各種經濟刺激措施涉及的資金總規模已經接近12萬億美元，這其中包括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和刺激性財政政策的各項內容。在危機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聯手大幅減低基準利率，美國、英國等國家貨幣當局更採取了不尋常的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央行從最後貸款人轉變為第一貸款人和唯一貸款人，向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註入大量基礎貨幣。尤其是美聯儲一直致力於購買公債和抵押債券，導致其資產負債表規模超過2萬億美元，截至2009年9月30日，美聯儲資產負債表上的資產規模出現八周以來首度減少，但仍達2.14萬億美元。隨著危機緩和，經濟逐漸複蘇，一旦釋放出的流動性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在中長期內將會引發新一輪的全球性通貨膨脹。21世紀初，格林斯潘的長期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國房地產的畸形繁榮，為本輪危機埋下種子，就是很好的例證。
目前，全球流動性的充裕已導致各國樓市回穩、股市漲勢迅猛。通過這一點可以確定，公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已經確立，而通貨預期必將加速通貨膨脹的到來。例如，美、歐、日各經濟體的股市，已較數月前低位反彈了30%以上；印度、俄羅斯股市反彈幅度更分別高達52%和106%。在實體經濟複蘇明顯滯後的情況下，流動性充裕以及與此相關的股市和初級產品價格過快上漲，給全球經濟帶來的滯脹風險已不容小覷。從以往經驗來看，過剩的流動性，還會流入大宗商品，固定資產及原材料市場，造成該類資產的上漲，從而導致下游成品價格的上漲，最終導致物價的不斷上漲。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還不容樂觀。一面是貨幣供應量大增，另一面是製造業不斷衰退，此消彼長，通貨膨脹率必將大幅飆升。
提出“拉弗曲線”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拉弗稱：“儘管深度衰退帶來的短期陣痛非常劇烈，但兩位數的通脹造成的長期後果才是毀滅性的。”在他看來，現在美國的通脹風險甚至較70年代危機時更高，當時美國通脹率一度接近15%。
（二）巨額的財政赤字
根據歷史經驗，赤字財政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抵禦金融危機、擴大內需的重要手段之一。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發生於1929-1933年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政府在1973-1975年的經濟危機出現後，一改50年以來實行的“緊縮”性財政政策；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普遍實施的“赤字財政--負債增長”戰略使該地區的大部分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避開了當時的世界經濟衰退；面對自1997年下半年以來受到的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中國也從1998年起實施了以擴大國債投資為重點的積極的財政政策，並取得顯著成效。
此次金融危機也不例外。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都投入巨資穩定金融市場，在創新多種信貸工具的基礎上，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向市場提供流動性，隨後又陸續出台新的刺激計劃，巨額投入必然帶來財政壓力。僅美國而言，本財年財政赤字預計將達1.58萬億美元，約占GDP的13%；其他經濟體也面臨類似問題，歐盟規定各國財政赤字占當年GDP的比例不得超過3%，但如今已有多個成員國越過這條“紅線”，英國2009年財政赤字將達到1910億英鎊，其他歐盟成員國2009年財政赤字將超過GDP的3%；而日本經濟刺激計劃的總支出規模達75萬億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據匯豐銀行和德意志銀行的經濟學家預測，2010年歐元區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將升至83%，預算赤字占比則將達到6％--7％。這兩個數字大大超過了歐盟規定的公共債務60％、財政赤字3％的上限。我國亦將2009年預算赤字初步定為9500億元，其中包括為地方代發的2000億元地方債，這是我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最高額度的財政赤字，占GDP總量的比重約為2.93％，直逼3%的警戒線。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對外債嚴重依賴，這種不平衡很可能會成為下次危機的種子。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預計，美國的債務占名義GDP的比重將在2011年達到70%，成為上世紀50年以來的最高值。亞洲國家也承認，如果其對美國的債權繼續增長，它們很可能會重覆歐洲在30年前的命運，當時歐洲積聚了大量的美國債權並最後陷入通脹。
如此大規模赤字帶來的最大挑戰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當前的金融危機過後，經濟可能仍將處於低水平增長，尤其是歐盟國家不可能長期靠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從短期來看，大規模發行國債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債市和資本市場資金，對私人投資產生擠出效應，長期更會影響資本形成和私人消費，從而削弱經濟增長的持久力。加之在當前條件下，財政赤字無法依靠加稅扭轉，只能憑藉債支撐，沉重的公共債務必將推高長期利率，增加整體經濟運行的成本。而當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持有公債時，通過貨幣乘數進一步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每一次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均實施了大規模的經濟救助政策，以幫助危機受損國恢復經濟發展，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有些政策卻帶來了制約經濟發展的“後遺症”。一方面，救助政策與經濟的發展趨勢是否吻合，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機沒有契合經濟複蘇的步伐。
（一）1929年大危機
這是美國曆史上對經濟的破壞作用頗大的一次經濟危機，大危機期間美國股市暴跌，大批企業破產，失業人數大量增加，銀行倒閉，生產持續下降。提到1929年大危機，與之密不可分的是“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在美國現代歷史上基本上是一個進步現象，起著積極的、肯定的作用。但作為“新政”核心的貨幣政策，卻經歷了多次波動，致使美國經濟的複蘇經歷一波三折。羅斯福一直不主張全靠增加政府債務而實行通貨膨脹，他在“新政”初期執行謹慎的貨幣政策，儘量避免巨大赤字開支，但從1934年春季到1935年春季，全國經濟仍停滯不前。在這種形勢下，羅斯福不得不進一步擺脫平衡預算的正統觀點，更充分地運用新貨幣政策，加大赤字開支，以解決廣大群眾的就業、救濟等問題，經濟繼而出現回暖跡象。儘管如此，羅斯福並沒有放棄平衡預算的主張，而經濟當時大蕭條的跡象仍在，在擴大赤字開支取得初步繁榮之後，羅斯福立即把擴張的經濟政策改為中性，甚至緊縮政策，大幅度的削減補助，縮小工程振興局和公共工程局的開支，將政府的新預算赤字從1936年的43億減到27億美元，並要求在1939財政年度平衡預算。事實證明，羅斯福過早退出貨幣政策再次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後不得不制定規模龐大的開支計劃，以重振美國經濟。
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複蘇基礎不穩固的條件下撤出經濟刺激計劃，不但不會穩定經濟，反而會進一步挫傷經濟發展，扼殺經濟複蘇的萌芽。
（二）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7月，泰國宣佈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從而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在亞洲金融危機五個主要的受災國中，馬來西亞是唯一拒絕接受IMF救助的國家，它率先摒棄了IMF的經濟緊縮政策，採取了經濟擴張政策。
1998年，馬來西亞經濟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而衰退陷入谷底，此後逐步恢復，但其過程並不平穩。馬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在1998年進行較大調整後基本保持未變，不僅止住了經濟的下滑，且保證了其後的恢復。在此期間，雖然馬政府也希望擴大私人投資，並推出了相應的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但效果不明顯，政府支出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仍是經濟恢復的主導力量。實際上，馬政府一直以赤字財政保持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直至度過危機時期也在繼續沿用。1997年政府財政盈餘相當於GDP的2.4%，1998年以後預算轉為赤字，2000-2003年連續4年預算赤字占GDP的比重超過5%。
從長遠看，馬政府的危機對策具有明顯的副作用，危機對策只適用於輓救經濟時期，在經濟恢復之後選擇繼續沿用而不是及時退出，倒逼政府減少財政赤字，無論是削減開支還是大幅度增加稅收，都抑制了經濟長期增長。
（三）21世紀初納斯達克泡沫
2000年美國納斯達克泡沫破滅後，為了防止美國經濟陷入深度衰退，布希總統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支持下推行減稅政策，卻沒有使美國經濟走出網路泡沫破滅帶來的經濟衰退。此後，美聯儲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實行了以降低利率為核心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隨後的幾年裡，美聯儲連續十幾次降息，聯邦基準利率一度降到了21世紀來的超低水平（1%）。通常說來，低利率會促使企業更多地借錢，更多地投資，再用收益更好的資產來償還增加的債務。可事與願違，連續降息並沒有極大地刺激企業投資行為。但美聯儲的這一擴張的貨幣政策卻極大地促進了房地產業的持續繁榮，加之房地產業持續增長所產生的財富泡沫效應，一併推動了美國經濟的增長，房地產業因而成為刺激美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但在經濟恢復穩定後，美聯儲並未制定措施為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準備“後路”，長期的低利率水平帶來了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大量的資金涌入金融市場，進而導致了資產價格的泡沫化，最終導致本次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
很顯然，目前全球正在品嘗由美國21世紀初擴張性貨幣政策帶來的“惡果”。
由以上歷史事實可以看出，經濟刺激政策是在“非常時期”採取的“非常措施”，副作用非常明顯，只適用於危機應對時期，度過危機時期就要適時退出，否則或者會挫傷逐步企穩的經濟，或者給經濟的長遠發展埋下隱患。下麵就來探討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具體標準。
作為一項非長期的經濟刺激政策，其退出是歷史的必然。但在“退出”的時機選擇上，要有審慎、合理、準確的判斷，這也正是各國爭議的焦點。政策退出過快，可能給複蘇帶來壓力；退出過慢，則可能引發新一輪資產價格泡沫和惡性通脹。總體來說，判定經濟刺激政策退出時機的依據有：
（一）通貨緊縮的壓力是否已經完全消除
如前所述，資產價格上漲預示了市場通貨膨脹的預期，通貨膨脹一直是經濟進一步持續發展的威脅，但這個危險的因素在短期內不會損害經濟。相反，許多指標顯示，當前各國的經濟狀態還很虛弱，銀行系統還很脆弱，因此，各國經濟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依然是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
據英國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英國2009年8月CPI年率升幅連續第三個月低於英國央行的目標水平2.0%，為1.6%，這是自200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並低於7月的年升1.8%；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美國2009年8月份CPI月降0.1%年升5.4%，出現了近2年來的首次下降；日本總務省公佈的2009年7月份CPI（2005年為100，不包括生鮮食品）為100.1，較上年同期下降2.2%，連續3個月刷新1971年1月有比較數據以來的最大跌幅記錄，並連續5個月同比走低；香港政府統計處公佈的數據顯示，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2009年8月份綜合CPI按年跌0.3%；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9年以來，我國CPI指數同比持續負增長，上半年CPI累計同比下降1.1%。且亞行在近日發佈的《2009年亞洲發展展望》中指出，中國在2009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將經歷輕度的通貨緊縮，預計全年居民消費價格將下降0.5%。
以上數據表明，短期內，全球經濟依然面臨通貨緊縮的威脅。
（二）失業問題是否出現好轉
失業率是所有巨集觀經濟數據中最重要的指標，是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衡量經濟成就的“晴雨表”，同時也是拖累世界經濟複蘇的重要因素。雖然世界各國出台的經濟刺激計劃的內容和方式有所區別，但共同的一點就是將拯救就業作為中心任務。可就目前數據來看，就業形勢不容樂觀，金融危機對就業市場的影響仍在繼續。
法國就業部發佈公報稱，2009年8月份法國失業人數達到255萬人，同比增加25.8％，其中25歲以下青年和50歲以上的人群受影響最大，同比分別上升33.6％和26％；據美國勞工部統計，美國2009年8月份失業率升至9.7%，創近26年來新高，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仍會升高；英國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份的三個月里，英國失業人數增加21萬人，總失業人數增加到247萬人，失業率攀升至7.9%，為1996年11月份以來的最高水平；日本內閣府的數字顯示，7月份日本失業率為5.7%，與6月份相比增加了0.3個百分點，在2009年日本有多達100萬人失去工作，目前日本總失業人數為359萬，創下二戰以來最高記錄。
（三）持續性的需求增長態勢是否已經確立
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源動力。沒有需求，經濟的複蘇就無從談起，更毋須說經濟增長。經濟的增長與複蘇，意味著消費需求的逐步升級，但對消費的刺激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居民的資產在危機中縮水相當嚴重，信心也受到重創，重新積累財富需要時間。從整個世界經濟的需求表現來看，消費持續增長態勢尚不明朗。
這一點，我國的出口量變化應該是很好的證明。總體來看，世界經濟仍處在衰退之中，外需的嚴重萎縮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還在加深，我國今年全年的外貿形勢仍將十分嚴峻。據海關總署的數據顯示，我國2009年8月份的出口增速依然沒有脫離-20%以下的區間，下降23.4%，進出口、出口和進口同比降幅，分別比7月擴大1.1個、0.4個和2.1個百分點；經季節調整後，環比分別增長2.3%、3.4%和1%。另外，8月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同比下降15.4%，降幅比上月擴大0.7個百分點。這表明，世界市場需求並沒有表現出強勁回升的態勢，完全複蘇可能需要較長時間。作為中國最大出口國之一的美國，其經濟仍在衰退中，而美國消費是全球外貿經濟的引擎，引擎發動不起來，全球貿易仍將低迷。中國的出口表現滯後於美國經濟一個季度左右，所以中國短期內的出口仍將維持緩慢回升態勢，同時給經濟複蘇帶來壓力。
（四）財政赤字率是否已經接近或達到警戒線
從前文數據得知，許多國家的財政赤字狀況已經超過警戒線，隱藏了巨大的債務危機，不再贅述。從這一點來講，各國應該縮減財政支出的規模。
因此，就目前國際整體經濟形勢來看，複蘇的基礎仍不穩固，為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做準備是必要的，但時機還不成熟。並且，如果在全球範圍內討論政策的退出問題，還需要綜合考慮各國經濟現實狀況，畢竟各國在經濟背景、經濟發展模式、受損程度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經濟刺激政策退出的步伐、力度就不能做到完全一致。因此，針對目前的狀況，各國在退出時機或政策退出力度方面要加強協調和信息溝通，以促進全球經濟的恢復和增長。一是各國應密切關註物價水平、就業率等多個經濟指標的走勢，增強對經濟形勢走勢判斷，加強各國經濟信息和經濟政策的交流和溝通，提高對經濟形勢的預見性；二是要加強國際巨集觀經濟政策退出的協調，一旦經濟走好的形勢得到確認，各國要共同採取措施退出經濟刺激計劃，否則某一個國家的退出政策效果將較弱，同時難以抵擋通貨膨脹的威脅。
世行建議中國逐步退出經濟刺激政策[3]
2010年1月25日世界銀行在京發佈《2010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稱，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增長的引擎，預計2010年中國經濟增長為9%，高出此前預測的8.7%。
該報告指出，由於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2009年全球GDP下降了大約2.2%。2010年預計增速達到3.2%。不過，隨著財政刺激政策的影響正在逐步減弱，世界經濟的複蘇進程也將在今年下半年放緩步伐。
而從短期來看，中國經濟的快速複蘇最引人註目。“這主要得益於中國穩定的巨集觀經濟環境，得益於中國政府採取的有力措施。”世界銀行預測局局長漢斯·蒂莫說。
他預計，中國在2010年的通脹壓力不會太大，但是資產泡沫價格問題應該引起重視。他建議中國逐漸退出刺激政策，“因為退得太早，或者太晚，都會對經濟帶來不利因素。”
日本過去就是因為過多地刺激經濟，而沒有選擇在適當的時候退出，進而引發10多年的負增長。
這種情況也在全球存在，刺激政策退出太早或者太遲，都會造成經濟第二次衰退（經濟負增長），但是，“暫時經濟再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
出口正增長彌補投資下降
世界銀行預測局在2009年預測，2010年中國GDP增長率的預測值是8.7%。
不過新近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2009年中國經濟增速為8.7%，特別是第四季度經濟增長強勁，達到10.7%，這使得世行判斷，2009年中國經濟增幅仍將很快，並於近期上調了2010年的經濟預測。
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韓偉森解釋說，經濟增長的第三架馬車——消費，呈現平穩、中立的態勢，另兩駕馬車表現一消一長的態勢。
“我們判斷，2010年全球經濟的出口前景好於去年，中國的凈出口也將隨著世界經濟的複蘇而出現回升；投資則相反，去年危機情況下的投資上升太快，今年不太可能繼續保持這樣的增幅，將會呈現一定幅度的下降。”他說。
國家統計局迄今沒有給出09年投資、消費、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一般認為，09年的出口對經濟的貢獻是負數，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最大，消費則次之。
2009年中國全年名義投資增速是30%以上，實際增速則更快。全年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進出口相抵，貿易順差1961億美元，比上年減少994億美元。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25343億元，比上年增長15.5%。
不過，漢斯·蒂莫強調，中國投資的快速增長，主要是在信貸過於寬鬆的情況下獲得的，這使得經濟增長更多的依賴資本而不是勞動，這種增長存在一定的問題。
特別是在去年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轉正之後，今年的通脹壓力不會有大的增加，但是房地產泡沫等問題日趨顯現。“這是刺激政策需要逐步退出的重要原因。”他說。
逐步退出經濟刺激政策
漢斯·蒂莫在回答本報記者的提問時說：儘管中國經濟的發展有著內在的增長潛力，但是，從中長期來看，經濟的增長不能總是寄希望於政府的財政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將是最好的方式。因為經濟刺激政策總是有一定限度的。”
上世紀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刺激政策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的日本政府連續實行了幾個經濟刺激計劃，希望通過公共建設項目和貸款計劃來迅速振興經濟。但是結果卻很令人失望，從1996年到2002年，日本經濟依然停滯不前，人均GDP只有0.2%的微小增長。持續的經濟刺激政策最終並沒有提高日本的經濟增長率。
導致如此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沒有轉換成通過服務業和消費來拉動。因此政府刺激經濟的效果意義不大。
漢斯·蒂莫認為，在經濟複蘇的初始階段最大的推動力通常是政府，但是，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私人資本必須取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這樣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恢復和增長。否則，就會出現經濟的螺旋下降，出現泡沫風險。
不過，經濟刺激政策的撤退也不能過快，因為民間資本的複蘇需要一個過程。如果民間資本尚未準備好，經濟刺激政策就完全撤退，也會導致經濟再次出現危機。
漢斯·蒂莫強調，“刺激政策的調整與經濟複蘇的快慢沒有必然關係，經濟刺激政策撤退的時機應該取決於各國的財政空間。”
比如東歐各國雖有財政刺激但經濟複蘇仍然緩慢，而他們的財政空間已經不大，可以考慮撤退。而中國的政府財政現在仍有一定的空間，可以有效地實行刺激政策。
漢斯補充說，現在探討中國什麼時候撤出刺激政策並不難，關鍵是如何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的實現，如何促進服務業的發展，以避免經濟對重型工業的過度依賴。
韓偉森也表示，人們往往過於關註如何刺激經濟，但我們也應該看到刺激本身有不利的一面。從長遠來看，中國必須找到合適的替代刺激政策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