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爾根·哈貝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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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社會理論家之一。1929年生於杜塞多夫，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他繼承和發展了康德哲學，為“啟蒙”進行了辯護， 稱現代性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哈貝馬斯溝通理性理論，對後現代主義思潮進行了深刻的對話及有力的批判。

　　由於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巨集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尤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 ）是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1929年6月18日，哈貝馬斯出生於德國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他剛4歲。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納粹統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不過他對當時發生的一切並不瞭解。在 清華的演講中，有人問及希特勒統治對他的影響時，他說當時在德國的所有人（無論是成年人、老人還是孩子）看來，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納粹投降，看過集中營的電影後，才知道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也許正是這種對孩提時代經歷的否定決定了他思想中極為濃 重的批判意識。他在以往的一次回憶中說，“這場經歷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哈貝馬斯一生不但對 諸多先輩哲學家如黑格爾、馬克思、馬克斯·韋伯、海德格爾、阿爾多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而且與當代著名的理論家伽達默爾、福柯、德里達、布爾迪厄等人發生過激烈的論戰。

　　1949年-1954年，哈貝馬斯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1954年獲博士學位。期間1953年的海德格爾事件對他觸動很大。這一年，海德格爾隻字未改地發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講稿《形而上學導論》，闡述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為納粹德國進行辯解。這使他認識到哲學和政治並不是兩個彼此隔絕 的領域。1955年，哈貝馬斯來到法蘭克福，進入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領導的社會研究所。正是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視引發 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

　　1964-1971年，哈貝馬斯擔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貝馬斯發表的許多政論性文章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思想和理論成為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精神力量。由於 對聯邦德國當時形勢的認識分歧，他同學生“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決裂。他指責學生們脫離現實、理論立場上過於教條主義，認為 議會中的不民主現象只能採取說服或者啟蒙的形式解決，而不應該借用暴力。學生運動領導人則宣稱哈貝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於這種矛盾，哈貝馬斯於1971年離開法蘭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貝格，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19 83年，哈貝馬斯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哈貝馬斯於2001年4月訪華， 在北京和上海兩地做了題為《全球化壓力下的歐洲民族國家》等一系列的演講，在中國學術界反響巨大。

　　1、綜合的心靈

　　作為一個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十分熟悉從德國古典哲學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各家學說，他還深受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如皮爾士、喬治·H·米德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分析哲學家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塞爾等的影響，此外，他還對喬姆斯基的語言學、弗洛伊德、皮亞傑和科爾伯格的心理和道德發展理論、對馬克思、韋伯、杜爾凱母、帕森斯的社會理論瞭如指掌。作為一個倡導交往理性和商談倫理的思想家，哈貝馬斯本人的思想實踐充分地體現了哲學的交往品格和對話特征，他曾先後與卡爾·波普、伽達默爾、N.盧曼、利奧塔、福柯、德里達、羅蒂、C.泰勒、羅爾斯等進行過論戰。他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比較罕見的“綜合的心靈”，稱他為“當代的亞裡斯多德”、“當代的黑格爾”，一點也不過分。正如喬治·里希特海姆所說，“在他的絕大部分同事吃力地征服了某領域的一個角落的時候，他卻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都使自己成了整個領域的主人，他似乎生來就具有一種消化最堅硬的材料進而將其重組為一個有序整體的能力。”

　　2、形而上學思維的解體

　　 哈貝馬斯用形而上學思維來概括西方傳統哲學的主流思想傾向，即始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直到康德、黑格爾的哲學傳統。他認為，形而上學思維的有三個基本特征：（1）統一性思維。（2）唯心主義。（3）強的理論概念和邏各斯中心主義。

　　西方哲學在從古代向近代的發展中，發生了一次範式轉變，即從本體論向意識哲學的轉變，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認識論的轉向”. 自笛卡爾始，自我意識被置於哲學的中心。哈貝馬斯認為，在形而上學思維的境域中，本體論和意識哲學之間有連續性，意識哲學以新的形式體現了形而上學思維的基本特征。

　　黑格爾是西方傳統哲學的集大成者，形而上學思維在黑格爾那裡得到極致發揮的同時也開始了它走向衰落的命運。哈貝馬斯認為，在導致形而上學思維瓦解的各種思想傾向中，最值得註意的是如下四大主題：（1）程式性的合理性。（2）情景化的理性。（3）實踐之於理論的優先性。（4）語言學轉向。

　　總之，隨著程式性的合理性、情景化的理性、生活實踐的優先性等觀念的日漸深入人心，隨著語言學轉向特別是語用學轉向的最終完成，以統一性思維、唯心主義、理論至上和邏各斯中心主義為特征併在近代意識哲學中得到進一步強化的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逐漸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與此同時，後形而上學的思維境域也在我們面前徐徐展開了。

　　3、作為“替身”和“解釋者”的哲學

　　隨著體現程式性的合理性的科學在近代的巨大成功，以往那種哲學凌駕於科學之上的態勢在也難以維繫了。在科學聲譽日隆的背景下，如何調整哲學和科學的關係，是哲學家難以迴避的問題。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科學主義和反科學主義的傾向，哈貝馬斯反對這兩種極端的立場，他所推崇的是哲學和科學之間的富有成效的合作。哈貝馬斯關於哲學和科學合作的思想是以對一種不同於客觀主義的科學的研究傳統的發現為基礎的。這是一種具有哲學意味的關於人的科學的研究傳統，它在馬克思、弗洛伊德、杜爾凱姆、米德、馬克斯.韋伯、皮亞傑、喬姆斯基和早期法蘭克福學派那裡得到了富有成果的展開。哈貝馬斯自覺地認同這一研究傳統，提出了 “重構的科學”的概念。重構的科學試圖通過闡明人類的各種基本的類能力，如言語、理解、判斷、行動等的結構，來建立一種關於人類理性或合理性的理論。

　　重構的科學“是這樣一個領域，即哲學家在其中作為觀念的提供者而展開工作，但不象康德或黑格爾那樣作出基礎主義的或絕對主義的斷言。”一旦剋服了基礎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傾向，哲學所能提供的莫過於能適用於經驗領域的重構性的假設了。在這裡，哲學扮演著一種“替身”的角色。“哲學將占據誰的位置？它將替代什麼？具有強的普遍主義要求的經驗理論。”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就是這種融哲學和科學、概念分析和經驗研究為一體的重構的科學的一個典範。

　　一句話，重構的科學昭示於我們的是：在剋服了基礎主義、絕對主義等形而上學的傾向之後，哲學可以在和經驗的緊密聯繫中發揮其擅長普遍理論的優勢，以促進科學的發展。

　　哈貝馬斯認為，哲學除了在重構的科學中提供觀念，扮演“替身”的角色之外，還須扮演一種起媒介作用的“解釋者”的角色。

　　哲學的這重角色和西方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有關。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分化的過程。自現代性曙光初現以來，從原本統一的生活世界中逐漸分化出了三種韋伯所說的“文化價值領域”：現代科學、實證法和後傳統主義的倫理學、自主的藝術和體制化的藝術批評。顯然，作為現代社會生活日益分化之結果的上述三種文化價值領域，具有明顯的相對獨立性：科學處理的是真理問題；道德和法處理的是正義問題；藝術和藝術批評處理的是趣味問題。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的分化至少給哲學提出瞭如下兩個問題：1）如何剋服隨分化而來的科學、道德、藝術之間相互隔膜的境況？2）如何處理專門文化和日常交往、圈內和圈外、專門成果和大眾啟蒙等的關係問題。

　　解決這兩個問題是哲學義不容辭的責任。日常生活和專家文化不需要哲學的辯護，但它們之間的隔閡卻需要哲學去消解，“留給哲學、並且也是它力所能及的任務，是解釋性地聯結專家知識和需要定向的日常實踐”. 現代性提出的問題要求哲學扮演一種能在日常生活世界和專門文化之間以及各文化價值領域之間起媒介作用的解釋者的角色。

　　威爾比把哈貝馬斯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哈貝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現為：

　　1，首先是論戰性。哈貝馬斯進入學術領域後，便不斷向各種不同的思想路線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論爭。

　　2，其次是綜合性。哈貝馬斯是一位傑出的綜合大師，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

　　3，再者是體系性。哈貝馬斯十分重視自身理論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他逐步從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

　　4，最後還有實踐性。哈貝馬斯雖然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從1968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開始，哈貝馬斯在德國的政治實踐領域一直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

　　哈貝馬斯特別提到了哲學家的三種社會角色，即“專家”、“治療師”和“公共知識分子”. 要解決技術性的問題，哲學知識似乎無濟於事。然而，當事關如何批判地評估不同專家意見的方法論問題時，或者當事關新技術運用的風險等方面的規範性問題時，人們就得聽聽哲學家的聲音，因為，這正是他們的專長。

　　自古以來，哲學還承擔著提供生命的意義和生存的慰籍的功能。在宗教解除了哲學的提供慰籍方面的任務之後，作為一種世俗的智慧，哲學是否還具有一種“治療” 的功能？哈貝馬斯認為，亞裡斯多德所倡導的實踐哲學，即以探討善的生活為主題的倫理學，就旨在教導人們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哈貝馬斯指出，在現代的後形而上學的思想條件下，倫理學的實踐功能必須有所轉換。“因為現代境況的首要特征就是世界觀的合法的多元化，哲學家不能對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或生活計劃的實質表示贊成或反對。”鑒於此，倫理學必須犧牲有關具體的善的生活的內容方面，而更加專註於諸如我是誰、我將成為誰等有關認同問題的更為形式的方面。因此，在現代社會中，如果說哲學家還扮演著“治療師”的角色，那麼，他的“治療”功能最多在於促使人們就認同問題達成一種合理的自我理解，鼓勵人們過一種自覺 的生活。

　　哈貝馬斯認為，哲學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比起作為專家和治療師對於現實更具有廣泛的影響力。市民社會中的公共領域是巨集觀社會問題的共鳴板，公共知識分子主動地運用其專業能力，介入公共話語，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正是通過這樣的公共話語，現代社會達到了自我理解。哈貝馬斯認為，在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中，就處理某些問題而言，哲學家是更為合適的人選。所以，哲學對於診斷我們的時代，在促進現代社會的自我理解方面有特殊的貢獻。又如，由於作為“解釋者”的哲學既熟悉生活世界的語言，又熟悉專家文化的語言，所以，哲學家能夠很好地批判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傾向。還有，哈貝馬斯認為，哲學具有解決“正義”社會的基本問題的能力。哲學和民主具有共同的歷史起源，而且以某種方式相互依賴：“哲學對於憲法保護思想自由和交往自由有特殊的興趣，反過來，時常受到威脅的民主話語也需要這個合理性的公共守護者（指哲學- 引者）的警覺和干預。”

　　哲學家的這三種角色之間不是相互排斥的，然而哈貝馬斯對哲學家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似乎情有獨鍾。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是哈貝馬斯運思的顯著特色和一貫風格。從早期的對海德格爾事件的評論，對學生運動的批評，到80年代就如何對待納粹德國的歷史問題而積極介入“歷史學家的爭論”，一直到近來關於德國統一、歐洲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後民族國家的政治格局、人權問題、克隆人、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911 事件的評論，哈貝馬斯，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積極地在公共領域中盡他的責任，貢獻他的思想。這種精神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他在科索沃戰爭爆發後發表的《獸性和人性》一文，在中國的思想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近年來中國思想界關於市民社會的討論，也使人們對公共領域的建構產生了某種理論上的自覺，哈貝馬斯的有關理論已成為一些學者觀照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的基本分析工具。

　　因為哲學與常識接近，與居於日常生活中心地位的知識接近，哲學遠比其他科學更依賴於有特定信念的個體。我這裡指的個體不同於哲學傳統中的精英--精英們深信自己與超越現實的更高的生活方式交融。我以為，抱著哲學與其他科學一樣會犯錯誤的認識去實踐哲學才是重要的。

　　人的一生充滿了問題，它們擾亂了你的生活。然而，當你找到了答案，並用寫作表達出來的時候，你會感到其樂無窮。

　　如果一個觀念的構成是得自於人為造成的苦難經驗，那麼這個觀念是能夠而且也應該被取消的。解放的旨趣則不是一種急於擺脫苦難的應急的價值取向，相反，這種價值取向是根深蒂固的：它深深根植於人類生活之中，它懷疑束縛著我們的毫無必要的關係，並衷心希望獲得解脫。

　　哲學家不是民族的導師。他們有時可能是有用之士。如果是的話，他們也許會寫出像羅爾斯的名著那樣的書。當羅爾斯以一個哲學家的身份講話時，他並不考慮制度化的事情，他只是作為一名投入社會鬥爭的自由主義者在講話。這就是我所想的，也是哲學家應該做的：忘記自己的專業角色。只有這樣，才能做得比他人出色，並能將成就貢獻給公共事業。

　　哲學的任務就在於，在科學中去發掘同經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歸納原理相對立的強大的戰略理論。……哲學的另一個任務，就是論證在科學中形成的客觀思維的普遍性，以及合理的、能夠為自身作辯護的實際生活的基本原則普遍性。……哲學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反對任何形式的客觀主義；就是面對思想和制度在實際形成時的種種聯繫，反對思想和制度的意識形態的（可以說是虛假的）獨立性；就是展示激進的自我反思的力量。

　　哈貝馬斯著述甚豐，除散見於報刊雜誌的數量可觀的文章外，出版的著作有30多部，主要著作有：

　　兩捲本的《交往行為理論》在1981年正式出版，標志著哈貝馬斯思想體系的初步建立，此後，哈貝馬斯又用近10年的時間對這個理論體系加以修訂和完善。從 20世紀90年代開始，哈貝馬斯便大舉涉獵政治理論領域，把他的批判觸角由社會理論領域進一步推進到政治理論領域。由此，哈貝馬斯的思想路線也隨著變成了 “從理性批判到政治批判”。而政治批判的結果，就是建立起了所謂的“話語政治模式”。“話語政治”實際上是哈貝馬斯此次訪華演講的核心內容。

　　他的主要著作有：

• 《絕對性與歷史，謝林思想的二重性》（博士論文，1954年）
• 《大學生與政治》（1961年）
•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
• 《理論與實踐》（1963）

《社會科學的邏輯》（1967年）

• 《知識與興趣》（1968）
• 《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973）
• 《交往行為理論》（1981）
• 《道德意識和交往行動》（1983年）

《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1976年）

• 《交往行為理論（補充與論證）》（1984）
•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1985）
• 《後形而上學思維》（1988）
• 《在事實和規範之間》（1992年）
• 《在事實與規範之間》（1994）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