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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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精英是指占有大量的經濟資源首先致富的經濟能人,在他們的權力資源結構中,占主導地位的是物質財富,影響人們的經濟生活。
改革開放後從計劃經濟逐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的過程中，對於權力和市場的交換關係，更進一步說就是政治精英與新興的經濟精英身份問題的討論，學術界有不同的爭論。新興的經濟精英是由原來的政治精英轉化而來，還是從其他非政治精英轉化而來？對此，主要有精英再生產和精英迴圈兩種理論。
- 1.精英再生產理論（theory elite reproduction）
精英再生產理論認為，市場改革最主要的受益者並不是那些在舊體制中的被剝奪者，而是那些舊體制中的政治精英。匈牙利的漢吉斯(Elemer Hankiss)認為在向市場轉型的過程中，權力的作用並不會一下子消失。那些擁有權力的幹部在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將自己重構為一個“攫取財富的階級”(propertied class)。波蘭的斯坦尼斯基(Jadwiga Staniszkis)表達了同一個過程，他認為，東歐正在經歷一場“政治資本主義”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典型特點是，原來的政治職務已經成為為私人積累財富的手段。這兩種理論的共同點是，就精英的主體而言，在改革前後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只不過是由一種類型的精英轉變為另一種類型的精英，即由再分配經濟中的政治精英轉變為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精英。但人還是那些人。對上述這種關於精英替代的理論模式，撒列尼等人將其稱之為精英再生產理論(theorye litere production)。也就是說，這種理論更加強調的是改革前後精英的連續性，以及同樣的一些人由一種精英向另一種精英的轉化。
精英迴圈理論強調的不是改革前後精英的連續性，而是精英的斷裂。換言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以政治幹部為代表的舊精英存在的基礎不斷喪失，在這部分人中出現了實質性的向下流動，而由於新的機會的出現，在原來的非精英群體中卻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這就是民間企業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什麼權力背景。作為精英迴圈理論代表人物的，就是維克多·倪(Victor Nee)。這突出地體現在他的市場轉型理論的“權力論題”中，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個假設。而用來證明這個假設的，就是其在廈門郊區所進行的調查。在分別對現幹部和前幹部的家庭收入與其社會身份進行回歸分析之後，維克多·倪得出結論說：“幹部身份以及在當幹部期間建立起來的關係似乎並沒有賦予他們在類似市場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當然，維克多·倪也並不否認幹部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利用權力獲取不正當收入的現象。但儘管如此，他仍然認為，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再分配者並不能只依靠政治資本致富，因為從再分配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從根本上改變了權力和特權的來源。
針對中國的改革的具體情況，改革開放以來是一個精英再生產與精英迴圈並存的動態過程，但學者總體上傾向於精英再生產理論，政治權力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中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Yanjie Bianand John R.Logan認為中國主要城市的收入平等的只是在第一個十年的改革政策中稍微下降，然後在隨後的五年急劇增加。在國家機構中的官僚職位仍然是一個重要的收入決定因素，雖然市場體系正在成為替代的優勢。與此相類似，宋時歌提出了“權力轉換的延遲效應”，認為政權的穩定導致幹部權力的連續性，在舊的傳統體制下它表現為再分配權力，“在市場經濟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它又可以輕而易舉地轉化為市場中的經濟利益。幹部權力的這種連續性決定了改革中的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的主流是精英再生。”而且對於未來精英產生機制的預測，“‘精英再生’將是主要潮流，而‘精英循壞’則是屬於一個特殊的時期的現象。這個特殊時期產生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改革早期的幹部權力向市場轉換過程中一個短暫的延遲期而造成的幹部權力真空，隨著這個延遲期的結束，新興的經濟精英將越來越多地來自幹部群體。”
孫立平也提出了不同於精英再生產和精英迴圈的總體性資本理論，認為“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國過去十幾年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總體性資本精英集團。這個集團的原初資本是他們自己和父輩所掌握的政治或行政權力。”因此，對於經濟精英的形成機制，孫立平認為“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間的‘轉換’，實際上並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轉換過程’，而是同一種總體性資本在不同領域展現的過程。”
所以，總體來說，“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市場轉型中的精英流動機制介於精英再生產與精英迴圈之間：既沒有大量改革前的非精英階級替換掉改革前的政治精英而成為新精英，也沒有大量的政治精英完全放棄其黨內職務而搖身一變為有產經濟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