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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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號是清代出現的一種金融機構，而開辦最早的票號是日升昌票號，其財東是山西平遙縣達蒲村李氏。
日升昌票號的前身是西裕成顏料莊，總莊設在平遙，併在北京崇文門外設有分莊。清嘉慶末年，由於社會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埠際間貨幣流通量大增，而過去的起標運銀由於很不安全，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西裕成顏料莊首先在京、晉間試行匯兌辦法，結果效果很好，便開始兼營匯兌業。道光初年，西裕成顏料莊正式更名為日升昌票號，專營匯兌。票號是很能賺銀兩的生意，估計從道光到同治年間50餘年的時間內，財東李氏從日升昌票號分紅達2OO萬銀兩以上。
李氏經商，對商號的經理實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視對經理的挑選。經理人選一經選定，便任其行事，平時概不過問。只是到結帳時，方聽取經理彙報，最後分紅取利，確定經理是否繼續聘任。
在經理的使用上，曾經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號經理後，對雷十分信任。但是雷氏為人心胸比較狹窄，對票號業務不論大小都親自過問，不讓二掌柜毛鴻（歲羽）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時也不放手。毛氏對雷的這一做法很有意見。一次，毛氏趁財東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機會，向財東建議因雷氏病重，可讓雷回家休息養病。財東覺得這是對雷氏病情的關懷，便採納了這一建議。不想雷氏對此做法十分憤惱，暗中通知各地分號結帳，準備向財東交待帳目後提出辭職。財東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辭職，便看了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問候。原來雷履泰認為毛氏想趁他生病之機奪票號業務大權，而財東又採納了毛氏讓雷回家休息的意見，雷又不得不返家休息，故以辭職要挾財東。李氏考慮雷履泰業務能力強，如果他辭職不幹，將給票號帶來極大的損失。便婉言請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鬆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見財東給了自己面子，這才取消辭職打算。從此，財東李氏獨信任雷氏，雷履泰也竭盡全力經營，終於使日升昌成為票號中實力最強的一個，為財東李氏賺了大量的銀兩。
一九一四年農曆九月，在金融界活躍90餘年的日升昌票號倒閉，該號之倒閉“於全國金融影響甚大”。《大公報》上曾有人撰專文分析其倒閉之原因，茲節錄其文於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間改為匯兌業，其東家李姓，山西平遙人。同、光年間，其營業之發達，實為同行之冠，各省設立分號二十四處，其殷實可知。以如此殷實之票號，忽然一敗塗地，其倒閉原因有以下數端：一、日升昌營業之中心點，在南不在北，南省碼頭最多，兩次革命均受很大影響，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項，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後各省紙幣充斥，現金缺乏，由南省調回現金，往返折扣，每百兩虧至三十五兩及五六十兩。此種虧耗實足令人驚異，此又一也。三、日升昌當革命時，欠外數目約五百萬，欠內之數七、八百萬，出入相抵，有盈無絀。然欠內之數目，成本已付諸東流，遑論利息。欠外之款項，該號為支持門面，維持信用起見，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項虧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項，均該號中虧折之遠因。所以關閉如此之速者，尚有種種之近因。第一種之大原因為廣西之官款。廣西官府催迫甚急；動輒率兵威脅，計一年之中提取十餘萬兩，猶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該號之正經理為郭斗南，副經理為梁懷文，就資格論梁應居正。惟梁為人公正朴實，自革命後對於東家提用款項極力阻止，因此不能得東家之歡心，梁無可奈何遂於去歲出號。梁在號中素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為之瓦解。第三，京號經理因號事吃緊，托病回晉，一去不歸。有此三種近因，日升昌遂乃一敗塗地。”
1824年， “日升昌”在太原設立分號。省城分號的業務，主要是“票”(匯票)。票的製作和書寫，其保密性有極為嚴格的要求，絕不允許有任何的差錯。當時太原作為晉商的大本營和貨物集散地、給養補給站，遂引進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印刷技術。因此“日升昌”太原票號的匯票採用了“水印”法印刷，併在關鍵部位加蓋戳印。匯票的印數及領用均有嚴格控制。
據介紹，當晉商前往江南、西北、東北及國境邊貿進行交易時，匯票由“日升昌”太原票莊的專職人員用毛筆書寫匯票內容。其筆跡同時通報“日升昌”遍佈全國的51家大小票號。匯票書寫時實行以漢字代表數字的密碼法，並且定期改換，以防泄密。如“日升昌”太原票號留存在中國曆史博物館的一份防假密押是：“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表示1至12個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私，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表示銀兩的1至10。“國寶流通”，表示萬千百兩。例如票號在5月18日給某省票號分號匯銀5000兩，其暗號代碼為“冒害看寶通”。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無法解密的。
在“日升昌”太原票號的經營史上，還從未發生過款項被人冒領之事。這充分體現了“日升昌”票號經營者的聰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