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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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1610.9.24—1695.8.12）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歷算學家、教育家，東林七君子黃尊素長子，漢族，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字太沖，一字德冰，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長、古藏室史臣等，學者稱梨洲先生。黃宗羲學問極博，思想深邃，著作巨集富，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與弟黃宗炎、黃宗會號稱浙東三黃；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與陝西周至李顒、直隸容城孫奇峰並稱海內三大鴻儒。
其父黃尊素登萬曆年間進士第，亦為東林黨人。黃尊素曾任監察御史（明熹宗天啟中），受閹黨所害。
明思宗即位，黃宗羲懷錐入京伸冤，審訊時，以錐擊刺閹黨黨人許顯純，毆打崔應元。審訊閹黨黨人李實之時，又以錐刺李實。聲名四起，人稱“姚江黃孝子”，明思宗嘗嘆其為“忠臣孤子”。從父遺命，師事晚明儒學殿軍劉宗周，得蕺山之學。又苦讀史書，由明代《十三朝實錄》開始，進而遍讀“廿一史”。
曾參加抗清活動，參與對閹黨鬥爭，併成為“復社”領導人之一，與“幾社”、“應社”等士人往來，南明弘光年間，阮大鋮搜捕復社人士，指為東林黨餘孽，黃宗羲亦名列其中，被捕入獄。弘光朝覆滅，乃逃回家鄉。清兵南下時，曾組織“世忠營”武裝抵抗。
明亡，屢拒清廷徵召，隱居著述講學。康熙帝曾接連兩次徵召黃宗羲赴京應博學鴻儒試，均遭黃拒絕。康熙帝於是下令地方官員盡錄黃宗羲著作。後康熙帝欲修《明史》，再次想起黃宗羲，曾邀黃赴京主持史局。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宗羲不入史局，而史局大事必咨之，其所辯論，史局常依之資筆削焉。”儘管如此，黃晚年並未拒絕與滿清官員的私人交往，不幹涉子弟門人參與科舉考試，在文章里採用了康熙、順治等年號，對於康熙也偶有贊美之辭。同為抗清志士的呂留良等人一度懷疑黃已經變節。他的妥協使得其作品得以流傳後世。
黃堅守了終身不仕，臨死時沒用棺木，只在身下放了塊青石板，表達了肉身“速朽”的意願，追思了其晚年以個人品質換明朝文化的流傳的妥協。
黃宗羲提出歷代稅制改革有三大害，即積累莫返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田土無等第之害，其中積累莫返之害是最為主要的，意味著每一次改革和簡化稅制，稅負就會加重一次，層層積累，形成無法輓回的惡性迴圈。因此筆者認為，封建社會某些政治家在某個時段的稅制改革並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苛捐雜稅 立法主體的法定和位階的提高，穩定的稅種和稅目．計稅依據的具體性和法定性，稅收優惠的確定性，納稅期限的明確性等稅收要素的明確、穩定、並被社會廣泛知曉才是體現稅收的強制性、固定性、無償性的前提。以明朝著名的“一條鞭法”為例，改革統一了役法．將原來的賦、役合併征收，錶面上看似簡化了原先稅制，百姓稅負得以變輕，實際上則不然。隨著“一條鞭法”不斷推進，其弊端也不斷暴露，額外的加徵如火耗等令百姓稅負額外增多，實則是變相加派。所稅非所出指農民糧食生產之後以貨幣形式交稅，中間還要受到商人的剝削。田土無等第指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徵稅，在這種不分等級的土地稅制下，扼殺的是貧等土地開墾的積極性，同時也造成了優等土地閑置的現象。
黃宗羲從歷史和現實出發，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稅制改革的真實面目。即每次變革都不過是統治者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工具，不能根本減輕老百姓的負擔。稅制改革若不從稅制的基本構成要素出發，確立稅法的至高權威。則偶然性的某次變革不能稱為是法治社會的進步。進入21世紀法治社會的今天，稅制的變革必須依法進行，圍繞著稅法基本構成要素，以人為本，真正讓稅收取之於民並用之於民。
在人的知識來源的問題上，黃宗羲雖然存在著“天地萬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窮理”即“窮心”的王學思想殘餘，但其基本的方面則是主張躬行實踐，力學致知。獲取知識是人生立本之要義，也是教學的最基本的原則。黃宗羲認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在於培養能“立功建業”、“緯天經地”的治國之才，為此，致知是成才的必然途徑，一切教學也就應當圍繞致知而進行。他說：“（有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為一人之人。”在黃宗羲看來，許多人並非具備與生俱來的良好的素質，只是因為缺乏自我的知識積累。因此他主張廣泛地讀書，以求知識廣博，並通過長期的知識積累達到成才的目的。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一生勤奮好學，並且老而彌堅。其弟子李杲堂在《奉答犁洲先生》中就說道：“先生年逾六十，尚嗜學不止，每寒意擁溫被，以雙足置土爐上，餘膏熒熒，執一捲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每至丙夜。直至年逾八旬，仍終日手不釋卷。”黃宗羲自己好學如此，正是他主張力學致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精神仍然值得我們學習。
黃宗羲在《孟子師說?曹交章》中說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一語，此孟子繼往聖開後學一大節目。徐行堯服，人人能之，即人人可以為堯舜也，只在著察之間耳。後之儒者，將聖人看得煩難，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眾，聖人絕響。”又說：“人人可以認取聖脈，後來近溪只求人所行所習，當下指點出著察一路，真覺人人去聖不遠。”黃宗羲在教學實踐中，對那種脫離社會現實，一惟空談之心性的“靜坐參悟一類工夫”，表示極為反感，他曾明確指出：“道無定體，學貴適用。奈何今日之人執一以為道，使學道與事功判為兩途。事功而不出於道，則機智用事而流於偽，道不能達之事功，論其學則有，於適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為則似是，救國家之危難則非也，豈真儒哉？”在他看來，學習最終是為了應用，若只是講究個人“一身之行為”，而在“國家之急難”時刻無能為力，絕非真正計程車人，要成為一個“真儒”，就必須將“學道”與“事功”緊密結合，既有學問，也會應用。這些都有力地說明瞭黃宗羲在實踐致知的教學原則時，既重視讀書活動，也十分註重於實踐中學習各種本領，即實際才能的培養。黃宗羲提出這一思想是為了改變晚明士大夫在譴責天崩地解之變的情況下，不思為國家分憂解難，依然故我地逍遙自在，醉生夢死，“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的社會狀況。他提出要從教育入手，要解決教學中抱殘守闕、脫離實際的問題，要使學生擴大知識面，對所學的東西能結合實際，融會貫通，“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為文章，皆載道也，重之為傳註，皆經術也”。力主文以載道，經世實用，反對做兩腳書櫥，一介腐儒。
黃宗羲針對時弊，提出的“學貴適用”的原則，既批判了鄙視經世才能，不關心社會變革的空疏學風，也反映了當時城市市民與工商業者在歷史變動時期對於教學的期望與要求，其時代意義是明顯的，而這種強調經世實用、培養應務才能以服務於國家、民族的教學觀念至今仍有價值及意義。黃宗羲認為學生能夠提出獨立見解的前提是多讀書，廣泛地讀書，形成淵博的學識，所以他主張求學貴在創新，提出獨立見解，反對因循守舊。信奉一家之言，道：“餘謂當復墨義古法，使為經義者全寫《註》、《疏》、《大全》漢宋諸儒之說，一一條具於前，而後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強調“申之以己意”，否定“墨守一先生之言。”他說：“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為真。凡依門傍戶依樣畫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對於獨創之精神，黃宗羲一貫推崇，對其弟子陳葵獻，他大家贊賞。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將各種學說加以全面瞭解比較，予以汲納，消化理解，獨立思考而後使自己的領悟具有創造性。黃宗羲學貴獨創的教學原則，不僅表現於教育者的教學過程，還體現於學者的學習過程以及對學習內容的舍取之上，其中“發先儒之未發”，註重“一偏之見”、“相反之論”的觀點在現在仍有借鑒意義。
黃宗羲提出要對所學習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思考，然而思考離不開在求學過程中善於提出各種懷疑。所以，黃宗羲又強調“能疑”。他把懷疑視為是“覺悟之機”，在《南雷學案答董吳仲論學書》中，明確指出：“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從而鼓勵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大膽提問，當他的弟子對其老師劉宗周的學說存在疑問並撰寫文章請教時，黃宗羲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持這類質疑的人是“真善讀書者也。”“疑者，覺悟之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有的人不懷疑而輕以相信，並非是真信，只是因為不善於提出懷疑。黃宗羲強調懷疑在治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只有善於提出懷疑的人，才能引起深思，才會有所創見，這是符合學習的基本規律的，值得我們借鑒。正如哲學上所說的，人們的認識過程其實就是一個由懷疑到釋疑再到懷疑的發展過程。質疑式的教學方法與教育目標有著密切的聯繫，要造就日後對民族、國家有用的人才，在平日的教學過程中就不能忽視質疑的重要性。
黃宗羲認為，要在求學過程中有所創見，調動學生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固然重要，同時還必鬚髮揮群體的積極作用。因此，討論辯難是他在講學中採用的一種基本方法。根據他的高徒李鄴嗣在《送萬充宗授經西陵序》中稱，他們的學習方法通常是眾弟子們“先從黃先生所授學說經諸書，各研其義，然後集講”，每月兩集，有疑問或不解之處， 先生來寧波後，再“從執經問焉。”也就是說，這種教學方法包括自修、集講、問難三個階段，提倡獨立思考，註重集體討論，最後由老師解釋疑惑。這樣不僅學習氛圍張馳有致，而且由於解釋是在各人都認真準備的基礎上進行的，討論時又暢所欲言，所以經常能產生一些新的思想火花，“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嘗十之而三焉”
黃宗羲的的這種研究討論式的教學方法，為浙東造就了一批經學、史學、哲學、文學方面的人才，值得一提的是，也為近代以來高校文史專業的研究生的教育培養提供了借鑒，有著良好的效果。學習單靠自己的質疑，沒有師生、學生之間的“辯難”切磋，見解是很局限的，而“辯難”恰恰是學生創造能力得以表現的機會。正因為如此，黃宗羲非常重視學習中的討論辯難，他認為，要在求學過程中有所創見，調動學生個體主觀能動性固然重要，同時還必須註意發揮師生群體的積極作用。黃宗羲在《孟子師說?題辭》中說道：“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這是他在教學方法上註重辯難的思想基礎。教學者與學習者濟濟一堂，相互探討，而且十分熱烈，出現“一義未安，迭互鋒起”的現象，導致講經會產生成果，在學問上“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為先儒之所未廓者。”
黃宗羲在他的講學實踐中，始終以辯難為其教學方法，在教學過程中可以展開自由式的討論，併在各抒己見、相互切磋之際尋求學問的真諦，學生們在這樣一種較為自由、活潑的學習氣氛中，在教師的指導下，相互質疑問難，切磋討論，就容易在學業上取得進步。探索對人生、社會的正確把握，以至有所發見，有所創新，發“先儒之所未廓”並於其中培養出真才實學的人物。因此，可以說這一教學方法仍是現代教學過程內值得借鑒的。
黃宗羲在堅持自己一貫倡導的為學者當要窮經兼讀史和經世致用的主張，認為“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抵，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為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他認為通經是第一位的，“人不通經，則立身不能為君子，不通經，則立言不能為大家”。
明清之際，學風浮躁，教學內容固化不變，黃宗羲以其思想家的無所畏懼的膽略和高瞻遠矚的才識，全面否定了明清之際以官方哲學——宋明理學為教學和考試為主要內容的陳腐體系，提出了嶄新的教程方案，表明瞭鮮明的戰鬥性和科學性。黃宗羲批判了理學家的信徒們認為善於理財者“聚斂”，有軍事才能者為“粗材”，關註時政者為“俗吏”，長於讀書寫文章者為“玩物喪志”等迂腐的謬論，提出了自己的新教程藍圖：除將經、史、子、集列為教學和考試的內容外，同時倡議：學校必須開設自然科學、工程技術方面的課程，“絕學者，如歷算、樂律、測望、占候、火器、水利之類是也。”黃宗羲提倡的教學內容與當時傳統僵化的教材模式不同，而是要求學習者在掌握作為古代士人必須熟知的經史典籍外，還應該廣泛地學習各種具有實用價值的知識。黃宗羲從其經世致用的教育觀念出發，在教學內容上力主多讀書，以為“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所讀之書既要包括各類經籍，也應“取代近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竭力將基礎知識與應用性知識結合在一起，共同充實於能培養人才的教學內容之中。他還強調：學習理工醫農專門技藝的儒生，和學習五經的儒生晉升機會一樣；“郡縣上之於朝，政府考其果有發明，使之待詔，否則罷歸。”對確有發明者，格外獎勵，破格錄用。他主張的教學內容，從總體上看分為兩大類，即由經史之學為主體的文化類學科和由天文、地理、數學、樂律等組成的自然類學科。他把經史之學當成教學的基本內容，是由於經史具有經世致用的意義，因此也對時風中“不以六經為根抵”惟“襲語錄之糟粕”的積弊起到了抗衡作用。他還因為出於培養造就“建功立業”治國人才的需要，除開設經史子集外，還設置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課程，並貫穿於他的講學過程之中。他所講授的包含著對當時社會於時代科技水平的自然科學知識，既是對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的繼承於弘揚，也吸納了某些傳入中國的西方科技思想。他廣泛汲取古今中外的科學思想，並作為自身講學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黃宗羲提倡的教學內容，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當時時代的最高水平。
黃宗羲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對教師職業有特殊的感情，對教師問題提出了許多獨特的見解。他認為教師除了向學生進行傳道、授業、解惑以外，還必須從事清議。他指出，太學祭酒在講學時，應該議論朝政，若“政有缺失”，則“直言無諱”。他關於教師議政的思想，發前人所未發，是對傳統教師職責理論的拓展和深化。他還主張教師不僅要有真才實學，而且必須端正，“無占清議”。為人師表，他對師之道也十分講求，並註意身體厲行。他說“師者，善於傳道，授業解惑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也矣”。他認為師道的不傳，一方面與科舉制的發展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有為師者自身的原故，因此，為人師表者要堅持不斷地反省自己做得如何。平時不但要註意充實自己的學問，使前來就教者能從自己這裡受益釋惑，而且即使有為師之實，也要效法古人避師之。如果忽視了上述任務，有淫詞未毀，“故入其道，有違禮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懸無益之物，土留未掩之喪，優歌在耳，鄙語滿街，則學官之職不修也。”儘管有些具體內容未必盡妥，但其方向是明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