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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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
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的起标运银由于很不安全，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西裕成颜料庄首先在京、晋间试行汇兑办法，结果效果很好，便开始兼营汇兑业。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票号是很能赚银两的生意，估计从道光到同治年间50余年的时间内，财东李氏从日升昌票号分红达2OO万银两以上。
李氏经商，对商号的经理实行聘任制，所以李氏最重视对经理的挑选。经理人选一经选定，便任其行事，平时概不过问。只是到结帐时，方听取经理汇报，最后分红取利，确定经理是否继续聘任。
在经理的使用上，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李氏聘任雷履泰出任票号经理后，对雷十分信任。但是雷氏为人心胸比较狭窄，对票号业务不论大小都亲自过问，不让二掌柜毛鸿（岁羽）插手，甚至在他生病时也不放手。毛氏对雷的这一做法很有意见。一次，毛氏趁财东李氏看望雷履泰病情的机会，向财东建议因雷氏病重，可让雷回家休息养病。财东觉得这是对雷氏病情的关怀，便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想雷氏对此做法十分愤恼，暗中通知各地分号结帐，准备向财东交待帐目后提出辞职。财东李氏得知雷履泰要辞职，便看了慌，急忙到雷履泰家中问候。原来雷履泰认为毛氏想趁他生病之机夺票号业务大权，而财东又采纳了毛氏让雷回家休息的意见，雷又不得不返家休息，故以辞职要挟财东。李氏考虑雷履泰业务能力强，如果他辞职不干，将给票号带来极大的损失。便婉言请雷履泰留任，但雷毫不松口。李氏情急，忙下跪求雷。雷履泰见财东给了自己面子，这才取消辞职打算。从此，财东李氏独信任雷氏，雷履泰也竭尽全力经营，终于使日升昌成为票号中实力最强的一个，为财东李氏赚了大量的银两。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1824年， “日升昌”在太原设立分号。省城分号的业务，主要是“票”(汇票)。票的制作和书写，其保密性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当时太原作为晋商的大本营和货物集散地、给养补给站，遂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因此“日升昌”太原票号的汇票采用了“水印”法印刷，并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汇票的印数及领用均有严格控制。
据介绍，当晋商前往江南、西北、东北及国境边贸进行交易时，汇票由“日升昌”太原票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日升昌”遍布全国的51家大小票号。汇票书写时实行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并且定期改换，以防泄密。如“日升昌”太原票号留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一份防假密押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表示1至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至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例如票号在5月18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其暗号代码为“冒害看宝通”。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无法解密的。
在“日升昌”太原票号的经营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这充分体现了“日升昌”票号经营者的聪明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