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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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JIN Entrepreneurs）——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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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是“山西商人”的簡稱。晉商在堯舜時代開始出現，先秦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情景。在明清時期達到鼎盛，富可敵國，曾經一度壟斷中國票號匯兌業，事實上，山西省在明清大部分時間都是最富裕的省份。
“晉商”的含義有兩個方面。山西是古晉國的封疆，簡稱“晉”，凡山西從事商業工作，經營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稱“晉商”，包括從事國營（工）商業者和私營（工）商業者。《辭海》（縮印本）也說，晉商俗稱“山西幫”，亦稱“西商”、“山賈”，又說為“中國舊時山西省籍的商人”。另一方面是專指古代晉國經營商業和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國語·晉語》中曾說：“（晉文公）輕關易道，通商寬農。”又說：（晉都）“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可知晉國早在春秋時期已經成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記·貨殖列傳》）的諸侯國，出現了“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以（《管子·輕重甲》）的商賈階層，且成為晉商社會的上層人物。
“晉商”——一山西商人這個社會群體，自古代晉國時期出現，經過“開放關市，招徠商賈，以有易無，各得所需，四方來集，遠鄉都到”（《禮記·月令》）的漫長的原始、半原始經營活動的艱苦歲月，發展到明代中葉，隨著國內資本主義工業的萌芽和興起，商品交易的發達，山西商人以善於經營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勢崛起，逐漸形成一股以地域關係、鄉土紐帶為特征的商行幫會群體。以山西富有的鹽、鐵、麥、棉、皮、毛、木材、旱煙等特產，進行長途販運，設號銷售，套換江南的絲、綢、茶、米，又轉銷西北、蒙、俄等地，其販運銷售活動遍及全國範圍，成為能與南方徽幫相抗衡的最有經營實力的北方晉幫集團。正如明代文學家、史學家、萬曆進士謝肇（氵制）《五雜俎》所記：“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 到清朝中葉，山西商人逐步適應金融業匯兌業務的需要，由經營商業向金融業發展，咸同時期山西票號幾乎獨占全國的匯兌業務，成為執全國金融牛耳的強大商業金融資本集團。同時由於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和山西各地區商行實力、經營方向以及經營思想的不同，經營票號的多系平遙、祁縣、太谷、介體商幫，經營商業的多為澤、潞、絳、太（平）、臨等地商人。因此形成了以晉中渠、喬、王、曹等家族為代表的票號金融資本集團，以上黨、晉南而又以絳、臨、太為主的商業資本集團。在中國金融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強大陣營中，各樹一幟，稱為山西“北號（票號）南莊（錢莊）”兩大晉商勁旅。而太平（今襄汾）的尉、王、劉、楊家族，又是晉南絳太臨幫中，在全國商界和商戰競爭中具有舉足輕重，左右局勢的實力家族和財大勢大的商界巨頭。其中尉、王兩家是與清王朝壽命相始終的仕商結合型大家族，劉、楊兩家是清末民初與列強資本主義人侵搏爭而興起的民族資本家，他們都是年收入高達千萬兩（元）白銀的鉅賈，為中國商行創造了巨額商業財富。
- 張四維
- 範世逵
- 閻錫山
- 孔祥熙
- 郭台銘
文化是人類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是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見《辭海》縮印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晉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晉商）在從事商業（品）交換活動的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商品財富（利潤）和經營經驗（精神財富），以及由此衍生、發展而來的商行制度、商業道德、商會組織等商業文明。
文化的發展具有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作為晉文化整體組成部分的晉商文化，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日中為市”的原始時代，而它的雛形卻奠基於晉國的始祖唐晉時代。唐叔虞受封唐候時，周成王用“誥命”方式規定他到唐地後要實行“啟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針。這個“夏政”和“戎索”雖然是屬於政治和經濟政策範疇，但也為上層意識形態的晉唐文化奠定了物質基礎，成為唐晉文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晉商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肥沃土壤。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規定的施政方針，因地制宜，根據唐地地處夏墟，需要適當保留夏代以來的政治制度和世俗習慣的實際情況；和唐地境內民族雜居，應當按照游牧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來分配牧地的具體環境，實行一套新的方針和政策：即按照唐地地處夏人故墟的傳統風尚和習俗，適當保留了夏代以來的政治制度，來維護夏人的傳統習俗，而暫不實行以周禮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內和周邊地區戎狄民族雜居，依照游牧民族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分配土地，開設田間疆界，以便利農牧生產，暫不實行周朝規定的井田制度。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晉國是周朝分封的諸侯國，晉國實行的有別於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可以說就是歷史上最早的“一國兩制”，歷史上的第一個“經濟特區”。晉國在這一具有獨特內涵施政綱領的影響哺育下，孕育出有別於其他齊魯等封國文化內涵的晉唐文化。
所謂晉唐文化，是唐文化的繼續和伸延，即叔虞所施行“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並傳之後世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在實踐中所反映的思想文化體系。它對於以周禮為核心，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周、魯、齊、燕文化來說，晉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寬厚，兼容並蓄，經濟上求同存異，自強不息的內力與特點。這一文化特性，加上晉國曆史上著名商人計然提出的“賈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平糴齊物，關市不乏”的經營思想；計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經營方針；猗頓提出的“欲速富，當畜五（牛字）”的經營經驗；白圭提出的“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方術，以及“務完物，無息弊”的經營道德，“薄飲食，忍私欲（婪），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的艱苦創業，平等待人的經營作風，即成為晉商文化的完整體系和晉商群體用之不竭，取之不盡的智慧寶庫。
晉商文化的歷史價值
晉商文化作為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思想文化體系，它繼承、融匯了歷史上豐富的商業經營經驗和自強創業精神，在我國商業思想文化史上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創造力。使得“晉商”這一山西商人自發組織而形成的商行群體，在歷史傳統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輩的優秀經商思想，總結前人艱苦創業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營訣竅，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財之道，增長了經營的知識才幹，優化了自身處世為人的文化素質和精神素養。在瞬息變幻、強手如林的商海搏鬥、探索中，排除歷史上戰爭、災難、強盜、變亂以及列強侵略等數不完的干擾和破壞，前仆後繼，自強不息，終於跨入歷史上明清時期幾乎獨占全國金融資本和稱雄全國商業資本的輝煌時代，開創了晉商的鼎盛時期，而且執全國商業牛耳達三四百年，創造了中國商業史上最燦爛的一頁。我們仍以太平（今襄汾縣之原汾城的舊縣稱）四大商業家族的發展軌跡，來審視晉商文化生命力的幾個方面。
一、博大寬厚的經營胸懷。博大寬厚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力，也是晉商文化的精神底蘊所在和晉商群體賴以興旺發展的精神支柱。胸懷寬廣，眼光遠大，使晉商這個群體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審時度勢，洞察機遇的銳敏眼光；敏於觀察商情，捕捉戰機，採取主動，適機而上，乘勝獲取戰果的機智頭腦；寬厚待人，以義取財，以利厚人，協調關係，增強友誼，化解業務糾紛和協調師徒關係的大家風度。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還是封建地樁加封建行店的土財主。雍乾時期，尉家家主尉佳瞄準江、淮、山、陝“民稍寬厚”的有利環境和兩湖、安徽絲綢豐收的有利機會，從山、陝收購鐵、鹽、皮、羊、煙葉、木材等轉運兩湖、江淮，又由江淮販運絲、茶轉銷內地，由單一經營變為多種經營，由商業投資逐步變為金融投資，逐步擴大了銀號、錢莊的經營業務。並將所獲利潤投入新商號，擴大經營範圍、由坐莊轉為長途販運，號鋪由山西、河南發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揚州、蘇州、杭州富庶地區，由雜貨、布匹發展為絲品、綢緞、錢莊、當鋪、鹽店等，鼎盛時期可“日進萬金”。尉家興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視精神價值，對待店徒，平等寬厚，薄利厚薪，實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紅。為安定號員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戲班，按每天一號巡迴慰問演戲。尉佳還按時到揚、蘇等地親自主持店號。雍正時延聘在揚州賣畫度生的鄭板橋為家塾教師，資助板橋應考科舉，直至乾隆丙辰中第進士，並留下 “布衣暖，菜根香，詩書滋味長”的石刻墨寶．至今傳為佳話。此後尉家重視人才培養，延師辦學，先後有尉泉、尉淵等20餘人進入仕途，維持尉家至清末300 年左右的興旺家業。
二、兼容並蓄的經營氣度。表現在經營管理上包容寬蓄精神，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太平王家從清初王太來發家，到王協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舉人，隨後捐官授刑部員外郎，是王家鼎盛時期。王協在乾隆南巡時，承辦接駕差務，禮遇和珅，寬待同僚，在姦相專權排斥的夾縫中危襟獨潔，容忍共處。還在兩淮煮帳，捐輸軍餉，取得“恩加十三級，晉資政大夫”的官銜，從而躋身“官商”職位，獲得兼事經商的合法地位。王協在承辦河東鹽務時，用巨資買得河東鹽池的私賣股權，從河東鹽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揚州、蘇州、杭州、羅山等地，都開設有王家鹽號；承辦鹽業運銷，每年獲取鹽利1000萬兩白銀，成為晉商僅次於尉家的富商大家，名列乾嘉時期全國著名巨富。而王協經營的河東鹽業運銷，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鹽務的企圖，維護了河東鹽業產權和稅賦收入，因功獲得乾隆的封賞。王家七代都受過清朝皇帝的封爵，乾隆敕建的“五福亭”在北京西門外，上有乾隆親筆題寫《香山九老詩序》。王家雖屈事朝廷，委於權勢，但能以一家之力，溝通鹽運，便利商民，互通有無，實利地方，亦兼容並蓄精神之在商界的體現。
三、求同存異的經營策略。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一方面，列強利用不平等條約，開始傾銷洋貨，國內洋貨充斥；另一方面，國人大呼變法革新，民族工業步履艱難。尤其在晉南，因商行經營思想守舊，商品滯銷，抵擋不住洋貨滲入。如何振興固有商業，利用商業積累資金，發展新型民族工業，制約洋貨（洋務）泛濫，求民族工業之存在和發展，就成為商界有識之土的愛國行為。太平劉家的代表人物劉篤敬，知難而上，振臂而起。劉篤敬，字輯臣，號筱渠，光緒乙亥科舉人，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楊深秀至友。他推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擁護維新變法，因屢試進土不第，由楊深秀推薦為刑部主事。庚子後，回山西結識巡撫胡聘之，繼又赴日考察工商，立志回省振興山西工商業，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任山西商會會長。篤敬利用乙亥舉人聲譽，山西商會會長職務，憑藉劉家祖代在晉、陝、甘、豫開設的300多家商號和2萬多畝地樁的資金和利潤為後盾，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商戰思路，調整商戰經營策略，一方面加強對劉家原有工商廠店的經營管理，積累資金，又大膽投資現代工業，於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興辦起山西第一座發電廠，即太原電燈公司。並繼發電廠之後，又辦起礦業、紡織、鹽業以及學校等實體，向洋商展開競爭，以抵制洋商的壟斷居奇。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劉篤敬以更大的膽識和魄力，接替了渠本翹的職務，擔任荊棘叢生、步履艱難的保晉礦務公司總經理；後又任同蒲鐵路太原榆次段總辦，肩負起修築山西南北大動脈的重責。為抵制列強資本主義經濟侵略和滲透，發展山西現代民族工商業和交通事業，付出了極大資金、智慧和心血。尤為值得大書特書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劉篤敬任山西商會會長時，積极參与由祁縣鉅賈、山西票號領袖渠本翹，山西大學庶務長劉懋堂等發起的爭回山西礦權運動，在與英商福公司代表談判中，據理力爭，挫敗英商，遂以白銀250萬兩收回陽泉礦權，挫敗了帝國主義掠奪山西礦業的陰謀。這一壯舉顯示了山西工商界與列強的競爭，從經濟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的愛國反帝精神，光榮地載入我國近代史上。而劉篤敬的名字也以山西第一個辦電人的光輝稱號，載入桑梓史志，其機智銳敏，敢於求同存異，發展民族工商業，抵制資本主義侵略的業績，將永垂史冊。
四、自強不息的經營精神。歷史進入清末民初，國事日非，外受列強侵略，內遭軍閥割據，戰禍兵貧，洋貨泛濫，生產凋落，民生塗炭，工商破產，店號倒閉。恢復生產，安定社會，振興工商業，既要解民生於倒懸，更要抵制外貨之泛濫，即成為當時當務之急。據調查：二三十年代，晉南各地洋布、洋面、洋煙、洋煤油、洋火柴、洋絲線、洋紙張、洋咸鹽以至洋畫、洋書（新約全書）等洋貨，幾乎充斥市面，洋商、洋號，到處皆是。太平楊家在此時刻，以振興民族工商業，抵制洋貨為己任，挺身而出。楊世堂是太平南趙人，其父、叔楊如錦、如玉、如芝在民初以長途販運，以貨易貨，十年創業發家，在甘、青兩省創設世字型大小——世誠祥、世家德、世誠和等商號。楊世堂於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接管號務後，目睹洋商用廉價大量收購西北皮、毛、棉、麥以及金、銀、鹿茸、麝香、紅花等土產和貴重藥材，獲取大量利潤。世堂決意輓回利權，抵制洋貨，立志要和洋商競爭。便抽出資金，派出經營能手，在津、滬、寧派駐莊號，以電訊與蘭州、西寧通市，並與洋行代辦協議掛鉤，由洋行將巨款存入世字型大小，再由世字型大小以行市價格收貨訂貨，收購牛皮、羊皮、羊腸、棉花、金銀和藥材，打包運往天津、上海等地，每宗可賺三五萬到十餘萬銀元。如此既可減少洋商低價套購西北特產的損失，世字型大小由此也獲得利潤，成為西北商界巨魁。楊世堂興盛後，又將投資轉向現代民族工商業，並將投資地點由外地轉向晉南家鄉。他將獲得的利潤作為資金，在新絳開辦了世德永當號、世德和錢莊，在汾城開設藥鋪、古城糧店，作為迴旋門面。還在運城購買鹽池一處，在晉南十幾個縣鎮開設鹽號。以數萬銀開辦新絳火柴廠，又以巨額資金投入新絳大益紡紗廠，建立起晉南第一家股份制現代組織企業。太平楊家以自強不息，艱苦創業的精神，經兩代人十年奮鬥，由以貨易貨的小商，一躍成為擁有商業資本店號數十座和現代工業兩個廠的巨富。據估計至少也有千萬銀元家產。
太平尉、王、劉、楊四大商業家族，在興旺發展時期，都能重視精神價值、文化價值、榮譽價值，重視人才培養，敬業教育。尉家自乾隆時期受鄭板橋的啟發，開辦私學，有21人進入仕途；王家七代28人當過清朝官員。他們是亦官亦商，以官護商，商官結合的商業家族。劉篤敬創辦劉家私學，培養商號長徒。至解放前，仍培養大學生、留學生十餘人，至今為祖國建設服務。楊世堂後代楊德銓是留美學生，任耀青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們之所以能在商業競爭中興盛發展，是和他們重視培養人才分不開的。
太平四大商業家族，都有興盛發達的光榮歷史，也有其盛衰的文化積澱，除了歷史的種種因素外，封建的落後的經營方式，不合時代發展節拍、違背時代潮流的商業性質，最終導致他們的失敗及其自身的滅亡。然而，晉商文化的歷史光彩，仍然煥發著創造力。
綜觀明清時代的晉商，具有三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封建政府把他們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提供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二是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有著不一般的相互結托關係；三是利潤的封建化。
所謂山西商人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准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範氏。範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範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後、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後、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依然沒有動搖，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餘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在這方面，山西商人不僅毫不遜色，而且自有獨到之處，以致與政府達到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慶親王，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慶親王，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慶親王、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覆。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錶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裡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
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 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裡酒席講究，招待殷勤，屋內佈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關於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我們知道，山西商人雖然富有，但其資本投向產業卻是個別現象，而且多在清末民初，並未出現商業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的大趨勢，商業資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領域。其原因，主要是當時產業利潤低、商業利潤高之故。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去向，因資料短缺，無具體數量統計。不過，明人宋應星《野議·鹽政議》略有記載，《野議·鹽政議》稱：
商之有本者，大抵屬秦、晉與徽郡三方之人。萬曆盛時，資本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而以三百萬充無妄費，公私俱足，波及僧、道、丐、傭、橋梁、樓宇，當餘五百萬，各商肥家潤身，使之不盡，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見其盛也。
宋應星講得是明朝萬曆時，秦、晉及徽鹽商在廣陵（揚州）獲利情況，即鹽商資本3000萬兩，每年可獲利 900萬兩，這些利潤用在輸帑（納國家稅銀）一百萬兩，無妄費（僧、道、丐、傭、橋梁、樓宇等）三百萬兩，各商肥家潤身五百萬兩。這就是說，明代山西、陝西和安徽鹽商，其利潤有40％以上用以課稅、建祠堂等方面，也就是用在了加強封建勢力的各項事業中。入清以後，這種狀況又遠遠超過明代。具體來說，明清山西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捐輸助餉。前已有述，這裡不再贅述。這些捐輸銀兩，主要為清政府的軍餉軍需所用，起到了支持政府財政，維護封建政權的作用。
二、購置土地。封建社會後期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在西歐一般都轉化為產業資本，但明清時期山西商人的資本仍然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購置土地。如明代蒲州商人範世逵經商西北，“義而資益巨，占良田數百畝”。（張四維《條麓堂集》捲28）入清後，山西商人購置土地更是普遍。乾隆時，渾源、榆次二州縣富商大賈“且多置買田地”。（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荒歉，有恆產之家將地畝賤價售賣，“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準折地畝取利”。（《清高宗實錄》捲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道光時，長治宋良弼經商洛陽，值歲飢，當地人多鬻田他徙，宋良弼“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光緒《長治縣誌》捲六《列傳》）曲沃縣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陽經商獲利幾十萬銀兩，購田置地，數年內土地猛增到六百多頃。（《罪惡之家》，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三、轉化為高利貸資本。這是一種古老的生息資本，是為榨取高額利息而放貸放給他人使用的資本，其形式繁多，有印子錢、驢打滾、典當、放青苗等。乾隆五十一年（1786），河南連年歉收，“山西等處富戶，聞風赴豫，舉利放債。”（《清高宗實錄》捲1255，乾隆五十一年五月）近人衛聚賢說：“明末清初，凡中國的典當業，大半系山西人經理。”（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康熙時，全國有當鋪22357家，山西一省就有當鋪4695家，占全國當鋪家數的21％。高利貸資本對小生產者敲骨吸髓的剝削，使眾多的手工業者資金積累不足，無法擴大再生產。所以說，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是走上了畸形發展道路。
四、窖藏。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其地燥，故不腐，其土堅，故不崩。山西富商多利用地窖藏其物資或銀兩。明人謝肇制說：“三晉富家，藏粟數百萬石，皆窖而封之。”（謝肇制《五雜俎》）入清後，山西“民家多有儲蓄”。山西平陽府亢氏，“家巨富，倉廩多至數千”。清後期，山西富商窖藏多為銀兩。如山西祁縣富商渠源禎，人稱“旺財主”，資產三四百萬兩，他認為獲取高額利潤後，再投資不如窖藏保險，竟從其辦的票號中抽出大量股金窖藏起來，估計藏銀達百萬兩以上。辛亥革命後，閻錫山一次就向渠氏“借銀”30萬兩。
五、作為宗族活動和封建慈善事業開支。如定襄縣邢大緒，服賈漠北，致富後即志在行善，“族中舊無祠堂，公偕眾建立；村西舊無文昌閣、財神閣，公偕眾修之”。（定襄《邢氏族譜》捲二）盂縣張芝，販帽致富，嘗出金建“崔府君祠……縣治西關帝廟”。盂縣張熾昌，貿易關東，“一時儕輩推為巨擘”，“平生性氣慷慨，迎輝門外關帝廟張氏所創也”。（盂陽《續修張氏族譜》）祁縣人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乾隆十二年（1747），於井陘縣捐己資，命子督工四年，修大石橋14孔，車馬通行，臨終又命其孫補修，並建河神廟等等。（乾隆《祁縣誌》捲九《人物》）
六、奢侈消費。明清以來，山西商人的經濟實力雄厚，其生活奢侈不亞於大官僚、地主。據載：他們“自數百萬數十萬之家相望，飾亭台，聚古玩，買姣童於吳閭，購美玉於燕趙，比比也，縱博博，蓄優伶，賓從雜沓，一言之悅，乾沒萬金不問。”（王錫綸《怡青堂詩文集》捲二，引自《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鹽商亢氏在其家鄉平陽府（今臨汾）建亢園，“園大十里，樹石池台，幽深如通，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康熙中，長生殿傳奇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亢氏在揚州的小秦淮也建造了亢園，其“長里許，……臨河造屋一百間，土人呼為百間房”。（李鬥《揚州畫舫錄》捲九）汾陽何以恭，父以商起家，“父歿，事繼母孝，兩弟皆繼母出，性豪侈，母復縱之，恣其揮霍，後家日落”。（光緒《山西通志》捲 140）太谷曹氏家族，傳至曹克讓時，生活糜爛，全家大小每日山珍海味，每逢婚喪嫁娶喜慶之日，大擺宴席。男女老少又皆食鴉片，家中平日存儲鴉片達萬兩以上。家中佣人有三百多人，每年家用開支在十萬元以上。曹氏入不敷出，最後終因揮霍浪費而破產。
總之，明清晉商資本的運轉方式，是與封建地主制經濟結構完全協調的，是封建地主制經濟的一個環節，是為封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他們用貨幣——商品—一貨幣的活動方式，以交換為手段，將其觸角所及的人和物，統統裝到商品經濟的車子上來，推動他們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不斷前進。山西商人集團及其資本，本來就是應地主制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鏈條運轉的需要而產生的，它在這個鏈條的運動中起著推動和潤滑的作用”，在這種經濟體制下，“這個集團及其資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經濟的屬性，或者說其封建性，就越明顯。”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否亦為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利益而起動的進取精神，是明清山西商人鏖戰於商場的精神動力。山西平陽府席銘（1481——1542），“初時學舉子業不成，又不喜農耕，曰：丈夫苟不能立功名世，仰豈為汗粒之偶，不能樹基業於家哉！於是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撤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大家必曰南席雲。”清人紀曉嵐說：“山西人多商於外，十餘歲輒從人學貿易，俟蓄積有資，始歸納婦。”這就是說，事業不成，甚至連妻子也不娶。可見山西人是把經商作為大事業來看，他們通過經商來實現其創家立業、興宗耀祖的抱負，而這種觀念正是使其在商業上不斷進取的極其巨大的精神力量。上述席銘經商成功後，“自是崇義讓，淳宗族，睦鄰裡親友，賑貧恤乏，解紛訟，成人之美，……嗤蒲之州大夫、所將軍不以行伍眾庶待之，而席氏之家聲益振。”席氏通過經商致富，提高了其家族的社會威望和地位，自然鼓舞著更多的人來走經商之道路。
山西商人的進取心還表現在強烈的開拓精神上，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有許多山西商人就是靠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業。如著名的大盛魁商號，其創始人之一山西太穀人王相卿，幼年家貧，為生活所迫，曾為人佣工，在清軍費揚古部充伙夫，服雜役，後來與山西祁縣人張傑、史大學一起隨營貿易，先是肩挑負販，拉駱駝，後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開“吉盛堂”商號，其後改名為“大盛魁”，幾經磨難，終於白手起家，到雍正時大盛魁已經是一傢具有相當規模的商號了。
山西商人的進取精神還表現在他們不畏艱辛，敢於冒風險方面。他們拉著駱駝，千里走沙漠，冒風雪，犯險阻，北走蒙藏邊疆；橫波萬里浪，東渡東瀛，南達南洋。充分表現了他們不畏艱辛、堅韌不拔的精神風貌。如山西商人在清代開闢了一條以山西、河北為樞紐，北越長城，貫穿蒙古戈壁大沙漠，到庫倫，再至恰克圖，進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亞，又達歐洲腹地彼得堡、莫斯科的國際商路，這是繼我國古代絲綢之路衰落之後在清代興起的又一條陸上國際商路。西北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也是山西商人活躍之地，併進而“遠賈安息”（今伊朗）。山西商人從明代已在日本貿易，清代乾隆時山西商人範氏是赴日貿易的最大洋銅商，清末山西商人又在南韓、日本開辦了銀行。這些事業的成功，沒有非常的氣魄與膽略是不可能實現的。經商猶如打仗，險象環生是常事。他們不僅要經歷天氣環境之險，而且還常常遇到被盜賊搶掠及至喪失生命之險。如榆次人秦必忠自幼經商，膽識異常，清嘉慶時條行初興，北人赴南省辦茶，舟揖風波視為畏途，秦必忠坦然無疑，屢年經返，均獲厚利。山西商人到包頭經商，殺虎口是必經之路。有民謠稱：“殺虎口，殺虎口，沒有錢財難過口，不是丟錢財，就是刀砍頭，過了虎口還心抖。”但是旅蒙晉商並不因此退縮，而是人越去越多，勢如潮涌。為了適應社會不安定的現狀，還有一些山西商人，自己練就武功。明代嘉靖時，為防日本海盜入侵，山陝鹽商家屬善射驍勇者500人曾組成商兵守城。蘇州是晉商活躍之埠，“有山西客商善射者二三十人”。由上可見，開拓進取，自強不息，不畏艱辛，敢於冒險是明清晉商經商事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敬業精神
晉商的敬業精神，也是常為人所稱道的。敬，原是儒家哲學的一個基本範疇，孔子就主張人在一生中始終要勤奮、刻苦，為事業盡心儘力。他說過“執事敬”、“事思敬”、“修己以敬”等語。北宋程頤更進一步說：“所謂敬者，主之一謂敬；所謂一者，無適（心不外向）之謂一。”可見，敬是指一種思想專一、不渙散的精神狀態。敬業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
在封建社會中，傳統的觀念是重儒輕商，故四民中以士為一等，商為末等。但明清山西商人卻不這樣看，他們認為商和士農工是同等重要的事業，都是本業，同樣要敬。晉人摒棄舊俗，褒商揚賈，以經商為榮。榆次富商常氏，有清一代不絕於科舉，但絕不輕視商業，而且是把家族中最優秀的子弟投入商海。常氏家族棄儒經商、棄官經商的子弟很多。如十三世常維豐，幼年從師就讀，詞章粹美，識者器重。長大後放棄科舉，赴張家口經商。維豐極具才能，辦事幹練，尤精用人、通變之道，凡事一經裁酌，立即決斷，為同仁所不及。十四世常旭春，是清末舉人，曾任晚清法部員外，書法藝術名冠三晉，詩詞也做得很好，時人稱他是“書宗李北海，詩步王漁洋”。但他最熱衷的還是經營商業。常氏一改“學而優則仕”為“學而優則商”，能數代集中優秀人才銳意經營商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文化的商人群體。由於他們把儒家教育的誠信、仁義、忠恕精神引入商界，從而有了常氏商業之繁盛。可見，把商業作為一項終身的崇高的事業來對待，正是山西商人經商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敬業：是事業成功的源泉，而勤奮、刻苦、謹慎的作風，又是敬業思想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勤奮：這是大多數山西商人具有的良好品德。如山西定襄邢九如“少貧乏，年十四失情，……越二載，其大父即辭世，家道益困，公以母老弟幼苦無資，不得已棄學就商，甫弱冠遠服賈於京東之赤峰縣，……勤勞四十餘載，而家道卒致豐。”榆次人李智春，“生貧家，幼父母卒，兄佣工，仲兄且殤，於是學商於直隸順德府布店，數十年勤勞無間，為執事者所重，積有餘資，乃旋里娶婦王氏，……三子皆成立，長商於赤城，次二、三子耕作，後家漸起。”永濟人趙俊，“為富家賈於江南，勤儉著聞”。
刻苦：不怕苦，不怕累，也是大多數山西商人的良好品德。清人納蘭常安說：“塞上商賈，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勞瘁，耐風寒。”太谷縣商人是山西票號三大幫之一，他們經商“跋涉數千里，率以為常”。乾隆《祁縣誌》捲9載，祁縣閻成蘭“行商朔平、歸化，辛苦備嘗”。
謹慎：山西商人經商以謹慎聞名。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敢經營大的業務，恰恰相反，他們對大業務抓得很緊。但他們不輕易冒風險，不打無準備之仗，而是要在充分調查瞭解情況的基礎上，才拍板成交，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以放款來說，這是山西票號的一項重要業務，但又有風險，他們對放款對象一定要在詳細調查對方資產、用款目的、還款能力、財東情況等的基礎上，才決定放款與否。有的票號對用款戶透支數額還作了明確規定：上上等戶不得超過3萬兩，上等戶不得超過5千至1萬兩，中等戶不得超過3千兩，下等戶則不與之交往。這一規定，就是出於謹慎行事之目的。
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很重視發揮群體力量。他們用宗法社會的鄉裡之誼彼此團結在一起，用會館的維繫和精神上崇奉關聖的方式，增強相互間的瞭解，通過講義氣、講相與、講幫靠，協調商號間的關係，消除人際間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幫群體。
山西商人這種商幫群體精神，首先來源於家族間的孝梯和睦。如明代曲沃人李明性，青年時常感慨：“夫為弟子壯不能勤力，將坐而食父兄乎？”於是“挾資賈秦隴間”，由於他在商場上“精敏有心計”而致富，又“內行周慎，孝睦於父兄。仲兄卒，無子，以己次子後之。治家甚嚴，族子甲出錢收息過當，召而責之，手裂其券，自是舉宗凜凜。”明代襄陵人喬承統，“其父中鹽卒於揚州，遂棄儒而賈。內監楊某督鹺兩淮，承統弟承經以事得罪楊某而逃亡，楊捕之急，承統挺身出就獄，所受之刑，五毒備至，終不言弟所在，且為行賄千金，得釋。弟歸家，破析己財之半予之”。介休冀氏馬太夫人主持家政時，“族戚鄰裡之待以舉火者，無慮數十百家，皆太夫人贊助成之”，“又待夥極厚，故人皆樂為儘力”。祁縣喬映霞主持家政時，把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讓練有武藝的九弟先把一雙筷子折斷，接著又讓其一次折九雙筷子，結果折不斷，映霞喻義讓眾兄弟團結互助。山西商人在發揚群體精神中，還註意量才使用，各盡所能，明代山西大同人薛倫，“其家世力田，兄耕弟賈，業鹽於淮。”明代蒲州人王冕，“早卒而遺孤二人，家無應門之僕，王冕妻張氏奉姑撫孤，誓志不二。二子長大後，命長子服賈。曰：孤而無助，將門戶是賴；授次子以儒業，曰良人有志而未成，其負荷在是也。後長於克拓前產，次子以明經為諸生，卒立厥家。”
其次，群體精神是經商活動中業務擴大與商業競爭的需要。隨著山西商人活動區域和業務範圍的擴大，商業競爭也愈來愈激烈，於是山西商人從家族到鄉人間，逐漸形成“同舟共濟”的群體。如明代蒲州人王氏，“其閭裡子弟，受錢本持緡券，以化居於郡國者，肩相摩趾相接也”。由此可知，從王氏那裡得到資金的子弟很多。明代隆慶、萬曆年間，蒲州張四維家族、王崇古家族、馬自強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聯姻為親戚，張四維曾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土參贊機務，王崇古官居宣大總督、兵部尚書，馬自強曾任禮部尚書。三家的聯姻，增強了其商業競爭實力。王崇古在河東業鹽，張四維的父親是長蘆大鹽商，累資數十百萬，張、王二氏聯手，結成了鹽商團夥，控制了河東、長蘆兩處鹽利，具有一定的壟斷性。在親緣集團的基礎上，晉商又逐漸發展為地緣組織。清朝乾隆末年，在典當業中已出現了所謂“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的說法。“晉商”這一名稱的出現，說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個地域性的商幫。清後期，山西票號在國內8O多個城市設立了分號，從而形成了一個匯通天下的匯兌網路，也是以鄉人為主體形成的山西商人群體。
山西商人的商幫群體精神在商業經營中的表現有三種形式：
其一是從朋合營利到合伙經營。這是最初的群體合作形式。朋合營利就是一方出資，一方出力，有無相資，勞逸共濟。而合伙經營是一個人出本，眾夥而共商，也就是財東與伙計合作經營，它與朋合經營不同之處是，一個財東可有許多伙計，故“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伙計若幹，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顯然，伙計制比朋會制規模大，伙計制是在朋合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制度就其規模組織而言，在中國商業史上實無前例。不過，無論朋合或伙計制，尚是比較鬆散的商人群體。
其二是按地區形成商幫。這一種形式是在朋合營利和伙計制基礎上，以地域鄉人為紐帶組成的群體。山西商人在各地設立的會館，就是這一地方商幫形成的重要標誌。這種地域幫以山西商人來說，統為晉幫。但在山西內部又按省內各地區形成不同的商幫，如澤潞幫、臨襄幫、太原幫、汾州幫等。清季票號興起，又形成平遙、祁縣、太谷三大票商幫。
其三是以聯號制和股分制形成業緣群體組織。聯號制是由一個大商號統管一些小商號，類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從而在商業經營活動中發揮了企業的群體作用。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創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種勞資組織形式。
股份制的實行，勞資雙方均可獲利，極大地調動了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在商業企業經營中充分發揮了群體作用。
明清晉商於清末民初衰敗。那麼，他們是如何衰敗的呢？我們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其衰落過程。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 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徵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於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並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後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州，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於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並且要付數倍於俄商的釐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釐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晉商畢竟是一支經驗豐富、久經商戰、意志頑強的商界勁旅。他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 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闢為商埠和設領事後，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闢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釐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後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藉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並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徵善戰的商界勁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並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釐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後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氣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製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製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北韓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後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採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後，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餘兩。晉商為了輓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徵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於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傑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後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鬥爭中，晉商積极參与，並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鬥爭，把爭回礦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面對山西人民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後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於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餘，為了不失信於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藉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於我山西之境內矣。”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並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絀，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餘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极參与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於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陳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於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並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製，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陳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後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後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巨集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划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陳規，不肯稍事變通，不但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巨集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這樣，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於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係，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釐，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台，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於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範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幹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於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後，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已成弩末，終於無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們已知明清晉商衰落之大體情況。如果我們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觀和自身、外在和內在因素作一探討。筆者以為其客觀和外在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利用其在中國攫取的經濟特權，擠壓中國工商業者，使中國的手工業、商業蒙受了重大損失。如前述晉商壟斷長達 200年之久的恰克圖對俄貿易，就由於沙皇俄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使山西商人蒙受損失，致恰克圖貿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脅迫清政府先後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使沙俄獲得了自由貿易特權和免稅特權，俄商得以深入到庫倫、張家口一線，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他們先後在庫倫等城市開辦洋行，到光緒十六年（1890）俄商對蒙古地區的貿易額已達 300萬盧布，比簽訂《北京條約》前夕的21萬盧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國蒙古、新疆的萬裡邊境變為俄商獨占的無稅貿易區，而山西商人等華商恰恰相反，要逢關納稅，遇卡抽釐，自然難以與俄商抗爭。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脅迫清政府簽訂了《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內地。茶葉是陸路貿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漢口設有六家磚茶製造廠，併在九江、福州設有分廠，每年運往俄國和蒙古地區的茶葉近 900萬磅。俄人波茲德涅耶夫說：“1886年後，因俄國人的競爭，中國茶商年年賠本。西伯利亞最大茶商莫勒恰諾夫在中國經營，使歸化城好幾十家華人茶商破了產。”（俄·波茲德涅耶夫《蒙古與蒙古人》，1898年聖彼得版）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爆發，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嚴重損失，據統計光緒三十三（1907），僅營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虧折銀 200餘萬兩。（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摺）由於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山西票號之利也多被外商銀行所奪。江西巡撫李勉林說：“中國西商多於各省設立匯兌莊，無慮千百萬巨款，層紙書函，數言電報，即可立為兌付，每一字型大小歲盈不下數十萬，而未嘗費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之利，稍為所奪，中國資財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東“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鐵，大部來自山西澤州府，現在幾乎已經完全被洋鐵所代替了，洋鐵成本比土鐵低一半。”（1869年《海關貿易報告·煙臺》）宣統時，外國煙草公司處處排擠華商。如英美煙草公司以包捐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許售中國之煙”。（《天津商會檔案選編》上116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連山西會館也遭到列強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會館，本為山西省官商僑居公議之地，光緒三十二年（1906）竟被張幼仙勾結日本人霸占。更可惡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使中國財政流失。如號稱“金太谷”的山西太谷縣，是山西票號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還國運田蹙，穀人之牽牛服賈於俄蒙地者，損失大半”。（民國《太谷縣誌》）加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一些商人吸食鴉片，致“因富而敗，精神萎靡……商務凋敝，煙丹流行。全縣為煙丹每年開支四百多萬銀元”。（《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臺灣商務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敗與內亂外患的影響。明清政府由於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頑固、封閉、落後、腐朽的一面，特別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的腐朽無能表現的淋漓盡致，《中英南京條約》是清政府簽訂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割地賠款，《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簽訂的出賣主權的條約．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得以伸進了侵略中國的魔爪。《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是德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帝國主義通過上述不平等條約，瓜分中國。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國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咸豐元年（1851）太平軍在廣西金田起義。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占南京後，建立太平天國，都天京（南京）。咸豐三年（1853）上海小刀會起義。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焚毀圓明園。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民反封建的秘密結社組織義和團，在山東舉起了反帝鬥爭的大旗。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的一部分從山東轉戰直隸，與當地義和團群眾匯合，成為一股農民革命的洪流。帝國主義對農民的反帝鬥爭非常恐慌，組成八國聯軍對中國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戰爭，他們在京、津燒殺搶掠，無所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革命果實卻落入了袁世凱手中，當時軍閥混戰，土匪紛起，社會不靖。在上述政府腐敗、戰事頻繁的情況下，山西商人接連遭受損失，清人徐繼畲說：山西人“買賣在三江兩湖者十居八九，自粵匪竄擾以來，南省半為賊擾，山西買賣十無一存，祁太汾平各縣向稱為富有者，一旦化為烏有，住宅衣物之外，別無長物。”（徐繼畲《松龕全集》奏疏捲下《潞鹽芻議致王雁汀中丞》）民國《太谷縣誌》捲四載：“商務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來，凡外設有分莊者因直接間接之損失或則縮小範圍，或竟停止營業。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數年來各省兵禍相尋無已，在外經商因失業而賦閑者所在皆是，來源頓竭，生計困難。”光緒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撫說：由於甲午之戰、庚子之亂、日俄戰爭，晉商損失，“多至數千萬，元氣至今未復。去年營口西商虧倒銀二百餘萬。”（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摺）天成亨票號僅漢口、西安、成都三處被搶劫銀兩達 100多萬兩。民國《臨晉縣誌》捲四載：“民國紀元前，臨民經商陝者常萬餘……陝省金融事業，歸臨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國肇建，陝省亂機四伏，盜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賈因之裹足，臨民之操奇計盈者生理日形頹敗，率多歸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發生內戰，在俄國的山西商人落荒逃歸，因此而損失銀達數百萬兩。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在莫斯科的損失就達 140萬兩。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在俄的山西商人資本被沒收。加之舊俄鈔的貶值和廢棄，又遭損失。如錦泰亨號就因此損失銀24萬兩。 1911年外蒙古宣佈獨立，蒙俄簽訂庫倫通商協定，俄商取得無稅自由貿易特權，山西商人在蒙經商遭到嚴重打擊。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國，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有資料記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說：“乃一蹶於庚子之亂，再毀放辛亥，商人失業，而致歲入歸於烏有，向之富者已貧，向之貧者益困，以放正貨短少，金融閉塞。”（《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灣商務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壓榨的影響。明清山西商人從清季開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對商人的肆意壓榨，則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對商人壓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課稅繁重。一是稅目繁多，除商稅、關稅外，清季到處設卡收取釐稅，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設釐卡，每年釐金收入由九萬兩上升到22萬兩，藥商、票捐、鹽價加斤等各類捐輸每年增加銀20萬兩，到清末全省已有釐卡35處，凡藥、鹽、皮、毛、煙、酒、煤、糧皆是釐金項目，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釐金收入又達31萬兩。另一種是濫徵、重徵商稅。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倫諾爾地方“違例濫徵”，以致“商販稀少”。（清檔軍機處錄副，期成額、觀音保《為籌辦本稅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歸化城監督福禮重徵商稅，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禮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將原由殺虎口徵稅貨物，又在歸化城重徵，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徵稅銀3200餘兩。（清檔軍機處錄副，四達、彰寶《查審歸化城監督福禮收稅一案》）光緒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號，由廣東採辦藥材、藥酒，運銷直隸，途經天津，被鈔關重徵，以致商人賠累，被迫改道青島，由山東運銷直隸。
二、捐輸頻仍。所謂捐輸，錶面上是商人自願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駕臨五台山，河東商眾敬輸銀3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 11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東商人情殷報效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1788）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藏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一百萬兩。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十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山西巡撫伯麟說山西現已捐輸一百四五十萬，約可得銀200萬兩。但伯麟的這種“勒限催交”，就連嘉慶帝也擔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實錄》捲11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清仁宗實錄》捲11，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豐初，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上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土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陝西、四川三省為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清檔軍機處錄副，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為遵旨報上捐輸情形奏摺》。《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籌餉艱，解運難，山陝商人之資聚迪化州城，資財已經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過，以山陝商人在伊犁、喀什噶爾、古城等處皆設鋪戶為由，又令山陝商賈將上述地方商資兌充軍餉。清人徐繼畲說：“晉省前後捐輸已至五六次，數愈千萬。”（徐繼畲《松龕全集》文集捲三《復陽曲三紳士書》）不難看出，捐輸之頻，數額之大，已為山西商民之沉重負擔。下麵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輸情況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視商人為“可啖之物”，千方百計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東鹽政白起圖，在任期間“或賄買引窩，或嚇詐銀兩，或濫差擾累，或縱役需索，以致強薦長隨，收受禮物”，對商人進行種種盤剝勒索，白自從到任後，不僅“商人所送禮物，無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門，家人竟強索“門包銀”，“家人門包，非八兩、十兩、十二兩，肯不傳奏”。（清檔喀爾吉善《為奏聞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達色任河東鹽政後，即與河東運使吳運從、運城知縣吳兆觀“彼此串通”，在鹽池搜刮鹽商的銀兩。因河東池鹽纍纍欠產，鹽商紛紛告退，清政府又舉報富戶充商，富戶皆視為畏途，達色乘機勒索。商人郭恩順、郭豐泰、祁斯清為求告免充商，達色令出銀4000兩。後來郭等三家出銀1040兩，又買“玉達摩、玉鱉”二件賄達色，才得以免充。（清檔四達、彰寶《為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縣渠興周、平遙縣尹二少，都是當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時，圖謀其資產，金永爪牙於景福便誣指渠、尹有不法陰謀，將二戶財產全部沒收，金、於二人中飽私囊。以致“三晉富民吝於財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風氣”。（徐繼畲《松龕全集》文集捲三《復陽曲三紳士書》）
其四，近代交通發展後貿易路線改變的影響。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輪船公司在中國先後開闢了若幹航線，沙俄對華貿易也由陸路改為天津、大連、海參崴的海上運輸，這就改變了中國舊有的物資運輸路線。山西作為對俄、歐貿易要衝的商路逐步改變，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優勢也逐漸失去。中東鐵路、京綏鐵路等線路的開通，對山西商人舊有的經營商路又是一次打擊。早在清光緒十六年（1890）沙俄就準備著手建西伯利亞鐵路，以適應向中國擴張的需要。甲午中日戰爭期間，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已修到貝加爾。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鴻章在彼得堡與俄政府達成秘密協議，允許俄國建西伯利亞到海參崴的鐵路，即中東鐵路。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該線通車。俄商利用海上運輸和中東鐵路運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駝、馬、車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響。京綏鐵路未通前，從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販運，皆為晉商控制，但京綏鐵路通車後，這一局面已大為改變。過去長蘆鹽運銷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糧食運銷天津，皆靠河運。但京漢鐵路通車後，原來的河運、陸運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臨縣磧口鎮，西臨黃河，隔河是陝西，這裡河面寬，水流緩，便於停船，從乾隆時始，山陝兩地客商便在磧口經商，貿易十分繁盛，清末磧口有商號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磧口”之說。但是後來由於近代公路交通的發展，這裡的水路作用漸趨衰落，磧口的繁榮已成過去。由上可見，近代交通業的發展，改變了貨物運輸路線，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舊有商路上的營業市場。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在全國各地出現了一批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的，一種既親密而又鬆散，且是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商幫。著名的有山、陝、魯、徽、閩、粵、寧波等十大商幫，而這其中規模最大、實力最為雄厚的就是山西商幫。它縱橫商界500年，經營項目“上自綢緞，下至蔥蒜”，幾乎百業俱備；足跡遍及華夏大地及周邊各主要國家；服務對象上達朝廷、官宦，下至鄉野、邊關；商路達萬里之遙，款項則匯通天下。到清中葉以後，其所擁有的資本控制了中國北方的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亞洲地區一些國家的金融和貿易，並且在明清兩朝的財政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強大經濟勢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支利傾朝野、鼎足華夏的商幫，發展到近代卻隨著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敗了。是什麼原因，使晉幫商人在清末民初由昔日輝煌繁盛而步入日暮途窮之路，最終一蹶不振？又是什麼力量，將其徹底衝垮擊敗，直入衰敗的深淵，而在華夏經濟發展的歷史舞臺上銷聲匿跡的？
中國社會步入近代以來，其社會的發展變化用社會史學家陳旭麓先生的話說，是“和中國古代那種靜態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會不同，中國近代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的社會；和西方從中世紀到近代是通過自我更新機制來實現社會變革也不一樣，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接踵而來的外力衝擊，又通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變為內在，推動民族衝突和階級對抗，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的浪頭，迂迴曲折地推陳出新的”。（見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在這個過程中，無疑是必須與那個將世界所有古老國家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西方資產階級及其所代表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接觸、來往、得到收益並促使自己獲得新生、重新發展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先輩山西商人恰恰沒能做到超越自己而尋求新的發展機遇、開拓新的經營領域，而是囿於傳統，固守舊的傳統行業，失去一次又一次新的發展機會。
反思之一：19世紀中後期，山西商人沒有大規模投資於新式產業，是它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隨著中國同西方的經濟、貿易往來的逐漸增多，古代中國傳統的商業和產業發展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並逐漸形成了一種中國的經濟發展同西方經濟發展相銜接的趨勢。在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19世紀的中後期，古老的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批近代化的工礦企業。興辦這些企業的有中外兩類資本來源。據統計，至1894年，外商已在中國各通商口岸陸續興辦了100家近代工廠，擁有產業工人34000人，資本1972萬元。中方的資金投入分為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兩部分。國家資本主要是指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為止，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為主興辦的大小50餘家近代軍用、民用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總額2263萬元，占1895年整個工礦企業（包括外國在華企業）總資本的45．22％，生產工人總數34000 至40810人，占同年近代工礦企業工人總數的37．33至41．62％。私人資本即民族資本，據估算，至1899年為止所辦近代工礦企業180家，原始資本總額約計銀470萬兩，其中近代工業約300萬兩，近代礦業約170萬兩，工人總數約3萬。據孫毓堂先生《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輯下冊，第 1166～1172頁）的數據估算，買辦及買辦商人，占早期民族資本近代工礦企業主創辦人的35.8％，是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
那麼，買辦這個階層的收入共有多少呢？據有關專家的估算統計，從1840到1894年買辦收入共約4．9億兩白銀。
到甲午戰爭以前，買辦50多年的收入總額，差不多相當於19世紀4O到6O年代間清政府10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
從孫毓棠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在早期民族資本的投資人數比例上尚有30．86％的官僚地主；18．52％的一般商人和各為7．41％的手工作坊主和華僑商人，可見民族資本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來源也是多元的。現在要問的是，作為舊式商人的山西票號是否具備近代產業投資的條件和實力。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北京分行代理行長澤村榮太郎在清末曾作了一次調查，統計共有票在33家，資本總額約為4000萬兩，但他只舉出30家的名字，而且資本合計只有1070萬兩。這恐怕只是山西票商在京的經營資本，而票號資本家（指財東）的全部家產（固定資產）以太谷曹家、祁縣喬家、渠家、介休侯家、榆次常家等估算都在幾百萬兩至上千萬兩之間，以保守數字500萬兩計算，30家至少在1．5億兩白銀左右。這樣一筆龐大的資產，又有多少投入到近代新式產業中呢？依筆者日前收集到的資料而言，直到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祁縣票商財東渠本翹才以5000兩白銀將官辦的晉升火柴公司盤過來，註入資金，更名為雙福火柴公司，這是近代山西第一家民族資本工業。到1906至1908年，渠本翹、劉篤敬才從英國福公司手中收回山西礦權，創建成了規模較大的股份制的山西保晉礦務公司。此時已落後於那些閩粵、浙滬出身於買辦而後轉化為民族資本家的先行者們30～40年矣。在整個19世紀的中後期，山西商人將祖先幾代人積累下的財富除用於創辦票號業，為封建朝廷、權貴服務外，富商巨賈們都將大量金錢揮霍浪費掉了，家家過著帝王船的窮奢極侈的豪華生活，而竟沒有一家投資於近代企業。到了20世紀初，山西商人倒是有收回英商福公司、創立保晉公司、抵制洋商、輓回利權的驚人之舉，而此時洋人與我已是雞犬之聲相聞，僅拒之於娘子關外，絕說不上是匯入近代史主流的曠世之功，至多是小國寡民閉關自衛的淺薄見識而已。我們仔細考察一下近代資本主義各國的興衰嬗替，而不拘泥於一時的歷史現象，就會發現：凡是不經工業發展為基礎的商業繁榮，是不能持久的，而只能成為過眼煙雲。故此，在19世紀後半期沒有大規模地投資於新式產業是山西商人的第一個禁錮失誤之處。
反思之二：19世紀末，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第二個禁錮失誤之處
1842年上海開埠以來，逐漸成為“泰西通商互市之區，日與西人酬酢”之地。世界近代化的大潮一浪接著一浪拍擊著太平洋西岸這個葦獲蕭蕭、漁歌晚唱、荒涼偏僻的濱海小縣，進而發展為萬商雲集、五光十色的國際性大都市。西方各國爭相把自己的發展成果拿到這裡來展示、炫耀，長開不息的“萬國博覽會”無疑為上海提供了各種近代化發展的模本。租界是嵌在上海的一塊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飛地，儘管它只是一個袖珍型的西方社會模本，但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說，卻無疑代表著一個全新的世界。一片陌生的天地，足以向國人展出其全部的文明成果。不僅是工業生產、經濟貿易、金融信貸，乃至市政管理、社會生活、精神文化的各個領域，上海居民沒有一天不受到西方文明的挑戰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其結果，就如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所述，造成中國“歷來僅有的一次社會革命——封建宗法制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躍遷”。
開埠以後，上海人一開始就敢於衝破語言障礙，直接與洋人頻繁地接觸、交往，進行經濟貿易和文化的交流。上海人在這方面積極的、外向的、進取的心態，促進了大批近代新型人才的成長，也促使上海成為近代中國的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就在上海面向世界，拼命學習外國的長技、西學之時，山西商幫票號的那些字型大小諸執事，“泄汝沓沓，大夢未醒，問以時事之變遷，商務之消長，皆似隔靴搔癢，於己無關”。一些諸如蔚泰厚票號北京分號經理李巨集齡之類的有識之士面對總號財東、經理們與時事相背的決策，給晉商發展帶來的損失，多次建議總號財東、總經理等人每年至少到各埠視察二次，藉以瞭解世界各國知識，中外市場形勢，進而說：“各國各君且有至各國游歷者，所以日進富強。現在銀行林立，互相爭勝，若不細心講求，何以自主？”在這種形勢下，李巨集齡更進一步認為：票號要立於不敗之地，要使晉商在金融市場上的權益不致喪失殆盡，全體票號必須聯合起來，組織一大股份銀行，作為票號的後盾。然而，李巨集齡的積極建議，卻被平遙幫票號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瀚極力阻攔並誣“銀行之議，系李某自謀發財耳，如各埠再來函勸，毋庸審議，徑束高閣可也”。這以後，部分山西票號商人雖有改設銀行的議舉，但因種種原因均未成功，喪失了重振和復興的時機。而在太谷票商武佑卿家中擔任私塾教師的劉大鵬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及觀（當地）富家，無論男婦長幼，率皆黎明方寢，日落才起，即早起亦在午後。……惟是飽食終日，處高樓大廈之中，求沃壤膏腴之土，以備終夜呼吸”。據票號經理人員的回憶，當時著名的大富豪如平遙五聯號財東介休賈村侯家，首家票號日升昌財東平遙西達蒲村李家，太谷曹家的後代們大多耽於吸食大煙的惡習，不理號事。率先將東家的西裕成顏料鋪改組為日升昌票號，而被幫內同仁贊譽為“拔乎其萃”的票號鼻祖雷履泰，其後代子孫大都才能平平，非但無法繼承其祖先的事業，而且也一個個染上了大煙癮，家道逐漸敗落，至其玄孫雷東陽時，竟將其家產變賣一空，甚至連祖墳上的石碑也賣與他人，最後至1921年流落街頭，活活餓死。
如果說在19世紀80年代，在上海灘，金融勢力還是呈現出外國銀行、錢莊、票號三足鼎立之勢的話，到20世紀20至30年代，已變為外國銀行、錢莊和中國新式銀行而無票號立足之地了。由此斷言，19世紀末20世紀初，平、太、祁三幫票號的中心沒有隨著全國經濟、金融中心南移上海，是山西商幫的禁錮失誤之二。
反思之三：與寧波商幫相比，不能開拓新的活動區域和經營項目，尤其是在培養後代人才上的失誤，是晉商的第三個禁錮失誤之處
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的商品流通線路開始發生變化，上海取代廣州成為我國海上對外貿易的中心，並逐漸形成了以上海為核心的沿海和長江中下游各通商口岸之間的流通網路。形成較晚，崛起於明未清初，以寧波府所屬鄞縣、奉化、慈溪、鎮海、定海、象山六縣為主的寧波商幫，在上海開埠之後，以毗鄰上海的地利優勢，異軍突起，後來居上，很快成為來滬經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幫口之一。寧波商幫資本家因生長在通商口岸，從小受歐風美雨的資本主義經營思想的熏陶，具有西人經商手腕和現代技術專長，其最大的特色是對新生事物極為敏感，能夠抓住機遇，不斷地更新經營項目，開拓新的活動區域。
上海開埠之後，隨著社會風尚的變化，市場需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寧波商幫預感到並看準了這種變化的趨勢，在保持傳統的銀樓業、藥材業、成衣業、海味業等行業特色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更新經營項目。如寧波幫的支柱行業沙船販運業最繁盛時期是咸豐、同治年間，自歐美輪船航運侵入後，寧幫商人在沙船餘勢未衰之時，慧眼獨具，轉而經營輪船航運業。創辦於1895年的外海商輪局、永安商輪局，1909年的寧紹商輪公司和1913年的三北輪船公司便是這一應變的產物。
發達的錢莊業和銀行業，是寧幫得以發跡和臻於鼎盛的又一支柱行業。19世紀末，經營錢莊的寧幫商人意識到錢莊將被銀行所淘汰，便千方百計，竭盡全力設法插足其內。我國第一家民辦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籌備時，寧波籍商人嚴信厚曾自願要求將所設的票號和各埠分支店改組加入。此事雖未成功，然嚴信厚、朱葆三、葉澄衷等寧波鉅賈均成為該行總董，在“權歸總董，利歸股商”的原則下，掌握著該行業務經營的實權。以後在上海、北京、天津及全國各通都大邑相繼組建的多家銀行中，均有寧波商幫涉足投資和經營。1934年，浙江興業銀行在一份調查報告中說：“全國商業資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業資本以銀行居首位，銀行資本以寧波人居首位。”此話絕非虛語。
“滬地為寧商輔集之區”，寧波商幫旅滬經商者不下數十萬人，即使在日寇占領、經濟蕭條的1941年，寧波人在上海經營的工商企業仍達2230家。他們還適應市場需求，開拓從事許多勞務性商品的經營活動。其及時更新、全力經營的項目有進出口貿易、五金顏料行、鐘錶眼鏡業、呢絨洋布業、日用百貨業、西藥業、房地產業、保險業、證券業、公用事業和新式服務業等眾多的新興行業。
時光流逝，沖淡了晉商創立的輝煌業績，沖淡了他們衰落、屈辱、慘痛的記憶，時光只留下一個個散落在三晉大地上的民居大院。難道作為後人的我們，只能是綴串起這一個個珍珠，向世人炫耀我們的祖上也曾風光過就足以了嗎？什麼時候才能重新鑄起新一代晉商的輝煌呢？這才是研究晉商歷史的真實所在。
營銷營銷，無論是營還是銷，最終的目的還是利潤。因此， 當我們太多地探討營銷的花哨和技巧的時候，最不應該忘記的就是營銷的根本目的和訴求，那就是利潤。
在商言商，晉商的營銷是朴素的，也是最具效率最具利潤召喚力的營銷策略。商人唯利，晉商的營銷戰略核心就是薄利營銷。
那麼，薄利營銷的核心和價值在於哪裡呢？
第一，薄利營銷是利潤營銷，以利潤為核心。
薄利，看起來似乎利潤不多，但是，如前所分析，薄利的經營行為從長遠來看是利潤的巨大累積，事實上，晉商就是依靠這種經年累月的薄利的積累才聚積了巨大的財富。
在薄利營銷策略下，利潤成為唯一的核心，也成為非常清晰的核心，在這種核心營銷理念的指引下，產品設計、銷售組織等均可以放開進行，只要有利可圖，就可以實現銷售，這樣，整個業務環節均處於相對放鬆的一種狀態，或者可以稱為相對和諧的狀態，由此，業務環節得以有效配合，在薄利原則的指引下，無論是對廠家還是消費者，商號經營者都不會因刻意堅持利潤底線而引起與對方的緊張僵持狀態。
晉商在這方面的著名案例是，商號對供應商實行充分信任的政策，在價格上也不斤斤計較，但是，一旦供應商方面在質量或價格方面出現了欺詐行為，則從此斷絕與該供應商的合作，而且是永不合作。在這個時候，商號其實圖的就是自己的那一點利，而這點利對於商號來講是通過自己經營過程中的附加值而體現出來的。
以自己的利潤為核心進行的營銷到頭來會因為自己的理性堅持而獲得長久的生意和價值，從而成為一種非常具有實際價值的營銷策略。這就是薄利營銷的利潤營銷意義所在。
第二，薄利營銷是消費者營銷，以消費者為指向。
所謂薄利，最終受惠的，其實還是消費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晉商的薄利營銷是一種消費者營銷，是以消費者為指向的營銷策略。
以消費者為指向，根本意味是這個薄利營銷是為消費者服務的，要讓消費者得到根本上的實惠。
為什麼商場一旦有打折銷售，消費者總是趨之若騖，根本原因就在於，消費者是趨利的。如果商家能夠真正地做到為消費者服務，讓消費者感受到在某個商家就是能夠獲得真正的實惠，那消費者就會對這個商家形成消費上的忠誠。
晉商以薄利多銷為核心的銷售策略背後其實是薄利營銷的戰略在做指導，要讓消費者獲得更多的利益，商家就要犧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最終以薄利的面目出現。晉商為什麼會在歷史上獲得巨大的成功，薄利對消費者的根本性的吸引是關鍵，無論是多麼花哨的廣告語或者促銷活動，如果消費者得不到真正的實惠，消費者是永遠不會成為商家的忠實顧客的，也就更談不上商家的長遠發展。
晉商經營數百年，其實，成功的核心因素靠的就是這種薄利的營銷手段，例如前面提到的賒銷和來回手等銷售技巧都是在這種營銷戰略指導下的具體銷售行為。
第三，薄利營銷是一種戰略營銷，是真正的營銷戰略。
晉商以薄利營銷的長期實踐最終形成了對上游合作伙伴和下游消費者的長久的合作和吸引，從而實現了一種戰略上的營銷。
從企業發展和經營管理實踐來看，營銷戰略是從整體上服務於企業經營管理和發展戰略的，從整體策略上來看，真正有效地服務於企業整體發展的營銷策略才是真正的營銷戰略。
晉商的薄利營銷戰略正是符合和推動晉商事業發展的有效的營銷操作和實踐，是一種真正的營銷戰略。
近年來，從西方傳入的五花八門的營銷理念和實踐，似乎讓人們覺得營銷簡直就成了一種神話般的東西，很多企業尤其是部分企業主，甚至把希望寄托在了某些或某個營銷大師身上。
俗話說，萬變不離其宗。企業的經營核心是利潤，所有的營銷工程，叫戰略也好還是叫策劃也罷，最終要落實到為利潤服務上。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沉迷於營銷教練或營銷訓練的企業家們，首先應該來看一看晉商的薄利營銷策略，並由此領會一種以利潤為核心的營銷戰略的建設和構造，或者，這種工作更具有實際意義。
晉商作為一大商幫，其涉及的行業之廣泛、地域之廣闊，顯然，也不可能是均衡和統一的利潤的，所謂薄利，一定在不同時期和不同行業也有相當的變化。今天，我們的晉商後人或現代的中國企業家們，應該領會和把握晉商之薄利營銷的真髓並將之有效地結合到自己的商業實踐中去。這，才是我們研究和推廣晉商之薄利營銷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