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商帮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目录 |
宁波商帮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商帮，中国传统“十大商帮”之一。宁波商帮对中国商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第一家近代意义的中资银行，第一家中资轮船航运公司，第一家中资机器厂等等，都是宁波商人所创办。宁波商帮对清末大上海的崛起和二战后香港的繁荣都做出了贡献。宁波商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世界级的工商巨子。
宁波商帮形成于明末清初，属近代十大商帮的后起之秀。19世纪中后期宁波开埠以来，“宁波商帮”迅速壮大，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经营才能称雄于中国丁商界、金融界达大半个世纪，特别是存上海，势力遍布金融、航运、商业、工业等主要行业，以至蜚声中外，为世人瞩目。
宁波商帮形成的地理环境、形成过程[1]
宁波人从事经商活动，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位于全围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东南部，海道辐辏，水陆交通都很发达。《宁波府志》称：“宁郡六县，俱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宁波不仪海道辐辏，而且河道和陆路交通也很方便，通过甬江、姚江和浙东运河，连接上钱墉江，然后进入京杭大运河，可把货物运销全国各地。
宁波虽有地利之势，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地狭人稠之地。《鄞县志》记载:“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再加上包括现舟山群岛在内的宁波府辖区，岛屿众多，多岩礁而少耕地，更加剧了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这也促成了宁波人为生存和发展闯荡世界的雄心，也正是这种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闯荡四方的磨炼，铸就了宁波帮商人不畏辛劳、顽强开拓、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的性格。
早在秦代以前宁波已有近海岛屿上的鱼贩盐商和滨海地区的商贩来这罩集货交易。晋朝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市艄，遥达海外”。 唐代“福州、明州(即今宁波)、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宋代，与日本、高丽交易的大商船仕大都从明州出发。到明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明嘉靖二年(1523年)，因倭寇残杀宁波沿海人民，实行海禁，而当时宁波港口外双屿港，走私活动盛行，由于明朝政府派军队缉私，这些走私集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转向南洋发展。在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驱使下，商业资本为了寻求出路，宁波商人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贸易外，纷纷转向内地贸易。这时在内地经商的宁波人渐多，从那时起，逐步形成商帮。明崇祯年间，宁波药材商在北京建立鄞县会馆， 这标志着“宁波商帮”的初步形战，但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等北方地带，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行。
清代乾嘉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资本也日趋活跃，“宁波商帮”迅速发展并逐步壮大。这一时期，宁波帮不仪在北京的势力日益增强，还在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创建会馆。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开埠。
1843年12月，英国侵略者存江北岸杨家替没大英领事馆。随后，法国、美国等围相继派驻领事或副领事，并划甬江北岸作为外人居留地，设立洋行。1844年元旦，宁波正式开埠，宁波的开埠，使宁波从封闭走向开放，沟通了宁波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开埠以后，宁波江北岸出现一片繁荣景象。“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笑人次之。”宁波开埠后，市场更趋于开放，集市汇集起来的商品，原来丰要存区域内或国内流动，现在则汇聚甬江外滩进入国际市场，这样，宁波市场的商品流动，成为目际商品流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宁波开埠，使富有战略眼光的宁波商人视野更加宽阔，宁波尚人擅长对外贸易的优势也得到充分发挥，他们抓住开埠带来的机遇，迅速转变观念，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筒理理念，逐步涉足航运业、工商业、银钱业，在渐次积累资本、初具资金优势后，进而将金融资本与工商资本结合起来。民国《鄞县通志》说：“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国，财富日增。”《慈溪县志》也说， 邑人“四出臀生，商旅遍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围也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他们以上海为大本营，遍及京、津、汉及全国备地，活跃在工商业各个领域，尤其在航运业、金融业更有影响。据资料统计，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执上海金融之牛耳的9大钱庄资本集团中，其中宁波商人占了5家，分别为镇海方家(方介堂)、李家(李也亭)、叶家(叶澄衷)、慈溪麓家(董棣林)、宁波泰家(秦君安)。孙中山先生对宁波商人倍加赞赏，曾说：“宁波人索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上海总商会，是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者组建的新型工商团体。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缉建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民间商人社团，1904年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为第一任总理。1912年义改称为上=海总商会。民围时期，上海总商会控制肴上海金融贸易和丁商事业，对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历届总商会长及董事大都是由宁波帮商人主持的。另外，“宁波商帮”在汉口、天津等大商埠影响力也很大。汉口工商界巨子中有不少是宁波商人，在汉口商务总会中，宁波人任总理、协理、议董的人不在少数。在天津，商界势力最大的是广东商帮和“宁波商帮”，在商业中心很多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
宁波商帮的精神内涵[2]
1.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宁波地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宁波人世世代代面对大海的挑战，艰险的环境养成了他们开阔的视野，他们善于不断吸纳、应用外来先进科学文化技术来发展壮大自己。在“宁波帮”的创业经历中，始终都贯穿着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在于相率奔向海外，走向世界。19世纪末和20世纪40年代，宁波人曾两次大规模地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和欧美等地以及港澳地区创业，其中不少人成为当地工商界或金融界的巨子。如“世界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以及王宽诚、邵逸夫、厉树雄等人都有此经历。如今分布于海外各地的宁波人，始终保持经商传统。老一辈的宁波商人的后代又成为新一代的商人，在海外商界形成“宁波风”。
2.克勤克俭、务实进取的创业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古老的训诫，所谓“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宁波商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传统美德，他们勤奋工作，艰苦创业，以此作为同困难环境作斗争并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力武器。“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孕育了宁波商人强烈的开拓进取意识。近代宁波人耻安守家业，他们宁愿背井离乡，到广阔的外部世界拼搏创业，而不愿在狭小的家园抱残守缺，碌碌无为，他们敢于冒险犯难，到处为家，勇于在外省外域创业落地生根，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3.以德立业、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是宁波人经营最基本的原则。在生意活动中，宁波有句俗语叫“天下之主，不如买主”。宁波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视顾客为“衣食父母”，处处尊重买主。宁波的商业传统是待人如宾，顾客上门，不管新老，笑脸相迎，端凳请坐，敬烟献茶。宁波人做生意很重视自己的服务，满足顾客，以诚以信赚钱。
4.团结互助、讲求联合的合作精神
宁波帮企业家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理，在企业内部注重融合劳资关系，增强凝聚力。由于宁波人素有重乡谊、乐互助，肯在“帮”字上下功夫，“助”字上做文章的共济精神，从而使同乡成了宁波帮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宁波人注重乡谊，亲邻相帮，团结协作，在上海乃至全国传为佳话。正如宁波人自己评价的：吾甬人“所以能事必有成，功效显著者，则系于团结之坚，组织之备，一遇有事，即能互相呼应，踊跃争先，以收其合作之效，”此语可谓一语中的。
5.爱国爱乡、回报社会的爱国情怀
宁波帮素有报效祖国，造福桑梓的传统和美德。海外宁波帮人士大都少小离家，历尽千辛万苦，克服艰难险阻，才在各个领域创造出辉煌业绩。宁波人在“家、乡、国家、民族”几个结点上，始终秉承“爱国方能爱乡”的旨归，使乡土观念、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得到完美统一。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以宁波帮人士在宁波家乡的捐赠事业来说，无论是人数，地区分布，还是捐赠数额，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不完全统计，自1982年至今，已有600多位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向宁波市捐赠2000多个项目，折合人民币已超过12亿元，为宁波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宁波商帮经营的主要行业[1]
(一)沙船业以及后来的轮船航运业
“沙船” 始于元代。元统一中国后，建都北京，其粮食、财赋主要依赖东南沿海。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上海管军总管等人督造60艘平底海船，先后运粮4600余石，开创了南北海运的历史。这种航海的帆船卸货后，即载大量黄沙压舱，使船下沉，利于海上平稳航行，这就是“沙船”名之由来。这种船在海上航行起来充分利用风帆轻捷平稳，最大的好处是能坐滩，即不情搁浅，“持沙行以寄泊，因底平稍搁无碍”，特别适宜航行于航道水浅多碛的北方沿海。从明中期到清幸刀，政府实行“海禁”，南北海运受阻，清康熙后，政局稳定，开放“海禁”。清末，漕粮运输因大运河经常生堵塞改为海运，从而使沙船业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乾嘉时期“南北物资交流，悉借沙船。南市十六铺以内，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上海所有百货而去。”
宁波沙船航运业主要集中在上海，早在鸦片战争前，上海的沙船航运业已是颇具规模的行业，有人估计当时资本约为3000万元，从业人员五至十万，船东万余人。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它很快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商港，在漕粮海运的刺激下，宁波船商更加活跃，陆续产生了慈溪董氏、费氏，小港李氏、盛氏等一批著名的船业家族。后来轮船兴起，代替了沙船，虞洽卿等创办宁绍、三北、鸿安等轮船公司，三北轮船总吨位曾达到9万余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公司之一。 航运业促进了城乡、南北物资交流和对外贸易。
(二)钱庄业以及后来的银行保险业
在商业发展中，宁波商人逐渐意识到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宁波的钱庄起源于明代中后期，清朝时期有了长足发展。鸦片战争后，以大同行为代表的宁波钱庄实行过账制度，客户款项收付不用现金，只要双方各自把登记入账的账簿交给开户钱庄就可以，不仅手续方便，还可以弥补市场上现钱的不足，对丝茶等大宗物品的交易有利。宁波的大同行钱庄还通过存放汇划业务为商业融通资金，宁波商人经营的很多贸易都需要巨额资金，往往都得益于钱庄的放款。
“宁波商帮”中不少商人自己也经营钱业，如镇海方家、慈溪董家、镇海叶家、江东严家、湖西赵家等，这些商人家族集团既经商叉开办钱庄，资本目益雄厚。他们除了在宁波本地开办钱庄外，宁波还到上海、武汉、杭州等地开办钱庄，多至十多家。以1921年上海钱庄统计，共有六十九家，其中宁波人开办的钱庄就有十六家。“宁波商帮” 商业、钱业相互为用，用商业赚的钱开办钱庄，钱庄的钱支持商业发展，从而在他们的活动地域，形成一股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些钱业资本家集团以上海为其业务活动中心，成为上海的重要金融力量。上海钱业工会是左右上海金融活动机构之一，而历任会长中不少皆宁波人，如慈溪人秦润卿任上海钱业工会长达20年之久。
在中国的金融领域，近代银行出现后，宁波商人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1897年，严信厚、叶澄衷等人投资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家银行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金融业向近代金融经济体制演化的标志。李云书、虞洽卿等人创办四明银行，为扩大商业经营和兴办新式企业融通资金。宁波商人还长期担任新式银行的重要职务，镇海人盛竹书，曾任交通银行分行经理，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并一度当选为上海银行工会会长。宁波人孙衡甫，长期担任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慈溪人秦润卿，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
民国时期，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领域，以宁金融家的活动最为活跃。他们占据了强大的金融资本社会上将他们通称为“江浙财团”。
(三)工商实业
“十里洋场”的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洋货倾销舞台，充斥市场的洋货，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带来_了巨大的压力。宁波帮的先行者们借助这个平台，坚民族产品，高唱国货品质，抵制外货倾销，在工商业领域与洋商一决高下。在工业方面，宁波帮商人营有火柴、煤矿、造纸、化工、制药、纺织、毛纺橡胶等；商业方面，有五金、颜料、煤炭、水产、链楼、绸布服装以及保险、证券交易所等。近代实业豸刘鸿生，祖籍浙江定海，清末为开平矿务局上海办蓦处买办。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刘鸿生以经营开滦炭起家，被称为“煤炭大王”。此后，刘鸿生将其婆本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业。lg20年起陆续创上海水泥厂、上海章华毛绒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司等企业，还投资码头、搪瓷、航运、金融及保险业。到1931年投资额已达740余万元，被称为“中巨火柴大王”和“毛纺业大王”，资产达2000万元。
(四)经营民信局
所谓民信局就是民间自发经营的通信组织，它从明代永乐年间兴起。民信局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大发展，而不少商人需要一种业务上的联络，更重要的是货物的运输以及资金的周转的情况下出现的。民信局最早由宁波商人开办，以后有以宁波商人为主的经营者，到“清代道光、咸丰、同治以迄光绪初年为最盛”，此时“全国大小信家无虑数干家，其营业范围除国内各都会市镇外，且远及于南洋诸岛，而吾甬商实在执其牛耳也。”近代上海兴起以来，宁波一直是民信局的中心所在。上海兴起后，民信局活动中心转向上海，但宁波商人牢牢把握民信业。
民信局既是一种民间邮递机构，还是商人用来盈利的商业行业。民信局开办时，在陆路用车运，在水路用船载。到了近代，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专营内地的普通信局，一类是轮船信局，主要通过轮船邮递信件，往来沿海沿江各埠。民信局“资本少则数干元，多则几十万元”。民信局初以邮递信件为主，后逐步发展，兼营其他行业。主要有：(1)普通信业，如信件、包裹、契约、金、银等；(2)运送货物；(3)发行报刊；(4)承接银钱汇兑等。
民信局的创办和经营，满足了大批外出经商者的需要，素有“票号为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可见当时宁波商帮势力之雄厚也。另外，宁波商帮商人还经营银楼业、中西药业、洋布西服业、南北货业等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