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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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起源

  “浙商”一詞最早出現於南宋,但當時僅僅指兩浙地區的商人,還是一個泛指的概念,到了清初時,“浙商”才成了一個集體的專屬名詞,成了對一個區域性群體的特指。但當時的“浙商”概念仍是模糊的,浙江的商人們也剛剛作為一個集體引起人們的關註,其成就遠不如現在輝煌。直到改革開放以後,隨著越來越多浙江商人的崛起,“浙商”這一群體才得到前所未有的關註。今天我們所說的“浙商”是指以浙學的功利之學、事功之學等作為指導思想的商人,它的範圍很廣,不僅包括浙江籍商人,也包括外來的、在浙江從事商業活動並獲得成功的商人。

  浙商是全國人數最多,實力最強,分佈最廣,影響最大的投資者經營者群體,遍佈中國東南西北各個角落。他們帶去的是投資項目以及實幹進取的企業家精神,留下的是為當地創造的就業稅收,而他們的觀念和創業精神,則是對各地發展民營經濟的一種促動,這是浙商對全國的貢獻。

浙商文化

  浙商文化是人類在商品流通過程中所鑄就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它是由浙商所創造且滲透在其一切行為系統里的觀念體系和價值體系,是浙商在工商業行為進行過程中的思想、情感、價值觀、行為方式、道德規範的總和。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區位特色中形成、在深厚的文化積澱中產生、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的。

浙江商人的特點

  對浙江商人絕對不可小看,這是因為:

  • 第一,他們有經商的歷史傳統。
  • 第二,他們有一種披荊斬棘不言輸或者說做不大就不做的精神。
  • 第三,他們具有江浙地區輕盈而靈秀的文化底蘊。王志綱認為,浙商的聰明和靈敏是其他商幫不可比擬的。過去人們總說江浙江浙,但現在,浙江已經把江蘇遠遠地甩在了後面。

  “敢為天下先,勇爭天下強”的浙商創業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重商的地域傳統文化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生動表述,這是浙江民營經濟大面積活躍的“文化基因”。

  “三無”起步,“五低起飛”。即所謂“無資金、無技術、無市場”,“起點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業組織形式低,產業層次也低”的浙商,卻比跨國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為他們與環境和發展階段更“匹配”。企業組織無所謂優劣,產業層次也沒有高下之分,關鍵看匹配。因此,並非草根們的"低級和落後"成就了他們,只是他們更貼近中國這個市場的文化和國情,也更瞭解這個新興市場的水土和脈搏。這就是“落後的低級的”草根企業管理跨國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有關浙商最著名的描述:“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場”和“有市場的地方就有浙商”。

浙商群體的“九大生命基因”

  “勾踐原型”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諸暨市境內,有一塊廣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幾個大字是:“越王卧薪嘗膽地,諸暨工業創業園”。這塊廣告牌儘管是諸暨人立的,但其表達的創業心態則是全浙江人的。

  浙江古稱越國,越王勾踐兵敗吳國後,成了吳王的俘虜,在吳國忍辱負重,苟且偷生,終於回到越國。回國後,勾踐錶面上低調行事,對吳王恭恭敬敬,自稱屬臣;暗地裡發誓復仇,卧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重用良臣,等待時機,最終以弱勝強,攻剋吳國,報了世仇。勾踐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原型”。浙商群體身上,都流著勾踐的文化血統。這個“勾踐原型”,是浙商的真正內核,是浙商精神有別於其他區域企業家精神的地方。

  勾踐成就其偉業和人格的動因,是一個很現實、也很刻骨銘心的目標,那就是復仇,打敗吳國。出生於“草根”的浙商群體,其創業的動因都很簡單,就是擺脫貧困。在他們的意識里,貧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機,也是莫大的恥辱。脫貧致富的願望,強烈得好象是勾踐的復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飾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周曉光,17歲從諸暨山鄉出門,以賣繡花鞋開始創業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個,讓全家十口人不至於餓肚子,讓家裡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擺脫貧困過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來的夢想。在條條框框的束縛被突破後,浙江人跨出家門,他們什麼苦都肯吃,什麼臟活、累活都願乾,從事起各種別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彈棉花、補鞋子、磨豆腐、配鑰匙、理頭髮、賣眼鏡……。

  正是這些生活在社會邊緣、為改變命運而嘔心瀝血的“討生活者”,承擔著歷史進程中的重要角色,成為改寫歷史的生力軍。今天的浙商群體,大多數都是從當年的打工者中脫穎而出的。他們在創業之初,沒有豪言壯語,也沒有巨集偉藍圖,一切是那麼現實、那麼簡單、那麼的低調、那麼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許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經濟奇跡和巍巍大觀的浙商群體。這種忍辱負重、堅忍不拔地追求現實目標和實效的創業、敬業精神,來自於“勾踐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陶朱遺風

  陶朱公即是范蠡。范蠡是越國的名臣,他和另一名臣文種一起,陪勾踐卧薪嘗膽,苦心戮力二十多年,終於滅掉吳國,使勾踐成為春秋時期的最後一代霸主。范蠡功高蓋世,享受到分封土地和臣民的殊遇。但他貴有知人之明,清楚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認識到與勾踐“只能共患難而難共歡樂”,“狡兔死,走狗烹。”於是,他決定功成身退,轉而經商,將治國之策變成經商之術。范蠡曾勸說文種一同下野,但文種不聽,終為勾踐所殺。而范蠡隱跡江湖,四海為商,積資巨萬,得以善終,被尊為中國商人的始祖。

  范蠡留在紹興的遺址甚多,而他經商致富的“陶朱遺風”則更是永久地流傳不息。過去,紹興的商會內藏有一幅裝裱精美的商聖陶朱公像,每逢年關,這幅畫像懸於中堂,接受商會會員們的隆重跪拜。

  陶朱公創立的薄利多銷、四通貿易、物價之貴賤源於供求之餘缺等等,後來均被視作商界奉行的商業道德和準則。但是,陶朱公對後世浙江人影響最大的還在於對實現人生價值的選擇。一般中國人都根深蒂固地認為,人生的最大價值是獲得高官,享受厚祿。但陶朱公則棄官場而入商場,重新創業,最後獲得巨大成功。這給後世浙江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啟示:實現人生價值並非只有官場一途,商場的奮鬥也能乃至更能實現人生的價值。這種價值觀激發浙江人紛紛走向工商業界,並以經商致富為榮。

  選擇經商,長期以來,已經成為浙江人的一種自覺。

  儒家血脈

  據史載,北宋末年,金兵入關,宋高宗趙構率舊臣南渡,至臨安(今杭州)建都。山東曲阜孔子第四十八世孫衍聖公端友迫於形勢緊急,亦扈蹕南來,賜居衢州,遂成孔氏南宗系。

  孔氏南宗家廟立於衢州,孔子後裔大建書院,坐館授學,使儒學在浙江大地得以廣為傳播和弘揚。儒家儘管主張重農抑商,但其核心價值是仁、義、理、智、信。儒家思想與浙江本地的經商傳統相結合,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據專家研究,以衢州為中心,三百公裡範圍內,是中國曆史上滋生商人的肥厚土壤。歷史上的江西商幫、徽商龍游商幫、寧紹商幫,以及當代的溫州商人、浙江商人,都在這三百公裡範圍內。

  儒家血脈在浙商群體身上打下的最深烙印是,為商之道,仁信為本;商戰取勝,理性至上。浙商企業虧損少、失敗率低、長青樹多,就得益於儒家血脈的“現實理性”。

  儒家文化,“孝道”當頭,由此強化家族觀念、宗親意識。這種文化,在浙商群體中表現為強烈的“抱團精神”。正是有了“抱團精神”,才有了浙商發展過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譽和誠信。浙江省內的數千個專業市場和各地特色明顯的區域經濟,都是在有效的專業分工、合作,相互之間講究信譽和誠信的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類小商品,大都是以優質低價在市場上獲得競爭力的。溫州打火機行業能徹底打敗日本、南韓的同類企業,靠的就是優質廉價。而這一點是怎麼做到的,就是因為無數家相關企業專業分工、產業配套、互信合作。

  儒家血脈,是浙商生命力所在。

  重商價值觀念

  在浙商形成的眾多營養液中,地域文化被認為是浙商大面積活躍的最主要的深層次文化基因。經濟力背後的實質是文化力。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強有力的是重商價值觀。

  南宋期間,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崇尚功利,主張務實,反對空談道德性命的理學,批評“貴義賤利”、“重本抑末”,提倡“農商一體,發展工商業”。永嘉學派對推動後世浙江文化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委黨校教授陳立旭認為,從宋代的永嘉事功學派,明代的王陽明心學,到清代浙東實學派,重商思想一以貫之。基本觀點大體都沒有脫離“經世致用”、“義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實用範疇。浙東學派強調個性個體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經過幾百年的浸染,已經滲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渾然不覺。

  在這樣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廣大民眾有著強烈的自我創業欲望和濃厚的商品經濟意識。民間經濟細胞有活力、有韌勁,有濃厚的務工經商傳統和商品經濟意識,有百折不饒、卧薪嘗膽、自強不息的艱苦創業的精神。

  浙商群體的精神支撐,就是這個“重商價值觀”。

  充滿靈性的國民性

  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也決定了這方水土上的國民性格。有人說,浙江背靠山嶺,面向大海,在“七山二水一分田”上,養成了既精明又胸懷寬闊的國民性格。此話不無道理。但浙江的國民性格,最根本還是靈性飛揚。

  據林語堂先生的分析,浙江的真正開化和為中原文化同化,當在晉末。那些帶著自己書籍和繪畫渡江南下計程車大夫,厭倦了政治,便陶醉在江南的青山秀水中,從而奠定了浙江人充滿靈性的基本人格心態;南宋定都杭州,那傷感婉約、輕靈飄逸的宋詞,更是把浙江人陶冶得靈性飛揚、機敏圓潤。浙江人的此種國民性格,與北方人的粗獷熱情,廣東人的進取冒險,湖北人的狡詰倔強,湖南人的勇武堅韌,大異其趣。

  商場競爭取勝,靠的是對商機的敏感和把握,靠的是對商戰的運籌帷幄,總之靠的是一種充滿靈性的商業智慧。全國各地在感嘆一夜之間被浙江商人包圍的同時,更加驚嘆浙商在商場上的大智慧。浙商的這份靈性飛揚的智慧,是浙江的山水和文化賦予的,是浙江人的國民性格所特有的。靈性飛揚,所以浙商在商業實踐中自主意識特別強,個性顯得特別張揚。正因為這份人格力量,使浙商能夠敢為人先,不斷創新,並遵循商業規律,“逐市場而居”,成為“中國的猶太人”。

  開拓創新

  在中國戰爭史上,征戰沙場、開拓疆域的浙江籍將軍十分稀少,但在中國經濟史上,浙江商人卻能南征北戰,揮灑自如,創造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跡。神經敏感、性情溫和的浙江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在經濟領域內具有開拓創新的天賦。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以寧波商人為代表的浙商,心態開放,通脫曠達,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規,善於應對新事物,善於在社會急變中捕捉商機。他們以冒險之天性,披荊斬棘,篳路襤簍,創造了當時上海(中國)經濟領域內的許多個“第一”。中國第一家華人自辦銀行,中國第一家日用化工製造廠,中國第一家民族機器染整企業,中國第一家燈泡廠,中國第一家儀錶製造企業……。

  浙商具有“足跡遍履天下”的經商傳統,他們習於廣採博納,善於臨機應變,慣於流動變化,寧肯到廣闊的外部世界拼搏闖蕩,也恥於安守家業,碌碌無為。浙江青田人,肩背小件石雕,順甌江而下,飄洋過海,在五大洲艱辛創業,至今小小一個青田縣,有18萬華僑分佈世界各地。

  浙商特別能夠順應時勢,因時趨變。在他們心目中,哪裡有變革,那裡就有商機。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海處在社會轉型的風口浪尖,在上海的晉商,儘管曾經營業發達、規模巨集大,但因未能及時轉換經營方法,調整功能機制,終於隨著時移勢易而趨向沒落。曾經同樣強大的徽商則由於沉湎於理學宗法,致使他們在近代上海世變日新之時,仍然固守舊習,最終使旅滬徽商的頹勢在所難免。而浙商“有膽識,具敏活之手腕,特別之眼光”,在上海開埠後,適時抓住機遇,及時變換創業和投資的重點,從而在近代中國經濟史上創造了諸多輝煌。

  改革開放至今的二十五年裡,浙江人的開拓創新精神更是得到全所未有的釋放。他們創造了“溫州模式”,創辦了中國第一座農民城,自費修建飛機場,創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股份合作制,首創兼併美國公司的先例,自費與歐洲貿易組織打經濟官司……。有專家評說,浙江的經濟改革是一場“自費改革”。這樣的“自費改革”,首先是建立在一種大無畏的“開拓創新精神”基礎之上的。

  團結合作

  浙江人註重鄉誼、親鄰相幫、團結協作。外地說浙江人“愛扎堆”,在南京有“溫州街”,在北京有“浙江村”,這都是浙江人團結合作精神的體現。

  早在上世紀初,旅滬的浙商就這樣自我評價:浙江商人在上海“之所以能事必成,功效顯著者,則繫於團結之堅,組織之備,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應,踴躍爭先,以收其合作之效。”這種團結合作之精神,在全國各地的浙商,在世界各地的浙商,都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

  有人說,浙商之間存在著一個“圈子主義”。此話不假,在龐大的浙商群體內部,盛行著以私人資金拆借為表現形式的民間金融。“向銀行貸款手續實在太麻煩了,在企業發展之初,銀行也不願貸款給我們。”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談到金融時都會說的一句話。“浙江商人在原始積累階段,是不會向銀行借錢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麼向親戚朋友借,要麼入商會,”浙江商會秘書長陳康漢這樣說。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測算,“十五”期間,浙江民間資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實際民間資本增加額加上潛在民間資本總量,約8300億左右。這部分資金就是全省可調動的民間資本。豐富的金融資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資相對較容易。據統計,浙江商人融資80%是靠民間借貸的。這80%的背後,沉甸甸地說明瞭浙商“團結合作”的力量。

  樂善好施

  浙商是一群“賺錢的動物”,但也具有急公好義、輕財樂施的品性。這一方面成就了浙商群體的道德人格,另一方面也為浙商的可持續發展營造了良好的道德環境。

  影視巨子邵逸夫是浙商群體中樂善好施的傑出代表。他於1973年在香港設立“邵氏基金會”,30年來,在大陸不盡餘力地興辦教育、衛生和文化事業,造福炎黃子孫。幾乎在全國各大城市,都有“邵氏基金會”興建的“邵逸夫醫院”、“邵逸夫圖書館”、“邵逸夫科技館”等。不僅僅邵逸夫,像包玉剛、董浩雲等海外浙商,都具有樂善好施的品德。

  胡潤的2004中國大陸50慈善家中,浙商占占據14位,廣廈集團董事局主席樓忠福則被評為首屆“2003年全國十大社會公益之星”。寧波雅戈爾集團已累計向社會捐贈8000多萬元;溫州企業家林聖雄每年捐出利潤的三成,已經向慈善組織累計捐款5000萬元以上;杭州未來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蔣敏德捐款1000萬設立未來基金助學……

  在浙西南山區的一些窮鄉僻壤,我們看到的一座座暢亮的鄉村小學校,一個個鄉村衛生所,一條條鄉間公路,這樣公益事業里,有許多是當地或外地的浙商捐資興建的。位於浙江縉雲揚帆集團,該企業連續多年支助全麗水市的殘疾人、困難職工和貧困學生,每年支助金達40多萬。該集團老總樊培仁有個“四善待”的理論,他說,“善待企業家,就是善待財富;善待員工,就是善待企業;善待企業,就是善待自己;善待社會,就是善待未來。”

  浙江人有悠久的經商傳統,但浙江是一方“仁義之鄉”。浙商儘管遵循“在商言商”的商業法則,但浙商群體里較少“惟利是圖”之徒。對浙商而言,錢並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一種生存的工具,是實現自我價值和進取精神的有效途徑。於是,樂善好施,善待社會,成了浙商們的共識。

  愛國愛鄉

  中國是一個以農耕文化為主、血緣地緣合一的國家,因而浙江人的家鄉意識也是相當濃厚和執著的。浙商出擊全國和全世界,操著別人難以聽懂的方言,所到之處,必集合同鄉,組織商會,以謀互助發展。現在全國各地,“溫州商會”、“浙江商會”等組織紛紛建立。這些同鄉組織,是浙商“團聚精神的表現”,是浙商群體的凝聚中心,也是在外地的浙商的利益代表機構

  浙商濃郁的“鄉土情結”,並非是狹隘的地方觀念,而是頗富理性和現代意味。浙商在異地經商致富,有相當一部分人就把財富投資到家鄉,為家鄉建設作貢獻。許多浙商在外地創業成功,首先是把同鄉帶到外地去,帶領家鄉人一起致富;茉織華集團儘管總部遷到了上海,但有到家鄉投資創辦更大的企業;海外華僑積累了資金,就紛紛回鄉投資,促進家鄉的建設。

  愛鄉是愛國的基礎;而愛國就更能愛鄉。在南斯拉夫,當我使館被美軍轟炸後,浙江華僑就自發組織起來,給使館予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支持;當“九八洪災”時,一位富陽企業家,一次捐贈了100萬元,還連名字也不願向媒體透露;當“非典”猖獗時,許多浙江商人自發地向醫務工作者和災區人民捐錢捐物。浙商在“家、鄉、國家、民族”幾個結點上,始終秉承“愛國方能愛鄉”的旨歸,使鄉土觀念、民族意識、愛國情感得到完美的統一。

  浙商認為,國家強盛,家鄉富足,永遠是他們在商海中搏擊的力量源泉。

浙商的區域群體

  浙江先後產生過湖州商幫,龍游商幫,寧波商幫台州商幫,溫州商幫,義烏商幫等著名浙商群體。

  浙江較著名的區域性商人團體有:

  湖州商幫

  湖商,是繼徽商、晉商之後,在近代中國涌現的,具有強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體。與潮州商幫、寧波商幫在同時涌現,對近代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影響深遠。

  南潯鎮的絲商在清末迅速崛起,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三十二條金狗”為代表的中國近代最大的絲商團體。資本主義的興起與及較早開埠,使以南潯絲商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觸到西方近代思潮,並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統治的革命運動之中。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經費絕大部都由以張靜江為主的湖州絲商籌集和捐贈的,而南潯的絲商成為支持後來民國財政支柱的江浙財團的中堅力量之一,也是蔣介石在財政上的主要支持力量。

  湖州人是在上海開埠後較早前住參與上海開發的人群。大量的湖州商人在當時陳其美的上海督軍府任要職。湖州的絲商在上海舉辦了大量的綢廠,並控制了碼頭和租界大半房產,擁有的房產僅次於沙遜,包括當時的遠東第一高樓-國際飯店。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指揮處就設在湖州會館。

  寧波商幫

  甬商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商幫,為中國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推動了中國工商業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義的中資銀行,第一家中資輪船航運公司,第一家中資機器廠等等,都是寧波商人所創辦。寧波商幫對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戰後香港的繁榮都做出了貢獻。寧波商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級的工商巨子。

  代表人物有:虞洽卿(舊上海)、葉澄衷(舊上海)、方液仙(舊上海,國貨大王)、張尊三(日本,魚翅大王)、吳錦堂(日本、關西財閥)、胡嘉烈(新加坡,南洋鉅賈)、包玉剛(香港,世界船王)、董浩雲(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業巨子)、邱德根(香港,娛樂業)、曹光彪(香港、毛紡大王)、陳廷驊(香港、棉紗大王)、張忠謀(臺灣,晶元大王)、丁磊等等。

  龍游商幫

  明清時期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主要指歷史上今浙江境內金麗衢地區商人的集合,它以原衢州府龍游縣為中心。龍游商幫於南宋已初見端倪,於明朝中葉最盛(明代萬曆年間有“遍地龍游”之諺),清代走向衰弱。龍游商幫的商人主要經營書業,紙業,珠寶業等。


台州商幫

台州是新中國股份合作制的發源地,台州人均財富水準超過溫州,600萬台州人有200萬在外經商,改革開放之後,台州商人更活躍於國內外商界。新台商有遍佈全國及海外的各級商會以及建有“台州街”、“台州工業園”、“武漢漢正街”、“浙商新城”等。台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勞、敢闖敢乾著名,從東北、到新疆、南到海南,在中國只要有民營經濟的地方就有台州商人的身影,台州的產品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

由於台州歷來是相對中央王朝而言的偏遠之地,不是區域中心的寧波和溫州。這就造成台州名聲不顯,台州商人低調實幹的特點,在外經商時候,有時直接說自己是寧波或者溫州的。所以,台州商人沒有溫州人過度虛妄的張揚,沒有寧波人的世界格局。

改革開放後,台州內生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台州的實業基礎和金融深化程度已遠遠超過溫州。由於雄厚的實業基礎和台州人重實業輕貿易的經商理念,使得台州雖然和溫州一地之隔,但是沒有發生區域性的金融危機,實業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發展勢頭。台州產的工業品已經遍佈全世界,300多種工業品,世界第一。台州也是世界最大的縫紉機製造基地,華東藥谷,中國摩托車,電動車,汽車及其零部件的主要產地。從台州走出來的吉利汽車,也已經是浙江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 在資本市場上,台州在中小板上市的企業數目僅次於外資雲集的蘇州,多達30多家,且全是民營企業,數目遠超過溫州。

著名的台州商人, 有飛躍集團邱繼寶,吉利集團李書福,復星集團梁信軍,景林投資蔣錦志,星星集團葉仙玉,春和集團梁小雷等。

  溫州商人

  溫州早有經商傳統,改革開放之後,溫州商人更活躍於國內外商界。溫商有遍佈全國及海外的各級商會以及建有“溫州街”、“溫州商城”等。溫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勞、敢闖敢乾、得風氣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條件較為艱苦的非洲,也能夠找到溫州商人的身影。溫州的產品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如著名的溫州打火機。現有“溫州模式”一說(見經濟學家董輔礽的研究)。

  義烏商人

  義烏以製造、經營小商品聞名於世,其小商品行銷全球。現義烏小商品市場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

"草根浙商"的20條經商法則

  作為中國最為活躍的第一大商幫,浙商就像追逐市場"水草"而生的"游牧部落",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他們的身影。然而,參天大樹都是由幼苗長成,老闆也來自普通老百姓。在浙江民間,廣泛流傳著"草根浙商"的經商法則,不僅驚羡於他們的成功,更要追尋成功背後的智慧。

  1.堅持看新聞聯播

  要想把握經濟命脈,必須關註政局,新聞聯播圖文並茂,有聲有色,著實為中國商人的最佳晴雨表;你可以不看財經報道,也可以不看焦點訪談,如果你不是做石油和外匯的,甚至都可以不去管9.11事件和中東局勢。

  2.不要輕易相信合約

  哪怕合約讓律師看過、公證處公證過都不要輕易相信。甚至當客戶已經把錢匯入賬戶後,都必須確認,這筆錢能不能拿出來。而合約以外的涉及到利益衝突的任何口頭承諾都只是承諾,在對方兌現之前都不要沉湎其中。

  3.一諾千斤

  一定能夠做到的事情才可以承諾,但不要誇大其辭。你可以不在乎外界對你的爭議甚至你也可以製造爭議,但你不能失去信譽,否則你就不是一個商人而是一個騙子。

  4.贏得起但輸不起的生意不做

  在做任何生意以前,你都必須考慮,是否輸得起,而不是去考慮如果贏了會怎樣,輸不起的事情你最好別做!

  5.先期不要投入太多,給自己留夠底牌

  不要太早把手裡所有的牌都亮出來,因為牌局隨時會停止,對方也隨時會出新的牌。所以,不到關鍵時刻,不要亮出最有分量的牌,最後的贏家才是真正的贏家。

  6.商人有所為也有所不為

  "毋以善小而不為,毋以惡小而為之",說的是做人的道理。生意同樣如此,不要因為利潤少就不去做,也不要因為風險小就去做。

  7.慎重選擇合作伙伴

  黃金搭檔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好的搭檔要做到以下五點,否則合作不會長久。其一,你們在一個戰壕里至少共同戰鬥過一年;其二,他對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能負責;其三,必須是個實在人;其四,他考慮得更多的是共同的利益;其五,關鍵時刻沒有躲開更沒有出賣你。

  8.不要在團隊里有家庭成員的影子

  在以你為核心之一的商業團隊里,無論是妻子還是父母都不可以有太多插手。因為團隊接受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成員。

  9.不要給你的女人講商業細節

  無論這個女人是你眾多情人之中的一個更或者是你已經結婚多年的妻子,你都應該不和她們談你的商業細節:第一,你談了可能她們也不懂;第二,你談的細節裡面會有能讓你入獄的內容;第三,那涉及到商業機密

  10.可以行賄但不要做污點證人

  不管接受你賄賂的官員有多麼無恥,你都只可以行賄而絕不可以去做污點證人,除非你以後連半個商人都不想做了。而如果是你主動行賄,對方收受了而且也為你辦了事情,那你更不應該由此來要挾對方繼續開綠燈。

  11.不要偷稅漏稅但要學會合理避稅

  大頭小尾的發票最好別開,營業稅以及附加的教育基金該交多少交多少,增值稅更別動腦子。關稅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企業所得稅是可以全部避掉的,但最好給地稅面子,個人所得稅,視當地政府給納稅人辦了多少實事而定。

  12.你可以利用新聞記者但不要相信記者

  你可以給記者一些禮品,但不能告訴記者底細,更不能相信記者會保守商業秘密,甚至你不能和記者靠得太近。

  13.不要擺大,哪怕你真的是老大

  天外有天,不要在任何場合擺大,哪怕你真的很大。而當對方是個擺大而且膚淺的人,你最好隨便找塊磚頭砸他一個跟頭,然後走自己的路!但切記,這個磚頭一定不是你自己的磚頭,而且最好和自己沒什麼關係。

  14.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派系紛爭

  在任何派系紛爭面前都應該保持中立,尤其是在政治派系紛爭。事實證明,把商業利益的希望寄托在派系紛爭中的一方,都是危險而且不明智的。

  15.不要太在乎金錢與利益得失

  古訓有雲,有所得就有所失,而有所失就有所得。天下自然有賺不完的錢,基本上你應該沒有時間去計較一時的得失才對,哪怕你有的是時間去品茗賞色。

  16.資本決定發言權,但你不應該輕易讓別人知道你有多大的發言權

  男人的金錢應該和女人的年齡一樣永遠屬於秘密,哪怕有一天連女人的年齡都已經不是秘密的時候,你的金錢也應該還是秘密。除非在你臨死時即將捐獻你的全部家產時,你都絕對不可告訴別人!

  17.總結別人的成敗得失,但國外的案例你可以不用理會

  不要羡慕別人的成功,更不要鄙夷別人的失敗,你首要應該做的是學會分析和總結現象背後的本質,找出別人失敗或者成功的全部原因,取其長,補其短。而類似微軟的故事,離你實在太遙遠,你大可以不去管他。

  18.不要用黑白道的規矩去解決商業衝突

  商業永遠是商業,哪怕你是黑道人物,也不能隨便利用黑道規矩去解決商業衝突。同樣,即便你有很好的白道資源,你也不能輕易使用。然選擇了商人,那你必須遵守一切游戲規則。

  19.在能把握全局的前提下,不要事必躬親

  不要把自己搞的沒有時間與朋友交流,最要緊的是不要讓自己沒有時間放鬆與思考。所以,在牢牢掌握核心業務的同時,應該學會讓別人幫你打點生意。同樣,把事情交給別人去做的風險,一定是你能夠預防的,不然,你會成為一名忙碌的救火隊員。

  20.給自己留條後路,預防眾叛親離

  後路包括藏起一個存錢罐,雖然裡面只有幾塊錢,但將來就是要靠這幾塊錢東山再起;也包括一棟法律意義上並不在你名下的房子,更包括一個並不經常來往的,但很仗義而且你也給過他很多幫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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