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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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升值是相對於其他貨幣而言，人民幣的購買力增強。

　　在中國，利率平價論對人民幣走勢的解釋或更貼切，也就是說兩種不同貨幣存款的利差應等同於市場預期的匯率變動的百分比。通俗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的錢值錢了，比如在國際市場（只有在國際市場上才能體現出人民幣購買力增強了）上原來一元人民幣只能買到單位商品，人民幣升值後就能買到更多單位的商品了，人民幣升值或貶值是由匯率直觀反映出來的。

　　“若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這是2010年《經濟參考報》記者從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商會的人民幣壓力測試結果中獲悉的結果。

　　測試結果顯示，若人民幣升值過快，企業將面臨利潤大幅下滑、甚至虧損的風險。專家表示，在目前情況下，匯率的過快、過度升值，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不僅無法優化結構，反倒導致結構問題積重難返。但另一方面，對壓力測試的結果也需客觀看待。

　　1、出口企業：升值3%，利潤將下降30%至50%

　　近期，有關部委牽頭協會對勞動密集型行業進行人民幣匯率壓力測試一事，因正處在這輪人民幣該不該升值的爭論中，而備受關註。據機電、輕工、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人民幣升值對於短期內的出口利潤有較大影響，如若升值過快，行業利潤率在短期內將大幅下滑，部分行業面臨虧損。

　　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如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3%，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將下降30%至50%，許多議價能力低的中小企業將面臨虧損。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就也減少1%。

　　機電是我國出口產品中的大戶，約占到出口總額的六成。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會長張鈺晶認為，我國行銷在海外的50多種機電產品雖占有較大的國際市場份額，但因核心技術缺失，產品競爭力較弱，高市場份額並未帶來高利潤以及較強定價權，所以一旦人民幣升值，將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消化。

　　此外，行業的測試結果顯示勞動密集型行業利潤率將受到嚴重影響，尤其是中小企業居多的行業。記者從中國輕工工藝品進出口商會獲悉，我國規模以上輕工企業出口利潤普遍在5%左右，而規模以下企業毛利率就2%左右。由於我國輕工行業進入門檻低、技術含量低，議價能力弱，中小企業多，產能嚴重過剩，長期惡性競爭，匯率升值很難通過提高價格轉移成本，只能靠企業內部消化。以日用陶瓷為例：企業能承受的人民幣升值幅度約在1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升值幅度高於1個百分點，很多日用陶瓷企業(如年出口規模低於10萬美元)的經營就毫無利潤可言。

　　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的測試結果顯示，目前我國紡織品服裝企業的平均純利潤率在3%至5%，有的企業利潤低於3%。如果人民幣升值，將壓縮企業僅有的利潤空間，降低產品出口競爭力，將對我國紡織服裝出口造成嚴重的打擊。據企業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1個百分點，企業利潤也將減少1%。匯率方面帶來的損失是剛性虧損，無法通過與客戶協商、改善供應鏈管理等方法消化。

　　2、過快升值無益於產業升級調整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魯政委表示，有些觀點認為匯率升值將有助於優化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然而，不少理論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時間軸”，認為結構調整可在迅速的匯率升值面前近乎無時差地完成。而實際情況則是，結構的改善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匯率的過快、過度升值，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不僅無法優化結構，反倒導致結構問題積重難返。

　　機電商會的報告認為，如人民幣匯率變動頻繁，中小企業在利潤很低的情況下，可能更多地傾向於從事加工貿易賺取加工費，規避人民幣匯率波動帶來的損失，使加工貿易占比逐步提高。同時，人民幣升值後進口成本降低，我企業對加工貿易中的高端電子器件進口需求將進一步增強，雖然可以暫時帶動出口增長，但對行業長期發展、自主品牌建設、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調整十分不利。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梅新育也說，我們的製造業面臨繼續“趕超”與兼顧防止“被趕超”雙重任務，即防止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迅速流失，讓這些製造環節在中國國內保持足夠長的時間，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為無法轉換行業的中國勞動者提供就業機會，讓這些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下儘可能持久地為中國提供經濟利益，同時與南韓、日本、德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達國家競爭先進位造業，為中國外貿、整個中國經濟開闢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而大幅度的匯率調整將重創我們。

　　“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由於利潤微薄而難以承受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一點眾所周知；但按風險金額排行，由於建設和生產周期較長，電站、輪船、鐵路、通訊等大型成套設備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敞口最為突出，某些企業2007、2008年匯兌損失相當於其利潤的30%至40%。”梅新育說。

　　“匯率對產品售價所造成的巨大壓力，已令企業無力像以前匯率穩定時期那樣繼續快速提高工人工資了！……除非你認為現在其他部門的發展足以吸納這部分因為找不到能出得起他要的工資的勞動者，否則，我們就應對未來的升值幅度審慎加以考量！”魯政委說。

　　3、部分專家認為不宜過分誇大升值的影響

　　不過，部分專家也表示，不能把壓力測試的結果誇大和誤讀。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張明表示，其所在團隊的計算結果顯示，中國出口收入的價格彈性遠低於收入彈性，這意味著決定中國出口強弱的主要因素是外需變動，而非人民幣匯率變動。中國的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占據半壁江山。人民幣升值在提高了最終出口產品價格的同時，降低了進口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成本，從而對企業利潤率的削弱是有限的。

　　“即使是服裝鞋帽等低附加值行業，在2006年至2008年人民幣匯率升值期間，它們在美國的市場份額也不降反增，這說明中國出口行業對人民幣升值的調整能力可能被顯著低估了。”張明說。

　　中國建設銀行高級研究員趙慶明也表示，我國出口企業的定價權弱，但是並不代表一點定價權沒有。中國的出口企業有一定能力通過調整自己的商品價格來應對升值的影響。

　　另外，出口依存度較低、原材料進口依賴性更強的行業，還有可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根據中金公司測算，如果人民幣升值5%，石油加工和天然氣生產行業、金屬加工行業、交通運輸設備和金屬採礦行業的成本分別降低2%、1.3%和1%。對於外匯敞口較多的行業，如銀行和保險業，也能從人民幣升值中受益。中金公司認為，人民幣升值有利於這些行業增加估值併進行海外擴張。至於研發投入較高的行業，人民幣升值將增強其購買外國技術的能力。其中，最可能受惠的行業是交通運輸設備、教育、電子設備、辦公設備和石油天然氣勘探。

　　2010年3月17日，世界銀行駐華代表處首席經濟學家韓偉森(Ardo Hansson)在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發佈會上表示，全球各國的目前處於不同的經濟周期，在其他國家依然處於通縮態勢時，中國的總產出已經接近其潛能，所以中國應該考慮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此外，韓偉森還指出，一年前中國更多關註其出口下降問題，而如今隨著中國的經濟形勢由通縮向通脹轉變，中國更有理由考慮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

　　世界銀行在17日公佈的《中國經濟季報》中預測：在經歷了2009年的負通脹之後，中國2010年的通脹將趨於嚴重。而在該報告中提出的應對方案稱：“對通脹預期和通脹壓力可以通過收緊貨幣及匯率升值來控制。”該季報稱，提高匯率將有助於降低進口產品價格，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需求，從而緩解通脹壓力。此外，這還有助於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更多的增長來自於消費和服務，而不是工業和投資。

　　而對於美國130位眾議院議員於當地時間3月15日聯名敦促奧巴馬政府對中國匯率政策施壓，韓偉森稱因為不瞭解相關信息未予置評。

　　北京時間2010年3月16日上午消息，據國外媒體報道，一個由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130名議員組成的團體周一(15日)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敦促美國政府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並實行製裁措施。上述美國議員在這封致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Locke)的公開信中表示，“不能低估中國操縱匯率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美國出口商品與價格低廉的中國出口商品相比沒有競爭力，而且面臨因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而得到補貼的中國進口商品，美國本土製造商也處於劣勢。”

　　這些美國議員要求美國政府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敦促美國商務部“動用美國反補貼法來保護因為中國操縱匯率而受損的美國公司”，並建議美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其他國家合作，與中國協商其匯率體制。

　　美國財政部將於4月15日發佈半年度匯率報告，上述美國議員和工會的言論旨在敦促美國財政部在該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姚堅反駁美國議員批評人民幣匯價，他說，中國對美貨品貿易順差是全球化下的結構差異，並非人民幣匯價造成。姚堅指出，若美國部分人士以美國貿易存在逆差及美國經濟未能複蘇，作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並沒有根據。

　　他又舉例，中國對日本南韓出現貿易逆差，北京是否亦要立法要求對方貨幣升值。姚堅無直接評論，商務部是否同部分企業展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測試，只是說每間公司都心中有數。

　　姚堅認為，美國貿易逆差不是人民幣匯率所造成，而是全球化的結果。他說，中國會維持穩定的外貿政策。

　　當地時間2010年2月3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表示，美國將在匯率上對中國採取更為強硬的立場，並且要求中國更大地開放市場從而擴大美國出口，在國內創造就業機會。

　　儘管奧巴馬錶態稱不會修改甚至廢除與中國已經簽訂的貿易條約，但美國最高層再次拿出匯率問題來做文章顯然會加劇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1、美國參議員首先發難

　　當地時間2月3日，奧巴馬向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的議員發表演講，整個演講的中心議題與之前發表的國情咨文脈絡一致主談經濟。

　　演講正文中，奧巴馬並沒有提到中國。在演講結束之後的問答環節，不久前從共和黨跳槽過來的民主黨參議員斯佩克特首先向奧巴馬發問。斯佩克特首先對中國進行一通指責，稱中國沒有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承諾，操縱人民幣匯率，對美國進行傾銷。他問奧巴馬是否支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另外，他還問奧巴馬是否應該修改甚至廢除與中國達成的貿易條約。

　　2、將施壓中國開放市場

　　對於斯佩克特的問題，奧巴馬首先稱並不贊成廢除與中國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他認為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出在各種貿易協議本身，而是其執行情況，因此美國要做的是強化這些協議的執行。

　　另外，奧巴馬還表示將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促使其開放市場。奧巴馬之前曾經表示未來5年美國的對外出口應該翻倍，要達到這一點中國市場非常重要。

　　奧巴馬說"我相信美國的未來維繫於向全世界出口美國製造的商品，而中國正在成為美國商品的最大市場之一，亞洲也是。 "

　　3、強硬敦促人民幣升值，要處理"國際匯率操縱"

　　儘管奧巴馬政府去年兩度拒絕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但目前美國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批評越來越強烈，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要求奧巴馬將中國正式列為匯率操縱國。另外，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在日前發佈的一份報告中稱人民幣匯率對世界主要貨幣低估30％，而對美元的低估幅度甚至達到40％。

　　對此奧巴馬回應時並沒有單點人民幣匯率，而是泛稱國際貨幣的匯率，他表示要擴大美國的海外出口匯率問題，這也是美國的一大挑戰。

　　另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一位高級官員3日表示，白宮方面正在權衡是否應該在今年4月出台的財政部有關外國貨幣的半年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分析人士認為，奧巴馬此時引爆與中國的貨幣爭端會在國內獲得政治利益，不過美國手中可用的牌並不比前總統布希時代的多。

　　針對奧巴馬錶示將以強硬姿態敦促人民幣升值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4日指出，自從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中方一直按照主動、可控和漸進的原則穩步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且，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2005年迄今已經累計升值超過20%。

　　馬朝旭表示，人民幣匯率並不是中美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中國也始終把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作為保持中國巨集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任務，從未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希望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中美經貿合作中出現的問題，堅持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處理。指責和施壓顯然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其實美國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美國想利用金融匯率這個“重磅炸彈”來“校正”中美經濟關係走向，扭轉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走勢。

　　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美國也想借匯率問題來逼中國開放金融市場，這樣的話美國金融企業就有利可圖，美國其他一些公司就有機可乘。其實，從歷史上來看，在過去十年當中，中美之間已經在匯率問題上進行了一系列的交鋒。2003年，還是小布希政府時期，美國當時的財長叫斯諾，他就對中國總理說，其實我們知道匯率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我們不應該對匯率問題說三道四，更不應該橫加干涉；但是我們國家有一些議員，他們不想瞭解、也沒興趣知道實際情況，他們最關心的就是用什麼辦法去扭轉中美之間貿易不平衡問題。

　　到後來，我們看到在2005年，美國有幾個大棒議員提出了一些對人民幣的“大棒法案”，說如果中國人民幣不升值，那麼他們就要對中國輸美產品施加 27.5%的關稅。到了2007年，美國又通過了“匯率改革監督法案”，把中國當作一個觀察員來對待，隨時“監督”中國是不是在操縱匯率。到2008年奧巴馬在競選的時候，他也曾明確地指出，中國是一個操縱匯率的國家。但是到了2009年4月，美國財政部實際上否定了他的結論。所以這一次，今年奧巴馬藉著推出政府預算的時候，又老調重彈，我希望奧巴馬不要再借行政的權力去強行施壓， 讓美國行政部門和國會得出一個有利於自己的結論。

　　人民幣匯率變動的依據是什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昨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200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已超過20%。目前，從國際收支、外匯市場供求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趨於合理、均衡的水平。

　　這是針對美國總統奧巴馬錶示將以強硬姿態敦促人民幣升值言論的最新中國官方表態，同時也是我們一貫的口徑。美國的理由是中美貿易的逆差是由於人民幣匯率處於較低水平所導致的。

　　從市場因素看，人民幣匯率是否合理，對誰合理？美國的立場顯然站不住腳。首先，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採取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大把印鈔，為了一己之私，人為造成弱勢美元。當其看到本國經濟走出危機的曙光時，又企圖轉頭以逼迫人民幣升值來獲取更多利益。

　　其次，人民幣對其它貨幣的匯率已經充分反映出了合理性。一個比較新奇的研究角度就是，近一年多以來的澳大利亞元對美元（或人民幣）的走勢，竟然和中國的發電量指數保持高度一致。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而澳大利亞又擁有充沛的鐵礦石等礦產資源，兩國的緊密經貿關係在匯率上的反映十分合理合拍。

　　既然市場因素分析難以解釋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動機，那麼只能是“非市場因素”了。

　　對於美國強壓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原因，美國迫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和浮動，旨在全面控制中國金融貨幣體系，旨在遏制中國快速持續穩定之經濟增長，旨在遏制人民幣成為區域性國際貨幣

　　1960年代後期，深陷越南戰爭泥潭不能自拔的美國政府，面臨國際收支赤字、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與歐洲、日本大打“貨幣金融戰爭”（德國政治家施密特語）。雙方唇槍舌戰，互相指責，國際金融貨幣局勢異常緊張，運轉20多年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時刻有轟然倒塌的危險。美國批評歐洲和日本不承擔國際收支調節的義務，蓄意製造國際經濟的不平衡（學術術語是“非均衡”），要求歐洲和日本採取措施改善美國的貿易失衡；歐洲則抱怨美國不負責任，挑起越南戰爭，巨大的軍費開支觸發財政赤字和相應的國際收支赤字，肆意擴張貨幣讓歐洲飽受通貨膨脹之苦。最激烈的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他破口大罵美國以鄰為壑，宣告美國國際收支赤字是“不流眼淚的赤字”！美國政府反唇相譏，當時的美國財政部長康納利甚至有點兒幸災樂禍：“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麻煩”！

　　沒過多久，1971年8月15日，尼克鬆公然摧毀佈雷頓森林協議，宣佈他“最全面的新經濟政策”。針對國際金融、貨幣和對外經濟關係，他引述多次發生的貨幣危機，指責“投機者業已發動針對美元的全面戰爭”，他已經命令美國財政部長，“暫時中止美元與黃金或其他儲備資產之兌換，除非要求兌換的數量和條件符合貨幣穩定和美國的最高利益。”他同時宣佈美國對所有進口征收10％的附加稅，旨在“確保美國產品不會因為不公正的匯率而處於劣勢。當不公正的匯率消除後，附加稅亦將取消。”尼克鬆強調：“確立公正匯率的時刻已經來臨，以確保主要大國之公平競爭。美國參與國際競爭，一隻手卻被束縛住，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美國政府單方面毀滅國際貨幣體系，是20世紀世界經濟歷史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人類從此跨入浮動匯率主導的時代，影響所及，至今塵埃未定。

　　讓我們從經濟學邏輯簡要分析一下三位政治家的論點，目的是要回答：美國為什麼要摧毀佈雷頓森林體系？

　　戴高樂是對的。美國的貿易赤字或國際收支赤字的確是“不流眼淚的赤字”，美國無需為此憂心忡忡，無需為此流淚。原因很簡單。二戰之後，美國成為全球政治、經濟、軍事的絕對主宰者，美元成為與黃金並駕齊驅的國際儲備貨幣。戰後初期，美國對歐洲、日本重建的巨大援助，讓美元成為全球經濟幾乎唯一的硬通貨，地位遠遠超過黃金。各國為應付國際結算、穩定匯率、對外投資等等多種需要，必須大量儲備美元資產。根據國際經濟學著名的古諾定律，儲備資產供應國（美國）必定是國際收支赤字，否則無法向世界其他國家供應美元儲備。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其一，反映了美國對世界經濟金融貨幣的主導，美國是全球經濟規則的制訂者和監管者，其二，世界其他各國儲備美元資產，對美國而言，就是巨大的鑄幣稅收入，其三，只要其他國家願意儲備美元資產，很大程度上，美國就可以大搞財政赤字，因為其財政債券必定有人購買，那就是說，世界各國為美國的財政赤字融資或掏錢，其四，美國大搞財政赤字或貨幣擴張，通脹的後果很大程度上由世界其他國家共同承擔。簡言之，美國國際收支赤字對美國絕對是利遠遠大於弊，對世界其他國家則是弊大於利。戴高樂說是“不流眼淚的赤字”，正確而精彩。

　　康納利也是對的。美元的確是美國的貨幣，是我們的問題。根本原因何在？乃是我們生存的世界，是一個美元本位制的世界。所謂美元本位制，就是世界各國的儲備資產、貿易和國際收支結算、匯率乃至貨幣政策，都要與美元掛鉤。二戰以來，美元占全球儲備資產、國際結算比例、外匯交易比例、全球流動性資產比例均在80％以上，許多國家的貨幣匯率，都是直接或間接與美元固定。以日本為例，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曾經達到美國的70％，日元應該成為世界主要通貨之一，至少日本的主要貿易伙伴，應該有較多的日元儲備，貿易結算應該主要用日元計價。其實不然，日元今天根本算不上是一個世界貨幣，占世界儲備資產的比率微不足道。日本與美國、歐洲之間的貿易當然主要不會以日元計價，但日本與亞洲各國，尤其與南韓、中國的貿易是日本主導，按道理應該以日元計價，事實是：日本與這些國家之間貿易的90％都以美元計價。即使與南韓之間的貿易，美元計價的比例也高達88％。

　　美元本位制決定了美國是當今人類金融的絕對壟斷者。紐約華爾街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美國投資機構決定著世界金融市場每時每刻的走向。想想高盛、摩根斯坦利、花旗等等國際金融巨無霸吧。它們呼風喚雨，無所不能；它們與美國政府密切合作，承擔著美國國際金融外交的重任；它們憑藉巨大的、無限的資金勢力，掌控著全球每個角落的金融活動；它們獲得金融行業最高端、最巨額的利潤。這就是美元本位制的本質。其他各國無法迴避，只有努力尋求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間。“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誠哉斯言。

　　為什麼美國要摧毀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匯率制度？因為轉向浮動匯率，美國實在是一舉多得。其一，鑄幣稅急劇增長。今日全球3.8萬億儲備資產，美元資產占80％以上。其二，美元儲備資產以天文數字劇增，極大地拓展了美國資本市場的規模、廣度和深度。其三，美國聯儲之貨幣政策，對世界各國之貨幣政策具有更加強大的影響力。

　　尼克鬆的決策主要源自美國財長舒爾茨。舒爾茨是弗里德曼的弟子。弗里德曼又是浮動匯率最有名的鼓吹者。面對歷史，他們應當無言以對。

　　然而，舒爾茨·尼克鬆的“匯率操縱－不公正匯率”謬論卻為後來美國政府繼承下來，成為打擊或遏制其他國家經濟金融發展的重要藉口和有力武器。1980－90年代的首要目標是日本，今天的首要目標則是中國。

　　自1971年8月15日美國摧毀佈雷頓森林體系、日元與美元之匯率開始浮動之後，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尤其美國針對日本進行貿易製裁威脅，一直是決定日元匯率走勢的關鍵力量。到了1980年代，“日本第一”聲浪高漲，美國對日本的壓力隨之急劇放大。美國除了要求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美國單方面對日本進口實施配額、選擇性征收附加關稅之外，主要就是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否則就要動用著名的“超級301條款”，對日本與美國貿易實施全面嚴厲打壓。此乃1985年廣場協議出台的背景。

　　廣場協議的關鍵條款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當然也包括歐洲主要貨幣如馬克相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國的基本思路是要藉此遏制日本產品的全球擴張，遏制日元成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錶面上的理由當然是解決美日之間的貿易不平衡，與今天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藉口並無二致。

　　美國、日本的決策者可能沒有想到：日元升值和繼續大幅度升值的預期，對日本經濟的最大危害不是削弱日本產品全球出擊，更沒有解決日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最大的危害是升值預期徹底改變日本國民和企業的投資預期和投資方向，很快誘發日本房地產、金融、股市的巨大泡沫（泡沫形成時期是1986－1989年，正在廣場協議之後），短期瘋狂之後是資產泡沫（房地產、股市）的徹底崩潰，日本銀行壞帳堆積如山，企業現金流和資產負債表急劇惡化，日經指數從最高接近五萬點狂跌到接近一萬點。自1990年起，日本經濟就一蹶不振，從此陷入長達十多年的衰退泥潭。與此同時，美國經濟憑藉“供給學派經濟學”的基本理念，放鬆管制、削減稅收，一路高歌猛進，1990年代更是迎來信息科技革命，將日本經濟遠遠甩在後面。想當年（1980年代後期），日本GDP曾經超過美國的70％，儘管日元升值100％以上，今天日本的經濟規模卻只有美國的30％多。相對實力的轉換，何等劇烈！怎能不令人觸目驚心？

　　不僅如此，每當美國要“修理”日本時，無不繼續拿日元匯率低估說話。只要美國高官威脅要對日本進行貿易製裁，日元就應聲升值，因為市場早已習慣美國的伎倆。日元長期升值預期就永遠揮之不去。日本利率長期維持極低水平、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對刺激經濟活動毫無幫助（儘管財政債券已達天文數字），經濟學者稱日本經濟陷入罕見的“低利率流動性陷阱”而無法自拔，皆拜日元匯率長期升值之賜。

　　美國為什麼要無休止地壓迫日元升值？他們提出的錶面理由不僅理論邏輯上不成立，而且被事實無情地駁斥。其他相關的次要理由也完全站不住腳。那麼，我要問：美國藉助匯率升值打壓日本經濟金融、削弱日元地位，難道不是美國最高國家利益所決定的基本戰略嗎？

　　歷史好像真的常常重演。今天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理由和做法與指責歐洲、打壓日本的策略幾乎完全相同。理由依然是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緩解國際經濟不平衡，作法自然是貿易製裁。當年威脅日本是“超級301條款”，今天威脅中國是“27.5％”的懲罰性關稅！

　　美國國務院、頂級高官、主流媒體多次宣稱：今日遏制中國崛起之主要戰場只有兩個，一是全球能源（主要是石油）戰場，一是金融戰場（先將你完全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資金流動體系）。白紙黑字，清楚絕倫。美國不是不允許其他國家發展和增長，而是不允許其他國家凌駕於美國之上。其他國家的發展和增長必須納入美元本位制體系，要受美國的掌控。

　　目前中國巨集觀經濟調控最關鍵、亦是最困難的問題，就是要迅速穩定人民幣匯率，消除匯率持續大幅度升值的預期。控制所謂流動性過度不是關鍵問題，因為中國經濟流動性過度是“假象”。實質經濟並不存在流動性過度。股市、房價暴漲看似是流動性過度，背後原因卻是人民幣升值的預期。

　　不幸的是，儘管人民幣已經走上緩慢升值之路，美國卻不會善罷甘休。剛剛舉行的首屆中美戰略經濟高官會議，“焦點之焦點”竟然還是人民幣匯率。12月20日美國財政部最新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重心還是壓迫中國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

　　面對強大壓力，中國政府要妥善應對，誠非易事。然而，我們無需聽從美國人勸告，更不能屈服美國政府的壓力。我們必須站在中國最高國家利益的角度，沉著應戰，審慎決策。

　　其一，中國必須理直氣壯地以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和大量歷史事實（數據），詳盡剖析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各種似是而非的理由。

　　其二，中國必須迅速確定人民幣匯率政策的基本原則，比如繼續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到8人民幣兌1美元或7.8人民幣兌1美元的水平。目前所謂“小步快跑”的升值策略只會進一步強化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加重中國經濟潛在的危機因素。一旦升值預期改變，後果就是資產價格泡沫破滅和金融危機。

　　其三，必須認識到，依照目前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和自身經濟、尤其是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中國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不僅是最佳選擇，而且做得到。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不是我們要依賴美國，只不過將世界最主要儲備貨幣作為貨幣政策的基準。維持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有利於中國貨幣穩定、貿易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國際結算、以及中國國內資金向海外投資。最大的風險是美元不穩定，然而這是最小的風險。因為美國不大可能重蹈1970年代的錯誤，肆意擴張貨幣，大搞通貨膨脹，讓美元動蕩不寧，這對美國自身毫無益處。

　　其四，中國必須妥善管理外匯儲備。其實問題的關鍵不是外匯儲備多少，而是如何管理。過度依賴購買美國國債顯然不合適。中國應該抓住時機，大量購買石油、貴金屬（包括黃金）礦產、森林等資源，分散外匯儲備資產的投資風險，同時適當增加歐元等貨幣資產為儲備資產。龐大的外匯儲備不僅是巨大的經濟資源，而且是重要的金融外交工具。

　　其五，中國必須慎重把握金融開放的力度和節奏，尤其是金融市場開放的力度和節奏。重心是要抵擋國際“熱錢”或投機資金的忽來忽去。中國金融業和金融市場還非常不發達，監管能力非常落後，完全無法承受國際熱錢的投機性衝擊。最重要的是：中國完全不需要國際熱錢炒作，需要的是真正興建企業、解決就業、引進先進管理和技術、提升中國技術水平和積累人力資本的實質投資（外商直接投資）。

　　其六，中國必須高度重視金融外交。首先要組織高水平的學者、嚴肅認真研究美國如何利用金融手段掌控全球經濟，研究國際熱錢或投機資本如何能夠摧毀一國金融體系，研究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的密切合作關係，探索美元本位制下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技巧。其次，中國要培養和選派一流金融人才到國際金融組織（比如世界銀行和IMF），代表中國利益，闡釋中國觀點，密切關註美國政策取向，與美國經濟金融決策層官員交朋友。美國為監督中國人民幣升值和金融開放，專門設立金融特派員辦事處，常駐北京，中國為什麼沒有相應的舉措？

　　關於匯率分析有幾大理論，或是分析方法，1，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2，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3，利率平價理論。4，國際收支理論。

　　因為用購買力平價理論分析匯率受通脹率影響比較大，而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時期可能有較高的通脹率而其匯率並不按真實比例貶值，所以在中國利率平價論對人民幣走勢的解釋可能更貼切，也就是說兩種不同貨幣存款的利差應等同於市場預期的匯率變動的百分比，就拿現在情況來說中國人民銀行加息，而美聯儲降息，中美貨幣存款的利差就拉開了，若排除政府管控。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分兩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在強制結售外匯制度，企業必須將超出外匯賬戶餘額以上的外匯出售給外匯指定銀行；第二層面是外匯指定銀行必須將周轉頭寸以上的外匯再出售給中央銀行。這樣央行就成了外匯市場的出清者。就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現實而言，央行在外匯市場的操作對人民幣匯率有決定性影響。西方國家普遍要求中國實現匯率市場化。），在市場自動調節下（套利者逐利效應）就會推高人民幣價格，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高了。

　　利率平價，具有很高的實踐價值，被廣泛運用於外匯交易中。但在實踐中，實際匯率變動與利率平價存在一定的偏離，它反映了交易成本、外匯管制以及各種風險因素。利率平價，從資金流動的角度指出了匯率與利率之間的密切關係，有助於對外匯市場匯率形成機制的認識和瞭解；也為央行對外匯市場的調節提供了有效的途徑和手段。

　　2005年7月21日晚，央行突然宣佈，我國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人民幣升值2%，美元兌人民幣1:8.11。在重重國際壓力之下，人民幣升值問題討論曾持續數年，央行公告既在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人民幣升值，使人們迅速地看到，中國影響力波及全球...

　　2005年，中國巨集觀經濟最大一個謎團——人民幣何時升值終獲正解。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放棄掛鉤美元，並參考一籃子貨幣，這一標誌性事件註定將成為中國匯改里程碑。但是，中國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目的並非“升值”，而是要建立起由市場力量對匯率進行定價的新“機制”。以匯改為契機，中國監管部門推出連串舉措，增加外匯市場主體，引進交易品種，增加交易方式，使外匯市場建設在幾個月間“突飛猛進”。

　　一、匯率改革目標

　　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二、匯率改革原則

　　人民幣匯率改革必須堅持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原則。

　　三、匯率改革內容

　　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我國對外經濟發展實際情況，選擇若幹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指數變化，對人民幣匯率進行管理和調節，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人民幣升值將通過兩種途徑對不同行業產生影響

　　一是因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在長期內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並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

　　二是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麵價值，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其經營業績。

　　概括而言，人民幣升值將對進口比重高、外債規模大、或擁有高流動性或巨額人民幣資產的行業是長期利好；而對出口行業、外幣資產高或產品國際定價的行業衝擊較大；其他則影響較小。

　　主要受損行業包括：對以出口型為主的行業而言，如紡織業、家電、建材、外貿企業、採掘業、石化業、有色金屬業。

　　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在長期內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並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

• 金屬行業：

　　人民幣升值首先造成國內金屬產品價格下跌。而對於國內供應缺口較大的金屬品種如銅、氧化鋁、鎳等，人民幣升值影響幅度相對較小。

• 交通運輸行業：

　　人民幣升值將使外幣負債水平高的行業公司，以支付較少的人民幣完成原先等額的外幣債務支出，外幣負債集中的交通行業較受影響。

• IT行業：

　　人民幣升值將對電子製造業、通信運營業、通信製造業和電腦軟體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 電力設備行業：

　　人民幣升值對電力設備行業總體而言具有較為積極的影響。

• 煤炭行業：　

　　因此人民幣升值，對於煤炭主營業將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削弱了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 石化行業：

　　匯率的上升會降低國內需求，最終作用於經濟的增長。這對石化的長期影響將更甚於短期內的價格換算波動。

• 醫葯行業：

　　沒有匯兌損失以及依賴進口原料或設備而引發成本變化風險，升值對醫葯企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外幣收入引起銷售收入的記帳價值變化方面。

• 電力行業：

　　人民幣升值對火電企業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部分大型燃油、燃氣機組等因對外依存度高，升值意味著總體採購成本降低。

• 紡織行業：

　　人民幣升值對紡織行業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研究表明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

　　人民幣升值的影響對個人而言，是多方面的，簡單的說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購買力的增強，對於人們出國旅游、留學、投資等都有好處。但對於持有外匯資產的個人來說，人民幣升值就意味著他們的外匯資產貶值。所以如何處理手中的外匯以應對人民幣升值，就成了一個極需面對的問題。

　　人民幣對於美元升值了。我們先不考慮它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GDP增速、通貨緊縮或者貨幣政策的穩定等問題的影響，只想從個人理財的角度談談，人民幣的升值對我國居民的個人財富管理方面的影響問題。

　　貨幣型基金主要投資於：現金；一年以內（含一年）的銀行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剩餘期限在三百九十七天以內 （含三百九十七天）的債券；其中短期債券會因為升值而走強。所以貨幣型基金也會有所上漲。

• 人民幣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