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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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覺，是對文化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要擔當。是在追求現代化的100多年的歷史中開始產生的。這種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表現為對中華文化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充滿信心、對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充滿信心。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歷屆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立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只需和一套各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應該包括了對自身文明和他人文明的反思，對自身的反思往往有助於理解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因為世界上不論哪種文明，無不由多個族群的不同文化融會而成。儘管我們在這些族群的遠古神話里，可以看到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強調自己文化的純正性”，但嚴肅的學術研究表明各種文明幾乎無一例外是以”多元一體”這樣一個基本形態構建而成的？古代的中國人究竟是懷有怎樣的一種人文價值和心態，才能包容四海之內如此眾多的族群和觀念迥異的不同文化建立起一個”多元一體格局”的中國！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刻思考和努力研究的問題。

　　一、中國文化自覺的觀點

　　康梁維新的著力點是把同光的洋務運動之“器物層次的現代化”轉進到“制度層次的現代化”。中

　　國的現代化對傳統中國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它顛覆了中國二千年來構成的一個自成體系的文明秩序。誠如陳寅恪所說，是建基於儒家的三綱六紀的。名教綱常是儒家文化價值的制度化的呈現，可稱之為“制度化的儒學”。但從洋務到維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它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雖是愈來愈烈的批判，實際上中國文化並沒有消亡，儒學也只是被“去中心化”了，但“制度化的儒學”卻是壽終正寢了。而整個20世紀中國現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各個領域尋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從事於“制度的現代化”。中國三十年的現代化幾乎是與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國進入世界，世界也進入中國。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使中國百年的“現代轉向”展現了強大的發展生機，同時也因現代化（特別是它基本組成之工業化）而產生種種新問題。因而在中國崛起的強聲中，不能不冷靜地自問，中國文化自覺的最終取向是什麼，現代化、全球化中如何實現中國文化自覺。

　　二、西方文化自覺反思

　　從世界的視野來看，西歐18世紀的啟蒙運動，使歐洲社會決定性地進入了現代，啟蒙的中心思想是理性，理性用以正當化人們的信仰，並以之規範社會的公（甚或私）領域，亦即以理性作為構建“好”社會的基礎。

　　韋伯指出，啟蒙在現代社會中，不是理性的勝利，而是一種他稱為“工具理性”的勝利。工具理性之特性，不是導向普遍自由的實現，而是他所謂的“鐵籠”的出現。韋伯對啟蒙的理性的反思，導引了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與後現代主義對啟蒙、對現代性的全面批判。

　　二次大戰後，美國崛起，儼然成為西方世界之領袖，有強大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社會科學對於世界秩序之建構，所提出的就是現代化理論。柏森斯的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演化論的觀點，他認為現代社會只有一個源頭，即是西歐的理性化，而在20世紀則美國已是現代性的典範。美國的現代化理論60年代風行一時，在亞洲並得到重要的經驗支持，但南美洲非洲等地區則受到其他理論（倚賴理論）的挑戰，而就在60年代以後，越南戰爭、民權運動、美元危機、石油衝擊，一連串的問題，暴露了美國社會的病態，更給美國作為現代性典範的宣稱打了一個大問號。現代化理論的缺失，除了它的西方中心主義（特別是美國中心主義）外，便是它沒有給予文化一個應有或充足的位置。

　　80年代以後，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批判，根本上是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的。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否定理性的普世性格，他們認為理性是受文化所影響與制約的，沒有一個超越一切文化脈絡的理性。後現代主義的論述與哈貝馬斯(J.Habermas)為現代性方案辯護的立場是有針對性的。

　　哈貝馬斯認為現代性方案的缺陷是可以解救的，但他仍然堅守啟蒙立場，認為可以用“溝通理性”來救治現代性方案，他對現代性的論述，如韋伯與柏森斯一樣，都對

　　文化沒有給予理論上的重視。查爾斯·泰勒(CharlesTaylor)指出，一個多世紀以來，有關現代性的理論，都是“現代性的非文化論”。持這種理論者，把現代化看作是社會的“轉化”，而這個轉化是“文化中立”的運作。“現代化非文化論”，不止相信“西方的現代性”是現代性的“第一個個案”，而且也是現代性普世化的“典範”。泰勒指出，這種現代化理論的錯誤是把一切現代的事物都歸屬於必須來自西方啟蒙整套的東西，他稱之為“啟蒙整套觀的錯誤”。

　　在多數的情況中，民族文化，特別是有深厚底蘊的民族文化，總是作選擇性地接受，且必然會加以改造，也因此出現了多元性的“文化轉型”也即“多元的現代性”。總之，在現代性構建過程中，文化是無法缺位的，問題只在於本土文化在文化轉型中的自主性的高低與多少。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向歐美學習、借鑒，逐步地輸入西方“現代的”技術、制度與價值觀念。但到了上世紀後半葉，中國與亞洲其他社會，都普遍出現了向民族文化認同的聲音。值得註意的是亞洲在現代化上普遍取得成功之際，恰也是新一波全球化成為大趨勢之時，顯然，全球化與“全球的現代化”是有一定的關連的，更有意思的是，當全球的經濟一元化成為世界趨同的大力量時，卻出現全球的“文化多元性”的發展態勢。費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覺”就是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發展時刻提出來的。

　　原來一個以“時間”為度向的“現代性問題”，在全球化脈絡里，已轉為一個以“空間”為度向的“全球性問題”。現代性問題涉及傳統與現代二者之關係，全球性問題涉及的則是全球與地方（本地）二者的關係。全球化則不是全球淹沒了地方，反是激發了地方（民族）文化。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理曼（T.Friedmen）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他說，互聯網等新的信息科技，產生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時代。在這趨平的世界平臺上，雖然有將世界的多元文化同質化的潛能，但他相信，它有更大的潛能促發文化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故他用“地方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ofthelocal）一詞來說明此一現象。他說，今日全球化的新的趨平化的階段，並不意味會有更多的美國化，而是多元的地方（民族）文化會越來越全球化。

　　英格萊哈特（R.Inglehart)和貝克(W.E.Baker)於2000年發表了他們的世界價值觀的調查（包括65個社會和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報告中發現大規模文化變遷和繼續保持獨特文化傳統的證據，他們說：“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我們所看到的不是以西方文化普遍化的形式所表現出來的與日俱增的一致性，而是文明多樣性的延續。這種延續是通過積極地重新創造和重新吸納非西方文明模式而得以實現的……。經濟發展傾向於將不同的社會推到一個共同的方向上去，但是，這些社會並沒有互相靠攏，而是行進在各自傳統形成的平行軌道上”。

　　西方現代性的“工具理性”思維以及其黑暗面必須批判，但啟蒙方案中有普世性的價值應該接受。中國現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構建的，它必然是以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優秀元素作為構建的資源。在一定意義上，中國現代的新文明將必然是中西文化的創造性的轉化（由“傳統的”轉化到“現代的”，由“西方的”轉化到“中國的”）與二者之交融。無疑地，21世紀構建的中國的現代性將必然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新文明。

　　而“發自人心的法律同時表達了特定的文化選擇和意向，它從總體上限制著法律（進而社會）的成長，規定著法律發展的方向。”。商法亦概不例外。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潮流席卷之下，探討商法、商法學的源與流、得與失，合與分，尤對中國商法學在“文化自覺”、學術構建、自我反思方面的欠發達現狀而言，更為必要。而且，時下，法律移植與“本土化”問題已成法學中之關註焦點。依一些學者的觀點，本土化即是把有世界性或國際性價值的法律理念、法律規則、法律組織、法律運行方式及法律技術等加以中國化的過程。法律本土化並不等於法學學科的本土化，二者有關聯卻不是一回事，其間差別常為學界所忽視，缺乏應有的“文化自覺”。法國商法學家商波曾指出，如同所有的法學內容一樣，商法可以並且應該以兩種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第一種，從外部和整體上，把它視為包括“法學”在內社會科學範圍中的反映。第二種認識方法，就是從法律規則主體的內部，研究商法的實質和形式，即商法規則的實體。前者相當於中國學者提出的學科意義上對商法進行考察，後者相當於從規範的形式和規範的構成上把握商法。不過，一般人們在使用“商法”這一概念時，往往缺乏上述學科意義與規範意義區別的自覺，正如“有的教材‘名為民法’，實為民法學”一樣。以為，商法與商法學應作嚴格的區分，簡言之,商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作為國家意志表現出來的法律規範，具有法律效力；而商法學則是以研究商法理論與實踐及其發展規律為對象的一門學科，其無國家強制力為後盾可言，但對商事立法與司法實踐提供理論指導及科學依據。而且，商法學以法律革命中常常扮演先鋒角色的商法為研究對象，其中國本土化問題之探討首當其衝。

　　“文化自覺”，正是在追求現代化的100多年的歷史中開始產生的。費孝通認為“文化自覺”是當今世界共同的時代要求，並不是哪一個個人的主觀空想。有志於研究社會和文化的學者對當前形勢提出的急迫問題自然會特別關註，所以他到了耋耄之年，還要呼籲“文化自覺”，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視，用實證的態度，實事求是的精神來認識我們有悠久歷史的文化。

　　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複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歷屆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立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後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只需和一套各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