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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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粵商，實際上在明代主要是廣州幫與潮州幫，在清代還包括嘉應幫等。關於粵商的形成和發展，黃啟臣有系統的論述。他原來認為，隨著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商人紛紛組織私人武裝船隊，衝破海禁，出海貿易，逐步形成了以武力取得對外貿易權利的海商貿易集團，即海商商幫的出現”，“由此可見，粵商是在明嘉靖年間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幫。隆慶開放海禁之後，廣東商人集資結幫出海貿易者更是層出不窮”，著名的海商包括澄海的林道乾、潮州的諸良寶等，“他們為了保證海外貿易的安全，不僅內部拜結為幫，而且還與其它海商聯合起來成為大的海商集團”，粵商是在明嘉靖中葉以後逐步形成的。而首先形成的海商，與之相適應而形成的是牙商和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粵商主要是由廣州幫和潮州幫構成。可近來黃啟臣等又認為，直到清代康熙開海貿易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
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說，廣州“人多務賈與時逐”，可見廣州人經商之勢頭。從廣東商人的活動情形及其組合形式看，至遲到明後期，以廣州商人和潮州商人為主體的廣東商幫確已形成了，或者可以說，廣州商幫和潮州商幫已經分別形成了。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蘇州閶門外山塘建立了嶺南會館。由廣西平樂府城乾隆年間所刻粵東會館《鼎建戲臺碑記》載“平郡會館之設，創始明萬曆間”可知，廣州商人於萬曆年間在廣西樂平府創建了粵東會館。萬曆二十五年(1597)海南島儋縣已有天後宮，至清初改名為廣[州]府會館，隨又改名為福潮會館。廣州府的東莞商人於天啟五年(1625年)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建立了東官會館，後改名寶安會館。乾隆四十二年(1777)，潮州商人說：“我潮州會館，前代創於金陵，國初始建於蘇郡北濠。”可見潮州商人於明代在南京也建立了會館。南京非廣東商人科考地，潮州商人建有會館，說明他們已經獨立成幫。由這些事例可知，認為直到清代開海以後“潮州商人才算是形成了真正獨立的商人群體而成‘幫’了”的看法，對潮州商人成幫的時代則不免估計不足斷之太晚。
粵商作為中國經濟當中非常活躍的一個群體，有其自身的特點。在“2010年中國五金行業‘粵商’聯誼會”上，眾多五金業界粵商代表為我們講述了五金業的粵商特色。
粵商與徽商、晉商、浙商、蘇商一道，在歷史上被合稱為“五大商幫”。粵商自古以來特別是近代以來就在推動中國和世界工商業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改革開放以來，新粵商繼承歷史傳統，發揮地緣優勢，創新發展理念，以獨特的商業智慧和勤奮的創業精神為中國和世界經貿發展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一部新粵商敢為人先、務實創新、爭雄奪冠的創業史，就是一部推動廣東改革開放發展的歷史。
改革開放以來，粵商推動著廣東的產業結構從“珠江水、廣東糧”，到“嶺南服、粵家電”，再到今天的“IT簇群、五金基地”……物流、咨詢等服務業更是方興未艾。在人們看來，粵商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借改革開放的政策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不僅在市場化經濟大潮中掙得盆滿缽滿，更是“借雞生蛋”，學技術、學管理、學資本運營；一言以概之，就是在傳承“通達務實”、“開放兼容”等傳統粵商精神的同時，更具創新意識和長遠眼光，更善於吸引、利用全球範圍內的人才及各種資源。
30年來，廣東國民經濟以年均13.7%的速度快速增長，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百業興旺、人民安居樂業。這其中凝聚著廣大新粵商的智慧和心血。當前廣東的發展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處於全面轉入科學發展軌道的關鍵時期，正在努力以新一輪思想大解放推動新一輪大發展，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
新時代的粵商也有了新的精神，那就是“新粵商精神”。一是敢為人先。這是新粵商精神的基石；二是務實創新。這是新粵商精神的靈魂；三是開放兼容。這是新粵商精神的精髓；四是利通五洲。這是新粵商精神的重要特色；五是達濟天下。這是新粵商精神的重要體現。新時期廣東的發展需要廣大新粵商的繼續關心和支持，廣東的發展也將為新粵商創造無限的商機。
不同的“商幫”，都具有各自獨有的經營模式、理念和行為特征。相對全國各地的現代“商幫”而言，“粵商”的綜合實力、綜合競爭力等仍然是“中國第一商”。
由於地處南部邊陲、遠離政治中心、與港澳相鄰，最早培育和開放市場，最早接受東南亞產業轉移，因此它們在全國形成了一種具有鮮明的南越區域色彩風格和帶有濃郁的嶺南文化特色的企業群體，造就了“粵商”自身獨特的個性和特征。這些個性既造就了“現代粵商”強大的生命力，又帶來了制約自身發展的新問題。就積極意義而言，現代“粵商”具有四個方面的優點和個性優勢。
一、市場敏感性強。
粵商一般能先人一步，發現商業機會所在。並且在別人看不准或猶豫的時候，果斷而大膽地做出決策。這也是大量新興業態和商業領域的先進技術被最先應用於廣東商業企業的原因之一。
二、接納和包容性強。
粵商對於各種有能力的人才以及新生事物，普遍能夠虛心學習接受，並對於企業發展有利於的批評建議以及有能力的人才都能包容和接納。這也就是珠三角一些農民商人雖然自身沒有文化，但卻能辦大型批發市場、高檔連鎖酒店以及商業街的原因。
三、講求實效和穩健。
粵商做商業，就是“辦工廠”一樣，實實在在，既不虛漲聲勢，亦不急於求成。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大，“賺得手裡的才是錢”，一般不做摸不著邊際的“巨集偉設想”。大多不冒風險，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朋友是朋友，生意歸生意”，算盤打得精準。一切經營，強調的是效果，對於形式如場面上的東西，“粵商”們普遍並不講究。當年鄭州亞細亞在廣州仟村百貨經營時，每天早上鼓樂隊迎客，粵商們就弄不懂它有什麼實際意義，無一接受。
四、註重實幹和苦幹。
大多數粵商是從小商小販做起來的，所以即使現在規模做大了，亦勤勞苦幹。“員工休息，老闆守店”不足為奇，“大商場開業，老闆親自擦玻璃”，也並不吃驚。
正是上述個性特征和優點，造就了粵商們今天的成就，使他們能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生存、發展和不斷壯大。
歐人認為粵商具有講求實際、敢想敢乾、靈活善變、迷信、淡泊政治的人格特征；並總結了廣東商人的商業精神為：全民皆商的重商精神、敢為天下先的開拓創新精神、重利不務虛的務實精神、“借雞生蛋”的靈活變通精神。
吳水金認為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業倫理和商業道德，明清時期粵商的商人精神包括三個層面：
- 一是粵商的從商宗旨和原因是由象山之學的“治生為先”觀念、追求人生價值、追逐利潤動機複雜交織而成；
- 二是在經商中的敬業精神和觀念，具體表現為對於職業的執著追求，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堅韌不拔、百折不回等職業精神；
- 三是商人的商業倫理觀，其核心是“義利觀”，而最為顯著的特征是儒家的義利觀。
凌飛認為，“粵商”在襟山帶海的地理環境和響徹遠古的嶺南文化孕育下所形成的堅韌強悍、敢於冒險、勇於任事、大膽革新、追求自由的精神特質。
郭盛暉則從“地理學視角”概括了粵商精神：以商為榮，全民皆商；敢想敢乾，冒險進取；務實高效，誠實守信；開拓創新，靈活善變；貼近市場，遠離官場；崇尚神靈，講究避諱。楊荷卿、言民概括了“新粵商精神”體現在“靈活”，而靈活的靈魂就是創新。
吳愛萍認為粵商精神還應包括在其經商處世過程中形成的自身獨具特色的“和諧精神”，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在決策上精於籌劃、善於變通；在經營上夯實沉著、追求實效；在行動上敢為人先、反應敏捷、擅長模仿；為人處事上通達融和、爽快重義。“夯實通達”、“開放兼容”、“和氣生財”等詞語，是粵商精神最好的描述。
周兆晴則歸納了粵商精神的特征為：實用主義的策略思維、經驗和技術導向、合作文化與創業精神等。
粵商文化由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廣府文化三大板塊構成。歷史上做生意最厲害的是廣府人，廣府的代表是18世紀的廣州十三行。近代是潮汕人。潮汕靠海，有很強的風險、憂患意識與拼搏精神。近現代起，客家商人開始涌現，他們勤勞務實，進取心強，註重企業文化和品牌建設。
其實，遠在秦漢嶺南文化萌發之時，粵人就形成了“重商”文化，如漢朝初期的高新技術產業是鐵製品，然而嶺南地區沒有鐵，必須靠商人從中原販鐵來供應；從宋代到明清，不同時期的商業文化對廣東的影響都十分深刻。到了近現代，廣東人更是進一步將嶺南人重商求利的文化發揚光大。長期的海內外貿易，使粵商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同時，亦受到西方商業思想的啟蒙。近現代“香山(泛指珠海、中山、澳門等地)人”創辦了現代中國百貨業的先驅——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就是在傳統商業文化的基礎上容納吸收了西方商業文明的結果。
中國的文化特征是“以和為貴”，對內講“和氣生財”，對外講“和平友好”，這是眾所周知的儒家文化傳統。中國傳統商業文化是“合和”文化，即由集合、匯合、混合、結合、合作到和諧、和睦、和順、和悅、和平共處的文化。中國儒學文化中的和諧精神與西方文化中競爭、開拓精神結合起來，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特質，對粵商精神起了重大的影響。因此可以說，粵商文化從屬於儒商文化範疇，儒商文化囊括粵商文化，兩者一脈相承。
所謂儒商文化，就是基於東方傳統歷史文化的深厚底蘊、以儒家思想積極因數為內核的特色商貿文化，現今為世界廣泛認同。儒商文化具有如下特質：仁德、仁義(取之有道)；和睦、友愛；誠信；謙恭、禮敬；親善、樂施、平和(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包納、寬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調和、制衡(過猶不及、滿則溢)；張弛有道……其核心是“仁至上，和為貴”。對比觀照粵商文化特點：兼收並蓄；靈活開放；寓商於娛(工作娛樂兩不誤)；人情味濃(生意不在仁義在)；務實果敢……及粵商文化的核心特點：“和氣生財、平和處事、謙和待人”。很顯然，從個體外在表現形式上，粵商文化融合海內外的商文化精髓並具有鮮明獨特的南粵地域特色；從母體內在實質上，是傳承弘揚並兼具了儒商文化的許多優良特質，特別是和諧精神。
粵商文化發展幾千年，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其中，在經商處世的過程中形成的自身獨具特色的和諧精神，主要體現在四個層面：在決策上精於籌劃、善於變通；在經營上務實沉著、追求實效；在行動上敢為人先、反應敏捷、擅長模仿；為人處事上通達融和、爽快重義。“務實通達”、“開放兼容”、“和氣生財”等詞語，成為粵商精神最好的描述，也成為對中國商人智慧的概括。
“和諧”作為粵商的一種文化精神而非簡單的意識，還在於它滲透於粵人生活方式的各個領域，構成濃重的文化氛圍。粵商文化中的和諧精神，不但體現在其自身人文主體精神弘揚、實用主義意識的實踐和追求“和睦共處”的自然和諧境界等方面，也體現在粵劇、粵菜、粵式建築等藝術形式和飲食、居住文化中。例如粵菜特別講究“和味”，不片面強調甜酸苦辣咸等任一種味道，而是要調出食物的原汁原味，並與嶺南水土相適應而各味和諧協調；粵商資助和影響下的粵派建築和客家圍龍屋群落、嶺南園林風格自然古樸，與自然保持和諧，其選擇和構建就是以傳統的風水理論與“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作為指導，體現了人居環境和自然完美結合的境界
粵商有三種基因：
從做生意的傳統和思想觀念，四大商幫有很大的不同。從晉商、徽商、浙商、粵商橫向比較，其他商幫的不同特點值得粵商借鑒和利用。晉商和徽商因沒轉型，沒改變而淹沒於歷史中。前兩者曾經的繁榮，是前所未有的。晉商留下的誠信品質是中國商業文化最好的瑰寶。徽商的特點是把事情做大後，轉向“賈而好儒”，重視後代和人才教育。晉商和徽商的成功來自於官商結合，他們的失敗也來自於官商結合，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溫州和寧波商人的基因是螞蟻，這群螞蟻雖小但頑強，雖微不足道，但作出的集體結果卻令人吃驚。浙商雖然是小商品經營模式，但是形成世界級影響。浙商和粵商都是從零開始建設商業王國，這在世界上是值得驕傲的。浙商和粵商“以小博大”、開放外向精神是世界級別的。粵商的精神基因在國際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應繼續強化和發展。
粵商的DNA也存在不足：
- 第一，粵商是貓型企業家，特點是善於發現機會，動作快，就像貓捉老鼠一樣。但貓卻有致命的弱點，競爭力也不是最強的。
- 第二是價值鏈缺陷。現在處於價值鏈低端環節，在“微笑曲線”測試中，低端環節得分最高，高端環節得分並不高。
- 第三是產業鏈缺陷。美國產業結構已經完成了升級，把產業轉移先後轉嚮日本和中國。而我們在產業鏈環節中卻有很大的缺陷。第四是商業文化的缺陷。
這些缺陷的主要表現有幾點：
- 第一是為富而不貴。珠江三角洲的企業家無貴族精神，內在精神氣質很低。
- 第二是小富即安。這並不個案，而是集體性表現。珠江三角洲企業家創新、奮鬥精神逐漸消失。目前家族企業進入更新換代時期，第一代人創新、打天下的精神，到了第二三代卻不得不打問號。
- 第三是宗親烙印。珠江三角洲企業在內地可以利用宗親關係，但在走向全球化過程中，不能依靠這種模式。我們要繼承粵商優秀的傳統和基因；在商業模式創新上有所作為；既要創新商業模式也要在商業文化上脫胎換骨。
關於十三行、七十二行、廣東會館等廣東行會和商會的研究，一向是史學界的重要課題，學界的研究成果頗多，論著甚豐。受體例和篇幅的影響，我們這裡主要對涉及經濟學、管理學問題的研究成果略作列述。
1、十三行研究
廣州十三行，是指清代設立於廣州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又稱洋貨行、洋行、外洋行、洋貨十三行等。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粵海關及其相應的商貿行政管理的延伸。
屈大均在《廣州竹枝詞》里描述了當時廣州十三行商人經營對外貿易及其殷實富足的情景，是現存文獻中有關十三行的最早記載。關於“十三行”的起源，如梁廷楠的《粵海關志》、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考論十三行源於明設立的牙行。李龍潛、鄧端本的《廣州十三行名稱及起源考辨》認為元明時期的牙行是清廣東十三行的先驅。
隋福民的《清代“廣東十三行”的貿易制度演化》，以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為視角對清朝的“廣東十三行”貿易制度演化歷史作了梳理，認為清朝的貿易制度在中央政府、地方官吏、行商、散商、外商、外國政府等多個主體的持續博弈中不斷演化，最終完成了制度變遷：朝貢體制變成國與國對等的貿易體制。楊國楨《洋商與大班：廣東十三行文書初探》、《洋商與澳門:廣東十三行文書續探》分析了廣東十三行文書，如賬簿、契約、書信等商業文書的史料價值，即引導學術界的研究從制度性的闡述向經營管理運作的重構縱深發展。
十三行商人，一度與兩淮鹽商、山陝晉商共稱為清代中國三大商人團體，很多專家和學者都有專門的研究：黃啟臣、龐新平所著的《明清廣東商人》，不僅介紹了廣東商人崛起的前後背景,而且單列章節介紹了廣東著名的十三行商人家族，如南海商人顏亮洲、番禺商人潘啟、南海商人伍國瑩、新會商人盧觀恆、番禺商人梁經國等。雷曉宇的《廣州十三行傳奇》介紹了十三行商人家族以及十三行商人的發展、衰落的歷程。章文欽對清代廣東行商伍怡和家族作了剖析，廣州歷史文化名城研究會與廣州市荔灣區地方誌編篡委員會主編的《廣州十三行滄桑》一書中收入了大量學者關於十三行商人的論述，如黃國聲的《十三行行商顏時瑛家世事跡考》，陳國棟的《潘有度(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章文欽的《十三行行商早期首領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領伍秉鑒與伍崇耀》、《十三行行商吳健彰》，潘剛兒的《十三行行商潘正煒》，黃景聽的《清代廣東著名行商盧觀恆》，王麗英的《潘振承的成功之道》等。
2、七十二行研究
清末文獻提到的廣州的七十二行，有兩種含義。第一種含義是指清末民初廣州商業、手工業各行會的聯合體。廣州總商會成立後，它仍作為與總商會平起平坐的商人團體，參與各種社會、政治活動，在地方政治、經濟生活中有很大影響力。“七十二行”的第二種含義是，全體廣州商人的代稱，或者是廣州城各個商業、手工業(一些行業是工商合一的)行業的泛稱。
邱捷對“七十二行”作了較全面的研究，較詳盡的介紹了“七十二行”的概況及其與廣州總商會的關係，並分析了“七十二行”在地方政治、經濟生活中產生的巨大的影響力。彭南生的《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對廣州的行會制度的發展演變作了介紹。相比較於“十三行”研究，學術界對“七十二行”的研究成果尚顯薄弱。
3、廣東會館研究
會館是明清時期伴隨著傳統市場經濟發展、人口流動頻繁而由外鄉人在客居地(一般為通都大邑)建立起來的一種地緣或業緣社會組織，粵人建立的會館主要有工商、移民和試館三類。關於粵人會館的研究，劉正剛的《廣東會館論稿》一書，從區域性角度來研究會館史，把會館與某個區域的社會環境、發展歷史結合起來觀察，選擇多個北京、天津、上海等區域對廣東會館做了研究。侯宣傑就清代廣西的廣東會館的發展。胡小安認為，明清時期粵商入桂，由於會館的建立，減少了商人的交易成本，從而促進了粵商力量的發展，進而導致廣西社會，首先是經濟其次是文化等方面的變遷。
羅晃湖介紹了菲律賓的廣東會館的發展歷程，指出菲律賓廣東會館的主要作用是：在鄉親間起團結聯誼，排難解困、謀求福利等，以及為粵籍僑胞提供住宿和介紹職業，此外還積极參与當地華僑社會的各種公共(公益)失業和活動。劉正剛、黃志堅介紹了清代東南亞地區的廣東會館。劉正剛的《清代廣東華僑會館在海外的分佈》，敘述了廣東華僑會館在海外的分佈情況，進一步總結認為，清代廣東人移居國外主要以東南業為主，其次是美洲大陸，然後為澳洲、非洲與歐洲等，這些會館的功能在於維持基層華僑的社會秩序、解決會員間的民事糾紛與爭端、幫助當地華僑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等，同時還傳播了中華文明、加強了同鄉間的內聚力，也為居住地社會經濟發展註入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廣東本地的人口壓力問題。
(一)敬業務實的工作價值觀
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精神氣質”(Ethos)在一個地區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對於企業組織而言，企業創始人的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決定著企業經營的使命和目標，影響著組織的生命力。
粵商和浙商具有敬業務實的工作價值觀，來源於各自特定的文化傳統。粵商成長於其中的嶺南文化，並不認為人們對物質利益的欲望是可恥的，這是不同於中原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譬如明朝嶺南學者湛若水，反對當時中原流行的宋儒“存天理，滅人欲”之說，認為：“惟天生民有欲，欲不必無，亦不能無，為無欲之說者，惑也。”肯定了人的物質欲望是天生具有的，一味禁欲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關鍵在於：“吾人切要，只於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於讀書酬應，無非此意。一以貫之，內外上下，無非此理，更有何事?”湛若水等嶺南學者的哲學思想，這裡不遑細論。需要指出的是，所謂“執事敬用功，自獨處以至於讀書酬應”的觀點，構成嶺南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其要點在於：強調人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做任何事情心中都要有一份敬畏之心，認認真真把事情做好，不要在事情之外去尋求什麼“天理”，反而耽誤了認真做事。這對於培養粵商敬業務實的職業精神可謂大有助益。
成功的粵商往往堅持“生意就是生意”，認為經商賺錢本身既不是一件比讀書做官丟人的事兒，也不必說是一件崇高神聖的使命，把生意做好就是最大的成功；要做好生意就要鑽研生意之道、就要勤勉敬業，粵商深諳此理。“要發財，忙起來”，是廣東商人們的口頭禪。“大商場開業，老闆親自擦玻璃”，踏踏實實，既不虛張聲勢，亦不急於求成，一步一個腳印地做大做強。
浙商則受永嘉“實學”之經世致用傳統的影響。南宋浙江思想家葉適、陳亮為代表的永嘉學派，開創了貼近社會生活的功利學派(又稱事功之學)。首先，他們以“務實”為主要思想宗旨，認為“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誠如黃宗羲評價說“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其次，永嘉學派強調經世致用，主張發展商品經濟，重視功利。在他們看來，“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由此出發，永嘉學派提倡“扶持商賈”，重視和鼓勵工商業的發展，強調“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肯定了商人逐利的正當性，認為經商也是經世之大業，是堂堂正正的職業。
永嘉學派磨練了浙江人的務實精神，在他們看來，行業本身無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重要的，他們身上吃苦耐勞的精神和事業心尤為突出。“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就是浙商的生動寫照。這種“務實”精神構成浙商工作價值觀的重要特征，認為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別，關鍵在能否賺錢。比如寧波商人，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即為“不以利小而不為”，創造了商業行為上的“一釐錢精神”，“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人”，“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是浙商創業過程的鮮明寫照。
(二)對“商機”的敏銳嗅覺
外部環境對企業的生存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對市場獲利機會是否敏感、能否抓住機遇、乘勢而上，是贏得主動和優勢的關鍵所在。從創業學的視角來看，創業機會或“商機”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核心概念，商機的創造和識別是創業過程的核心，隨後就是抓住商機的意願與行動。先於他人發現並捕捉商機，是商業經營中一個重要的關鍵成功要素。為什麼是某些人而不是其他的人?該如何識別出這些創業機會?美國學者Shane歸納出兩個要點：
改革開放以來，粵商得風氣之先，善於捕捉新興的高增長行業。從20世紀80年代的輕工業、服裝業到90年代的家電業，再到21世紀初的汽車、石化產業、房地產業，粵商往往憑藉其敏銳的商業嗅覺和市場洞察力，總能先人一步，占領商機。
同樣，浙商也善於小中見大，抓住不為他人所察覺的市場機遇，占領外地人不屑一顧的領域。歷史上，浙商也正是善於審時度勢，抓住商機，在錢莊走向衰落之時投資近代銀行業，從而避免了晉商與徽商的命運，實現順利轉型。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曾說：“浙人性機警，有膽識，具靈活之手腕、特別之眼光，其經營商業也，不墨守成規，而能臨機應變”。呂福新(2007)從主體性分析的角度出發，指出浙商具有“個眾”特性，這種“個眾”的市場主體屬性，普遍表現為對市場獲利機會的敏感性或敏銳性。什麼東西能賺錢就賣什麼，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人，甚至演變成“有了浙江人就會有市場”。對市場的敏銳洞察力和超前眼光，使浙商能抓住不為常人所察覺的市場機會，能見微知著。如當歐元問世之後，細心的浙商發現歐元紙鈔尺寸稍大，原來的錢夾不好放，於是設計生產了歐元皮夾，現在歐洲市場到處都是浙商發明的歐元皮夾。以小見大，挖掘其內在商機，是其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三)“模仿+局部創新”的集中成長戰略
考察粵商與浙商企業的發展史，我們發現許多企業的創業歷程都採納了筆者稱為“模仿+局部創新”的集中成長戰略。從戰略管理的視角來看，所謂“集中成長戰略”(concentratedgrowth)，是指企業在單一市場內，運用單一的優勢技術，將其資源用於單一產品的利潤增長的戰略。而我們這裡所稱的“模仿+局部創新”的集中成長戰略，是指一個企業進人某個產品市場時，在仿製的基礎上對產品功能、加工工藝、增值服務等領域進行局部創新，並對該產品市場採取迅速滲透的發展戰略。
許多粵商、浙商企業，最初以加工貿易起家，為其他企業提供代工服務，在累積了必要的資本、管理、技術和營銷經驗之後，往往選定某種產品進行仿製並局部創新，獲得成本優勢或服務優勢，並集中資源在該領域與原有廠家展開競爭。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曾被譽為“順德一把扇”的裕華電風扇廠，最初只是一個生產風扇配件的小廠，偶然獲悉日本在香港市場上新推出的“鴻運扇”，於是購買樣機，拆解鑽研，消化吸收加工工藝，併在仿製的基礎上進行改進，使得產品成本更低廉、絕緣性能更可靠、送風質量更穩定，並對產品採用迅速推廣的促銷策略，使得競爭對手難以迅速做出反應，最終放棄該市場。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特征往往與前述粵商、浙商對“商機”的敏感具有高度相關性。進而言之，對於“商機”的敏銳嗅覺，是一種認知層面的關鍵成功要素；而“模仿+局部創新”的集中成長戰略則主要體現為行動層面的關鍵成功要素，二者之間的相關性，構成了一種“知”與“行”互相匹配的功能機制。
(一)資源運作方式存在差異
許多粵商和浙商文化水平並不高，創業資金、技術儲備力量並不雄厚，但經營獲得了成功，一個關鍵因素是擅長資源整合和運作，但在具體運作方式上則存在較大差異。
對於粵商而言，其資源運作的策略往往是巧用“借”術，善於借雞生蛋、借錢發揮、借才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充分吸納海內外資源和力量，藉助外來資源尋求自身發展。目前，廣東實際利用的境外資金占了全國的1/3，形成了中國最龐大的“外源”型經濟體系。在人力資源方面，粵商善於借才發揮，用借來之才彌補自己經商中的不足。而粵商“借術”能夠行的通，原因有三：一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政策優勢；二是粵商文化“開放包容不排外”的價值取向：對於各種人才以及新生事物，普遍能夠包容和接納；三是在利益分配上，粵商“不摱獨食、有錢大家賺”的心態，使得資源擁有者樂於投入。
相比之下，浙商在資源運作方面的典型特點是依靠商業網路，打造商業聯盟，整合資源。浙江經濟是一種“浙江人經濟”。呂福新(2004)指出，浙商的優勢，是在“體制改革和市場形成的先發優勢”以及“專業市場和傳統產業的集聚優勢”的基礎上，形成“個人獨立和關係展開的主體優勢；浙商並非少數商業精英或儒商，而是成群或連片的，具有國民性或民眾性。劉昱、陳禹(2007)從系統的角度分析浙商，指出浙商系統是其成員在資助交互、協商、合作的基礎上產生的個人關係網路，具有自發涌現性。浙商往往以小型家族企業起家，充分利用血緣、鄉緣、業緣關係，滾雪球式地”抱團“，形成緊密的產業集群——由優勢產業、關聯行業、協作配套業，形成相關產業鏈和”共生圈“。同時，浙商註重行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營銷網路、信息平臺、協調發展、資源整合的功能。譬如溫州一地就有組織健全、功能較強的商會如服裝商會、煙具協會、眼鏡商會、傢具商會、五金商會等130多家。
(二)同行企業的關係策略存在差異
粵商的興起，無論“一口通商”時代的行商或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粵商，往往得益於特殊的國家政策優勢。在短缺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家企業都無法獨占市場，同行之間競爭關係並不明顯，這一時期的粵商企業往往利用集群優勢“做市”，形成一系列“專業鎮”，如番禺音響器材、石灣的南莊陶瓷、中山古鎮燈飾、樂從傢具、西樵布市等，依靠集群效應擴大市場知名度，吸引客戶。需要指出的是，在這種產業集群中的同行企業並不構成緊密的戰略聯盟關係，而呈現出開放性與謹慎競爭的態勢。所謂“開放性”，即產業集群並不限定新企業的進入門檻；所謂“謹慎競爭”，即同行之間互視為競爭對手，密切關註同行企業的產品質量、價格、技術、客戶群，一旦發現同行的變動，迅速作出反應。這種同行之間的關係策略，造成以下兩種結果：第一、同行企業之間自發維持一種動態平衡關係，開放與競爭的戰略關係，使得產品質量、技術與價格，註重滿足市場與顧客的需要，有助於提升行業整體素質。第二、同行企業之間難以構成穩定的合作關係，而行業協會的功能難以發揮，往往出現價格惡性競爭等不可控局面。
浙商的“抱團”觀念，則非常註重同行之間的協作與互相支持。張敏傑(2007)指出浙商成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集群協作效應的強化。浙商善於利用親緣、鄉緣網路和行業協會的作用，互相配合，協同行動，獲得“族群”對本行業及相關產業鏈的主導權。這一特征，與西方的猶太商幫甚為相似，並早在百餘年前就被來華的西方人發現，如F.V.Richthofen曾評價寧波商人，完全可以與猶太人媲美。馬克斯·韋伯指出，猶太人始終保留著一種“雙重道德”標準：禁止施之於同胞者，可施之於異邦人。換句話說，猶太人對其同胞抱持“扶持”的立場；但在與異邦人的經濟來往中，其“經濟心態”是：“有決心與機智地去冷酷地利用任何賺錢的機會”。與異邦人經濟來往的方式，禁止施之於同胞。如猶太律法禁止向同胞放高利貸收取利息，卻准許向異邦人收取。
對於浙商而言，其“抱團”觀念與韋伯揭示的猶太民族的經濟心態，存在某種程度的類似性。由此也產生以下兩種結果：第一，同行或相關企業之間構成緊密的戰略聯盟關係，這些基於親緣、鄉緣網路之上建立的“族群”成員之間互相協同，一致對外，以獲得“族群”對本行業及相關產業鏈的主導權。第二，由於這種同行或相關企業戰略聯盟關係的封閉性與內斂性，又容易招致其他族群的防範和排斥，難以與外圍利益相關者和諧相處、構建穩定的外部信任關係。浙商企業進行市場拓展時，往往遭到當地同行與相關群體的激烈抵制，即與此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