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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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蘇浙一帶人文薈萃、商賈雲集，為歷代富庶之地。蘇商的活動區域主要在太湖流域(主要指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地所轄地區)，水陸交通十分發達，舉世聞名的京杭大運河縱貫全境，穿越太湖，是我國南北的水陸交通命脈，往北可達燕京齊魯等廣大北方沃地，往南與杭紹湖嘉相連。滔滔江水將吳第一分為二，上溯可至川蜀楚湘的開闊腹地，望下茫茫海洋，是進行海外貿易的天然航線。江蘇境內有數千公裡的漫長海岸線，有多處適宜巨艦出洋的優良港口。吳地優越的交通條件，極大地促進該地區的商業貿易的發展，形成一批大賈鉅賈。
一說到蘇商，我們往往就會想到：邗溝興運、吳王煎鹽、明清時期鑽天洞地的洞庭商幫，深通商略。清中II-卜他們主要經營當地大宗物產如糧食、絲綢、棉布、茶葉等為主，刻書業、醫葯業也較發達；清末隨著蘇商中的實力資本人滬，金融業迅速崛起，錢莊、銀行、證券、典當業也多由蘇商涉足，尤以洞庭商人為著名。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西方資本勢力與廉價商品的大肆涌人，對中國原有的商業資本經營方式和封閉的商業貿易市場形成了巨大的衝擊，許多商家一時適應不了這種劇烈動蕩的局面，紛紛破產。幾個在明清時期叱詫風雲、縱橫馳騁的地域性資本集團也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走上衰亡之路。蘇商也面臨著同樣的危機：
首先，隨著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外國商品大量傾銷我國市場，蘇商經營的絲綢、棉布等行業遭到極大損害，市場日趨萎縮。
其次，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蘇商的兩大經營市場——江南地區與長江沿線地區都常年處於戰爭狀態，對商業活動的破壞是致命的另一經營市場京杭大運河沿線的北方地區也歷經戰火劫掠，整個社會經濟在此期間基本上是一蹶不振。
在這兩大因素的雙重作用下，蘇商的經營活動日漸衰敗，面I臨著與徽商、晉商一樣沒落衰亡的命運。原本實力並不強大，但富於卓識遠見的蘇商並沒有消極守成、坐以待斃，而是積極調整經營戰略，看準上海這個商埠的特殊商業地位與驚人發展潛力，毅然做出“放棄傳統的三大經營市場，攜巨資全力開闢上海這一商業市場”的決策，從而異軍突起，很快成為中國工商業界和金融界的中堅力量。在近代社會的演變中，蘇商成功地轉化為中國近代具有民族資產階級性質的新式商幫。
甲午慘敗的刺激，“變法自強”、“實業救國”成為社會潮流。以張謇、榮德生、榮宗敬等成為清末實業救國的主力軍，埋頭做事，低調做人，遵循著“遠官僚，親商人”的古訓孜孜不倦地追求著“實業富國”。據統計，從1895—1911年，江蘇先後創辦了218家工礦企業，資本總額為4252萬元，約占全國新辦民族企業的50%；從1895—1913年，全國共有華商繅絲廠97家，資本總額為1158.4萬元，其中江蘇就有37家，資本953.7萬元，占總額的82%。在20世紀初期民族工業大發展中，無錫幫的異軍突起令人矚目，形成了個有名的民族工業系統：榮宗敬、榮德生資本系統，楊宗濂、楊宗翰資本系統，周舜卿資本系統，薛南溟資本系統，唐定謙、蔡緘三資本系統，他們主要投資經營輕工業，資本增長極為迅速，這五大系統的工業資本由1915年的122.95萬元增至1920年的528.8萬元，6年增長了3.3倍。他們成為近代工業發展的領軍人物，江蘇被譽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祥地。無論數量和規模，蘇商創辦的實業都讓其他商幫望塵莫及。及至20世紀30年代，蘇商空前壯大，成為當時上海灘最重要的一股經濟勢力。
蘇商產生的地理因素十分優越。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區的地位日顯重要，蘇商崛起於此時，且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又有“魚米之鄉”、“絲綢之鄉”的美譽，物產豐富，交通發達，民風委婉。從總體上來看，當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處在上游水平。種種有利的因素，對發展商業，促使這一地域性商人集團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近代蘇商可謂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他們和浙商一起，形成了“江浙財團”。蘇商從一個地域性商幫轉為民族資本主義，他們孜孜不倦的追求著“事業富國”，同時，不斷受到官僚資本、外國資本的傾扎。
新式商幫不必翻開中國地圖，只消想一想那句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順口溜，或許就能明白蘇商為何能名列中國十大商幫。與自然條件惡劣而被迫走西口的晉商和走出徽州的徽商不同，蘇商產生的地理因素十分優越。
從古至今，蘇商的誕生地——蘇南(主要指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地所轄地區)都稱得上是一塊山川秀麗、物阜民豐的風水寶地。據史料記載，早在春秋時期，蘇南的青銅器冶煉和鍛造已聞名遐邇。隋唐以後，“天下大計，仰於東南”，“賦之所出，江淮居多”。大運河的開鑿，淮北的鹽場，繁華的揚州城，成為東南財賦、漕運、鹽鐵轉運的中心。唐後期，“蘇常熟，天下足”的民謠廣為流傳，江蘇經濟在全國舉足輕重的地位可見一斑。到宋、元，全國經濟重心南移，蘇南的商業消費主體——市民階層進一步壯大活躍。早晨，市民們搖著小船載著家織錦緞、魚蝦和陶器去集鎮上出售；傍晚，歸來的魚舟中是油鹽、花布。
於是，自古就有“魚米之鄉”、“絲綢之鄉”美譽的太湖流域，城鎮星布，檣櫓相接，店肆如鱗，商旅輻輳，客賈雲集。就在這副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中，蘇商已具雛形。
和歷史上著名的商幫一樣，當販夫走卒們從江南的矇矇煙雨中“深巷明朝賣杏花”一路走來，當蘇州河畔、太湖沿岸的茶樓酒肆演繹成百年老店，當明清時期，中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得到發展，一個在近代上海灘縱橫捭闔的商業群體誕生了。
作為地域性商幫，蘇商的形象也正在其時日漸清晰：他們主張“貨殖為急”，“時任知物”，實業為主，商貿為副。強調信譽為本，精細作業。他們具有經濟頭腦，常常實行薄利多銷，以加快資金周轉。因為才子、士紳的不斷加入，蘇商的經商素質相對較高，這一點是蘇商有別於其他商幫的重要標誌。
為應對晉商、徽商對自身傳統經營領域與範圍的不斷侵蝕，1902年，蘇州商人成立了蘇商總商會，以期共商發展和振興工商措施。由於商會與各行業的商人保持密切聯繫，使蘇商逐漸形成了以商會為核心的整體經營網路。
與擅長金融票號的晉商和專註商品貿易的徽商不同，蘇商是崇尚實業的近代新式商幫。上海開埠後，《馬關條約》(1895年)允許外國人在上海設廠，臨近上海的蘇南士紳近水樓臺，最先見識了現代化工廠和大機器，他們紛紛回到蘇、錫、常興辦紡織、冶金、航運、成衣等加工製造業。
因此，在清末的“實業救國”浪潮中，以張騫、榮德生等為代表，無論數量和規模，蘇商創辦的實業都讓其他商幫望塵莫及。及至20世紀30年代，蘇商空前壯大，成為當時上海灘最重要的一股經濟勢力。
可以說，近代蘇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他們埋頭做事，低調做人，遵循著“遠官僚，親商人”的古訓，孜孜不倦地追求著“事業富國”。儘管與官僚少有來往，使蘇商避免了重蹈晉商和徽商在改朝換代的政治鬥爭中大起大落的覆轍，但卻因此不斷受到外國資本、官僚資本的傾軋。茅盾《子夜》中的民族資本家吳蓀甫的結局，為我們把握和解讀那個時代上海灘蘇商的際遇提供了形象生動的版本。
蘇南模式由於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蘇商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並大紅大紫起來是在20世紀80年代。
當一場波濤洶涌的經濟變革席卷中國大地時，顯赫一時的“蘇南模式”某種程度上捍衛了蘇商的歷史榮譽。和已乾枯成故紙堆里歷史名詞的其他商幫截然不同，作為活生生的範例，蘇商仍然是當今活力四射的長三角經濟圈中最耀眼的角色之一。
人們也許還記得，在前些年，“異軍突起”一度被專門用來形容蘇南鄉鎮企業。上世紀80年代初，蘇南利用比鄰上海的優勢，在社隊企業的基礎上發展起了鄉鎮企業。那一時期，“戶戶點火、村村冒煙”——整個蘇南農村處處都在辦企業。
政策的寬鬆，優越的地理位置，加之蘇南人的創業傳統和相對較高的勞動力素質，蘇南的鄉鎮企業像燎原的星星之火，促使蘇南地區的經濟總量急劇增長。
1994年，江蘇省鄉鎮企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6，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1/5，出口創匯占全國的1/4，上繳稅金占全國的1/11。連續多年，江蘇鄉鎮企業是全國的“龍頭老大”。
在1992年至1995年，江蘇鄉鎮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的平均增長率高達40%以上。與此同時，鄉鎮工業占江蘇省工業經濟總量的比重在1995年高達67%。鄉鎮企業不僅是江蘇省國民經濟名副其實的“頂梁柱”，也成了全國鄉鎮企業及農村經濟發展的樣板。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里，生機勃勃的鄉鎮企業給江蘇省掙足了面子。
由於蘇南鄉鎮企業的前身是社隊企業，集體經濟是其主要特征。在“集體經濟”這面的旗幟下，以上成績便自然而然地被詮釋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成功典範”。
當時，全國各地到蘇南鄉鎮企業“取經”的人絡繹不絕，江陰的華西村更是“朝聖”之地。在那個崇尚集體的年代，蘇商們被遮蔽在鄉鎮企業之後，帶領群眾集體致富的吳仁寶是當時蘇商最典型的代表。
改製前後
嚴格地講，當時蘇南鄉鎮企業的經理、董事長們也許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商人。因為他們只是企業的經營者而非所有者，大多由上級行政任命。
蘇南的鄉鎮企業所採用的，主要是大集體模式，村、鄉、鎮各級政府實際上就是企業的老闆。這種由政府主導企業的形式，也被許多學者稱之為“地方政府公司主義”。在轉軌初期，比起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全民”，依靠其公有制性質和較國營企業靈活的運行機制，以及“船小好調頭”等優勢，鄉鎮企業顯示出了巨大的活力。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蘇南模式政企不分、產權不清的兩大弊端日益彰顯。
在許多村辦、鎮辦企業，鎮長、村長就是企業的一把手，這種官商兼具的身份，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政府與企業都在“一個盤子里吃飯”，企業背負著政府的政績，經營目標多元化、政績化，原先經營機制上的優勢漸漸退化；同時，市、鎮、鄉各級政府不僅直接插手鄉鎮企業，而且從企業的人事任免、資金來源，到上什麼項目、生產什麼、利潤分配、財產處置，全由上面說了算，總經理、董事長們對企業並沒有多大自主權。
這種“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最終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1993年之後，江蘇鄉鎮企業增幅直線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個百分點。
1994年，國家進行巨集觀調控，緊縮銀根，企業普遍資金吃緊，加上賣方市場逐漸取代了買方市場，蘇南的鄉鎮企業遭遇了第一個嚴冬。
企業高額負債，又從銀行貸不出款，蘇商們情急之中便試圖通過職工內部的集資來彌補，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結果導致債務危機，企業不得不進行改製。
1995年，蘇南出現了第一次自下而上的鄉鎮企業改製高潮。由於種種原因，當時的改製只停留在清晰產權的層面上，股權依然不可轉讓、交易，不能變現，有效的激勵機制依然沒有建立起。
三年之後，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蘇南的鄉鎮企業開始了第二次改製。在先後搞過股份合作制，搞過“租賃”、“租售”、“租股”等形式的產權制度改革，蘇南最後選擇了徹底的改製，將絕大多數鄉鎮企業的集體股份從企業里全部清出，組建成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是個體、私營工商戶。據有關部門統計，截至2000年底，蘇南地區已有8.5萬多家鄉鎮企業完成改製，達鄉鎮企業總數的93%。
至此，舊的“蘇南模式”被揚棄，一種新的“蘇南模式”誕生。真正意義上的新時代蘇商因此名正言順。
“心脖蘇北”
鄉鎮企業唱主角的“蘇南模式”終結，新的蘇南就像一隻涅的鳳凰，於新世紀初振翅高飛。完成了自我蛻變的蘇商們，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心胸與氣魄同紛至沓來的國際大企業在蘇南經濟舞臺上一決高下。
這一兩年，蘇南經濟又進入高速增長期。以蘇州為例，蘇州的GDP、財政收入在全國大中城市排前六位。蘇州實際利用外資總量占全國的近1/12。如今，這座有2500年曆史的水鄉古城現在已頗似一個世界著名企業的展覽館，世界500強企業已有81家落戶這裡，將近30萬台商雲集於此。
當然，在蘇州、在整個蘇南，忙著賺錢的不只是世界500強和台商們，更多的是土生土長的蘇商們。在2000年，《福布斯》雜誌中國富豪排行榜里，還沒有一個蘇商名列其中(當然，不排除有相當一部分蘇商不願露富)，而在去年10月25日出版的《福布斯》雜誌2002年度中國大陸100富豪排行榜上，江蘇的民營企業家祝義才、沈文榮、張榮坤、周建平、車建興赫然在榜。其中，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和江蘇綜藝集團董事長昝聖達還是黨的十六大代表。據悉，在十六大代表中，民營企業家只有5人。
與日新月異的蘇南相比，蘇中(南京、鎮江)、蘇北差距頗大，尤其是蘇北明顯滯後，嚴重地拖了江蘇的“後腿”。
土地、人口占江蘇省一半以上的蘇北五市(徐州、連雲港、淮安、鹽城、宿遷)，GDP總量只是全省的24%。據統計，2001年蘇南五市的GDP總量比蘇北五市高出一倍多，2002年這一差距進一步拉大。蘇北人均GDP最低的縣，只及蘇南縣(市)的1/10，個別的甚至還低於西部地區的平均水平。
從古至今，蘇北，一直是江蘇人的“心脖”。
讓蘇南、蘇北、蘇中並駕齊驅，實現區域共同發展，也一直是江蘇人的夢想。
去年，有關部門投向蘇北的各類項目達775個，各類專項資金177億元，培訓蘇北農村勞動力34.7萬人次。
特別值得關註的是，江蘇各市已就“八百裡長江黃金岸線為主軸的沿江經濟帶開發”達成共識。江蘇省高層領導用三成語來概括對三個地區的政策取向：對蘇南要“錦上添花”，對蘇北要“雪中送炭”，對蘇中要“釜底加薪”。沿江開發，對蘇南來說，是“錦上添花”，而對蘇中而言，則是“釜底加薪”。無論是對於提升蘇南發展水平、促進蘇中快速崛起，還是激發蘇北後發優勢、新一輪沿江開發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改革開放20年間得到快速發展的蘇南各市，目前正抓住國際資本和製造業向長江三角洲轉移的歷史性機遇，調整生產力佈局，充分利用長江岸線及其他沿江資源，承接大用水量、大運輸量、大吞吐量的產業，為這些產業在沿江這片熱土上生根開花結果，創造良好的環境。
所以，只有當蘇北、蘇中和蘇南一樣比翼齊飛之時，蘇商們才能真正傲視群雄，書寫新的輝煌。
蘇州在明清時期已是江南重要的商業中心。蘇商與徽商、晉商、浙商、粵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蘇商有著悠久的歷史，有著輝煌的過去。近代蘇商“實業富國、產業報國”精神，綿延百年的蘇商文化集中體現了愛國尚德、尊商惠民、開放包容和務實創新的精神。“致富思源、富而思進”，蘇州商會和企業家們對這句話有深刻的理解。
作為中國五大商幫之一，蘇商歷來與徽商、晉商、潮商、浙商齊名。近年代，蘇商規模實力空前壯大，蘇商創辦的實業無論數量和規模都引人註目，堪稱中國民族工業的翹楚。
蘇商更多的是儒商。蘇商的民營企業多是從鄉鎮企業改製而成的，因此是次生型企業，因此就更顯沉穩。蘇商以工業為主，一般都是做實業起家。一個零件四個釘，要一絲不苟才能做好。久而久之，誠信規範也就成了蘇商的特質，這也是國內企業非常樂意與蘇商做生意的一個重要原因。由這樣一個群體打造出的這種蘇南商業氛圍，也是今天眾多跨國公司看中蘇南的軟條件之一。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企業家秉承蘇商精神，在省內外創造了驕人業績推動江蘇持續快速發展。伴隨著民營經濟發展的大潮，“蘇商”作為一種新的群體受到世人矚目，也贏得了社會口碑。
江蘇的輝煌離不開蘇商的拼搏，一代代蘇商創造的不僅是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在實業搏擊中形成的創業精神。這筆可貴的精神財富正成為推動江蘇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蘇商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
在天下商賈大比拼中，蘇商在眾商派中最具特色的就是文化涵養深厚，很多知名蘇商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如天地集團董事局主席楊休、江蘇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周海江等。可以說，蘇商是頗具文化內涵的商派。
其次，蘇商敢打敢拼。
新蘇商的“闖”是吃透市場、吃透政策的“闖”，是一種理性思維指導的“闖”。蘇寧電器集團董事長張近東，五年前他的電器銷售就是全省首位。別人都勸他見好就收，但張近東沒有這麼做，反而傾巢而動，進行市場擴張，取得了驚人成績。別人說張近東敢闖，其實是吃透了市場。
第三，蘇商具有誠信、穩健的品質。
據市場調查，全國各地商人都喜歡和江蘇商人做生意，他們的感覺是江蘇人誠信穩健，和蘇商做生意沒有提心吊膽的感覺。
第四，江蘇商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揚長避短。
與他們合作做生意，可以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避免劣勢。
今天人們所說的蘇商主要集中在長江兩岸、太湖周邊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揚州、泰州等地，企業家繼承吳韻漢風之文化特點，講究穩健、和諧、不張揚。以他們為代表的蘇商，一直以一種非常獨特的姿態存在著、堅持著、特立獨行著。這種氣質是一種低調的堅韌的群體，以非常智慧的做法去處理利益和義氣。
江蘇自古有“蘇湖熟，天下足”的美譽。兩熟制或三熟制使該地區“農事緊張”，民眾“四體既勤”。“勤勞就是幸福，生活就是幹活，忙碌著才是美好的”，這在今天仍是多數江蘇人的生活信條。所以江蘇的企業家大都比較朴素，勤勞必然節儉，也意味著務實：由於該地區土地有限、人口稠密，因此，人人都是善於謀劃、巧於安排的好管家。所以在企業家的類型上，江蘇多管理型、政治型的企業家，而少有溫州式的戰略型和技術型企業家。正如民間所說的“紹興出師爺，蘇州出管家”；
同時，蘇南的文化也是一種典型的水文化，這種內陸水文化溫柔敦實，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江蘇人的柔韌意識和低調意識。
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和上海強大的經濟輻射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必然精打細算、長於管理。在天下商賈之中，蘇商有別於其他商派的顯著標誌就是深厚的文化涵養。很多知名蘇商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準，如蘇寧集團董事局主席張近東、江蘇紅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周海江等。可以說，蘇商是頗具文化內涵的商派。
蘇商更多的是儒商。蘇商的民營企業多是從鄉鎮企業改製而成的，因此是次生型企業，因此就更顯沉穩。蘇商以工業為主，一般都是做實業起家。一個零件四個釘，要一絲不苟才能做好。久而久之，誠信規範也就成了蘇商的特質，這也是國內企業非常樂意與蘇商做生意的一個重要原因。由這樣一個群體打造出的這種蘇南商業氛圍，也是今天眾多跨國公司看中蘇南的軟條件之一。
更重要的是，江蘇企業家們在實業搏擊中形成的這種企業家精神。正成為推動江蘇經濟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從張近東、沈文榮、祝義才、周海江等“新蘇商”風風雨雨的創業歷程中可以看到，蘇商精神主要體現了以下幾層含義。
一是創新進取的精神風貌。極富勤奮創業、自強不息精神的蘇商，以精細、務實、圓融的人文品質，辦實業、興產業，創新進取是驅動蘇商發展的強大動力，他們在新的歷史時期取得的業績當歸功於創新精神與進取心。
二是競合發展的團隊精神。蘇商素有競合共贏的奮鬥胸襟。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發展、在發展中實現共贏，是一代代蘇商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她們打拼商界的成功案例說明，只有精誠合作，最大限度地共用資源，才能
三是誠信務實的品質。秉承重誠守信優良傳統、素以富含文化修養而著稱的蘇商，胸懷遠大抱負，求真務實。在他們眼中，誠信不僅是一種品行，更是一種責任；不僅是一種道義，更是一種準則。開拓創新、講信用、重信譽、守規則的誠信品德成為蘇商的立業之基、經營之道，更是基業長青之道。
蘇商的氣質——誠信、低調、堅韌是一種做大企業的氣質。
蘇商精神是崇尚實業
19世紀末葉，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得當時積貧積弱的清王朝雪上加霜。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期。在船不堅炮不利的情況下，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救亡圖存?在資本主義工業最早萌芽的江南，一些開明紳士、知識分子清醒地認識到：創辦實業才是中國最快最好的圖存之法。於是他們紛紛創辦民族工業，發展民族經濟，為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的強身健體帶來新思維，為救民於水火，拋卻帝國主義經濟盤剝闖出一條新路子。後來的舊民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實實在在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近代蘇商的發祥之路，後來的直至今天的蘇商一直視之為圭臬。
因此，蘇商最重要的特質精神所在是創辦實業。如今遍佈海內外的蘇商產業就是最好的明證。
蘇商精神是深厚的文化底蘊
江南歷來是魚米之鄉，經濟實力雄厚。豐衣足食，使得江南百姓有能力拿出錢來供奉子弟讀書。受此影響，整個長江下游一帶形成傾全力供奉子弟讀書的良好風尚，天長日久，這個地區的文化十分發達。因而，從江南走出的商人大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著名的大實業家張謇就是我國科舉史上最後一名進士。他們在足跡海內外的經商中，首先就比別人技高一籌，積累的財富也比別人雄厚，深厚的文化底蘊助了蘇商一臂之力。具有較高文化水準的蘇商在工商業活動中，恪守傳統，嚴格遵守商業道德，在大中華商業圈中贏了美譽。
蘇商精神是務實沉穩
“蘇商”是崇尚實業的近代新式商幫，所從事的行業性質決定了蘇商必須務實沉穩，必須腳踏實地的以實業創造財富，而不偷姦取巧，急躁冒進。近代蘇商的代表人物大多在創業之初就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開廠辦實業的經商理念，為江蘇民族工業和後來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再者，蘇商大都亦儒亦商，站在中西文化的歷史交匯點上，以傳統中華文化為根基，吸納西方文化中冒險精神，在經營活動中深思熟慮、穩扎穩打，形成謹慎穩健的經商作風。
蘇商精神是誠信為本
蘇商的這種精神特質也是來自於發達的地域文化。中國文化有三大支柱，一是儒家，二是佛家，三是道家，這三種文化互納所長，交匯融合，形成傳播幾千年，揚名五大洲的中國傳統文化。其中，儒家文化一直占主導地位。儒家文化的三綱五常思想和崇尚道德的意識，教育亦儒亦商的蘇商在經營活動中必須遵規守矩、奉公守法，在從事經濟活動中自然能做到誠實守信。
蘇商精神是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蘇商作為一個企業家群體，經過千百年來歷史文化的沉澱和洗禮，蘇商的品牌精神已日漸清晰：崇尚實業、深厚的文化底蘊、務實沉穩、誠信經營。但作為一群先富起來的人，除了具備以上創業精神外，還不足以稱為大企業家。我們還應看到蘇商的另一個精神特質—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除了舉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外，這種社會責任感還有另外一種內涵，即維護社會穩定，在緊要關頭挺身而出。這一點，蘇商戴俊在陝西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作了最好的註腳。他出身貧寒，但崇尚實業，靠自己頑強拼搏，誠信經營，創造了數千萬元資產，富而懷仁，為救一名遭搶打工妹而獻身。
蘇商的這種精神特質也是來自於發達的地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的蘇商，深受江蘇人文風尚的影響，肩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造福一方為己任。
近代蘇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作為地域性商幫，以我們現在的眼光考察歷史，蘇商的形象日漸清晰：他們主張“貨殖為急”“時任知物”，實業為主，商貿為輔；強調信譽為本，精細作業。他們具有經濟頭腦，常常實行薄利多銷，以加快資金周轉。因為才子、士紳的不斷加入，蘇商的經商素質相對較高，這一點是蘇商有別於其他商幫的重要標誌。由於中國特定的時代背景，蘇商生活在文化底蘊深厚、新舊思想急劇衝擊的蘇南地區他們在商業生產活動中形成獨特的文化特征。
首先，實業為主，工學結合。
在近代的江浙財團中，蘇商以工業資本著稱，浙商以商業資本著稱。張謇作為近代蘇商的領軍人物，是中國第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精神的企業家。他目睹甲午慘敗，國事日非，不願再求仕進，遂踏上實業救國的道路。在“官本位”的中國社會中，放棄狀元的尊容，去從事一向被視為奇技淫巧的事業，這件事本身的意義已遠遠超過辦成功一二家工廠。
“國所之立，以民為天；民之生存，天子衣食；衣食源，父教育而母實業。”從1896年，張謇開始創辦南通大生紗廠，一生共建18家企業，創立了實力雄厚的大生資本集團，形成一個包括農、工、商、運輸、金融等業的實業體系。在創辦實業的同時，他積極投資教育，為企業發展培養技術人才，共創辦2O多所職業學校。榮氏家族建立了21家企業，為滿足企業發展需要，也投資職業教育。近代蘇商把創辦企業與發展教育結合起來，開創了企業辦教育的先河，既滿足了企業發展所需人才，又促進近代職業教育的發展，解決了學生的就業問題，探索出一條解決近代職業教育“畢業即失業”的新路。
第二，敢擔風險、務實創新。
成功企業家的素質：誠信、自信、有熱情、冒險精神，不拘於禮儀和規則，開放交流。無錫榮氏兄弟在一無官方照顧和官方財政支持，二無買辦經驗的條件下，靠經濟手段在競爭中發展起來的。他們在創建企業的過程中，所靠的就是敢擔風險的企業精神、靈活的經營作風和科學的管理手段。1900年，當榮氏兄弟創辦第一個企業——茂新麵粉廠時，便確立了創辦要快、設備要新、開工要足、規模要大的指導思想。企業有了盈餘就用於積累，不斷擴大再生產。福新一廠初辦時就議定：“各股東分得的紅利，三年內均不提取，用以擴充企業。各股東的股利也存廠生息，以厚資力。”榮氏兄弟還敢於擔風險，大膽舉債，靠借債來收買、租辦其他工廠。榮家的21個工廠(申新系統的沙廠9個，茂新系列的麵粉廠4個，福新系列的麵粉廠8個)，其中9個是靠借債收買，6個有租辦而來。他們甚至還收買了英商和日商的工廠各1個。榮宗敬曾說：“廠子不管好壞，只要肯賣，我就要買，我能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了一支槍。”正是本著這種強烈的競爭意識，榮氏集團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起來。在企業的發展中，榮氏兄弟特別強調科學管理，講究產品的質量和信譽。
第三，公開言利，新義利觀。
中國傳統社會重農抑商，重義輕利。明清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的工商業發展較為迅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傳統的義利觀受到衝擊，最為代表的是徽商大都崇尚以義生利的原則。到近代，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產生與發展，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以及重商思想的逐漸興起，近代商人對義利觀賦予了新的認識。
近代中國從官紳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大多自幼受傳統儒學的教育與熏陶，在思想深處對傳統倫理難免有一種崇尚的心理，仍然重義，但他們所追求的義，已不是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而在於通過發展工商實業，為救亡圖存、富國利民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士紳型紳商代表張謇在追求事業藍圖的同時，雖常表示自己“言商仍向儒”，並聲稱要“捐棄人世一切之利祿”在他的言行舉止中，幾乎處處可見傳統與近代雙重因素的交相輝映。但張謇所追求的義，無論內涵還是目標，都已明顯不同於傳統倫理道德，而反映了近代新興商人的思想境界。
而從學徒、童工、跑腿等成長起來的企業家，從小受傳統儒學教育較少，白手起家，公開言利，追求利潤。如1946年，榮德生的兒子榮鴻任及孫子榮智明去美國留學，榮德生“臨行再三訓迪叮嚀，在外不必以學位為目標，只要在事業上學會實用本領”，他認為“留學歸來致力於實業者多有成就，走人政治者多學非所用，一人此途，與猾吏無異，不但無益社會國家，且亦自誤，至為可惜，反之若做一農工，有裨於生產也”。榮德生要求子孫不入仕途認為“一入仕途”，不但無益於社會國家，且亦自誤，把洋學歷和從政看得不如做農工，可以看出他們把自身的價值與“國家社會”緊密相連，具有為祖國和民族著想的廣博胸懷，這表明近代蘇商新的價值觀。
第四，兼容並蓄，多元開放。
近代以來，上海是西方商人最多的通商大埠，同時也是傳播西方商業文化信息量最大最豐富的城市。蘇商看準上海這個商埠的特殊商業地位與驚人發展潛力，攜巨資全力開闢上海這一商業市場，他們通過與洋商密切經濟交往，自然而然地直接學習或借鑒了西方商業文化知識和先進的生產技術、管理經驗，進而形成開放的思想觀念。“經常遷徙的人較少狹隘的地域觀念、鄉土觀念和保守思想，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技術”。他們回鄉辦廠的同時，把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思想觀念帶回家鄉並加以傳播。
明清以來，蘇南就形成了重商主義的傳統出現了“滿路尊商賈，窮愁獨縉紳”的局面。近代以來，蘇南是對外開放的橋頭堡，首先接受上海商業文化的輻射和影響，蘇商作為工商業的領軍人，必然具有多元開放的文化特征。
第五，愛國尚德、尊商惠民。
贏利增財是商人的主要目的，一些商人為達此目的，不擇手段，置國家興盛衰亡於不顧。近代蘇商頗具有政治熱情和愛國情操。張謇看到《馬關條約》准許外國在華內地設廠後深感危機，主張自行設立公司，開辦工廠，抵制洋貨之傾銷。科場奪魁的他認定：“中國須興實業，其責任須士大夫先行之。”他利用南通特定的地理環境，於1899年創辦了大生紗廠，在紡織業中率先走上了抵制洋貨的道路。榮氏兄弟很崇尚張謇，認為中國只有“多立工廠”，發展工業，才能“杜侵略”、“抵外貨”。1905年11月蘇州資產階級成立商會，積極投入抵制美貨運動和立憲運動；1906年5月，商會招集各業籌集30萬元底股，籌備成立蘇省商辦鐵路公司，迫使清政府同意蘇商鐵路自辦。
近代蘇商除興辦企業，發展教育外，還積极參与地方公益事業，如：修建橋梁、道路、津渡和水利扶孤、恤貧、喪葬、等善舉。不僅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教育發展，還幫助當地人們度過難關，改善生活水平。
近代蘇商創辦的實業無論數量和規模都讓其他商幫望塵莫及。及至20世紀30年代，蘇商空前壯大，成為當時上海灘最重要的一股經濟勢力。他們作為一個區域性工商業群體，形成獨具特色的特征，這也離不開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麵簡要分析形成這些特征的原因：
第一，有利的基礎設施。
蘇中南通和蘇南有著發達的工商業傳統，為現代工業的發展準備比較充足的資金、熟練的工人和廣闊的市場。通州盛產棉花，該地的手工棉紡織業較為發達。蘇南歷來人多地少，勞動力資源豐富，傳統的手工業發達，使其擁有創辦現代企業的資金、勞動力和市場。
第二，上海的輻射作用。
首先，上海為江蘇的近代化輸送了大量的人才。江蘇工廠的高級管理和技術人員，多數曾在上海工廠工作過，甚至，起初江蘇工廠還大力從上海招來工人。管理和技術人才的擴散，使得上海工廠的管理和生產經驗被江蘇工廠所仿行。
其次，江蘇還大量從上海引進科學技術設備。江蘇工廠購置的機器設備起初都是通過上海洋行向外國訂購進口轉運而來，或是把上海廠家的舊設備買來加以重新利用。其後才採取直接派人去國外訂購機器或自己仿造的辦法。技術設備的擴散實際上就是生產能力的擴散。
再次，上海的資金往往擴散到江蘇投辦近代企業。以無錫為例，為無錫近代工業奠基的幾大資本集團如榮氏、周氏、薛氏、楊氏、祝氏，其資本都是先在上海積聚，然後擴散到無錫的。在此情況下，蘇商創辦的現代企業從數量到規模迅速壯大，蘇商成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
第三，優越的人文環境。
蘇南地區自隋唐全國經濟中心南移後，就成了“靈秀鐘毓，人文薈萃”之地，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吳文化：水鄉、重農、崇文、重教、堅韌、柔美、秀麗、重商、開放、兼容。在此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蘇商在從事工商業活動中，必然表現此種文化特征。張謇非常重視教育的作用，認為“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張謇和榮氏兄弟都創辦了職業學校，為他們的企業培養技術人才。特別到近代，留洋者也乏其人，如劉鴻生、陳光莆。有了對知識的重視才會有對新知識、新技術的追求。隨著中國市場的打開，蘇商活動於上海一江蘇之間，在與洋商的接觸過程中，接受新知識、新觀念，並形成新的價值觀。
“中國傳統商人總是教育他們的子孫通過科舉考試來使他們的家庭脫離商人階層”。近代蘇商一反過去做官為商的做法，以興辦實業作為衡量自身價值的指標。榮德生的兒子榮鴻任及孫子榮智明去美國留學時，榮德生再三叮囑，要以學習真才實學為目標，學成歸國致力於實業遠比步人仕途更有利於國家社會。在這種人文背景下，蘇商在興辦實業時，在言利的同時，追求實業救國、敢與外商競爭的價值取向。
第四，特殊的社會背景。
甲午戰後，中國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企業形式成為人們猛烈抨擊的對象。民間資本在外來侵略的刺激下，迫切要求獨立發展。清政府由於財政枯竭，無力包攬過多的企業創辦，再加上民眾對屈辱求和的憤怒抗議，都迫使它在經濟政策上做出讓步，鼓勵商辦企業。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頒佈了一系列有關工業、商業等獎勵工商實業的章程和法令，如《公司律》規定了公司的組建、公司的性質以及公司的破產。到清末，由於政府的鼓勵和促進，全國已形成了一個興辦工商實業的浪潮。在這滾滾的浪潮中，蘇商認準了形勢，抓住機遇，積極投身於這一浪潮中。
隨著近代蘇商創辦企業數量和規模的擴大，再加上靠近上海這個大的開放商埠，蘇商的實力和資本迅速膨脹，成為上海乃至全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近代社會的轉型中，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著社會的發展方向。蘇商力量的壯大，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表現了較強的政治認同。
以上對近代蘇商的文化特征作了簡略的歸納，我們從中可以看出處於近代轉型期的蘇商所具有的獨特之處。從經濟方面看，它對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工業資本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就文化方面而言，近代蘇商文化特征既有傳統文化的基因，又有“海派”文化的影響，是一種文化的交融。在政治方面，近代蘇商成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代表，逐漸擺脫了“在商言商”的束縛，在近代中國的一系列政治活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