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迴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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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迴圈理論(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精英迴圈理論是一種關於發展的一種形而上學理論。迴圈論把事物發展看成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總是從一點出發再回到出發點的周而複始的迴圈。迴圈論古已有之。《周易·爻辭》的“無平不陡，無往不復”，《老子》的“逝日遠，遠日返”等都有濃厚的迴圈論色彩。希拉克利特的“火變金，金變水，水變土”而又“土變水、水變金、金變火”是迴圈論的典型。

　　帕累托認為，精英迴圈是一類精英被另一類精英所取代的政治現象，是精英之間的流動，歷史上的政治變遷不過是不同類別的精英之間的恆久性流動罷了、精英之所以會發生流動，是因為政治統治因時、因地、因事而需要統治者具有不同的品質，採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而事實上精英是難以同時兼具各種不同的品質，因而缺乏必要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精英迴圈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這種迴圈和流動是保持社會平衡的基本因素。經典的精英迴圈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描述，一是精英—精英流動，這一模式強調個體精英之間的迴圈;另一模式是社會底層群眾—精英層流動，它強調的是階層性流動。不論是哪一模式，精英主義都強調流動或迴圈的目的是維護和保證統治集團或精英利益的最大化，而後者強調通過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新的精英產生於社會的較低階層，升為更高階層，在這裡登峰造極，然後，趨向墮落，被消滅或消失，與這一精英迴圈過程相適應的就是社會狀況的緩慢轉變和改良、帕累托還試圖用精英及精英迴圈概念說明社會系統—特別是其中的政治系統—維持平衡和穩定的基本機制、他認為社會平衡的基本條件就是保持迴圈路線的暢通，以使執政階層中總能保持一定數量的精英、一個社會只有當執政階層的能力、才幹的平均值高於非執政階層時，才是穩定的，而要經常保持這一點就必須藉助於精英迴圈，即非執政層中的精英人物上升為執政，以及執政的庸才下降到非執政層。沒有下行的迴圈，執政層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敗分子，使得執政階層能力、才幹平均值下降，從而不能確保其統治;同樣，如果長期堵塞上行迴圈的通道，非執政層的能力平均值就要可能通過積累而上升，一旦具有執政能力的下層精英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聯起手來以暴力手段奪取政權。121帕累托告誡說，一旦流動緩慢，就會造成執政階層中蛻化分子激增，同時非執政階級中的精英不斷增長，社會將隨之失去平衡和穩定，而征服或革命將使新的精英掌權而建立起新的平衡。因此，保持精英迴圈渠道的暢通就非常重要。

　　如果精英迴圈渠道不暢、缺乏競爭性，容易導致精英腐化，而腐化使政府行政體系受到削弱，影響政治穩定。亨廷頓言:“現代化引起動亂，現代性則帶來穩定”。政治穩定是指一定社會的政治系統保持動態的有序性和連續性。現代化階段之所以會產生不穩定，亨廷頓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社會急劇變革、新的社會集團被迅速動員起來卷入政治，而同時政治體制的發展卻又步伐緩慢所造成的”。而要避免這種不穩定的產生，一方面，就要求政治體制能夠創製政策，另一方面，一個政治體制還應當能夠成功地同化現代化所造成的獲得了新的的社會意識的各種社會勢力，將現代化造就的社會勢力吸收進該體制中來;同時能把一些舊的，阻礙政治體制制度化的社會勢力清除出體制，這樣才能保證體制的穩定。中國正處於現代化的階段，如何讓體制內外的精英在縱向和橫向實現有效的迴圈保證政治系統的穩定就顯得尤為重要。

　　(一)縱向迴圈要暢通

　　第一，體制外和體制內的雙向流動。這一雙向流動主要針對社會底層的普通人與政治精英，其流動有兩個方向:一是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二是從體制內退到體制外，要實現精英的有效迴圈首先要保證好這樣的體制內外流動暢通、第一種情況現階段有法定的方式，公務員制度就為這種從體制外流向體制內提供了正式的渠道，為普通人進入體製成為政治精英提供了可能。然而，這向上的渠道也略顯單一，不足以網羅社會上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自然也不能達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因此，需要進一步擴大進入體制的渠道和方式、一要實施包括考試錄用在內的多途徑錄用方式，確保公務員錄用的效度，保證其靈活性;二要以科學的分類原則確立人才標準，處理好“德”與“才”、“通才”、“專才”之間的關係，保證優秀人才進入政治系統;三要科學設置考試科目及內容，避免教條化和八股化，提高考試的針對性，這樣才能選拔合適的精英進入體制。

　　另一種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晉升、辭職和辭退機制在也有說明，然現在的情況卻表現為“好進難出”、“進多出少”的現狀，考核也缺乏真實性和透明度，這樣就阻礙了體制內外流動的暢通，形成體制內的臃腫，變得缺乏危機感和競爭性，自然也就會埋下腐敗的種子，導致政治精英的逐漸衰落，影響政治系統的穩定、針對這一弊端，其一，就需要統治者有足夠的勇氣，凈化內部環境，提高執政效率和透明度;其二，必須建立有效的與辭職和辭退制度配套、協調的政策法規和嚴明的考核制度;其三，嘗試製定有關公務員辭退的單項法律，使公務員的辭退有嚴格的法律依據和更強的操作性，以保證“出口”暢通。

　　第二，體制內的政治精英的上下雙向流動。這種縱向迴圈主要是針對政治精英，要求體制內的政治精英要實現職位晉升與降職的規範化，按照行政治理績效合理評估政治精英的升遷與降職。現有的政治實踐表明，多數政治精英是升遷路線明顯，即便不合格者也鮮有降職的情況，而是維持原有職位或是平行調動，更有甚者還出現了某些政治精英今天因績效差而暫時“待命”或“下臺”明天就另有新的職位安排，此種情況比比皆是、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奉行的仍是“職務終身制”，以致出現了“不到年齡不退休，不犯錯誤不下臺”的不良現象，導致國家幹部隊伍“出口”的嚴重堵塞。雖然近年中央也有過下調政治精英的案例，然這種下調“希望之星”的舉措，升遷的意味十足。這就容易造成政治精英的懶惰、不作為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而這種體制內政治精英的迴圈流動不暢就會導致精英素質的降低，進而影響統治精英治理能力。因此，首先，要強化公務員升遷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其次，應借鑒國外的經驗設立一個獨立進行考核的機構，使晉升有一個公平的制度保障;最後，應逐步推廣競爭上崗和公開選拔制度，以增強精英的競爭，拓寬選才的渠道。

　　(二)橫向迴圈要暢通

　　第一，社會精英和政治精英的雙向流動。這種流動主要針對社會上各行業的精英和政治精英、社會精英己經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一定成就，體現出了良好的政治素養，有進入體制服務的願望，而部分政治精英由於某些因素不能很好的適應其在體制內的環境，又有進入社會領域的願望。這部分人若能及時的找到適合自己的環境和職位，將會煥發新的活力，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對這部分人員要給於關註。這一流動也有兩個方向:一是社會精英進入政治領域，二是政治精英進入社會領域。第一種情況雖也有先例，但大多是從國企的領導精英進入政治領域，然這樣的轉變顯然渠道單一，且缺乏制度化和規範化。因此，要完善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之間的迴圈。首先，在思想和認識上要能與政治系統內部的迴圈相區別，做好進入者的政治化工作;其次，也要看到目前的這種單一迴圈渠道無法滿足大部分社會精英進入政治系統的願望，因此要適當擴大進入政治領域的社會精英的範圍，努力開闢新的流通渠道;最後，要完善專業類社團的發展，充分發揮專業類社團在推動社會進步中的推動作用、專業類社團是由較高學術造詣的專業人員組成，這些組織中人才薈萃，人力資本雄厚，且綜合素質較高，這些人中的一部分若能進入政治系統將會對政府的運作起到很好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另一種情況主要針對分流出來的政治精英，這些想進入社會領域的政治精英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分流出來之後的去向、如何整合這些分流出來的“昔口政治精英”對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間的迴圈就非常重要。首先，創造一個有益的制度環境與社會環境，提高人們的理解和認識能力，給予退出者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其次，做好退出者的社會化工作，使其能順利適應角色的轉換，可以嘗試進入企業等盈利性組織，以指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方向;再次，這些分流出來的具有較高素質的“昔口政治精英”，可以發揮其優勢投入到中間機構和教研機構中，將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度與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可以成為政府科學決策的智囊;最後，建立和完善相關進入和退出機制，使流動合法化、規範化，同時要防止買官賣官現象的發生、

　　第二，體制內政治精英的橫向流動。這種流動主要針對同一階層政治精英。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構築人才高地，就必須引入競爭淘汰機制，促進各個層級之間精英的流動，以往實踐結果證明，政治精英在自己的出生地治理，很容易形成地方勢力，致使少部分人成為既得利益者，同時也容易導致地方對中央政策執行效度的弱化，而新調任進入的精英則會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排斥，難以融入其中，其政策的實施將大打折扣。為此，首先，應形成和建立政治精英橫向流動的一套任職、調任管理機制，特別是黨政一把手及其副手，按任職期限定時進行交流和調動，實現政治精英的橫向流動，這樣可以防止政治精英地方化和勢力化;其次，制定有效地績效考核標準，實行優勝劣汰，形成同級政治精英的競爭，同時要註重對有潛力的政治精英的培養，促進政治精英的成長。保證這樣的橫向迴圈的渠道暢通也將提高人力資源的利用率和效率，以維持政治系統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