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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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人經濟不是“浙江經濟”，前者是GDP概念，後者是GNP概念。更重要的，後者是一個地區經濟的概念，前者更多是文化概念。“浙江人經濟”含義包括：第一，浙江人在浙江省以外的人數眾多，已達至某個“數量級規模”。據浙江商會的估計，浙江省以外的浙江人總數大約在400萬～500萬之間(其中160萬是溫州人)；第二，這個巨大的在外投資兵團擁有強大的財力和市場運作能力；第三，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十分明顯。浙江文化的一面是“戀家不守土，敢冒知進退，愛財不惜財”，其核心則是強烈進取、吃苦耐勞的商業品質。“浙江人經濟”正在對全國產生影響，因而不僅是浙江人的經濟現象，也是全國性的經濟現象。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人外出創業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資本原始積累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本階段呈現出的特點是，浙籍資本在全國呈無序狀擴散。改革開放初期，浙江人憑藉其地理位置偏僻，舊體制和禁錮性等約束力相對較弱的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政策造就的社會經濟發展大環境，率先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以生產小商品的家庭工業為主體、以專業市場為依托、以千軍萬馬闖市場自產自銷的經營方式，迅速發展了地方經濟，併在短短十多年間就初步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該階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別人不願做的事”，如修鞋、彈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販等。據第四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務工經商人員達100萬左右。

　　第二階段：資本向外擴張階段（20世紀90年代到2000年）

　　20世紀90年代中期，浙江不少區域如溫州、寧波、台州等地的原始積累已經完成，資本開始出現向外擴張的需求。浙江人異地經商模式從個體商販向商圈經營轉換，開始在服裝、輕紡、日用小商品等行業投資，浙江店逐漸擴張成浙江村、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商貿城，“工廠+專業市場”的浙江模式開始向外克隆。該階段，浙江人在外主要“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據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浙商在外人員達207萬左右。

　　第三階段：大規模投資階段（2000年至今）

　　在外經商、投資和創業的浙商，創造了蔚為壯觀的“浙江人經濟”，突出表現在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涉及領域不斷拓展，經營方式不斷創新。完成資本積累的浙江企業開始相對集中地投資於中心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將部分職能機構如銷售中心甚至總部遷至這些城市。同時，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先後實施，以及浙江省委實施接軌上海、推進長三角合作與交流的戰略決策，國家振興東北、西部大開發等政策鼓勵，一大批浙江企業帶著資本、品牌、理念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實現了從商貿流通、商品生產向品牌經營、資本運作的新跨越。該階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別人做不了的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浙江憑藉先發優勢，成為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經濟實現了趕超式、跨越式發展，在全國各省市區中，經濟總量位次由1978年第12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4位；人均生產總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5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貿進出口總額由第15位上升到第5位；外貿出口總額由第14位上升到第3位；財政一般預算總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三次產業構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轉變為2011年的4.9:51.2:43.9，基本實現了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與此同時，在浙江省外從事個體工商經營的浙江人已達400多萬，超過省內個體工商戶390萬人的從業人數，並呈現出以下特征：

　　1.投資以發達地區為主。省外浙江人的投資以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為多，截至2010年，在北京、天津、山東、上海、廣東、江蘇、福建、海南等8個省市，省外浙江人累計投資約1.1萬億元，占總額的52%。2012年浙商全國500強榜單顯示，浙商前100強中有14家在省外，包括北京建龍重工、上海復星、申通快遞、美特斯邦威等，而前500強中則有73家在省外，其中，北京19家，江西16家、重慶9家、江蘇5家、山東4家、廣東3家、湖南2家，安徽、河南、陝西、甘肅、雲南等中西部省份均只有1家。

　　2.投資企業類型多樣。在多年異地發展中，省外浙江人由初期的以經營加工貿易業為主，逐漸向多領域進軍。目前較大規模從事礦產資源開發、規模農業發展、汽車、機電電器、特殊材料等現代工業生產，以及涉足金融、傳媒、物流和文化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經合辦的調查顯示，在省外浙江人創辦的26萬多家企業中，礦產資源企業有3851家、農業企業有4315家、電子電器企業有18856家、輕工機械企業有17606家、建築企業有14707家、商貿企業有20230家。浙商投資的項目規模引人矚目，目前省外浙商在外投資億元以上的企業項目達到2561個，其中投資10億元以上的達到454個。相當一批有實力的浙商企業，開始著眼於創新發展。他們創辦研發中心，創建科研基地，興辦高等院校，廣泛招攬培養人才，進軍高新技術產業、信息產業等高端領域。如阿裡巴巴在成都投資1億美元，建立公司的西部基地。吉利集團融資10多億元，在北京興辦了有1萬名學生規模的北京吉利大學。浙江正達集團擬投資80億元打造武漢水鄉旅游新城，將杭州西湖和威尼斯水城風景“移植”到武漢。這些企業的創新發展，有效延伸了省外浙江人經濟的產業鏈，提升了省外浙江人經濟的綜合競爭能力，增強了省外浙江人經濟的發展後勁。

　　3.投資重點契合國家戰略佈局。嗅覺敏銳的浙江人，緊緊抓住了國家重大戰略佈局的發展先機。近年來，省外浙江人積极參与國家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等重大戰略的實施，充分把握國家政策重點傾斜的機遇，順勢而為，藉機發展，借力擴張，謀求浙江企業在全國的發展佈局。他們取長補短，結合浙江資源短缺和中西部、東北部等地區礦產資源豐富的實際，註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經合辦的調查表明，截至2010年，省外浙商在國家各戰略實施區域投資創辦各類園區373個，規劃開發麵積90.6萬畝，投資總額達7226億元。從事與資源開發利用相關的項目占投資總量的近1/3。其中農業園區58個，規劃開發麵積37.4萬畝，投資總額141億元;工業園區178個，規劃開發麵積41.7萬畝，投資總額5933億元;服務貿易園區137個，規劃開發麵積11.5萬畝，投資總額1152億元。目前，一批由浙商規劃開發的園區，已經走上了健康發展的軌道。如吉林浙商與松原市政府共同籌建松原浙江工業園，占地7平方公裡，已經有10多戶浙江企業入園發展。四川浙商投資10億元，在內江興建浙商工業園，首批已經有6個項目入駐。新疆浙商投資36億元興建了出口加工基地——浙江小五金工業園，部分企業已經投產。大批開發園區的建立，讓省外浙商又一次抓住了國家新一輪開發開放的發展大機遇，有效占領了當地發展高地。浙商在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中，不僅延伸了浙江產業鏈，推動浙江產業的梯度轉移，還促進了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為國家區域統籌發展作出了貢獻。

　　4.社會責任意識不斷提高。已完成資本原始積累的浙江人，視野更加廣闊、創新更加自覺，更加講求責任。隨著創業發展的成功，許多省外浙江人社會責任意識不斷提升，由創業致富開始轉向回報社會，開展多種公益和慈善事業，改善當地發展條件，為當地社會發展作貢獻。2007年5月，全國民營企業第一份正式的企業社會責任宣言——《浙商社會責任倡議書》問世，讓世人看到了浙商的另一個名字是“責商”。四川汶川大地震省外浙江人捐款捐物累計金額超過15億元。2008年，省外浙江人經濟的銷售規模達到17672億元，向當地繳納稅收1243億元。通過興辦各類實業，解決了當地1136萬多人的就業。浙商們的奉獻和貢獻，贏得了當地的認可和尊重，逐漸同流入地實現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多個層面的融合。據調查，省外浙江人在當地擔任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超過千人。由於對當地貢獻突出，106名省外浙江人榮獲“五一”勞動獎章，772人獲當地優秀企業家稱號。

　　省外浙江人經濟的發展，為創業地註入了新的活力，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浙江人經濟”對全國的影響分析

　　浙江人走南闖北，挺進中原，征戰西部，搶占上海灘，進軍華爾街，“浙江村”、“溫州街”、“台州路”、“義烏市場”等遍佈全國和世界各地。2012中國500強民營企業，浙江占了142席，連續14年居全國之首。吉利、廣廈、娃哈哈、海亮等四家家企業年營業收入超過了670億元。浙商的異軍突起，為中國經濟發展增強了動力、增加了特色、增添了亮點，為全國改革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浙江人經濟”對浙江本土的影響分析

　　浙江既不像江蘇和廣東可以依靠大量引進外資，也無法像中西部那樣藉助中央政府補貼，浙江最大的優勢還是浙商群體。如今，浙江政府正在強化為企業服務。為保證浙商唱好“走出去”發展這出大戲，浙江省各地各級黨委、政府切實發揮組織、引導、協調、服務作用。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每年堅持率浙商代表參加的黨政代表團出訪。每到一地學習考察出訪，都要召開當地浙籍企業家代表座談會，瞭解關心他們在當地創業的情況，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困難和問題；每次出訪，都颳起了一股股浙商投資合作交流的“浙江旋風”。浙江省還聯合兄弟省、市、自治區頻繁舉辦各種類型的展銷會、洽談會、推介會；組織企業參加各種考察，開展友好城市交往，協調做好國外、兄弟省（市、自治區）來浙考察招商，舉辦浙商大會和評選“浙商最佳投資城市”等多形式的互動交流，推動各層次合作交流的不斷深入。此外，為了提高投資項目的成功率、落地率，浙江省積極建立了省際政府和政府部門間的聯合協調會議制度和合作項目跟蹤協調製度，力求通過政府部門間的協商對話，努力提高合作項目履約率和資金到位率，確保合作項目“簽約一個、成功一個、見效一個”。在29個省（區、市）成立了在外浙江企業聯合會（商會），實現了在外浙江企業管理、聯絡、服務工作的網路化、規範化，從而有力地促進了“跳出浙江發展浙江”戰略的實施。

　　同時，浙江省還註重發揮政策的激勵作用，專門設立了實施“走出去”戰略資金，對參與西部開發等國家戰略的企業進行貸款貼息的政策扶持，極大地調動了浙商“走出去”、參與國際國內合作交流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