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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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轉型是指一種新的文化形態替代舊的文化形態，表現為文化的變革、進步過程。文化轉型的實質是指特定時代特定民族或社會群體中主導性文化模式的新舊轉換過程。文化轉型一般是指大的歷史尺度上所發生的主導性文化的根本轉變。研究文化轉型的一般規律、特點，對於創新文化建設，構建優良文化生態、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將有積極的啟迪與借鑒作用。

　　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轉型走過的歷程和付出的代價，對於正處在矛盾選擇中的中國文化轉型具有獨特的價值與意義。代價論告訴我們，人類的任何一種價值選擇行為都必須有得有失，無代價的價值追求與創造是不存在的。

　　西方人對傳統文化的公開的、全面的挑戰肇始於近代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那時起，這場規模巨集大、氣勢磅礴的文化轉型運動走過了數百年的艱苦歷程。這期間支配了西方人頭腦達千年之久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改造。痛苦、損失乃至失望、災難不可謂不多。轉型中逐步確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在帶給人們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同時，也因自身的缺陷和極端化等弊端使得現代人付出了迷茫、失落甚至頹廢的精神代價。以致於今天無論是已實現轉型的先發國家還是正在進行這場變革的一些後發國家，都感受到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感受到了不同領域的文化之間出現的“斷裂”或衝突。西方社會至今仍受到這些代價影響的痛苦折磨和糾纏。

　　近代西方的文化轉型中影響最大也最具有代表意義的文化思想運動有兩個：一是起源於歐洲南部的文藝復興以及隨後發展起來的啟蒙運動。另一個是起源於北德意志的宗教改革運動。它們從不同的方向上打擊了西歐傳統文化，動搖了中世紀基督教的精神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世俗性、個體性和自立性等基本特征的現代西方文化。以文藝復興為代表的文化轉型的產生和發展是社會眾多因素錯綜複雜、交互作用的結果。文化思想領域的大變革同經濟領域由自然經濟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政治領域爭取民主、自由制度的革命，就其內在聯繫和影響而言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就他們的本質和趨勢來說是一致的。恩格斯曾指出：“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併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這裡表現出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文化轉型離不開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和進步，也離不開制度層面的支撐和鞏固。同時又有著自身相對獨立的發展邏輯。

　　在文化轉型前的中世紀歐洲，基督教精神傳統是維繫整個社會的唯一穩定的社會文化力量。基督教文化控制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思想與行為、痛苦與歡樂，從出生到死亡，每一樣日常事務背後都站著教會，受著宗教文化的支配。宗教文化幾乎成了西方傳統文化的唯一代表。文藝復興運動高舉個人自由、人格崇高、世俗幸福的大旗向傳統文化的束縛發起了進攻。他們肯定個人的價值和生存意義，主張重視自我實現和個人的尊嚴，強調發揮人的秉賦和潛能。這些思想觀念正是商品生產和自由競爭在社會文化領域的表現。它使過去長期束縛人們的封建紐帶逐漸鬆弛，個人獲得了更多發展的機會，從而促進和推動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文藝復興所要“復興”的實際上並不是古希臘羅馬人的社會理想，而是近代歐洲市民階級自己的文化理想。文藝復興發展成後來的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轉型歷程中的順理成章之事。他們所要給人們啟蒙的思想意識，作為一種文化追求就是所謂的“自由、平等、博愛”等這些基本價值，它們與商品交換的市場經濟運作模式和從其發展出的契約制的議會民主制是相互呼應和相互支持的。恩格斯盛贊它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

　　繼文藝復興之後，被恩格斯稱之為“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的宗教改革進一步推動了西方文化的轉型，意義極其深遠。宗教改革針對落後的宗教文化宣揚“信仰得求說”，認為人的信仰就是一切，人只要信仰，無需任何中介就可獲得上帝救贖的恩典。於是，人成了自己信仰的主宰，自己精神的主體，體現了個人自由這一時代精神。新教倫理公開為財富辯護，把財富看成是美德的基礎，宣揚自由競爭、平等參與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觀念。它們實際上是現實生活在精神文化領域的折射。宗教改革的思想激發了個人的創造性與獨立性，肯定了人生的價值。

　　文化轉型過程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觀點在歐洲得到了廣泛而深刻的傳播，後來又在世界其它地區蔓延。但是它們所取得的這一切成就和勝利也是有代價的。

　　首先，“它毀棄了曾一度被實質性傳統、基督教信仰以及對於祖先的孝敬、對家庭和其他機構中的權威的恭敬所占據的大部分領域”，並“頭痛地發現了許多出乎意料的困難。”（註：《論傳統》E·希爾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第28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轉型時期帶給社會前述偉大進步和歷史價值的同時，也導致了社會的精神危機，引起了人們的信仰迷茫和生存意義的失落。這種代價同社會轉型時期劇烈變動的社會生活和文化變革的突飛猛進密不可分。以往一切都由上帝來裁決的人間事物現在則改由科學來裁定，將科學變成了現代人的上帝。但是科學卻無法解決人的生活的全部問題，尤其是生活的意義和信仰問題。人們將全部的文化和整個生活世界搭掛在科學上，其結果反倒是科學脫離了文化的制約，脫離了人們真正的生活世界。文明社會在控制外部世界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在人的本性、人的精神價值的發展上卻暴露出許多空檔。人們普遍需要的意義感、安全感和穩定感在被解放出來的自由的、驟變的社會中無法找到它的根基。於是許多人迷失了生活的方向和意義，產生了另一種強烈的願望即“與他人及世界建立某種聯繫，以圖緩解動蕩不安，即使這樣做要以失去個體自由為代價也罷”。

　　另外，文化轉型將個體從宗教束縛下解脫出來後，卻又將他們置於了自身無法把握的撲朔迷離的市場中，於是出現了激烈的競爭、焦慮的心理、冷漠的人際關係、人失去自我控制等消極現象，迫使個人將外部的壓抑轉向在內心精神世界給予抵禦和自我安慰，造成生活的痛苦，導致個人與他人、個人與社會的對立。用存在主義者的話說，這時的他人就是自己的地獄。“失去幸福，增加罪過感便是我們為前進而付出的代價。”這種文化轉型導致的當初始料不及的代價隨著文化變革的持續，表現得愈加突出和尖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