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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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起源

  “浙商”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但当时仅仅指两浙地区的商人,还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到了清初时,“浙商”才成了一个集体的专属名词,成了对一个区域性群体的特指。但当时的“浙商”概念仍是模糊的,浙江的商人们也刚刚作为一个集体引起人们的关注,其成就远不如现在辉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越来越多浙江商人的崛起,“浙商”这一群体才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我们所说的“浙商”是指以浙学的功利之学、事功之学等作为指导思想的商人,它的范围很广,不仅包括浙江籍商人,也包括外来的、在浙江从事商业活动并获得成功的商人。

  浙商是全国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遍布中国东南西北各个角落。他们带去的是投资项目以及实干进取的企业家精神,留下的是为当地创造的就业税收,而他们的观念和创业精神,则是对各地发展民营经济的一种促动,这是浙商对全国的贡献。

浙商文化

  浙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是由浙商所创造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区位特色中形成、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产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

浙江商人的特点

  对浙江商人绝对不可小看,这是因为:

  • 第一,他们有经商的历史传统。
  • 第二,他们有一种披荆斩棘不言输或者说做不大就不做的精神。
  • 第三,他们具有江浙地区轻盈而灵秀的文化底蕴。王志纲认为,浙商的聪明和灵敏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过去人们总说江浙江浙,但现在,浙江已经把江苏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敢为天下先,勇争天下强”的浙商创业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重商的地域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生动表述,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大面积活跃的“文化基因”。

  “三无”起步,“五低起飞”。即所谓“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比跨国公司效率更高,只是因为他们与环境和发展阶段更“匹配”。企业组织无所谓优劣,产业层次也没有高下之分,关键看匹配。因此,并非草根们的"低级和落后"成就了他们,只是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这就是“落后的低级的”草根企业管理跨国公司更有效率的原因。

  有关浙商最著名的描述:“有浙商的地方就有市场”和“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浙商”。

浙商群体的“九大生命基因”

  “勾践原型”

  在杭金衢高速公路诸暨市境内,有一块广告牌很是醒目,上面的几个大字是:“越王卧薪尝胆地,诸暨工业创业园”。这块广告牌尽管是诸暨人立的,但其表达的创业心态则是全浙江人的。

  浙江古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吴国后,成了吴王的俘虏,在吴国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终于回到越国。回国后,勾践表面上低调行事,对吴王恭恭敬敬,自称属臣;暗地里发誓复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重用良臣,等待时机,最终以弱胜强,攻克吴国,报了世仇。勾践的故事,是世世代代浙江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原型”。浙商群体身上,都流着勾践的文化血统。这个“勾践原型”,是浙商的真正内核,是浙商精神有别于其他区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

  勾践成就其伟业和人格的动因,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刻骨铭心的目标,那就是复仇,打败吴国。出生于“草根”的浙商群体,其创业的动因都很简单,就是摆脱贫困。在他们的意识里,贫困是人生最大的危机,也是莫大的耻辱。脱贫致富的愿望,强烈得好象是勾践的复仇欲望一般。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晓光,17岁从诸暨山乡出门,以卖绣花鞋开始创业的第一步,其目的只有一个,让全家十口人不至于饿肚子,让家里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摆脱贫困过上小康,是浙江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条条框框的束缚被突破后,浙江人跨出家门,他们什么苦都肯吃,什么脏活、累活都愿干,从事起各种别人瞧不起的“下等活”:弹棉花、补鞋子、磨豆腐、配钥匙、理头发、卖眼镜……。

  正是这些生活在社会边缘、为改变命运而呕心沥血的“讨生活者”,承担着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角色,成为改写历史的生力军。今天的浙商群体,大多数都是从当年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创业之初,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宏伟蓝图,一切是那么现实、那么简单、那么的低调、那么的追求直接利益。也许正因如此,才造就了今天的浙江经济奇迹和巍巍大观的浙商群体。这种忍辱负重、坚忍不拔地追求现实目标和实效的创业、敬业精神,来自于“勾践原型”,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

  陶朱遗风

  陶朱公即是范蠡。范蠡是越国的名臣,他和另一名臣文种一起,陪勾践卧薪尝胆,苦心戮力二十多年,终于灭掉吴国,使勾践成为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代霸主。范蠡功高盖世,享受到分封土地和臣民的殊遇。但他贵有知人之明,清楚明白“功高震主”的道理,认识到与勾践“只能共患难而难共欢乐”,“狡兔死,走狗烹。”于是,他决定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将治国之策变成经商之术。范蠡曾劝说文种一同下野,但文种不听,终为勾践所杀。而范蠡隐迹江湖,四海为商,积资巨万,得以善终,被尊为中国商人的始祖。

  范蠡留在绍兴的遗址甚多,而他经商致富的“陶朱遗风”则更是永久地流传不息。过去,绍兴的商会内藏有一幅装裱精美的商圣陶朱公像,每逢年关,这幅画像悬于中堂,接受商会会员们的隆重跪拜。

  陶朱公创立的薄利多销、四通贸易、物价之贵贱源于供求之余缺等等,后来均被视作商界奉行的商业道德和准则。但是,陶朱公对后世浙江人影响最大的还在于对实现人生价值的选择。一般中国人都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是获得高官,享受厚禄。但陶朱公则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这给后世浙江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启示:实现人生价值并非只有官场一途,商场的奋斗也能乃至更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观激发浙江人纷纷走向工商业界,并以经商致富为荣。

  选择经商,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浙江人的一种自觉。

  儒家血脉

  据史载,北宋末年,金兵入关,宋高宗赵构率旧臣南渡,至临安(今杭州)建都。山东曲阜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端友迫于形势紧急,亦扈跸南来,赐居衢州,遂成孔氏南宗系。

  孔氏南宗家庙立于衢州,孔子后裔大建书院,坐馆授学,使儒学在浙江大地得以广为传播和弘扬。儒家尽管主张重农抑商,但其核心价值是仁、义、理、智、信。儒家思想与浙江本地的经商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据专家研究,以衢州为中心,三百公里范围内,是中国历史上滋生商人的肥厚土壤。历史上的江西商帮、徽商龙游商帮、宁绍商帮,以及当代的温州商人、浙江商人,都在这三百公里范围内。

  儒家血脉在浙商群体身上打下的最深烙印是,为商之道,仁信为本;商战取胜,理性至上。浙商企业亏损少、失败率低、长青树多,就得益于儒家血脉的“现实理性”。

  儒家文化,“孝道”当头,由此强化家族观念、宗亲意识。这种文化,在浙商群体中表现为强烈的“抱团精神”。正是有了“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浙江省内的数千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商品,大都是以优质低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

  儒家血脉,是浙商生命力所在。

  重商价值观念

  在浙商形成的众多营养液中,地域文化被认为是浙商大面积活跃的最主要的深层次文化基因。经济力背后的实质是文化力。浙江文化元素中最强有力的是重商价值观。

  南宋期间,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崇尚功利,主张务实,反对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批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提倡“农商一体,发展工商业”。永嘉学派对推动后世浙江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陈立旭认为,从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到清代浙东实学派,重商思想一以贯之。基本观点大体都没有脱离“经世致用”、“义利兼容”、“工商皆本”等重利重商的实用范畴。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而浑然不觉。

  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浙江的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饶、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的精神。

  浙商群体的精神支撑,就是这个“重商价值观”。

  充满灵性的国民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决定了这方水土上的国民性格。有人说,浙江背靠山岭,面向大海,在“七山二水一分田”上,养成了既精明又胸怀宽阔的国民性格。此话不无道理。但浙江的国民性格,最根本还是灵性飞扬。

  据林语堂先生的分析,浙江的真正开化和为中原文化同化,当在晋末。那些带着自己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士大夫,厌倦了政治,便陶醉在江南的青山秀水中,从而奠定了浙江人充满灵性的基本人格心态;南宋定都杭州,那伤感婉约、轻灵飘逸的宋词,更是把浙江人陶冶得灵性飞扬、机敏圆润。浙江人的此种国民性格,与北方人的粗犷热情,广东人的进取冒险,湖北人的狡诘倔强,湖南人的勇武坚韧,大异其趣。

  商场竞争取胜,靠的是对商机的敏感和把握,靠的是对商战的运筹帷幄,总之靠的是一种充满灵性的商业智慧。全国各地在感叹一夜之间被浙江商人包围的同时,更加惊叹浙商在商场上的大智慧。浙商的这份灵性飞扬的智慧,是浙江的山水和文化赋予的,是浙江人的国民性格所特有的。灵性飞扬,所以浙商在商业实践中自主意识特别强,个性显得特别张扬。正因为这份人格力量,使浙商能够敢为人先,不断创新,并遵循商业规律,“逐市场而居”,成为“中国的犹太人”。

  开拓创新

  在中国战争史上,征战沙场、开拓疆域的浙江籍将军十分稀少,但在中国经济史上,浙江商人却能南征北战,挥洒自如,创造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神经敏感、性情温和的浙江人,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经济领域内具有开拓创新的天赋。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宁波商人为代表的浙商,心态开放,通脱旷达,不固步自封,不墨守成规,善于应对新事物,善于在社会急变中捕捉商机。他们以冒险之天性,披荆斩棘,筚路褴篓,创造了当时上海(中国)经济领域内的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制造厂,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染整企业,中国第一家灯泡厂,中国第一家仪表制造企业……。

  浙商具有“足迹遍履天下”的经商传统,他们习于广采博纳,善于临机应变,惯于流动变化,宁肯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闯荡,也耻于安守家业,碌碌无为。浙江青田人,肩背小件石雕,顺瓯江而下,飘洋过海,在五大洲艰辛创业,至今小小一个青田县,有18万华侨分布世界各地。

  浙商特别能够顺应时势,因时趋变。在他们心目中,哪里有变革,那里就有商机。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处在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在上海的晋商,尽管曾经营业发达、规模宏大,但因未能及时转换经营方法,调整功能机制,终于随着时移势易而趋向没落。曾经同样强大的徽商则由于沉湎于理学宗法,致使他们在近代上海世变日新之时,仍然固守旧习,最终使旅沪徽商的颓势在所难免。而浙商“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在上海开埠后,适时抓住机遇,及时变换创业和投资的重点,从而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创造了诸多辉煌。

  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五年里,浙江人的开拓创新精神更是得到全所未有的释放。他们创造了“温州模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自费修建飞机场,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合作制,首创兼并美国公司的先例,自费与欧洲贸易组织打经济官司……。有专家评说,浙江的经济改革是一场“自费改革”。这样的“自费改革”,首先是建立在一种大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基础之上的。

  团结合作

  浙江人注重乡谊、亲邻相帮、团结协作。外地说浙江人“爱扎堆”,在南京有“温州街”,在北京有“浙江村”,这都是浙江人团结合作精神的体现。

  早在上世纪初,旅沪的浙商就这样自我评价:浙江商人在上海“之所以能事必成,功效显著者,则系于团结之坚,组织之备,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应,踊跃争先,以收其合作之效。”这种团结合作之精神,在全国各地的浙商,在世界各地的浙商,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有人说,浙商之间存在着一个“圈子主义”。此话不假,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谈到金融时都会说的一句话。“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这样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全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80%的背后,沉甸甸地说明了浙商“团结合作”的力量。

  乐善好施

  浙商是一群“赚钱的动物”,但也具有急公好义、轻财乐施的品性。这一方面成就了浙商群体的道德人格,另一方面也为浙商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道德环境。

  影视巨子邵逸夫是浙商群体中乐善好施的杰出代表。他于1973年在香港设立“邵氏基金会”,30年来,在大陆不尽余力地兴办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造福炎黄子孙。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邵氏基金会”兴建的“邵逸夫医院”、“邵逸夫图书馆”、“邵逸夫科技馆”等。不仅仅邵逸夫,像包玉刚、董浩云等海外浙商,都具有乐善好施的品德。

  胡润的2004中国大陆50慈善家中,浙商占占据14位,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则被评为首届“2003年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宁波雅戈尔集团已累计向社会捐赠8000多万元;温州企业家林圣雄每年捐出利润的三成,已经向慈善组织累计捐款5000万元以上;杭州未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敏德捐款1000万设立未来基金助学……

  在浙西南山区的一些穷乡僻壤,我们看到的一座座畅亮的乡村小学校,一个个乡村卫生所,一条条乡间公路,这样公益事业里,有许多是当地或外地的浙商捐资兴建的。位于浙江缙云扬帆集团,该企业连续多年支助全丽水市的残疾人、困难职工和贫困学生,每年支助金达40多万。该集团老总樊培仁有个“四善待”的理论,他说,“善待企业家,就是善待财富;善待员工,就是善待企业;善待企业,就是善待自己;善待社会,就是善待未来。”

  浙江人有悠久的经商传统,但浙江是一方“仁义之乡”。浙商尽管遵循“在商言商”的商业法则,但浙商群体里较少“惟利是图”之徒。对浙商而言,钱并不代表一切,它只是一种生存的工具,是实现自我价值和进取精神的有效途径。于是,乐善好施,善待社会,成了浙商们的共识。

  爱国爱乡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化为主、血缘地缘合一的国家,因而浙江人的家乡意识也是相当浓厚和执著的。浙商出击全国和全世界,操着别人难以听懂的方言,所到之处,必集合同乡,组织商会,以谋互助发展。现在全国各地,“温州商会”、“浙江商会”等组织纷纷建立。这些同乡组织,是浙商“团聚精神的表现”,是浙商群体的凝聚中心,也是在外地的浙商的利益代表机构

  浙商浓郁的“乡土情结”,并非是狭隘的地方观念,而是颇富理性和现代意味。浙商在异地经商致富,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把财富投资到家乡,为家乡建设作贡献。许多浙商在外地创业成功,首先是把同乡带到外地去,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茉织华集团尽管总部迁到了上海,但有到家乡投资创办更大的企业;海外华侨积累了资金,就纷纷回乡投资,促进家乡的建设。

  爱乡是爱国的基础;而爱国就更能爱乡。在南斯拉夫,当我使馆被美军轰炸后,浙江华侨就自发组织起来,给使馆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当“九八洪灾”时,一位富阳企业家,一次捐赠了100万元,还连名字也不愿向媒体透露;当“非典”猖獗时,许多浙江商人自发地向医务工作者和灾区人民捐钱捐物。浙商在“家、乡、国家、民族”几个结点上,始终秉承“爱国方能爱乡”的旨归,使乡土观念、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得到完美的统一。

  浙商认为,国家强盛,家乡富足,永远是他们在商海中搏击的力量源泉。

浙商的区域群体

  浙江先后产生过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台州商帮,温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

  浙江较著名的区域性商人团体有:

  湖州商帮

  湖商,是继徽商、晋商之后,在近代中国涌现的,具有强烈地域特征的商人群体。与潮州商帮、宁波商帮在同时涌现,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深远。

  南浔镇的丝商在清末迅速崛起,形成了以“四象、八牛、三十二条金狗”为代表的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团体。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及较早开埠,使以南浔丝商为代表的湖州商界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潮,并加入到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运动之中。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经费绝大部都由以张静江为主的湖州丝商筹集和捐赠的,而南浔的丝商成为支持后来民国财政支柱的江浙财团的中坚力量之一,也是蒋介石在财政上的主要支持力量。

  湖州人是在上海开埠后较早前住参与上海开发的人群。大量的湖州商人在当时陈其美的上海督军府任要职。湖州的丝商在上海举办了大量的绸厂,并控制了码头和租界大半房产,拥有的房产仅次于沙逊,包括当时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1927年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指挥处就设在湖州会馆。

  宁波商帮

  甬商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代表人物有:虞洽卿(旧上海)、叶澄衷(旧上海)、方液仙(旧上海,国货大王)、张尊三(日本,鱼翅大王)、吴锦堂(日本、关西财阀)、胡嘉烈(新加坡,南洋巨商)、包玉刚(香港,世界船王)、董浩云(香港、世界船王)、邵逸夫(香港,影业巨子)、邱德根(香港,娱乐业)、曹光彪(香港、毛纺大王)、陈廷骅(香港、棉纱大王)、张忠谋(台湾,芯片大王)、丁磊等等。

  龙游商帮

  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主要指历史上今浙江境内金丽衢地区商人的集合,它以原衢州府龙游县为中心。龙游商帮于南宋已初见端倪,于明朝中叶最盛(明代万历年间有“遍地龙游”之谚),清代走向衰弱。龙游商帮的商人主要经营书业,纸业,珠宝业等。


台州商帮

台州是新中国股份合作制的发源地,台州人均财富水准超过温州,600万台州人有200万在外经商,改革开放之后,台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新台商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台州街”、“台州工业园”、“武汉汉正街”、“浙商新城”等。台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著名,从东北、到新疆、南到海南,在中国只要有民营经济的地方就有台州商人的身影,台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

由于台州历来是相对中央王朝而言的偏远之地,不是区域中心的宁波和温州。这就造成台州名声不显,台州商人低调实干的特点,在外经商时候,有时直接说自己是宁波或者温州的。所以,台州商人没有温州人过度虚妄的张扬,没有宁波人的世界格局。

改革开放后,台州内生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台州的实业基础和金融深化程度已远远超过温州。由于雄厚的实业基础和台州人重实业轻贸易的经商理念,使得台州虽然和温州一地之隔,但是没有发生区域性的金融危机,实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台州产的工业品已经遍布全世界,300多种工业品,世界第一。台州也是世界最大的缝纫机制造基地,华东药谷,中国摩托车,电动车,汽车及其零部件的主要产地。从台州走出来的吉利汽车,也已经是浙江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 在资本市场上,台州在中小板上市的企业数目仅次于外资云集的苏州,多达30多家,且全是民营企业,数目远超过温州。

著名的台州商人, 有飞跃集团邱继宝,吉利集团李书福,复星集团梁信军,景林投资蒋锦志,星星集团叶仙玉,春和集团梁小雷等。

  温州商人

  温州早有经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温州商人更活跃于国内外商界。温商有遍布全国及海外的各级商会以及建有“温州街”、“温州商城”等。温州商人以精明、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得风气之先著名,即使是在条件较为艰苦的非洲,也能够找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的产品几乎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如著名的温州打火机。现有“温州模式”一说(见经济学家董辅礽的研究)。

  义乌商人

  义乌以制造、经营小商品闻名于世,其小商品行销全球。现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交易中心。

"草根浙商"的20条经商法则

  作为中国最为活跃的第一大商帮,浙商就像追逐市场"水草"而生的"游牧部落",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然而,参天大树都是由幼苗长成,老板也来自普通老百姓。在浙江民间,广泛流传着"草根浙商"的经商法则,不仅惊羡于他们的成功,更要追寻成功背后的智慧。

  1.坚持看新闻联播

  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必须关注政局,新闻联播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着实为中国商人的最佳晴雨表;你可以不看财经报道,也可以不看焦点访谈,如果你不是做石油和外汇的,甚至都可以不去管9.11事件和中东局势。

  2.不要轻易相信合约

  哪怕合约让律师看过、公证处公证过都不要轻易相信。甚至当客户已经把钱汇入账户后,都必须确认,这笔钱能不能拿出来。而合约以外的涉及到利益冲突的任何口头承诺都只是承诺,在对方兑现之前都不要沉湎其中。

  3.一诺千斤

  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才可以承诺,但不要夸大其辞。你可以不在乎外界对你的争议甚至你也可以制造争议,但你不能失去信誉,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骗子。

  4.赢得起但输不起的生意不做

  在做任何生意以前,你都必须考虑,是否输得起,而不是去考虑如果赢了会怎样,输不起的事情你最好别做!

  5.先期不要投入太多,给自己留够底牌

  不要太早把手里所有的牌都亮出来,因为牌局随时会停止,对方也随时会出新的牌。所以,不到关键时刻,不要亮出最有分量的牌,最后的赢家才是真正的赢家。

  6.商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说的是做人的道理。生意同样如此,不要因为利润少就不去做,也不要因为风险小就去做。

  7.慎重选择合作伙伴

  黄金搭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好的搭档要做到以下五点,否则合作不会长久。其一,你们在一个战壕里至少共同战斗过一年;其二,他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负责;其三,必须是个实在人;其四,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共同的利益;其五,关键时刻没有躲开更没有出卖你。

  8.不要在团队里有家庭成员的影子

  在以你为核心之一的商业团队里,无论是妻子还是父母都不可以有太多插手。因为团队接受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成员。

  9.不要给你的女人讲商业细节

  无论这个女人是你众多情人之中的一个更或者是你已经结婚多年的妻子,你都应该不和她们谈你的商业细节:第一,你谈了可能她们也不懂;第二,你谈的细节里面会有能让你入狱的内容;第三,那涉及到商业机密

  10.可以行贿但不要做污点证人

  不管接受你贿赂的官员有多么无耻,你都只可以行贿而绝不可以去做污点证人,除非你以后连半个商人都不想做了。而如果是你主动行贿,对方收受了而且也为你办了事情,那你更不应该由此来要挟对方继续开绿灯。

  11.不要偷税漏税但要学会合理避税

  大头小尾的发票最好别开,营业税以及附加的教育基金该交多少交多少,增值税更别动脑子。关税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企业所得税是可以全部避掉的,但最好给地税面子,个人所得税,视当地政府给纳税人办了多少实事而定。

  12.你可以利用新闻记者但不要相信记者

  你可以给记者一些礼品,但不能告诉记者底细,更不能相信记者会保守商业秘密,甚至你不能和记者靠得太近。

  13.不要摆大,哪怕你真的是老大

  天外有天,不要在任何场合摆大,哪怕你真的很大。而当对方是个摆大而且肤浅的人,你最好随便找块砖头砸他一个跟头,然后走自己的路!但切记,这个砖头一定不是你自己的砖头,而且最好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14.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派系纷争

  在任何派系纷争面前都应该保持中立,尤其是在政治派系纷争。事实证明,把商业利益的希望寄托在派系纷争中的一方,都是危险而且不明智的。

  15.不要太在乎金钱与利益得失

  古训有云,有所得就有所失,而有所失就有所得。天下自然有赚不完的钱,基本上你应该没有时间去计较一时的得失才对,哪怕你有的是时间去品茗赏色。

  16.资本决定发言权,但你不应该轻易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大的发言权

  男人的金钱应该和女人的年龄一样永远属于秘密,哪怕有一天连女人的年龄都已经不是秘密的时候,你的金钱也应该还是秘密。除非在你临死时即将捐献你的全部家产时,你都绝对不可告诉别人!

  17.总结别人的成败得失,但国外的案例你可以不用理会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更不要鄙夷别人的失败,你首要应该做的是学会分析和总结现象背后的本质,找出别人失败或者成功的全部原因,取其长,补其短。而类似微软的故事,离你实在太遥远,你大可以不去管他。

  18.不要用黑白道的规矩去解决商业冲突

  商业永远是商业,哪怕你是黑道人物,也不能随便利用黑道规矩去解决商业冲突。同样,即便你有很好的白道资源,你也不能轻易使用。然选择了商人,那你必须遵守一切游戏规则。

  19.在能把握全局的前提下,不要事必躬亲

  不要把自己搞的没有时间与朋友交流,最要紧的是不要让自己没有时间放松与思考。所以,在牢牢掌握核心业务的同时,应该学会让别人帮你打点生意。同样,把事情交给别人去做的风险,一定是你能够预防的,不然,你会成为一名忙碌的救火队员。

  20.给自己留条后路,预防众叛亲离

  后路包括藏起一个存钱罐,虽然里面只有几块钱,但将来就是要靠这几块钱东山再起;也包括一栋法律意义上并不在你名下的房子,更包括一个并不经常来往的,但很仗义而且你也给过他很多帮助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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