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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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Huizhou merchants)——中國明清時期最傑出的商幫

　　徽商，又稱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是舊徽州府籍商人集團的總稱。徽商萌生於東晉，成長於唐宋，盛於明，衰於清末。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占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統治日趨沒落，課稅、捐輸日益加重，徽商處境愈來愈困難。1831年，兩江總督兼管兩淮鹽政陶澍革除淮鹽積弊，改行“票法”，靠鹽業專利發跡的徽商開始衰敗典當業也因左宗棠壟斷及外國銀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兩商則由於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連年虧損。尤其是隨著提帝國主義入侵，外資滲入，國外商品傾銷，徽商經營的行業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時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聯繫密切的廣東、江浙財閥開始興起，只掌握傳統商業知識、技能的徽商，在商業領域逐漸失去其操縱、壟斷和獨占的地位，開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輓救不了徽商的頹勢。

　　1、古徽州處“吳頭楚尾”，屬邊緣地帶，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開發較晚。漢代前人口不多，而晉末、宋末、唐末及中國曆史上三次移民潮，給皖南徽州送來了大量人口，人口眾多，山多地少，怎麼辦？出外經商是一條出路。

　　2、豐富資源促進了商業發展。徽商最早經營的是山貨和外地糧食。如利用豐富的木材資源用於建築、做墨、油漆、桐油、造紙，這些是外運的大宗商品，茶葉有祁門紅、婺源綠名品。外出經商主要是經營鹽、棉（布）、糧食等。

　　3、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來指導經商。

　　4、明清是我國商品經濟較發展的時期，明清已有資本主義萌芽，這是徽商鼎盛之時。

　　1、遍佈全國，與晉商齊名，到處有徽商足跡。

　　2、經營品種廣泛，鹽、棉（布）、糧食、典當、文具筆墨（文房四寶）。

　　3、吃苦耐勞、勤儉節約、小本經營、由小到大。

　　4、資本雄厚。如休寧人任福光在江淮從事販鹽，擁有船等4艘，所銷之鹽占淮鹽的1/2以上。

　　清乾隆末年，關稅盈餘每年85萬兩銀子，而出口商品中徽商的茶葉為第一位。

　　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擁有資本四千萬兩銀子，而當時清 朝的國庫存銀僅7000萬兩。

　　5、經營之道。信守的經營理念是“講道義、重誠信”“誠信為本、以義取利”，在市場上取得良好信譽。

　　6、獲利致富後回報家鄉，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慈善事業。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揚州徽商捐大米6萬石，200萬兩銀子。

　　徽商經營行業以鹽、典當、茶木為最著，其次為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縣人多鹽商，績溪人多菜館業，休寧人多典當商，祁門、黟縣人以經營布匹、雜貨為多。

　　徽商除了從事多種商業和販運行業外，還直接辦產業。休寧商人朱雲沾在福建開采鐵礦，歙縣商人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紙廠，他們邊生產邊販賣，合工商於一身。徽商經營多取批發和長途販運。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隻千艘。一些富商巨賈，還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還使用奴僕營商，休寧人程廷灝曾驅僮奴數十人，行賈四方。徽商在經營中註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註重市場行情，實行靈活經營。有一業為主兼營它業的；有根據不同行情、季節變換經營項目的。

　　徽商講究商業道德，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義利兼顧。以勤奮和吃苦耐勞而著稱，在外經營，三年一歸，新婚離別，習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賈而好儒，與封建官僚混為一體，或相互接托。他們除以“急公議敘”、“捐納”和“讀書登第”作為攫取官位的途徑外，還以重資結納，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監、天子的庇護，享有官爵的特權。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躋身官僚行業，就督促子弟應試為官，自己也就成為官商。

　　歷史上稱雄中國商界的徽商，是怎樣興起的，又是因何衰落的？

　　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境內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磁通極為方便，山貨土特產品又極為豐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質基礎。同時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贍一，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駱駝”精神，外出經商常常數午不歸，不辭山高路遠，雖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無不涉足。

　　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經營的行業，主要是“文房四寶”、漆、扣和茶葉。成化以後，因明王朝改變“開中法”，把商人輸糧邊區，換取食鹽，在一定區域販賣的方法，改為商入在產鹽地區吶糧給鹽，聽其販賣。這樣一來，重要產鹽地區一一兩淮、兩浙，成為鹽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漸以發展鹽業經營而雄飛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徽商形成了鹽、典、茶、木四大行業。除比，還有布匹、絲綢、糧油、陶瓷、漆器、藥材、徽菜，以及山雜南北貨、京片百貨等多種多樣行業．對徽商來說，只要有利可圖；無業不就。徽商經營方式也靈活多樣，大體有這樣五種：一是走販（長途販運）二是團積(囤積居奇，賤買貴賣)，三是開張(廣設店肆，開展競爭)，四是質劑(經營典當，權子母錢)，五是回易(以所多易所鮮)。也有前店後坊或設廠兼營直接生產的．如鄭天鎮、朱雲治在福建開采鐵礦、阮弼在蕪湖開設染織廠、汪長兮在房村製造曲櫱，都是一面生產，一面販賣，合工商業於一身。

　　徽商資本，開始雖多由小本經營致富，但也有官僚資本參雜其中。商人家屬已成顯宦，享受特權明清都禁止官吏經商，但官僚家屬不禁止，增殖資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為營運．分得潤餘。明代以財富稱雄的徽商，往往以錢財珍寶結納權貴。如墨商羅小華，為明代權姦嚴嵩的兒子嚴世藩的入幕之賓。富商吳養晦說：他的大父曾欠納鹽款20餘萬。如不勾結權貴，豈能欠下國家這筆巨款。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一、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年之間，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銷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世以鹽業起家的身為三朝乾隆、嘉慶、道光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也因鹽政改為實行票法，徽商遭受損失，酸留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儘管曹振鏞這樣說，旦鹽政的改革對徽商的打擊還是極其重大的。

　　二、清咸豐三年，戶部占侍郎兼管錢法堂的歙縣人王茂蔭，認為要想鈔法行得通，辦辱好，必須依靠商人，要給商人以運轉的方便，也要給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這個建議，不但沒有被奕許採用，反以為受苟人指使，嚴加斥責。這樣對經營錢業的徽商打擊也很大。

　　三、清康乾時，對典商查禁重利，後又加增典稅，左宗棠更增質鋪歲月，而典商幾敗。咸豐四年起實行“釐金”，稅卡林立。向以長途販運為能的徽商，賺錢也不象過去那樣容易了。

　　四、鴉片戰爭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徽商經營的手工業晶，敵不過外商用機器生產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來品鋼筆、墨水的衝擊。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五、泥古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的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為其壓倒除此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年之久，開始是團練的輸捐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嚴重的摧殘。總之，徽商是封建社會經濟的產物，歷史雖然很長，但由於沒能適應社會的發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時期，就決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運。

　　經濟發展史表明，任何一個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文化因素。區別隻是在於：產業層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濃，文化對產業發展的作用就更大。商業作為第三次產業，是文化因素最易彙集、文化含量較高的產業，徽商的興衰就對此作了歷史的實證。可以認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種各樣的商業活動只不過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為繁榮昌盛的今天，從文化層面解讀徽商的興衰，對於正確認識徽商精神，從歷史借鑒中有選擇地弘揚徽商精神，以進一步發展我們的現代經濟，會有積極的啟迪意義。

一、徽商的興盛與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時期中國興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賈”的特色而區別於其他商幫，充分體現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國的用詞習慣是“左”重於“右”，我以為，用“左儒右賈”而不是“亦賈亦儒”來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為確切、更為深刻，其確切與深刻之處在於：文化對徽商的興盛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對徽商的興起而產生深刻影響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為一個商業集團，始於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間（1457 -1505年），而徽文化作為一種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點至少可以追溯到東晉時期，比徽商的產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區，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歷史變故中遷來的中原地區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戶。如據史料記載，西晉“永嘉之亂”（307-313年）時，因避戰亂而由中原遷入徽州計程車族有程、鮑、俞、黃等十五氏；唐末黃巢起義(875-884)時，遷入徽州計程車族有陸、陳、葉、孫等四十八氏；兩宋之際、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這些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豐富的文化，徽州地區的每個家族、每個村落，從一開始就有豐厚的文化底蘊。經過千年的文化積澱，在徽州地區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社會諸多條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對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大體系：一是觀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觀念文化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號稱“東南鄒魯”，又是“程朱理學”的故鄉，封建理學的觀念文化在徽州地區牢固地處於思想統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會管理和政治層面的文化，在封建社會的基層，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鄉族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區形成並保留著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鄉族結構體系，世世代代維繫和控制著徽州人的思想和行為；地域文化是勞動人民歷史地創造的鄉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卻是層次很高的鄉土文化，揚名於世的就有徽劇、徽菜、徽派建築、徽州樸學、徽州版畫、徽州篆刻、徽州文書、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醫學等，洋洋大觀，光彩奪目。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區根基很深，又密切聯繫，從不同層面推動徽商的繁榮發展。

　　觀念文化從思想理念的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古徽州地區的一個特殊條件是人多地少，這裡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晉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規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區人口猛增，導致耕地不足、糧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壓下只得外出經商圖生，是產生徽商的最初動因。徽州地區儒風甚茂，受封建理學的深刻影響，徽州人仍然崇尚業儒進仕、揚名顯宗，所以，徽州地區書院甚多，明清時期考取進士、狀元的徽州人屢為安徽之冠。讀書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畢竟只有少數人，而經商是一條相對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數徽州人便“弛儒而張賈”，經商便漸成風氣，形成“徽人什六七從商”的局面。不過，他們在經商過程中，總以多種方式與封建衙門保持密切的聯繫，徽州鹽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權而大發暴利；他們在經商獲利後，為了子孫後代的利益，又“寧弛賈而張儒”，利用雄厚的資財，重振儒業。在儒、賈兩個方面，徽人“一弛一張，迭為相用”，不是力圖從賈成富，就是追求業儒為官，官與商互助，成為徽商的一大特點。而在封建社會條件下，這正是商業集團取得成功的社會政治條件。在從商過程中，徽商更以儒商為榮，他們篤信“生財大有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 （《黟縣三志》捲十五《舒君遵剛傳》），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仁心為質，和合為用，程朱理學的價值觀、義利觀漸成徽商的經營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從觀念文化層面對徽商繁榮發展的影響，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從家族和社會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存在著“雙重統治格局”的制度體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層統治和基層組織的社會統治，亦即 “國”與“家”的統治，兩者的統治通過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層次上的聯繫而牢固地連接起來，史學界稱之為“家國同構”。中國封建社會基層組織統治體系的基礎，是家族宗族鄉族嚴密而有序的組織，這在古徽州地區表現得最為充分。從中原遷來的每一戶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發展、舉族興旺，乃以家譜、宗祠、祭祀等多種形式維繫著家族的精神與文化聯繫，各姓氏、各門戶都有很強的凝聚力和進取性。往往是，一人從商，族人跟進，一人有難，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戶人家，都以家族為重，以從商的業績光耀門戶，為族人爭光；而族人又以經商富戶為楷模，鞭策子孫，努力奮進。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鄉族為紐帶，表現出很強的團隊精神，所以，他們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鎮和商埠從商，不僅站穩腳跟，而且能蓬勃發展，形成氣候。他們聯合宗族勢力在許多城市建立富麗堂皇的會館，就是歷史的見證，可以說，這種以家族宗族鄉族為基礎的制度文化對徽商繁榮發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國的其他商幫難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鄉土文化從個人素質層面推動著徽商的繁榮發展。徽商是一個文化修養水平較高的社會階層，他們非常註重從書本中去學習經商技能，又不斷地在實踐中總結提高，非常註重個人道德修養，可以說，這也是繁榮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時期大多在由宗族興辦的學堂或書院受過啟蒙教育，成人後已具備一定的文化知識而走向商海；許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學信徒、詩畫戲曲愛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學鴻儒、詩人、畫家、金石篆刻家、書法家、戲曲家。他們經商致富後，更加熱衷於鄉土文化建設，在家鄉投資辦學、刻書、藏書、建戲班、辦文會，給後世留下寶貴的文化遺產。繁榮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撫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發展又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在濃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個人文化素質比較高，對徽商繁榮發展起著極為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與徽文化的局限

　　從明中葉到清朝嘉慶年間，徽商雄飛中國商界300餘年，清道光以後則逐漸趨於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種複雜的原因，但與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關係。

　　徽文化是歷史的產物，它固然有歷史的貢獻，也必然有歷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構成體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歷史局限性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從觀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學是徽文化的核心，當中國社會逐步進入近代社會時，程朱理學作為封建社會的思想理論，仍頑固地維護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嚴重地禁錮人們的思想觀念，已成為社會進步的思想桎梏。其次，從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體系是封建社會基層制度的組織體系，在基層社會維護封建宗法制度，當中國社會逐步進入近代社會時，家族宗族鄉族的落後性也就日漸顯現，成為社會進步的制度鎖鏈。第三，從地域文化而言，儘管同觀念文化與制度文化的性質不同，其功能與作用也不因社會制度的變化而喪失，但在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條件下，其功能與作用必然會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有歷史價值而完全沒有應用價值。徽文化孕育著徽商，從深層次推進徽商的繁榮發展；同樣，徽文化的這些局限性也束縛著徽商，在社會進步和制度變革的歷史潮流中，成為導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

　　受觀念文化的影響，徽州商人在社會進步的條件下，仍然背負封建理學的思想包袱，當中國進入近代社會時，許多人仍將故里理學的義利觀繼續視為商業成功之道，固守傳統的經營理念，依附封建社會的經濟體系，沒有將商業資本轉變為產業資本，走“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將大量的商業利潤流向進貢官府、購置土地、奢侈消費乃至建祠堂、修墳墓、敘族譜等方面，在封建社會的末期仍然充當堅定的封建制度衛士，當封建制度的大廈搖搖欲墮時，他們也就禍及自身，最後只得破產衰敗。比如，作為徽商支柱的鹽業壟斷權在道光年間被朝廷剝奪，就註定了徽商作為封建商幫的衰落。沿海地區的一些大商人就註意到把商業利潤轉向產業資本，投資、興辦近代企業，走資本主義道路，與安徽毗鄰的浙東寧波商幫、蘇南洞庭商幫就能在社會轉型時期適時調整資本投向，成為中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可以說，受觀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縛，徽商在歷史轉變關頭喪失了發展機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受制度文化的影響，徽州商人極力維護家族宗族鄉族對基層社會的統治格局，既限制了他們的發展力量，又分割了他們的商業利潤，在社會進步的條件下也就必然會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鄉族為紐帶，商人之間“相親相助”，對於化解風險、開拓市場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卻長期固守家族宗族鄉族的狹隘聯繫，單憑一家一族經營，就限制了自己的發展力量，在市場競爭中難免處於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業形式還是一種落後的家族組織形式，家族宗族鄉族之間的商業關係只處於“聯誼”狀況，沒有跨過資本聯結這個“坎”，大量的商業利潤不是轉向產業資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鄉族的消費性投資方面，並且以此為榮，代代相繼，從而嚴重地消解了資本增值能力。還有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響，為維護家族下一代的門戶平等和子孫興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艱辛創業所積累的資本，往往是向子孫均分遺產，將家族的整體資金分割為零散資金。如明清之際的徽州休寧商人汪正科，將經商30餘年所積資本購置田地、山場後，讓子孫拈鬮均分（見《汪氏閹書》，現藏安師大圖書館）。遺產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業資本，與資本主義的積累走勢完全相反。可見，以家族宗族鄉族為核心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響，必然會加速徽商的衰落與消亡。

　　受地域文化的影響，徽商的行為理念有很大的封閉性和保守性，越來越落伍於時代進步的潮流，也是導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劇、徽州建築、徽州版畫、徽州文書、新安理學、新安畫派、新安理學等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鄉土文化，是中華優秀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這些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也應該吸收其他先進文化的積極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有時代的新活力，為社會發展和時代進步服務。比如徽劇就是因為進京後吸取其他劇種的新因素而改造為京劇，已成為國粹而經久不衰，深受國內外人民群眾的喜愛。但是，其他門類的地域文化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徽商是地域文化建設的投資者，他們為故里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熱衷於設義學、辦書院、建試館，“好儒而賈”，但他們所好之“儒”，卻是日漸落後之“儒”、排斥先進文化之“儒”，在義學、書院里培育出來的後代，也是滿腦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舊習慣的後代，他們難以應對時代發展對徽商的挑戰，不能擔當扭轉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種多樣的社會經濟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有必然性。

三、歷史的啟迪：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

　　徽商的興與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與文化相關，徽商從興到衰的歷史表明，徽商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文化現象所包含的觀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鄉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為一體，相互影響，是徽商的“神”。這種文化現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學為核心，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必然是既有精華，又有糟粕。在徽商處於上升時期，文化的精華因素起主導作用，在徽商處於下落時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導作用。如果認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種商業活動只是徽商的 “形”的話，那麼，它給我們的歷史啟迪是：商業不只是利潤，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業集團都應該著力充實文化因素，特別是要不斷地吸收先進文化因素。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具有時代風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須以先進文化充實和提升徽商的“神”，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

　　沿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構建“新徽商”，首先應該正確認識徽商文化的精華，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將不因時代變遷而褪色的“徽商精神”發揚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獻對“徽商精神”都作過概括，但我以為，真正的“徽商精神”應該是“徽駱駝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難的境況下，敢於闖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個中國乃至東南地區，就是在於他們特別能吃苦，特別能耐磨，他們在商業競爭中“一賈不利兩賈，兩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猶未厭焉”（見光緒《祁門倪氏族譜》捲下《誥村淑人行狀》），從而將商業由小做大、由弱做強。這種如駱駝般的自強不息、負重進取的精神，是一種不因時代變遷而褪色的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學的保守性、封閉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賈亦官、以官通賈、以賈求官的行為觀念，都應作為糟粕而要唾棄。因此，不能以懷舊的心態評價徽商，也不能不加區別地提出弘揚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揚精華，發揚光大徽商精神中的精華———徽駱駝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揚向上的徽商雄風，構建新時代的“新徽商”。

　　其次，在文化多樣化的新時代，既要積極吸取先進文化因素，又要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業文化的品質為主線，培育和增強“新徽商”的核心競爭力。一方面，商業不是製造業，提高商業的核心競爭力，文化因素比技術因素更為重要。商業企業固然要引進先進技術，改進經營方式、提高服務效率，但更重要的是應積極吸取先進文化因素，將提升商業文化品質作為培育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線，在企業與顧客之間、經理人員與職員之間，營造濃郁的文化氛圍和人文關懷。當前，製造業的經營戰略已由市場占有率上升優先戰略轉向生產率上升優先戰略，商業企業的經營戰略也應該由利潤增長優先戰略轉向文化提升優先戰略。實際上，徽商的許多經營之道，就滲透著濃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榮和進步的新時代，積極吸取先進文化因素提升商業的核心競爭力，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商業作為服務業，是多種文化因素易於彙集的行業，也是落後文化、腐朽文化容易藏污納垢的行業，在文化多樣化的新時代，抵制落後文化、腐朽文化對商業的侵蝕，也就更具有緊迫性。歷史上徽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落後文化、腐朽文化的慢慢侵蝕。因此，接受歷史的教訓，適應時代的要求，積極吸收先進文化因素，堅決地抵制落後文化、腐朽文化，應成為構建“新徽商”的時代課題。

　　第三，在先進文化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新徽商”的構建和發展必須增強“文化自覺”。世界發展史表明，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當經濟基礎發生變革、社會結構處於轉型時期，文化往往起著一種先導性的作用，認識這種作用，又註意發揮這種作用，學術界稱之為“文化自覺”。對於徽商而言，文化是其“神”，各種經營活動只是其“形”，文化在徽商發展史上顯現的這種作用表明，徽州商人是具有“文化自覺”性的商人集團。古徽州地區“十戶之村，不廢誦讀”，說明徽州商人從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訓練，從商時又“賈而好儒”，就是他們“文化自覺”的表現。在新時代構建“新徽商”，應該弘揚這種“文化自覺”，只不過已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學精神上的“文化自覺”，而應該是先進文化標準上的“文化自覺”；也不是狹義上的“文化自覺”，而是廣義上的“文化自覺”，把提高商界的思想道德素質放在突出地位，倡導“以德治商”、“以信養商”，充實商界的文化底氣，增強商界的“社會責任”意識，再造“新徽商”的新風貌。

　　徽州乃朱子故里，受這位鄉賢影響，這裡“儒風獨茂”，人才輩出。在這種氛圍中崛起的徽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把賈和儒緊密地結合起來，形成一種“雖為賈者，咸近士風”的儒商品質。徽商這種溫文爾雅的儒商風度，為他們的成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

　　首先，拉近了徽商與官員的距離，為徽商攀援封建政治勢力提供了黏合劑。隋唐以後，官員的選拔一般要通過科舉考試，明清尤其如此，故他們的文化素質還是相當高的。身為儒商的徽商自然比較容易與這些官員找到共同語言，從而為他們之間的“錢勢之交”找到了突破口。

　　每到一處，徽商總是與當地的封建官員宴酒談笑，詩詞唱和，一派意氣甚投的樣子。如歙縣商人梅仲和“棄儒服賈”去蘇州做生意，與當地計程車大夫相交默契。蘇州當時是異常繁華、富庶的國際性商業城市，商品經濟發達，同時也是達官貴人集中之地。梅仲和學識淵博，溫文爾雅的氣質博得了官員的青睞，竟有很多官員“慕公名”，親自登門拜訪梅仲和，這給梅仲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

　　徽商與達官顯貴們“相交甚歡”，對他們事業的發展自然是大有裨益的，不僅可以獲得這些封建勢力的袒護，還可以與他們相互“提攜”，共謀“生財”之道。

　　其次，儒商風範使徽商更容易獲得社會的認同，更好地推銷自己。在封建社會，尤其是在明清時代，文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他們上通天子達官，下觸百姓民情，飽讀詩書，游歷天下，創造並傳播著嶄新的社會風氣。在當時封閉的小農經濟時代，文人的活動是傳播社會信息的一條重要渠道。由於他們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們的認同，社會接受徽商就會容易得多。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作用，徽商的認識無疑是入木三分的，因而，徽商與儒士的交往結合也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另外，相對於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無疑使人們眼前一亮。

　　再次，徽商也深知賈儒結合對自己事業成功的妙處，在商業活動中往往自覺躬行儒道，堅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現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經商，堅持良好的商業道德，如講求以誠待人，誠信服人；薄利競爭，甘當廉賈；寧可失利，不可失義；註重質量，提高信譽等。這更為徽商贏得了極高的商業聲譽。

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

　　如果從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物質、精神兩個文明建設齊抓並舉來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謂自覺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徽商的物質、精神文明與我們現在所提倡的社會主義物質、精神文明具有本質的不同。

　　徽州地區有著濃厚的人文歷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聰明雋秀，重視教育（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之說），他們可以說普遍具有一種解不開的文化情結。“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經商致富後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精神生活。

　　因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經商之餘，有的借書抒懷、有的吟詩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畫繪意，雅然情趣，樂不可言。在徽商大賈中能詩善文的幾乎比比皆是。

　　如以徽商最為集中的揚州為例，清朝文人陳去病說：

　　揚州的繁華昌盛，實際上是在徽商的推動下出現的，揚州可謂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為主的揚州學派，也因此得以興盛。

　　這很鮮明地說明瞭揚州學派與揚州徽商之間的關係：徽商在促進商業的發達的同時，同樣也參與和促進了學術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從而取得物質、精神文明雙豐收。

　　不僅揚州如此，其他各地的徽商也是如此。這裡以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為例，略加說明。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從他們祖先晉朝太守梁忠壯公遷徙徽州以來，世代子孫繁衍，散居在歙縣、黟縣、休寧等地，人口多達數千家。因為歙縣、黟縣、休寧等地處山區，僅靠數量極其有限的農耕田地來滿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遠遠不夠的，於是他們大多出外經商謀生。

　　雖是士大夫之後代，但他們不避諱工商業，不以經商為恥，而是將工商業看成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行業。食鹽、竹木、珠玉、犀象、玳瑁、果品、棉布以至於餐飲，總之根據市場需求他們無所不經營；天下都市繁華所在，無處沒有他們的身影。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在商場成為叱吒風雲的領袖人物，程白庵就是其中的代表。

　　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他深諳為儒之道。後來他隨著鄉族人到蘇州經商。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練，他日益成熟，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

　　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計程車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游。蘇州都太僕先生喜愛他為人淳樸，所以為他住所題詞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親切地稱為“白庵翁”。

　　那麼程白庵是怎樣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場經營中又如何展示他的為儒之道的呢？我們通過一個事例來看。當時在蘇州有一位大文豪叫歸有光，他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贊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贊譽，可見不簡單。若然程白庵是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贊譽的。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他在文化建設方面亦有不同凡響的建樹。起碼，他在蘇州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游的風習，他們聚會交游，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若然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可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對象。可是，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青睞，甚至是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贊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翻開徽州的方誌及相關文獻，類似程白庵這樣“賈而好儒” 的徽商舉不勝舉。徽商“儒術”與“賈事”的會通，充分說明瞭經濟與文化的互動關係。徽商正是意識到文化素質同商業經營有很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們註意吸收文學、藝術、地理、輿圖、交通、氣象、物產、會計、民俗、歷史等方面的知識，並推動了他們對文化建設的投入。同時，徽商商業實踐又衍生出獨特的商業文化，這種商業文化隨徽商的經營活動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清實學的發展，從而豐富了傳統文化的內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們自身的文化形式傳播到各地，同時又吸收各地文化營養，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總而言之，徽商在從事商業經營貢獻於物質文明的同時，也在積極地參與各種文化活動，為封建時代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徽駱駝”與“績溪牛”

　　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徽州地處皖南崇山峻嶺之中，四面群山環繞，層巒疊嶂，河流交叉，風景優美。長期以來它一直處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中，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民俗單元，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俗和民情。

　　但是，這裡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兩分道路和莊園”之稱。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質非常差，“騂剛而不化”，不適於耕種。而且遇到雨水豐富的季節，山洪暴發，耕地就被淹沒，莊稼被洪水橫掃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節，耕地就會缺水乾涸而龜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禱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時期，這裡的人口卻迅速增加，大大地超過了有限耕地的承載力，造成了嚴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這種地少人多、農耕環境惡劣的情況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駱駝”和“績溪牛”。這裡的“徽駱駝”和“績溪牛”指的是走出家鄉四處經商的徽州商人。以駱駝和牛來形容，一方面說明的是徽商創業的艱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徽商創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駱駝和牛是人們所熟知的兩種哺乳動物。在風塵瀰漫、乾旱缺水的沙漠地區，駱駝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園阡陌、春耕秋耨的農耕地帶，牛是人們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長，在人們眼中，駱駝和牛便象徵著吃苦耐勞和勤懇努力，體現了敬業、執著、拼搏、進取、友愛、和協等等優秀品質。

　　明清以來，不少人在觀察、瞭解、研究徽商後，都把徽商比作“徽駱駝”，這是對徽州商幫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體品質。

　　不過，在徽州六縣當中，績溪徽商的興起要比其他縣商人晚一些，所以，當徽州其他縣的商人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這種後繼之秀、亂世中爭雄的徽商餘輝同樣令人們關註，折射在績溪徽商身上的“績溪牛”精神，也已成為中外學者爭相發掘、探索和研究的對象。如今更多的時候，人們已不僅僅局限於績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樣地形容於所有的徽商後起之秀身上。

　　無論是“徽駱駝”還是“績溪牛”，它們都是對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環境的優越遠非明清時代所能比擬，然而，作為一種創業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們去探究、學習和借鑒。概括起來，徽商精神有下述要點：

　　其一，衛國安民的愛國精神。從早期徽商不辭勞苦，運糧輸邊，到明中後期徽商積极參与抵抗倭寇侵略的鬥爭，乃至近代徽商為了抵禦外國入侵，踴躍捐資捐物，處處時時體現了他們的愛國精神。因為他們深知，沒有國家的安定與統一，就不會有個人事業的興旺和發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我國曆史上商人的愛國主義傳統。

　　其二，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窮困的生存環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門，他們一般以小本起家，闖蕩商海。商海浪濤洶涌，凶險異常，一不小心就會擱淺甚至是沉沒。然而徽商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們受到挫折之後，並非一蹶不振，從此便銷聲匿跡，而是義無反顧、百折不撓，不成功決不罷休。許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後終於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其三，度勢趨時的競爭精神。市場風雲變幻莫測，活躍於市場的徽商必須時時細心預測市場，觀察市場動向，分析市場行情，審時度勢，根據市場商品種類的盈虛和供求情況，對目標市場進行細分，去選擇所經銷的商品，並且能夠使經營時間、地點隨供求關係的變化而靈活機變。他們所從事的五大行業：食鹽、糧食、木材、茶葉、典當無不是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而隨機經營的。正是由於他們能夠隨時觀察市場，根據市場變化審時度勢，因此面對同行業的競爭，他們時時能走在同行業的前面，能夠出奇制勝。

　　其四，以眾幫眾的和協精神。徽商的和協精神不僅表現在家族中，也表現在一個個的商業團體中。即便在整個徽州商幫內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濟、以眾幫眾。遍佈各地的徽州會館、同業公所的建立，就突出體現了這種精神，從而大大地強化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場競爭力。

　　其五，惠而不費的勤儉精神。大多徽商是從小本起家，不畏艱難，剋服了種種不利因素，經過了一番奮鬥拼搏，最後才建立了自己的基業，成為富商大賈的。“致富思源”，他們大多數人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財富。因此，他們雖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舊保持在家時的艱苦朴素的作風。不僅如此，他們還以艱苦朴素的勤儉精神教育子孫。

　　其六，以義制利的奉獻精神。這突出表現在大量徽商發財致富後，以種種“義行”、“義舉”來奉獻社會。徽商由於“賈而好儒”，因而絕大多數人在經商活動中比較重視人文精神、講求理性追求。雖然致富，但他們依然自奉儉約，克勤克儉。不過一旦當他們面對國難民困或旱荒水災時，卻又會慷慨解囊，將財富奉獻給社會。

　　其七，賈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賈而好儒”是徽商的顯著特點。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愛讀書給徽商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影響：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養、文化品位。這樣，較高的文化素質就成為他們與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劑”。同時也給徽商的商業經營同樣帶來了許多便利；二是由於讀書，使得徽商善於從歷史上汲取豐富的商業經驗、智慧，促進自身商業的發展；三是增強了經商的理性認識，即他們能夠以所謂的“儒道經商”，從而形成良好的商業道德。

　　徽商正是憑著他們特有的徽商精神，從而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乃至於發展為雄視天下的大商幫。這種精神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進一步發揚光大。“徽駱駝”和“績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僅是徽商的巨大財富，更是徽商留給後人的寶貴遺產。

以眾幫眾的團隊精神

　　徽商是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結成的商幫團體。“美不美，家鄉水；親不親，故鄉人。”有著共同血緣或者地緣關係的徽商，有著很強的親緣和地緣認同意識。在人生地不熟的異鄉外地，不期然碰見了同族人或者家鄉人，徽商往往會興奮得忘乎所以。這種固有的“鄉誼觀念”和“宗族意識”，形成了徽商以眾幫眾、相互提攜的傳統。

　　有一吳姓徽商家族，族裡長輩就曾制定這樣的族規：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讀書，並且家裡又無田可耕的，因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麼族裡諸位有經營經驗的長輩在外要麼提攜他，要麼在其他親友處推薦他，好讓他能有個穩定的職業，可供其糊口，千萬不能讓他在外游手好閑，以致衍生禍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經商過程中，結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縉紳商賈等等各界朋友。那麼方用彬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儒商是怎樣認識這麼多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地位的人物的呢？或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怎樣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交際網路的呢？要知道在當時交通、通訊都遠遠不如今天發達。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學書畫無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鄉關係給了他許多接觸不同人物的機會。

　　在徽商的鄉族觀念中包含著約定俗成的道德觀念和帶有強制性的宗族族規，這些使徽商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烈的患難與共意識。這種意識客觀上成為徽商之間信息傳遞的動力泉源。一首績溪民謠這樣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沒生意，去蘇州。跑來拐去到上海，托親求友尋碼頭。同鄉肯顧愛，答應給收留。

　　就拿歙縣和休寧兩縣來說，明清時期，兩縣由於不少人在外經商，這些在外經商的人往往攜帶親戚朋友出外共同經營。因此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一家創業成功，那麼這家人不會獨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規模大的甚至能攜帶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攜帶幾家幾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許孟潔，這個人親族觀念極強，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紅火，於是親戚朋友紛紛去投靠他。凡來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攜，於是他的親戚朋友也就個個致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間是何等的休戚與共！

　　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相互提攜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種團隊精神，在商場競爭中造成了一個集體優勢。

　　近代徽州人胡適早就認識到徽商宗族團體的優勢，他聽說家鄉績溪準備編篡縣誌時，就說：“縣誌應該註重縣裡人移動轉徙經商的分佈與歷史，縣誌不能夠只見小績溪，而不看見那更重要的‘大績溪’，若無那大績溪，小績溪早已不成個局面。”胡適所說的“大績溪”實際上就是靠宗族紐帶聯繫的散落於各地經商的績溪人團體。宗族意識隱含的強制性在這裡起著關鍵性作用。

　　比如說，一旦出現一些不顧家鄉的族人，族中一些長老就會百般對他們進行勸誡，說：“我們徽州家鄉一直保留著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戶的鄉村。這些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啊。假如你們背離了家鄉，即使子孫可以長保富貴，但是他們在外地已成為孤家單親，假設出現家業敗落的情況，就會無依無靠。這種輕易背離家鄉的事情，你可要謹慎地好好想想！”這些輿論說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規的制約，使宗族和鄉緣之鏈堅實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團隊精神愈加發揚，團隊力量也就愈加壯大。

　　正是由於徽商具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他們在挫敗競爭對手後，憑自身實力往往進一步變一般經營為壟斷經營，謀取高額利潤。如兩淮的鹽業、北京的茶業、松江的布業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壟斷的。

　　此外，明清商人畢竟處在封建時代，由於封建意識的狹隘性，商業經營者之間往往對經驗和技術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眾幫眾”團隊精神的徽商內部，這種情況卻很少存在。雖然商人深知商業經驗的價值，一般不會輕易傳人，但是徽商是通過血緣和地緣關係建立起來的商幫集團，經驗的傳授也就順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業宗族化和行業地緣化的特點，商業的成敗、興衰直接與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前人也就樂於向後人傳授經驗。這種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係網路，使徽商具有同時期其他商幫所沒有的信息交流優勢。

不做“茴香蘿蔔乾”

　　敬業精神是從業者對所從事職業具有的一種執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識。

　　明清徽州地區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口很多，幾乎超過全地區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筆記體小說《豆棚閑話》說：徽州風俗慣例，一般人一到16歲左右就要出門學做生意。徽州還有一則民諺說：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

　　一般人家生活貧困，小孩長到十五六歲，就要隨鄉族長輩出外學做生意，尋覓謀生之路。一開始他們多半是在自己的長輩或親戚的店鋪里當學徒。學徒一般歷時三年，三年的學徒生活是相當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關鍵要能圓滿結束學業，否則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學徒以及日後獨自做生意，最忌諱被人稱作“茴香蘿蔔乾”。因為“茴香”諧音為“回鄉”，“蘿蔔”諧音為“落泊”，意為在外學無所成或者經營不善落泊回鄉。所以徽商無論拜師學徒還是日後獨自闖蕩商海，他們都會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一旦生意不成功，他們寧願客死他鄉，也不願輕易回家。

徽商對商業的執著和專註，在中國商業史上可以說是相當罕見的。許多人離家別妻，一年到頭奔波於外。明萬曆《休寧縣誌》說：休寧縣百姓往往身揣資本，出外四處經商謀生。他們做生意一般講究公平，往往以物美價廉取勝。他們在商海經營往往一直到老才罷休。經商期間，按照徽州的風俗，經營者一般每年回家探親一次，然而那些離家遠的三四年才能夠回家與父母妻兒團聚一次。探視之後又要出門繼續經營生意。

　　雖然如此年復一年地在外操勞，黑髮出門白髮回，但他們依然無怨無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數十年而不歸。

　　健婦持家身作客，黑頭直到白頭回。兒孫長大不相識，反問老翁何處來。

　　上面這首新安竹枝詞就是徽人經商的真實寫照。出門時孩兒還在襁褓中，回來時孩子都已長大成人，他們腦中的父親往往只是個概念而已，如今父親回來了，他們自然不認識。

　　民國《歙縣誌》說：“我縣習俗重經商。經商必然遠離家門。每每離開家門，往往幾年才回來一次，有時甚至長年在外不回家的。剛剛結婚，丈夫就離家經商的情況，在這裡比比皆是，都習以為常了。”

　　清代婺源縣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兒子出生幾個月後就離家出外經商，結果一別就是17年。兒子長大後決心追尋當年父親的蹤跡，把父親給找回來。於是兒子深入四川、雲南等山區，又遍尋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終把父親給找到，父子相攜而歸。還有一位歙縣商人程世鐸，六歲便隨父親出外經商，直到27歲才輾轉回家。所以有人說，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歸，歸則孫娶媳婦而子或不識其父”。徽州商人一生無怨無悔投身於商業經營的行為，充分體現了他們的敬業精神。

　　徽商的敬業精神，不僅僅表現在徽商個人的一生無悔投入商業的行為方面，更體現在商人家族對商業世代不懈、前赴後繼的執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鄉都是一個家族，所謂“千丁之族，未嘗散處”。他們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繫家族關係的紐帶。同樣，在經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樣起著重要的關聯作用，往往出現“舉族經商”的情況，族人之間在經商中相互提攜、相互關照。

　　舉族經商的結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縣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鮑氏家族，休寧的吳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這種舉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對商業的投入和專心，在明清時期的其他商幫中是不多見的。其中許多家庭都是幾代人前仆後繼，勤懇敬業，潛心經商。

　　譬如祁門倪國樹，頗具經商才能，曾販木饒河，後不幸溺死在一處渡口。其子起蟄當時還在襁褓中，長大後立志繼續父志，努力學習經商，經商中不圖厚利，往往以義為利，聲名遠播，最後成為一名富商。

　　在徽州《許氏家譜》中，還記載了一段更為感人的“家庭創業史”：許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許道善，年輕時曾在清源經商，因為他善於經營，贏利累至千金，在當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後來中途回家，商業隨之中斷，家中逐漸困頓。道善看著兒子們漸漸長大，於是決心復出經商。他命兒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隻身前往臨清經商。不久，因遇騷亂，道善所帶資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異鄉。其子永京為了振興家業，毅然繼承父志，告別母親與妻兒，循著父親的足跡出外經營。沒想到他這一去就是幾十年，最後也是死於異鄉。永京的兒子長大成人後，母親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他繼續出門經商，完成爺爺和父親未竟的事業。結果功夫不負有心人，許家終於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家業重新振興起來。這樣的事例在徽商中還有很多。

“一文錢”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

　　徽州歙縣棠樾世居鮑姓大族，乾隆年間族中有位少年奇才名叫鮑志道，字誠一，號肯園。他自幼讀書，按他父親的意思是要他日後參加科舉考試走做官之路。但是，父親雖業商但不善積財，家境並不寬裕。於是在11歲時，志道便中斷學業，走上經商之路。

　　由於家貧，出門時志道身無分文。母親便從箱櫃底層拿出一直珍藏著的志道嬰兒時的襁褓，將襁褓的虎頭帽上配鑲的那枚“康熙通寶”銅錢取下，給志道隨身戴上，告訴他說：“兒啊，這可是我們家僅剩的一文銅錢了。今天給了你，咱家的興旺就要看你了啊！”志道眼含熱淚，珍重地將這一文錢收在內衣夾層的口袋裡，下定決心絕不讓母親失望。他想到母親身體不好，弟弟又在讀書，感到身上的擔子很沉很沉……

　　志道幾乎是一路乞討到江西鄱陽，路上的辛苦自是不必說了。到鄱陽後，一邊幫人打工，一邊學習會計。會計學成後，也積了一點錢，他離開鄱陽，來到浙江金華。在金華，他利用身上積攢的錢開始做些小生意，為尋找更好的市場，他從金華又到揚州，從揚州又轉徙湖北，不斷奔波，但始終未能找到一塊立足之地。

　　20歲時，志道又一次來到揚州。十年的商場奔波，他逐漸成熟起來。“列一百二十行經商財貨，潤八萬四千戶人物風流”，揚州自古繁華，明清時期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富商巨賈，且徽州人占一大半。揚州的繁華，令志道目不暇接，他決心在此地一展巨集圖。

　　也是該他時來運轉，這時一位歙縣大鹽商急需招聘一名經理，要求是能吃苦耐勞、精於核算。學過會計的鮑志道抓住機會，前去應聘。然而，這位大鹽商在招聘中，出了一道讓人意想不到的試題。第一天，面試之後，大鹽商命伙計給每位應聘者一碗餛飩，說算是犒勞。吃完後，大鹽商讓各位回去準備第二天考試。誰知，第二天鹽商出了這樣的幾道題：請回答昨日你所吃的餛飩共有幾隻？有幾種餡？每種餡又各有幾隻？應聘者被這樣離奇的試題弄得目瞪口呆，有的搖頭苦笑，有的後悔不已。然而鮑志道憑他十年從商的經驗，昨日就預料了那碗餛飩的不尋常，所以他對那碗餛飩作了細細的觀察。此時應付這幾道題自然是得心應手。結果不必說，他被聘用了。

　　聘用後，經常和商場行家打交道，由於他肯於吃苦，勤於學習，業務素質迅速提高。憑他超人的經營才幹，鹽商的經營大為起色，他自己也得到了豐厚的報酬。

　　幾年的積累，志道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於是辭去了經理職務，決心自己開創事業。他瞄準了鹽業經營，因為，一方面鹽業是揚州的龍頭行業，揚州所處的鹽場是當時全國最大的鹽場；另一方面鹽業經營利潤大。這幾年經理生涯，他早已摸熟了市場行情，結交了許多社會各界的朋友，建立起了個人人際關係網。這些使他的事業很快走向成功，家資累至巨萬。而且，憑他精明強幹、處事公允、急公好義，在業界的聲譽也是日益高漲。

　　恰好此時，清政府為了加強對鹽商的控制，在鹽商比較集中的地方設立鹽務總商。鮑志道當之無愧地被選為總商。然而總商的角色並不好當，一方面，在政府眼裡，鹽商都是些富得流油的肥羊，總要想方設法進行搜刮。因此總商要代表眾鹽商利益與政府交涉、周旋。另一方面，他要不斷解決鹽商內部的矛盾，同時還要向政府反映眾商人的願望和要求。總之，總商處在政府和眾鹽商之間，雙方誰也不能得罪，沒有精明幹練的處事能力是很難做到的。鮑志道擔任總商，處事果斷、公允，深受眾鹽商的擁護，也得到政府的賞識，因而他在總商職位上一干就達20年之久，聲望顯赫。

　　遙想當年，鮑志道懷揣一文錢出門經商，可以說一路備嘗艱辛；在商場幾十年摸爬滾打，辛酸的故事必不會少；總商雖說榮耀，但夾縫中做人，豈能是容易的事？問題在於，不論處在何種情況，他始終能立於不敗之地。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思考、學習和借鑒。

第二個故事：

　　這個“一文錢”故事講述的是一個蘇州布店的由來。

　　當年，有兩個徽商，姓名已不可考，姑且稱為甲乙二人吧，他倆挾帶重金，來到蘇州合伙做生意。乍出家門被蘇州的繁華所迷，加上身上有不少錢，於是他倆當晚便出去尋歡作樂，肆意揮霍。時日不久，他們身上的錢花光了。妓院老鴇翻臉無情，命人將他倆打出了妓院。

　　二人身無分文，只得靠乞討度日。眼見到了年底，二人眼巴巴地看著家家都在準備過年，他們也渴望回家，但他們現在這種窘況，如何回家面對父老妻兒啊？他們滿心苦澀，相對哀嘆無語。

　　這種境況完全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啊，能怨誰呢？無聊之中，甲從腰袋裡摸出一文錢，用力擲在地上，長嘆一聲說：“那麼多錢被我們揮霍完了，留著這一文錢有什麼用呢？不如扔了算了。”乙見一文錢，忽然靈機一動，忙撿起來說：“這是我們僅存的碩果，幸虧你還留著它，它可是我們時來運轉的一線生機啊。”他對甲說：“你先在這等著，我去去就來。”甲卻給他弄糊塗了，也沒多說，心想隨他瞎折騰去。

　　過了不久，乙回來了，手裡拿著竹片、稻草、舊紙、雞鴨毛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甲奇怪地問：“你這是乾什麼？”乙笑笑，拿出一袋麵粉，和水調勻成漿糊，然後用草把竹片綁住，外蒙一層舊紙，在舊紙上再用漿糊遍粘雞鴨毛。結果，一隻活脫脫的禽鳥便做了出來。甲不解地說：“我們境況如此困窘，你還有心思做這小玩意兒？”乙笑而不答，仍繼續做各種形狀的禽鳥，一晚上下來居然做了二三百隻。

　　第二天天亮，乙拉著甲帶上昨晚做的禽鳥一齊到附近的元妙關。元妙關是蘇州有名的游玩之所，平日游人很多。甲乙二人來此，在地上把各種禽鳥擺好。婦女兒童一見這些禽鳥做得惟妙惟肖，爭著購買，一會兒工夫這二三百隻禽鳥賣得一隻不剩。每隻鳥賣十幾文，算算一下子就掙了四五千文錢。甲至此才嘆服乙的心思靈巧，他忽想起一事，忙問乙：“昨晚我扔的一文錢，你拿去做什麼了？”乙說：“竹片、稻草、舊紙、雞鴨毛這些東西都是我在街上撿的。那一文錢，我用來買麵粉做漿糊了，這不正好用來粘雞鴨毛嗎？”說罷，兩人會心地相視大笑。

　　從此，他倆更是加倍努力，採購各色紙張、雜雞鴨毛，晚上做鳥、獸、人、花草等玩意兒，白天便各處兜售，兩三個月下來，兩人居然掙了300萬文。這時兩人商議應該正規地去做生意了。於是在蘇州布業最發達的地區閶門開設了一個布店，在布店的門牌上大書“一文錢”三字，表示他倆永不忘記曾經經歷過的艱難歷程。據說這家布店歷經200餘年依舊昌盛不衰。

　　雖只說了以上兩個故事，但歷史上徽商類似的故事卻是很多很普遍。它們的結局恰好體現了徽州商人積極進取、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

　　徽州經濟文化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註，徽商始終是一個凝重的話題。徽商數百年的經營活動，給我們留下了豐厚的遺產。我們認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固然寶貴，但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應得到今人的珍視，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將會讓我們世代受益無窮的財富之源，其內涵十分豐富，其中最為重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敏銳的創業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於其他商幫要優秀得多，因此能夠在張弛萬變、風雲詭譎的商界權衡利弊，擊敗競爭對手。明正德、嘉靖間歙縣商人程澧出吳會、盡松江、走淮揚、抵幽薊，“萬貨之情可得而觀”，他雖“坐而策之”，四十年後卻“加故業數倍”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說徽州商人“善識低昂時取予”，“以故賈之所入，視旁郡倍厚。”

　　二、進取的人生態度。出於謀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從小背井離鄉，外出創業。異地的陌生、商路的艱險，無不從肉體到精神殘酷地折磨著他們。但素以“勤於山伐，能寒暑，惡衣食”著稱的徽州人，都能肩負父兄、家族生存發展的重負，義無返顧地“離世守之廬墓，別其親愛之家庭”，“近者歲一視其家，遠者不能以三四歲計”。許多人“一賈不利再賈，再賈不利三賈，三賈不利擾未厭焉。”歙縣商人許荊南在荊州貿易，生意虧本自感無臉回家；其子許尚質繼承父業，“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後在四川活動二十年，雖家資百萬，也“不競芬華”。正是他們這種開拓進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氣和經歷，為徽州人樹起了不朽的“徽駱駝”紀念碑。

　　三，誠信的處世風格。在商業資本的盤剝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受害極深，於是“無商不姦”之類的詛咒此起彼伏。然而這正表明瞭一個事實：講求商業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場秩序，已經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在這種形勢下，徽商舉起“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後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使他們在生意場上左右逢源，處處受益。徽商吳南坡“寧奉法而折閱，不飾智以求贏”、“人寧貿詐，吾寧貿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災之年不為“鬥米千錢”所動、平價售糧的舉動，都使徽商“誠信”的風格得以彰顯，進而成為徽商集團的標識。

　　四、合作的人際關係。相對於商海的狂風巨浪，個體的商人只是一葉扁舟，因此，在徽商這樣的集團里，他們對和諧的人際關係的追求依然執著，善於處理同宗人士的關係，並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寧義士金聲說：徽商“一家得業，不獨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他們也註意強化同鄉的情誼。遍佈各地的徽州或新安會館，就是徽商將具有地緣關係的同道攏聚在一起的重要據點。即便是與消費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長期關係。清代歙縣商人吳炳留給子孫的是十二個字：“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親好人”，又說自己活到老，學到老，猶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學不盡，亦做不盡也”。

　　五、超首的契約意識。正是在頻繁的社會活動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徽州商人依靠“約”和“法”來維護權益、協調關係的意識慢慢覺醒，並逐漸形成了凡事“立字為據”的習慣。現存涉及社會經營活動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約文書，就反映了徽州民眾這種“民間法”由原始走向規範、走向成熟的歷史演進過程。長期為外人所責難的“徽人好訟”，實際上正是徽州人致力於構建法制社會的一種民間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