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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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Zhejia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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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模式是指是指在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國際化的改革和發展過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樣式、方法、路徑和特征[1]。“浙江模式”本質上是一種市場經濟模式，是市場、市場體系、市場機制和市場體制形成過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
在浙江，市場化與經濟多元化不是一個孤立的方面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一個個突發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會歷史根源的經濟社會變革。浙江模式既有明顯的地方特色，又有一定的普適必意義。[1]
浙江模式的特色[2]
在“浙江模式”的早期階段，它具有三個重要特點：民間創業為主，不依賴國有投資和外資，群眾廣泛參與、普遍受益；產業層次較低，以勞動密集型的小商品、紡織品、日用工業品為主，主要滿足國內市場的需要；新興產業區和民間專業市場的形成，與本地的歷史文化傳統、商業技巧、手工業的工藝技術、社會資本網路密切相關，同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有機結合，併成為本地的主導產業，引領區域經濟發展。
與廣東、江蘇、上海等省、市的市場化模式相比較，“浙江模式”具有以下特色：
從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的形式看，主要體現為專業市場、家庭工業、小城鎮建設和個體私營經濟等的形成和發展，但這些可見的形式只是“浙江模式”的表達方式，其內在的創業精神和由此產生的行為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質。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之所以能夠健康、持續、快速發展，其主要動力源泉就是人們的自主創業，是個人的首創精神、自主競爭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發展的結果。正是由於浙江人具有自主改革、自擔風險、自我發展、自強不息的“四自精神”，才闖出了一條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道路。
當然，在“浙江模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各級政府順應群眾的願望和經濟發展的要求，在政策上給予支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促進產權制度改革，擴大個人的自主權利，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建立和維護經濟秩序等，則有力地促進了這一發展道路的形成和擴展。因此，可以說，浙江自髮式發展道路的形成，是社會環境與歷史文化條件相結合的產物。
2、“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
浙江令人矚目的經濟發展，源自一種能創造出增長和財富的動力，這就是自下而上的創業精神和保護個人財產權利的政策環境。實踐證明，民營經濟的繁榮發展，對於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優化配置生產要素，增加就業機會，維護社會穩定等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業增加值增量的75%都是由民營經濟創造的。“十五”期末，浙江限額以上非國有投資占同期限額以上固定資產投資的63.6%。在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台州、義烏等地區，近幾年城市建設資金的80%以上都來自於民間。活躍而充裕的民間資本，已經滲透到浙江的各行各業，並逐步在區域內形成了民眾投資、民間營運、全民分享的自我迴圈發展體系。面對我國日益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非常適合市場化運作的經濟體制和所有制結構，給浙江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3、民間資本主導的自主型、創業型、市場導向型發展。
浙江經濟的發展不是主要依賴於政府大規模投資、國家地區優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補貼的外國直接投資。全國首家個體私營企業，首家股份合作制企業，首家實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業的地方性法規等等，都發源於浙江。
早在2001年，浙江鄉鎮集體企業改製面就達到了97%，國有外經貿企業改製面達到了96%，率先於全國全面實現了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轉換。眾多的“全國第一”清楚地表明產權制度創新對浙江經濟的發展貢獻了巨大能量，因為根據現代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除了資本、勞動、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外，制度是一個更為根本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要素。適合市場運作的產權制度的率先確立，使浙江優先分享到了我國市場經濟體系逐步發展的巨大利益。
4、服務型有為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預期的體制框架。
在浙江，市場力量發揮了自組織的功能，政府則起著促進性和輔助性的作用。
“浙江模式”是市場經濟中政府這隻“有形的手”與市場這隻“無形的手” 在地方政府層面有機結合的成功範例，商人（業主）的集體行動與政府的開明決策，促成了浙江市場的興起和產業的發展。在市場化進程中，浙江各級政府註重轉變觀念，改進工作方法，規範自身行為，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精神，少干預多引導，少限制多服務，少宣傳多實幹，著力轉變企業的經營體制，完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營造公正、透明和法制化的區域發展環境，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加充分的社會公共產品和更高效率的政府服務，而將很多管理職能下放給行業協會、同業商會等民間組織，通過建立民間行業性自律組織來彌補“市場缺陷”。
這樣，在浙江，企業、市場、政府和民間組織的作用領域往往相對獨立，互不依賴。一旦企業對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不負責任，政府和其他力量就比較容易對其施加壓力，糾正其行為。可以說，這樣一個能夠支持經濟自由發展的體制環境，是“浙江模式”獲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浙江模式的借鑒價值[2]
誕生於中國改革開放歷史大背景下、獨具地方特色的“浙江模式”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項最新成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種寶貴經驗。在處理政府與企業、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企業與雇員、經濟與社會等的關係方面，浙江都創造了獨特的經驗。這些經驗表明，經濟改革的關鍵不單是要不要走市場經濟道路，更重要的是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好上述諸多方面的關係，這對我國其他地區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實現科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
“浙江模式”是在內源性民間力量的推動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發展的資本來自內部，發展的形式是內生型的；在不少領域，民族工商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足以和外來資本相抗衡。這種滿足內部資本、內生力量的發展模式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這種模式要比外資拉動型模式和政府推動型模式更加穩定、更具有可持續性。因此，在中國不同的市場化模式中，“浙江模式”的可擴展性更強，具有較為廣泛的典型意義和更高的借鑒價值。
1、新的財產秩序的形成與擴展。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社會巨集觀層次的所有制結構與企業內部微觀層次的產權結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逐步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與多元混合的企業產權結構。這種新的財產秩序和新的財產所有結構為浙江人民艱難創業、大膽創新提供了內在的、清晰的、可累積和可控制的產權激勵機制，使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財政收入、進出口貿易、金融資產、市場物價等重要經濟指標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這種新的財產秩序和新的財產所有結構，可供中國其他地區的所有制改革與結構調整借鑒或參考。
2、新的市場秩序的建立與擴展。
在浙江，專業市場不僅是一種專業化交易組織和資源配置方式，而且是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舉足輕重作用的一大商貿流通產業。一些大型專業市場已成為我國地方工業、產業集群融入國際經濟、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平臺和通道。浙江專業市場的發展歷史、現狀和趨勢，對於全國其他地區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它表明，專業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必須從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高度來考察和研究，視角要從單純的專業市場轉向產業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社會領域，如產業集群、新興商業資本、新型市場業態、現代物流、政府作用等等。
3、新的企業組織的形成與擴展。
改革開放以後，浙江民營企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完成了從公有制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到成為基本經濟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轉變。時至今日，民營經濟已占據全省經濟的半壁江山，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起著明顯的推動作用。
浙江民營企業背靠大國經濟和國內統一大市場，依托自主創新，促進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走全國佈局或跨國經營的路子，打響“浙商”品牌，逐步實現了從生產加工型企業向大規模品牌生產集團和商貿集團的轉變，發展成為國內領先或具有國際水準的企業。
4、新興產業資本的形成與擴展。
浙江民營經濟主要集中於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生產企業規模擴大，一些企業集團將品牌資源和一定的資產，與浙江在外的百萬供銷大軍相互嫁接，構築了遍佈全國的獨享式銷售網路，截留了商業鏈條中的大部分利潤。
在實力提升的基礎上，浙江眾多民營企業率先“走出去”發展，積极參与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與此同時，還積極開展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壯大自己。
5、新興產業區的形成與擴展。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走出了一條以專業市場、民營經濟和產業集群為顯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當前，浙江產業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演進，呈現出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到機械、電子、汽摩配等重化工業再到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的顯著軌跡；產業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地方產業集群逐步融入全球生產網路和全球價值鏈之中。尤其是隨著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和在產業結構中比重的增加，浙江以建設先進位造業基地為突破口，開始走上主要由信息化推動、以發展先進位造業為重點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6、新的勞資關係的形成與擴展。
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歷史較長，私營企業的規模較大，勞資矛盾暴露得比較早也比較充分，具有很強的代表性。
目前，在浙江，勞資關係是一種自願互利的新型合作關係，合作與共同利益是主流，衝突與利益對立是支流，在私營企業中存在的勞資爭議和衝突，其性質不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關係，而是反映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差異的非對抗性關係。浙江發達的私營經濟吸引了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使勞動力市場中的城鄉分割和部門分割被弱化。經過努力培育和建設，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基本形成，初步發揮了對勞動力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與此同時，浙江各級地方政府在處理勞資矛盾和規範勞動關係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規章，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經驗。對於其他地區而言，浙江處理勞資關係的方式、方法和經驗，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7、新的收入分配秩序的形成與擴展。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逐步形成了以市場化和效率優先為主要特征的有自身特色的收入分配製度，尤其是按生產要素所做貢獻分配的觀念的確立，使生產要素市場的供求關係逐漸成為個人收入分配的基礎性調節機制。
目前，浙江居民收入來源呈現出多元化發展趨勢，財產性收入在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如儲蓄存款利息、購買股票所得股息和紅利、購買債券所得債息等等。儘管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快速發展，但收入分配差距並沒有明顯擴大，在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和追求效率的同時，註重社會公平，關註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形成了先富幫助和帶動後富、以實現共同富裕為長遠戰略目標的新分配模式。
“浙江模式”的形成與發展表明：中國體制轉軌的成功在於它實際上是一個自下而上的改革過程，改革的成功首先是由於進行了分權改革，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傳統計劃體制縫隙中的市場經濟因素，激活了存在於地區和民間的生產要素；分權改革形成了新的財產秩序和市場秩序，從而調動了地方和民間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進而推動了區域經濟高速發展和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