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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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人经济不是“浙江经济”，前者是GDP概念，后者是GNP概念。更重要的，后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概念，前者更多是文化概念。“浙江人经济”含义包括：第一，浙江人在浙江省以外的人数众多，已达至某个“数量级规模”。据浙江商会的估计，浙江省以外的浙江人总数大约在400万～500万之间(其中160万是温州人)；第二，这个巨大的在外投资兵团拥有强大的财力和市场运作能力；第三，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十分明显。浙江文化的一面是“恋家不守土，敢冒知进退，爱财不惜财”，其核心则是强烈进取、吃苦耐劳的商业品质。“浙江人经济”正在对全国产生影响，因而不仅是浙江人的经济现象，也是全国性的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外出创业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本原始积累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本阶段呈现出的特点是，浙籍资本在全国呈无序状扩散。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凭借其地理位置偏僻，旧体制和禁锢性等约束力相对较弱的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政策造就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率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以生产小商品的家庭工业为主体、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千军万马闯市场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迅速发展了地方经济，并在短短十多年间就初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100万左右。

　　第二阶段：资本向外扩张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浙江不少区域如温州、宁波、台州等地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资本开始出现向外扩张的需求。浙江人异地经商模式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浙江店逐渐扩张成浙江村、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开始向外克隆。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浙商在外人员达207万左右。

　　第三阶段：大规模投资阶段（2000年至今）

　　在外经商、投资和创业的浙商，创造了蔚为壮观的“浙江人经济”，突出表现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领域不断拓展，经营方式不断创新。完成资本积累的浙江企业开始相对集中地投资于中心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将部分职能机构如销售中心甚至总部迁至这些城市。同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浙江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国家振兴东北、西部大开发等政策鼓励，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该阶段，浙江人在外主要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经济实现了赶超式、跨越式发展，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经济总量位次由1978年第12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5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15位上升到第5位；外贸出口总额由第14位上升到第3位；财政一般预算总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三次产业构成由1978年的38.1:43.3:18.6转变为2011年的4.9:51.2:43.9，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浙江省外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浙江人已达400多万，超过省内个体工商户390万人的从业人数，并呈现出以下特征：

　　1.投资以发达地区为主。省外浙江人的投资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多，截至2010年，在北京、天津、山东、上海、广东、江苏、福建、海南等8个省市，省外浙江人累计投资约1.1万亿元，占总额的52%。2012年浙商全国500强榜单显示，浙商前100强中有14家在省外，包括北京建龙重工、上海复星、申通快递、美特斯邦威等，而前500强中则有73家在省外，其中，北京19家，江西16家、重庆9家、江苏5家、山东4家、广东3家、湖南2家，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云南等中西部省份均只有1家。

　　2.投资企业类型多样。在多年异地发展中，省外浙江人由初期的以经营加工贸易业为主，逐渐向多领域进军。目前较大规模从事矿产资源开发、规模农业发展、汽车、机电电器、特殊材料等现代工业生产，以及涉足金融、传媒、物流和文化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显示，在省外浙江人创办的26万多家企业中，矿产资源企业有3851家、农业企业有4315家、电子电器企业有18856家、轻工机械企业有17606家、建筑企业有14707家、商贸企业有20230家。浙商投资的项目规模引人瞩目，目前省外浙商在外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项目达到2561个，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的达到454个。相当一批有实力的浙商企业，开始着眼于创新发展。他们创办研发中心，创建科研基地，兴办高等院校，广泛招揽培养人才，进军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产业等高端领域。如阿里巴巴在成都投资1亿美元，建立公司的西部基地。吉利集团融资10多亿元，在北京兴办了有1万名学生规模的北京吉利大学。浙江正达集团拟投资80亿元打造武汉水乡旅游新城，将杭州西湖和威尼斯水城风景“移植”到武汉。这些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效延伸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产业链，提升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综合竞争能力，增强了省外浙江人经济的发展后劲。

　　3.投资重点契合国家战略布局。嗅觉敏锐的浙江人，紧紧抓住了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发展先机。近年来，省外浙江人积极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充分把握国家政策重点倾斜的机遇，顺势而为，借机发展，借力扩张，谋求浙江企业在全国的发展布局。他们取长补短，结合浙江资源短缺和中西部、东北部等地区矿产资源丰富的实际，注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浙江省委政研室、省经合办的调查表明，截至2010年，省外浙商在国家各战略实施区域投资创办各类园区373个，规划开发面积90.6万亩，投资总额达7226亿元。从事与资源开发利用相关的项目占投资总量的近1/3。其中农业园区58个，规划开发面积37.4万亩，投资总额141亿元;工业园区178个，规划开发面积41.7万亩，投资总额5933亿元;服务贸易园区137个，规划开发面积11.5万亩，投资总额1152亿元。目前，一批由浙商规划开发的园区，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如吉林浙商与松原市政府共同筹建松原浙江工业园，占地7平方公里，已经有10多户浙江企业入园发展。四川浙商投资10亿元，在内江兴建浙商工业园，首批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新疆浙商投资36亿元兴建了出口加工基地——浙江小五金工业园，部分企业已经投产。大批开发园区的建立，让省外浙商又一次抓住了国家新一轮开发开放的发展大机遇，有效占领了当地发展高地。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延伸了浙江产业链，推动浙江产业的梯度转移，还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国家区域统筹发展作出了贡献。

　　4.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已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浙江人，视野更加广阔、创新更加自觉，更加讲求责任。随着创业发展的成功，许多省外浙江人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升，由创业致富开始转向回报社会，开展多种公益和慈善事业，改善当地发展条件，为当地社会发展作贡献。2007年5月，全国民营企业第一份正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宣言——《浙商社会责任倡议书》问世，让世人看到了浙商的另一个名字是“责商”。四川汶川大地震省外浙江人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超过15亿元。2008年，省外浙江人经济的销售规模达到17672亿元，向当地缴纳税收1243亿元。通过兴办各类实业，解决了当地1136万多人的就业。浙商们的奉献和贡献，赢得了当地的认可和尊重，逐渐同流入地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融合。据调查，省外浙江人在当地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超过千人。由于对当地贡献突出，106名省外浙江人荣获“五一”劳动奖章，772人获当地优秀企业家称号。

　　省外浙江人经济的发展，为创业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浙江人经济”对全国的影响分析

　　浙江人走南闯北，挺进中原，征战西部，抢占上海滩，进军华尔街，“浙江村”、“温州街”、“台州路”、“义乌市场”等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2012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浙江占了142席，连续14年居全国之首。吉利、广厦、娃哈哈、海亮等四家家企业年营业收入超过了670亿元。浙商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动力、增加了特色、增添了亮点，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本土的影响分析

　　浙江既不像江苏和广东可以依靠大量引进外资，也无法像中西部那样借助中央政府补贴，浙江最大的优势还是浙商群体。如今，浙江政府正在强化为企业服务。为保证浙商唱好“走出去”发展这出大戏，浙江省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切实发挥组织、引导、协调、服务作用。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每年坚持率浙商代表参加的党政代表团出访。每到一地学习考察出访，都要召开当地浙籍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了解关心他们在当地创业的情况，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每次出访，都刮起了一股股浙商投资合作交流的“浙江旋风”。浙江省还联合兄弟省、市、自治区频繁举办各种类型的展销会、洽谈会、推介会；组织企业参加各种考察，开展友好城市交往，协调做好国外、兄弟省（市、自治区）来浙考察招商，举办浙商大会和评选“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等多形式的互动交流，推动各层次合作交流的不断深入。此外，为了提高投资项目的成功率、落地率，浙江省积极建立了省际政府和政府部门间的联合协调会议制度和合作项目跟踪协调制度，力求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协商对话，努力提高合作项目履约率和资金到位率，确保合作项目“签约一个、成功一个、见效一个”。在29个省（区、市）成立了在外浙江企业联合会（商会），实现了在外浙江企业管理、联络、服务工作的网络化、规范化，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战略的实施。

　　同时，浙江省还注重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专门设立了实施“走出去”战略资金，对参与西部开发等国家战略的企业进行贷款贴息的政策扶持，极大地调动了浙商“走出去”、参与国际国内合作交流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