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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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Chinese Business)

目錄

什麼是華商

  “華商”是指具有中華民族血統的全球華人中的商人。通常所說的晉商徽商豫商浙商閩商、台商、港商以及現在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裔商人都屬華商範疇。它是與猶太商人、阿拉伯商人併列的具有中華民族文化背景的商人群體。

華商精神

  頑強拼搏精神。面對各種挑戰,只有頑強拼搏,鼓起勇氣,以堅忍不拔的鬥志、昂揚奮發的幹勁,才能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李嘉誠創業之初,只知不停地接訂單及出貨,忽略了質量控制,致使產品愈來愈粗劣。結果引起退貨並要賠償,工廠收入頓時急跌。加上原料商紛紛上門要求結賬還錢,銀行又不斷催還貸款,工廠被逼到破產的邊緣。但他沒有氣餒,永不放棄。2009年最終成就了1萬億港元的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1987年,宗慶後承包校辦企業經銷部,帶領一個校辦企業的兩名退休教師,憑著14萬元借款,通過不懈努力,最終鑄造了今日“娃哈哈”這個民族品牌

  恪守誠信精神。“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企業也是如此。可以說:誠信是一個企業的生命力核心競爭力所在。1985年,海爾集團公司總裁張瑞敏剛到海爾工作時,發現有76台冰箱存在缺陷,為了消費者的利益和工廠的信譽,張瑞敏毅然決定把這些冰箱全部砸掉。26年來,在他的帶領下,一個虧空147萬元的集體小廠發展成為一個年產值超千億元的集團公司

  勤儉節約精神。一個創業者沒有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精神就不能完成原始積累,開創自己的事業;一個企業家沒有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美德就不能帶領企業一步步發展壯大,成為行業的領軍者。2005年,香港金利來集團董事局主席曾憲梓與應邀赴港的貧困大學生交流。他告訴同學們,他到香港40餘年,沒上過一次歌舞廳,沒去過一次夜總會,現在每餐半碗飯、一點肉、一點青菜,一餐消費10元錢。當天,曾憲梓與貧困大學生共進午餐,飯後,他親手將桌上沒吃完的點心打包。李嘉誠,王永慶等創造了巨大的財富,對他們來說財富只是一個數字而已,一生勤儉節約,仍恪守勤儉節約的美德。

  大愛無邊精神。企業越大,承擔的社會責任就越大。華商企業家尤其是身份在億元以上的企業,他們致富後,時刻惦記著他人生活的冷暖和安危,經常伸出援助之手資助他人。著名印尼華僑、慈善家、互益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宋良浩先後為祖國大陸捐資數十億元人民幣,他用實際行動譜寫了一篇華僑愛祖國的光輝篇章。

華商文化[1]

  一、華商文化的淵源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華人不論持有何種國籍或漂流、居住在世界哪一角,他們都是炎黃子孫,在語言、文化、教育、風俗習慣、鄉土觀念、價值取向等方面都有一個文化共同體,從而形成不同地域的海外華人社會,特別是第一、第二代華人,他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保留並不影響他們適應各居住國文化及對居住國的忠誠。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則給了海外華人一筆豐富而寶貴的精神財富。文化的適應與保留使海外華人以特殊的精神素質剋服事業上的各種困難,並獲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功。

  在東南亞,越來越多的華人已被同化。然而即使是在一些實行同化政策的國家,華人無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種族上都是難以消亡的。文化作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築,雖會隨著經濟基礎的變化而變化,但卻同時具有自己的一定獨立性和相對穩定性,甚至可能在經濟基礎改變後還保持並延續相當的時期。事實上,這也是文化之所以會成為一個民族的特征,作為區別一個民族同另一個民族的主要特征的原因。追究華商文化的淵源,就其所保留的中華民族文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緣”文化,即血緣、地緣及業緣關係則是指以家屬經營為中心的經營形態。在傳統產業中,華商大多為家族式企業,併在居住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作出過巨大的貢獻,在居住國可謂優勢所在;地緣關係在華人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在亞洲地區許多華商在各個行業中不僅占居住國市場的主導地位,併在亞洲地區各華商間進行合作,從而在許多行業因地緣關係占絕對優勢;業緣也是華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在華人社會根據業緣關係而相互幫助共謀發展的事例尤為突出。在重視信用的華人社會中,華商間的相互信賴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合作的基礎上的。就企業資本構造來看,華商間的合作關係是華人大企業集團之間相互持股、合併或以資本參加的方法新設企業等建成。總之藉助“緣”文化,使華商在經濟活動中增加了凝聚力、親合力和競爭力。

  其次,儒教文化是在中國特有的歷史環境中產生髮展起來的,其必然具有它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價值。海外華人作為中國移民,特別是第一、二代移民,他們曾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這是不可否認的。孔子的中庸、忠恕、仁、義、禮、智、信等思想深深扎根於一代又一代的華人精神中,指導他們的經濟思想及活動。儒家文化的“以人為中心”、“協調人際關係”、“勤儉節約”、“註重教育”等美德對企業的凝聚力的增強以至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無疑都霎擎有積極的作用。

  第三,慈善文化的弘揚。中國自古就有重文輕商之理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商人的經濟地位與社會地位不一致,這種現象不僅存在於古代中國,也存在於華人所在的各個國家。為此,華人尤其是東南亞華人受中國佛教、道教道德修行的很深影響,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商業文化,在取得相當的經濟地位之後,以經濟實力為基礎,通過捐贈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來追求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使企業的知名度得以進一步的提高,如著名華商陳嘉庚、李嘉誠等就是很好的範例。

  二、華商文化的異化

  從理論上來說,華人文化雖然是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延續,並具有特定的獨立性、穩定性和延續性,但華人文化在海外,在居住國從一開始即已脫離了華人文化的母體—中華文化的誕生地及中華文化賴以產生的經濟基礎一中國的經濟基礎。也就是說華人一開始便把中華文化移植到海外,即華人的居住國,其文化賴以生存的基礎,被制約和促使發展文化的乃是居住國的政策和經濟基礎,而存在於各個不同居住國的華人文化則因華人同化以及居住國的經濟、政治狀況不同而具不同的特征,也可謂各具異化了的華人文化。二次世界大戰後,東南亞各國獲得獨立並積極發展民族經濟。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東南亞各國政府普遍實行扶植原住民經濟而限制、排斥華人經濟的政策。為此,華商的經濟活動被壓制,華僑被迫放棄自己獨有的文化,受到同化於居住國社會的壓力。就教育面而言,華語教育被禁止,改用居住國語言接受教育,華商在戰後的東南亞各國不被允許對中國人的認同,至少在錶面上迫使華人接受居住國文化、採用居住國語言,並常常改中國名字為居住國名字,華人的經濟活動也不得不受居住國社會的限制。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移民第二、三代的出生則進一步促進了華僑與居住國的同化。這些華人後裔出生後就被用居住國的語言和文化培養起來,受的是居住國的公共教育,對於這些華人後裔而言,他們對中國文化並不具有很強的親近感,就自我感覺而言,也自認為是居住國的公民,在他們身上由於受到來之家庭及社會二種截然不同文化的教育,從而使華人文化得以異化。現在東南亞各國的中國人並非都認同自己是華僑,而只認為自己是已被同化了的華人而已。

  然而二戰後在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也並非完全融合、同化於居住國社會,這主要是因為東南亞各國所採用的對華僑的政策是扶植原住民而壓制、削弱華僑的經濟實力,推行同化華僑的政策也只不過是為了阻止來之於華僑社會的威脅。在此,與華僑與原住民在文化上被同化完全不同的是在經濟上則被明確地被區別對待。對此,華人所採取的對策是積極學習、接受西方文化,註重對後輩的教育,培養出一代新的華人精英,以超越居住國的文化教育。為此,他們比原住民更早具備西方化、現代化的條件。同時與差別化不同的是華商的經濟背景也是他們繼續持有自己是華人這一意識的主要原因。儘管華人受到當地政府的壓制,但東南亞華人的經濟實力與居住國原住民的經濟實力相比仍具有很強的優勢。因此,華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和華人意識。對這些華人來說,要進人居住國貴族或政治精英的通路被封鎖,但他們大多為居住國的經濟精英中產階級。與一般經濟地位不高的居住國原住民相比,華人則持有都市上、中流階層的意識。對此,東南亞各國在對華僑進行壓迫的同時又制定出各種政策以利用華商的經濟實力。各國華僑在融人,被同化居住國社會的同時仍持有已被異化但又區別於居住國文化的文化,這些異化了的文化又因各國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不同呈現出地域差異。在北美、歐洲及大洋洲的發達國家,華人文化的同化是以適應並吸收西方價值觀念為主,在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則以適應並部分地吸收不僅是當地原住民文化,而且還包含已滲透於當地的西方文化,這是因為多數東南亞國家都曾長期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對這些國家影響很深,對華人也有較大影響。

  三、華商的東西文化合壁

  東西文化各具特色,中外文化各有所長。新一代華人企業家(華裔二、三代)多通曉當地語言和西方語言,有較高的當代文化科學知識及多國聯繫,具有多元文化的素質和開闊的視野。華人文化的適應與保留無疑成了東西文化結合、中外文化聯繫的紐帶和橋梁。中華民族的親緣文化與西方當代企業管理文化的有機結合,不僅確保了華人家族企業的長久繁榮,而且有利於這些企業向現代化、多元化、國際化方向發展。在此,香港、新加坡經濟的迅速崛起和發展也歸功於此。新加坡獨立30多年來推行英語教育,成效顯著,它對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制度、促進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今日在東南亞社會的華人特征與其說其具有傳統的中國文化特征,倒不如說其凄琴有向西方化、現代化過渡的特征。

  在此,這種具有華人社會西方化、現代化的意識的華人在其經濟成功的背景下,不僅具有模仿西方現代化的能力,而且具有亞洲獨特的現代化模式。以20世紀80年代末新加坡重新評價華語為特征,華人社會在尊重合理性、效率等普遍價值觀的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及價值觀在現代社會中予以重新評價和精煉,形成了一種既不完全等同於傳統的中國文化,又不等同於當代西方文化的一種新的華人文化,這是一種具有以“舒暢的個人主義”為行動原理的亞洲特性的大眾文化。這種動向作為亞洲新興國的經濟發展主要力量的各國華人都具有這一新的華人特征。而且,這不僅局限於華人同事之間平時的交流,並通過報紙、電影、電視及衛星網路這些現代化媒體的強有力的普及力影響著華人社會,甚至於中國本土的中國人。華人通過對異文化的適應及接受,形成了有別於中國本土的意識和認同。

  華人經濟發展史及文化的異化表明,東西方文化兼容並蓄、中外文化兼容並存,不僅豐富了世界的多元化,而且適應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對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

華商文化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價值[2]

  現代化的企業管理主要源自於西方的科學化管理,是一種有意識、有組織、有目標的規範和約束行為。但是,管理除了特定的目標,如企業增加收益、占領市場等外,還有一般性的目標,這就是建立社會秩序,促進文化的發展和個人的自我價值實現等,由於現代管理缺乏一個對深化管理目標和方法的管理哲學向度的確切認知,導致了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兼併化危機、機械化危機、社會性危機和呆滯性危機等許多危機的出現。

  華商文化所崇尚的重家族、重群體、重社會、重國家和輕個人的倫理觀念,以及忠於國家、尊敬長者、勤勞敬業的道德規範,還有在企業管理中所推崇的人本思想、德治思想、無為而治思想,實際上體現了華商的管理哲學,相對於西方理性的管理精神,華商文化中蘊含的以實現人性為重點的個人管理、社會管理和國家管理的人文精神,自成一套卓然獨立的人性主義的管理體系。這種體繫著眼於精神層面的內容,註重人性的舒展和精神的內涵,強調長期的社會公利而非短期私利。

  無疑,相對於西方的科學化、理性化的現代管理,華商的管理哲學和管理思想是對它的重要補充,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具有其獨特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華商文化的“以人為本”的思想是現代管理的核心,是企業獲得成功和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西方的“對物不對人”的科學化、理性化管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人類思想觀念的不斷更新,開始逐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弱點,人們開始將管理的目標由物轉移到了人之上,由以物為本轉變到以人為本,把管理的重點主要放到了對人的管理。華商管理哲學中的人本思想給人們開創了管理的新境界,企業的管理者們開始逐漸由過去單純地以硬性管理為主的管理方式,轉變為重視對人性的激勵和人才的培養上,這種管理方式的轉變給世界註入了新的活力。這種“以人為本”的中心理念和價值觀,投射到現代管理功能、管理目標和管理方法的架構上,就能夠顯現出發揮人性、開拓人力的管理特色,能夠彌補西方管理的弱點和不足,通過人的自內而外的潛能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實現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同時實現管理目標。更重要的是,這種人本主義管理哲學,不是以促進和改良科學管理為終極目標,而是以改善社會的運轉機能,提高人的生存價值,以促進人性社會的實現為主要目的,從而不但體現了其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其社會價值。

  2、華商文化的“無為而治”思想是現代管理的最高境界。

  “無為而治”就是“沒有管理的管理”,是一種“德服”,即管理者通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和對下屬的道德教化進行管理,用典範的形象形成良好的環境,讓人們在榜樣的感召下自覺地行動。

  它強調管理行為的超脫、適度、使眾和感化,註重身體力行和實踐表率作用,重視互助、互信和忠誠的責任和德性的道德理念,順應人性的自然關係和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調和。“無為”不是什麼事情都不做,而是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是一種“身體力行”,“上行下效”,是以德服人,用榜樣的力量使人信服,達到管理的目的。與西方管理中的以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權威的力量使人服從,從而達到管理目標相比,“無為而治”無疑是更加高明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具有更高的管理效能。作為一種管理藝術,它越來越引起當今世界管理學界的重視。

  3、華商文化大一統的整體觀念在現代管理中具有寶貴的社會價值。

  華商文化提倡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德行合一、諸權一統,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體現在企業管理中,一方面是把企業視做一個大家庭,企業應該具備一個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建立和培養企業的共同價值觀和理想信念,將群體意識註入企業文化中,使得企業內部人人都能恪盡職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識,從而造成企業內部的和諧風氣和團隊精神。相對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思想,華商文化所提倡的集體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將為企業帶來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強的發展動力。另一方面,這種大一統的整體觀念還體現在把企業視為整個社會有機體的一分子,企業在從社會獲取收入和利潤的同時,還應該回報於社會,服務於社會,為社會創造財富,企業應該將自身的利益與公眾的利益緊密協調,應該努力與整個社會保持協調發展。這種理念有助於增強和培養企業及其員工的社會責任感,使企業和員工在參與經濟運行的同時,不忘維護社會風尚,遵守社會道德和社會風範。與西方把企業僅僅當做單一的投入產出體,毫無顧忌地向社會奪取最大限度的利潤相比,華商文化所倡導的大一統的整體思想具有更高的社會價值。

  4、華商文化的“人和”思想是現代“雙向對稱”管理模式的真實體現,是未來企業激烈競爭的“調和劑”。

  華商文化一直強調和為貴,主張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在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下求發展。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雙向對稱”思想正是這種“人和”思想的體現。該思想的核心是,企業公共關係的最終目的是在公司與公眾之間形成和諧的關係,要求公司一方面將信息傳播給公眾,另一方面將公眾的意願和信息反饋給公司,以便公司吸取民意,為調整、改善自身找到依據。通過這兩方面的交流形成雙向溝通,對稱平衡。由此可見,“雙向對稱”旨在創造一個良好的和諧的環境氛圍,樹立美好的形象,廣結良緣,廣交朋友,減少摩擦,化解衝突,創造“人和”的社會關係,以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與合作,這正是華商“人和”、“和為貴”思想的體現。世紀將面臨國與國、公司與公司、人與人之間更加激烈的競爭,生存空間的減小,對市場和資源的瓜分,將使得國與國、企業與企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下,需要一種文化,來緩解一下“競爭”的壓力,消磨掉一些“競爭”的鋒芒,使由競爭帶來的緊張人際關係得到和諧。由此化解各種引發災難的問題,把戰爭的因素化解在萌芽狀態,從而消除帶給人類社會重大災難的戰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華商文化所強調的“人和”對於新世紀的社會正常發展,是有重大意義的。

海外華商網路[3]

  海外華商網路(OverseasChineseBusinessNetworks,OcBN)是指海外華人以親緣、地緣、神緣、業緣和物緣“五緣”文化關係為基礎和紐帶,並依據中國傳統文化不斷擴大或維繫的經營關係網路。

  隨著華人業務的不斷擴展以及戰後幾次大規模的移民、再移民活動,網路的規模和範圍日趨擴大,即從方言群擴大到整個華人社會甚至其他種族。從原先的“中介商”型網路向“資金技術先進”型網路轉變,最終形成一種以海外華商為主並兼容其他族裔的全球性經濟網路。海外華商網路將華人企業編織進了廣泛的國際商貿市場,有效拓展了其海外投資市場空間,加速了華人資本的國際化進程,並且也深刻改變了海外華人企業的資本運作方式。

  一、海外華商網路的結構與特征

  1、海外華商網路的結構

  中國儒家人倫所規範的傳統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它是構建海外華商網路模式的理論基點。在這種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繫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即以自我為中心,“按照所承擔的不同程度的義務,人們被劃入表示不同的可信賴程度的同心圓的各層中。”在個人層面上,其社會網路關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個個同心圓所組成;在社會意義層面上,則是以家族企業為結點,以社會關係為經絡,依據社會關係的親疏等級為個徑編織的同心圓。無數個同心圓相互交織、滲透,構成了海外華商網路的總體結構。因此,家族企業既是海外華人經濟的最基本單位,也是構建海外華商網路的核心。

  一般來說,海外華人家族企業通常按照親屬關係——宗族關係——地域關係——種族關係的先後順序處理與其他企業的聯繫。

  如果潛在的經濟預期大於與其他種族合作的成本時,華人甚至會與圈外的“非華人”形成合作關係。

  如果從網路結構的組合方式上加以考察,又可細分為相互對應的三組類型:(1)鬆散式網路與緊密式網路。鬆散式網路是指相互獨立的企業由於共同的經營需求而組建的非組織性競爭協作網路,如菲律賓施氏家族的百貨連鎖業集團WhiteGold六個子集團。雖然之間互有競爭,但對外採取一致的戰略,比如,在採購上。統一訂貨以獲取較大折扣;在資金融通上,互為倚重,相互扶持。緊密式網路則是指企業之問通過相互參股、交叉出任董事等形式而構建的組織化網路。如菲律賓楊應琳的黎剎商業銀行與薛敏老、李彼得的中興銀行相互參股、互派董事,形成所謂“財閥加閨閥”的龐大網路。

  (2)衍生式網路與共生式網路。衍生式網路是指脫胎於老企業(母體)而獨立發展的新企業(子體),與原來的老企業之間所結成的網路聯繫。如馬來西亞的豐隆集團本來與新加坡的豐隆集團同屬一家,後來因新、馬分為兩個國家而各自獨立,但是,目前,新加坡豐隆仍控有馬來西亞豐隆5096的股權,馬來西亞豐隆則持有新加坡豐隆20%的股權。

  共生式網路則是指原本並無相生的企業因某種業聯繫而結成的共生關係網路。如馬來西亞的成功集團(40%股權)、成功南島(25%股權)、高橋集團(25%股權)和綠野集團(10%股權)在香港共同組建“成功工程建築有限公司”,投資江蘇省南京長江第二大橋的建設。

  (3)單一式網路與混合式網路。單一式剛絡是指同一行業的企業通過相互承擔義務的聯繫所建立的穩定的供應與銷售網路。如郭鶴年1994年聯合林紹良的林氏集團共同發展糖業,由林氏集團在印尼的南蘇門達臘提供2倍於新加坡面積的土地發展蔗園,而郭氏集團則提供蔗糖生產技術和經營行銷網路。混合式網路則是指不同行業的企業通過合資、參股、借貸等形式所組建的利益共同體網路。如泰國盤谷銀行集團為郭鶴年、林紹良、黃廷方三大家族提供資金支持,而三大集團又反過來支持該銀行在東南皿發展。

  2、海外華商網路的主要特征

  (1)民間自發性。早期華人移居他國,為了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展,惟有自發凝聚成團,相互扶持。這些以地緣、血緣為紐帶維繫起來的宗鄉會館,構成了海外華商網路的中樞,華人以此為依托可以很方便地獲取資金、勞動力、市場等要素。因此,從形成過程來看,海外華商網路中的交流合作基本上是以散居在各地的華人民間企業之間相互投資貿易的形式進行的,並非某種政治上的安排,各方完全按照市場原則自發開展經濟合作,它實質上是一個依據民族親和性、互惠互利而自然形成的鬆散性協作經濟網路。西方國家大肆宣揚的“大中國經濟圈”、“中華經濟共同體”是根本不符合客觀事實的。

  (2)互惠互利性。東南亞國家是海外華商最為集中的地區,但大多法律體系不健全,市場發育不完善,基礎設施相對不足,華人企業面臨著較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而對那些規模相對較小的華人企業而言,獨立發展所面臨的障礙可能更多。通過華商網路,可以實現企業間信息、資金、市場等方面的資源共用,降低交易成本,剋服孤立狀態下經濟運行可能遇到的障礙,如國家的緊縮政策、資金及物資管制、那壁壘等.減少經營風險,晟終實現“雙贏”。鄭學益(1997)在深入研究印尼華人企業的基礎上認為華人企業之間要實現“雙勝共贏協作”主要取決於4個前提條件即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商業網路;有較高的素質,富有經營管理能力;信譽良好;具有重公利的價值取向。其中前2個條件能保證合作有效,取得收益,為雙方利益得到保證;後兩個條件是從思想上尊重對方,照顧對方利益。

  (3)開放包容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海外華人經濟力量的迅速膨脹以及華人企業家文化素質的提高,相互之間的網路聯繫開始突破原有的幫派藩籬而日趨國際化、開放化。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相繼成立70多個世界性的社團組織,最具代表性如世界華商大會、世界儒商大會等;二是網路的使用語言己不再局限於各種方言,中文普通話和英語己經被普遍使用:三是華人網路資本出現多型化結合的態勢,包括從式(華資+華資);.AB式(華資+所在國土著民資本);Ac式(華資+國際資本);AD式(華資+所在國土著民資本+國際資本)等多種形式;四是基於最新通訊科技與電腦網路技術的“世界華商網路工程”,1995年在新加坡建成聯網並啟用,使各國華商之間的業務聯絡更為便利、快捷和有效。

  (4)靈活高效性。人際信用是維繫華商網路的基石。信用是網路聯結的指示器和試金石,它是促成網路的動因:信用作為契約的替代和回報的擔保,它又是網路運行的必然結果。這種雙向互動關係直接導致海外華人在交易活動中實現高效率和低成本,從而也促使海外華商網路在此支撐下不斷得以擴張。陳衍德(199)對此作了形象的描述:“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欠帳賒帳關係,是華人商業網路得以建立、運轉並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能欠帳的好處是自己不要有什麼資金缺乏而擁塞。這種我欠你,你欠他的債務鏈,完全是以相互之間的信任為基礎的。有時一個電話,就可以做成上百萬元的交易,而無須任何文字憑據。”這種靈活高效並富有特色的經營方式,不僅增加了海外華人企業的利潤額,而且也加快了其資本積累的速度。

  (5)被動從屬性。中國曆史上的海外移民並不是中國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內在需要,客觀上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拓殖海外市場的結果,從而決定了華商網路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被動從屬性的特點。就發展層次而言,海外華人經濟中商業資本占有較大比重。製造業相對薄弱,因而投資具有明顯的短期性、流動性和泡沫性,與歐美髮達國家的企業相比,技術發展水平低,資本結構的脆弱性顯著。

  二、海外華商網路的經濟效應分析

  l、海外華商網路是拓展海外投資市場的有效途徑。

  華商網路增強了海外華人企業對外投資的優勢。這種優勢在於它是“穿越政治和非關稅壁壘的天然孔道”,進一步加強海外華人企業間資金、信息、業務上的聯合,起到傳遞信息、融通資金、降低交易費用、規避風險等作用,而人際關係網路中相關交易成本的降低又是促使海外華人企業敢於向新市場進軍的一個重要因素。早在1993年,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曾告誡過,經濟網路的聯繫有著相當大的潛能,為商業上的來往奠定基礎。如果新加坡不利用華族往來擴大和掌握這些機會,那將是愚昧不堪的。對此,美國學者吉姆·羅沃在其專著《亞洲的崛起》中評論道,“李光耀敏銳地發現,依靠華人經濟圈,小小的新加坡就可以把觸角伸向其他國家。”馬來西亞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初也積極倡導馬華兩族經濟合作,目的就是為了充分利用華商網路,協助馬來人企業家從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

  引人註目的是,隨著華商網路國際化趨勢的加強,海外華人的“親屬和資金不斷流入加拿大一美國——澳洲這一弓形地區,正在形成下一世紀的一個強有力的勢頭。”單純(2000)據此預測由於華人商業網路的存在和這些國家的現行移民政策,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華人與東南亞華人之間在資產與人數比例的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未來美、加、澳等國的華人經濟繁榮將取代東南亞華人經濟繁榮。

  2、海外華商網路是實施產業擴張的發展平臺。

  歐美企業主要集中於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而海外華人企業的投資產業多為不動產、民用消費品以及技術含量不高的電子消費配件。然而,海外華人企業不僅能夠憑藉這些低效產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穩定地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而且還取得了較高的收益。成績應當歸功於華商嘲絡的功效,即海外華人企業通過外部網路的有效運用,以市場優選效益的尋求,剋服其產業技術水平和規模效應不足的被動局面。一方面,華商網路的存在,使海外華人企業運營的交易成本大為降低,增加安全繫數,迅速與國際市場接軌。它們可以直接參与新型產業上游產品的銷售並很快引進技術,進行高效投資生產而不必通過產業二傳手的梯度轉移。另一方面,在當今世界對產品和服務追求日益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態勢下。企業需要對市場不斷做出靈活反應,而華商網路則為這種靈活性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平臺。

  3、海外華商網路是籌集資金和規避風險的重要手段。

  在華商網路的作用下,在海外華人世界中產生了一種新型的企業組合形式——關聯企業。不同於一般的合作伙伴,這些企業之間是有組織聯合而成的經濟利益共同體;不同於封閉的企業集團,關聯內企業具有高度的獨立性。華人企業利用這種關係聯合體,互為犄角,互相支持,不僅便於大規模籌集資金,迅速擴展經營規模,而且也可以在投資決策所需資訊相對稀缺的情況下,剋服市場困境,選擇安全投資場所.最大限度地規避孤立狀態下的投資風險。最擅長此術的當數馬來西亞郭鶴年的郭氏兄弟集團。該集團目前已與新、馬、港等地許多企業集團建立密切關係。形成本地區最大的企業網。在其主要海外投資地都有合作伙伴,並且它們均都是亞洲最有勢力的財團。如與林紹良的二林集團合資經營位於印尼龍目的種植園和糖廠,並開展白糖進出口貿易;與香港首富李嘉誠於1991年共同註資中信泰富,直接加入收購大昌的行列,同時聯手在中國大陸投資上海不夜城建造等房地產項目;與香港影視大王邵逸夫合資經營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電視企業以及香港香格裡拉酒店(林紹良也擁有15%的股權)等。

  綜上所述,網路作為一種組織形式,對海外華人企業的發展產生明顯的乘數效應。它不僅有效地擴展了企業可以利用的資源邊界和發展規模,也進一步增強海外華人企業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能力。但是,不能因為強調華商網路的積極性和獨特性而忽視它內在的缺陷,忽視一般性的投資理性和策略。一方面,不能過分渲染或誇大華商網路的功效。李勝生(1999)研究指出這種華商網路的非正式性與非排他性,不僅不構成海外華商原初性的文化特性,同時相對於經濟和政治的因素而言,其影響力也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網路的發展不能成為謀取不法利益的工具。由於東南亞地區許多華人企業集團將“政治實權+資本家”的結合形態作為資本形成和發展的有力選擇,這種與政府高官的裙帶關係及其與腐敗的關聯,使華商網路常常被指責為導致權力尋租的根源和途徑。

明代海外華商經營策略[4]

  明代、尤其16世紀歐洲人東來以後.隨著國內商品經濟繁榮發展和貿易規模擴大,中國人開始大規模往海外經商和移民。

  東來的歐洲殖民者.其貿易方式是和暴力掠奪、海盜行徑.綁架奴隸.征服殖民地直接結合在一起的。與其截然不同,中國商人則在和平與友善的基礎上,以互利為目的進行平等貿易,他們的溫順與和平.終於比歐洲人的窮兵黷武遠為有力。且因具備著商業的敏銳和遠見,善於審時度勢,能夠及時洞悉、把握市場,很多中國商人顯現出卓越的競爭能力.取得了經營的成功。這在以下兩方面表現最為突出。

  一、善於針對市場進行選擇性輸出

  針對東南亞市場,中國商人選擇商品時.不僅考慮了東南亞各國人民對基本生活用品的要求,還註意到了殖民者入侵後,當地人民本就落後的生產活動遭到嚴重破壞,無法滿足殖民者需要.而遠洋運輸又價格昂貴.對殖民者言,迫切需要生活用品這一市場變化情況,適時供應其所需工農業產品和各種物品。

  史載,1571年馬尼拉為西班牙人占領後,殖民政府非常希望招納華商.當華商得知這一信息,次年就開去商船對當地市場進行考察、進行試探性貿易,據1574年出版的文獻,”華商運來的貨物,有些是雜碎的零星日用品,其中有菲律賓摩爾人常用的中國大陶瓮,此外尚有粗瓷、銅鐵雜器。另有精細瓷器以及絲織品,乃以供應官員者”.不僅如此,他們還”帶來各種貨樣,俾便探知售價,例如水銀、火藥、肉桂、丁香,糖.鐵、錫.銅.紋絲、絲織品、麵粉等貨品,都是別國商人未曾用過,而且也未運售過的。他們更運來耶穌受難的造像,以及模仿西式精巧的坐椅......中國商人曉得帶來什麼貨物在菲島做買賣”.”他們將再會運來各種精美的東西,那是西班牙人所愛慕的。”可見.華商不只滿足於將中國所產物品攜至,亦會仔細觀察“西班牙人樂用器物,比歸告其國人,令之依式製作,藉此轉販”。

  另有記載稱,華商”十分熟悉亞洲市場情況。貨主往往親自隨貨出航,在停泊的港13以零售價出售.他們精打細算,謹慎,善於選擇貨物。他們經營許多具有傳統特點的貨物。這些貨物是歐洲人所忽視的,如香木.犀角.烏木、安息香,樟腦和皮革等。華人還能很快地調整,適應新的時機。”這無不反映出華商經營的高明之處:他們非常重視市場信息.能夠靈活決策,註意區別不同消費需要,並聰明地採取提供貨樣的方式探悉市場狀況,善於搶占先機經營他國商人不曾涉足的商品,更能照顧到歐洲人信仰與生活習慣的特別需要。

  華商也註意挑選販賣適合歐洲人13味的各種食品。1590年馬尼拉主教薩拉扎爾寫道:“如果沒有他們販來這些東西,我們就會出現食品匱缺,他們擅長經商,連柴薪都運到澗內市場販賣。”1596年~1598年任馬尼拉總督的莫牙則列過一張中國商船輸入馬尼拉的部分食品清單.稱“他們供給西班牙人小麥粉、桔子醬.桃子、梨子.肉豆蔻.生薑和其他中國水果,腌豬肉和其他腌肉.飼養得很好的活鴨和閹雞”。此外.在菲華商”提供了無數不值錢.但很受西班牙人珍重的其他小玩意和裝飾品。。

  更有華商甚至拿殖民當局軍事需要做文章,如1575年菲律賓總督在致西班牙國王的信中說.每年都有20至25艘華人商船來到,各種常見物資外,還有“表”.更有”許多極其精緻的青銅炮.以及各種軍事用品。”因熟悉市場這一優長.華商往往能處於主動、善於把握商機。隨著定居東南亞的華人越來越多,他們逐漸形成潛力很大的消費市場,一些華商便及時做出反映,特意販賣適合國人愛好和需要的商品。如1653年1月2日和1657年2月18日的《巴城日誌》載.來自臺灣和廈門的兩艘商船中,有一批諸如中國式的紙傘、扇子.中國鞋等用具,還有一批所謂“中國啤酒”,”這些只有從中國去巴城的華僑才最為愛好“。再次證明.華商具有著敏銳的商業眼光和靈活頭腦.能夠註意和照顧到任何消費群體的需要,只要存在商機,其觸角就可以延伸到。

  華商的商業敏銳不僅體現在選擇商品上,還體現在撞長估測販運商品數量上。以中菲貿易為例,華商往馬尼拉大量輸出商品主要是以換取銀元為目的,但他們並非一味輸送,而是隨時註意瞭解當地銀元儲備以決定貨物數量.((TheManilaGallean>)的作者舒爾茨就觀察到這一點.他說:“每當中國人瞭解到馬尼拉缺乏銀元時.這一年來的船隻就會減少”.這無疑能有效避免遭遇市場無力支付局面時所造成的損失。西班牙商船隊長卡裡略在致西班牙國王的信中也寫道:”中國商人在商業上是如此精明,如此敏銳,以致於他們知道英國人需要多少商品,荷蘭人需要多少,在日本可以賣多少貨物......他們就是如此對付我們.當知道每年只有兩艘船到新埃斯帕納時,他們一般在其居留地’八連’就會有足夠的貨物裝運這兩艘船。”又如在對日貿易中,由於有時交易價格要由日本方面規定,為獲取較高利潤,華商還能善用時間差,為了確保其生絲能以高價在日本市場上出售。

  在四.五月駛往長崎的春船上裝上少量絲貨.待生絲價格以較高價格議定後,再在以後夏船和秋船中.裝載大量的生絲進入長崎港.便得以高價出售。

  由於華商對市場的準確把握,中國商品以前所未有之規模和速度占據了東南亞市場.無論種類,數量還是重要性.都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

  二.能夠根據市場要求進行商品創新

  華商一方面大量出口深受西方人喜愛的中國傳統商品.如瓷器和絲綢;一方面又不拘泥於現有種類和式樣.積極、適時地調整工藝結構,仿製或創造出更多適應歐洲人文化生活、風俗習慣的商品,製造出從前在中國所沒有的物品”例如瓷器。16世紀早期傳到歐洲的中國瓷器,絕大多數只是普通的印有中國傳統圖案的餐具.其裝飾多是大眾化的花卉或風景。隨後幾年裡就有了少量繪有歐洲王室印記的瓷器器皿。

  16世紀中葉,更多的繪有殖民官員和冒險家個人印記的罐和碗出現,還有專門供給耶穌會士使用的器物。葡萄牙的博物館里至今珍藏有一隻銘刻著1541年出品的大碗,碗的外部描繪著歐洲的馬夫.裡面畫著宗教圖案。後來荷蘭人在亞洲勢力上升.其對中國瓷器的要求隨歐洲市場要求增長而急遽增長,而華商為了使商品更適應市場,便與荷蘭人簽定訂單進行生產,在數量、樣式和裝飾花紋上都按照歐洲市場的要求專門製造。1616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在致公司董事的信中說:”這些瓷器都是在中國內地很遠的地方製造的.賣給我們的各種成套的瓷器都是定製的......在中國不使用這類瓷器,中國人只拿它來出13”。

  再如絲棉織品。中國絲棉織品質量之優,消費量之大屢被早期歐洲作家贊頌,說”在歐洲沒有任何絲織品可比得上它”。儘管如此.從一些十六.十七世紀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華商並不因此止步不前,而是積極推進商品改造,以更好滿足市場需要,並與歐洲同類商品進行有力競爭。如出口西班牙的中國絲織品,在傳統樣式外,“巧妙地仿效西班牙的名圖案,做的極端像安達盧西亞花布,並略勝過它”.因此很受市場歡迎。此外華商還大量販運專門為歐洲人準備的成衣,以及特供歐洲人的輕便馬車和車廂里的小地毯等等。西班牙人承認.這些”在中國製造而流行於拉丁美洲的西班牙錦緞,天鵝絨、絲帶.斗篷.絲襪,及其他絲織物的紡織品,不僅華麗好看,而且價格非常便宜,當地人士爭相購用中國貨,而不再購買西班牙產品,致使西班牙絲織廠因蒙受打擊而倒閉“。同時,華商也接受絲綢製品訂貨.如從葡萄牙人處拿到按其需要規定了規格.花樣、重量的訂單,然後製成輸出,再次顯示了其積極開拓市場的良好意識。

  明代很多海外華商,通過自身卓越的經營能力獲得了成功。而無論時代與市場如何變遷.他們在經營中展現的高明理念和策略.仍具有著豐富的內涵和現實價值.亦將隨著歷史演進不斷得到發展,為後人留下豐富的商業文化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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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伍華佳.華商文化的淵源與異化.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當代財經2002年8期
  2. 戴鼕鼕.華商文化在現代管理中的獨特價值.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1期
  3. 唐禮智,黃如良.海外華商網路分析及啟示.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10期
  4. 曹琳.明代海外華商經營策略淺析.河北經貿大學財稅學院.商場現代化200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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