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史學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新經濟史學（New Economic History）

　　新經濟史學最早起源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在這一時期，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將規範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相結合，應用於對美國經濟史的研究，從而開闢了一個融合歷史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的新領域。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新經濟史學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從單純地對歷史現象進行計量分析走向了關於社會歷史演進的巨集大理論體系的構建，並力圖在其自身的理論框架內，對人類的發展與停滯、繁榮與衰退作出全新的和系統的解釋。

　　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係。經濟史學的發展不但是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場重要運動，而且對傳統史學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新經濟史學用經濟理論和統計、計量技術對歷史重新詮釋，得出了不同於傳統史學的結論，人們關於歷史的理解被大大改變；同時，經濟學對歷史的介入，也使得經濟學和史學在經濟史這一共有研究領域中產生了激烈的範式衝突。這種衝突在當前的中國表現得尤其明顯——被新經濟史理論武裝起來的經濟學家批評傳統經濟史研究墨守陳規、缺乏理論洞察力，而史學家也以“不著邊際”、“盲目照搬西方理論”等評語回敬經濟學家。如何理解並協調這一衝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項重要問題。

　　半個多世紀以來，新經濟史學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含計量經濟史學、制度變遷理論在內的經濟學研究的新的分支，並且已經構成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計量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髮端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計量經濟史學運動，其標誌是奧佛瑞德(Conrad Alfred)和莫耶(John Meyer)關於方法論和奴隸制的重要論文；隨後，福格爾、諾斯等人關於美國奴隸制、鐵路與海洋運輸的一系列論文，為計量經濟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計量經濟史學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有關論文大量發表於重要的經濟學雜誌。

　　計量經濟史學對經濟學和史學研究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計量經濟史學將規範的經濟學理論和計量、統計的方法應用於歷史分析，使得對歷史現象的解釋獲得了新的定量分析的工具。與基於文字描述的傳統的歷史研究相比，計量經濟史學使人們對歷史的理解變得更為豐富。其次，計量經濟史學“提出假說——用數據驗證 ——得出結論”的模式，具有很強的歸納特征，使以邏輯演繹為基本特征的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與以歸納描述為基本特征的傳統史學研究方法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綜合。通過對歷史的計量研究，歷史學和經濟學之間方法論的距離被拉近了。另外，計量經濟史學為經濟學理論註入了歷史的、縱向的時間維度；同時，在巨集觀經濟增長模型中增加了新的解釋變數——與歷史不可分割的“制度”，逐漸使“制度至關重要”這一命題成為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命題之一。

　　(二)制度變遷(演化)理論

　　“制度至關重要”的命題啟發了新經濟史學家來關註歷史語境中的制度問題本身．尋求構建更為複雜、更為全面的理論框架來解釋制度的產生、演進和消亡。經濟史中的制度變遷(演化)理論，大體可以分成兩個階段：新古典制度變遷理論和比較歷史制度分析。

　　1．新古典制度變遷理論。以諾斯為代表。他們從新古典的“經濟人”假設出發，運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經濟制度產生、發展和衰落的歷史。具體表現為：第一，存在著制度的供給一需求，其均衡狀態導致了制度的穩定與變遷。個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對所需的制度能夠理性的算計，其對制度創新的利潤的追求，推動著制度由一個均衡走向另一個均衡；國家是基本制度，包括產權、法律、規則、管制的供給者，具有“經濟人”特征。第二，交易費用是判定制度績效的標準，技術進步、人口增長及其他要素稟賦改變都會影響到交易費用的變化，從而改變制度的供需平衡，引起制度變遷。嘶古典經濟史理論將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應用於經濟史研究，擴展了新古典理論的應用範圍，並豐富了人們關於歷史的認知，但是，從方法論層次上看，新古典經濟史論存在著內在的理論缺陷，主要表現在：第一，新古典理論的靜態分析模式和歷史的動態演進間的矛盾。新古典理論將制度視作一種靜態的均衡，而歷史不過是“已經實現的一系列均衡”，如何將這些均衡的片斷拼成動態的歷史，對新古典理論來說是一個難題。第二，新古典的“歷史不相關”性與歷史真實性的矛盾。在新古典理論中，同樣的偏好、技術稟賦在加上相同的制度起點，在所有的歷史時期都會推導出獨一無二的經濟結果，制度與個體間、個體與個體問的互動以及隨機性事件的重要性被忽略，這實際上把每個社會獨特的歷史階段排除在理論之外。第三，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與研究對象的整體性特征間的矛盾。新古典理論以個人主義為方法論的基礎，所有的經濟行為都是個人理性選擇的結果，制度變遷也是，這與制度變遷通常是作為一個群體性事件出現的事實不相符。諾斯通過引進意識形態理論來調和這一衝突，在他的理論體系中，價值觀、文化信仰充當了第一方的執行機制，調整著人們的行為，它們是外生的，由包括統治者在內的一方投資供給。但這一處理方法卻無法解釋相同制度環境中的個人如何發展出不同的價值觀，價值觀又如何與正式制度產生互動，而這些都是理解人類歷史進程不可缺少的線索。

　　2．比較歷史制度分析。

　　以格雷夫(Avner Grief)、溫家斯特(Barry Weingast)為代表。他們將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引入到歷史研究中，以揭示人類社會中的制度、文化演進過程。在這裡，制度被定義成非技術因素所決定的行為約束，包括文化信仰(即未經協調的各種預期)和組織(內生的人類設計，決定了組織內個體博弈的規則)兩個核心的要素。制度結構變遷的軌跡具有路徑依賴，因為過去的制度影響了人們對當前和未來制度的預期，也決定著引進新組織的激勵，“經濟制度的改變能力是其歷史的函數”。這意味著歷史被真正地裝進了經濟學理論中，成為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而不再僅僅是一個外部的研究對象，新古典革命之後長期背離的歷史和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彌合。具體而言，博弈論，特別是子博弈精煉均衡概念在歷史分析中的使用，使得制度演化中多重均衡的存在成為可能，而偶然性隨機事件和一個經濟體特定的歷史條件(包括政治、經濟、自然、文化因素)都會影響到均衡的選擇，從而使不同的國家沿著不同的歷史軌跡運行。這也就是說，每個國家的歷史和演化路徑都是獨特的，不可能通過模仿、複製他國的制度而走向發展。

　　從新古典經濟史理論到比較歷史制度分析，經濟史的研究由靜態的均衡分析轉向了動態的演化分析，制度不再是理性的構建(由制度供給者提供，並服從於供需均衡)，而是無意識的演化，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儘管建構和演化被普遍認為是對立的，前者強調行動者的理性算計，後者則強調行動者的無意識或無目的性以及互動結果的不可預知性，但實際上兩者間的衝突並不是不可調和的。一旦引入認知進化的因素，兩者間的不和諧就可能消失。在演化分析中，個人雖然不具有完全理性，但其認知卻處於不斷地進化之中，在與環境的互動中，通過不斷試錯、調整來獲得提高。文化、傳統，按照哈耶克的說法，就是在進化中積累下來的理性，影響著個體的預期和行為選擇，並最終影響了制度的演化路徑，個體與組織、制度、文化的互動最終構成了歷史演進的基本線索。構建的局部或短期制度均衡，可以被看作是長期歷史制度演進過程中的“某一個駐點”，是“演化到達一定階段的產物”。藉助認知進化因素的調和，經濟學 “將均衡裝入演化框架”的嘗試成為可能，這也是近年來認知科學和神經元科學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的原因。

　　新經濟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這一時期新制度經濟學開始進入中國，並引發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新制度經濟學熱。隨著科斯、諾斯、福格爾等人的研究在國內的大量評介、詮釋，新經濟史學的思想及研究方法開始被國內經濟學界所熟知。在關註中國當前改革的同時，國內學者開始有意識地以新經濟史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中外歷史中的制度(變遷)案例，並與中國當前的制度變革進行比較、印證，以獲得關於制度變革的更為深入的理解。新經濟史開始成為經濟學研究和教育中的一個重要領域。

　　隨著經濟學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熱潮的高漲，中國傳統經濟史研究也受到了此熱潮的衝擊，並產生了不同的反應。一方面，一些史學家開始有意識地學習、借鑒新經濟史理論，並將其作為理解、解釋中國曆史現象的重要理論工具，產權、制度、交易費用等概念被頻繁地使用。另一方面，許多史學家卻對這種經濟學的帝國主義現象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厭惡，認為新經濟史學已經使歷史不再像歷史，歷史偏離了對歷史事實的描述，而變成了理論的附庸，同時認為，將基於西方發展經驗的新經濟史理論，盲目照搬到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本身就是反歷史的，經濟學家的經濟史研究根本就是“完全外行”、“不著邊際”的做法。

　　傳統史學家對新經濟史學的尖銳批評與以下兩方面的原因有關：首先，史學和經濟學敘述方式的不同。前者是歸納的、描述的，遵循“歷史先於邏輯”的原則，後者是演繹的、邏輯的，儘管並不排除歸納和描述方法的運用，但歸納和描述都是在一種預製的邏輯體系下進行的，即邏輯先於歷史。具體而言，史學的經濟史，“是研究過去的、我們還不認識或認識不清的經濟實踐，因而它只能以歷史資料為依據”。在這裡，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是為了對歷史中已經存在的經濟事實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歸納。而經濟學所研究的經濟史，則是基於歷史經驗來構建理論，其對歷史事實的關註，僅僅是出於理論構建的需要，如希克斯所言，“為了不致使邏輯進程與最明顯的事實發生衝突，我們應當回過頭來看看歷史紀錄”。在這裡，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跨期不同的案例或數據資料，用來提煉或者驗證理論。同時，經濟學的經濟史所關註的對象，並不僅僅限於經濟現象，而是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歷史和經濟學從本質上講是一體的。經濟學家這種 “粗略地使用歷史資料、先人為主地提出理論假說”的“惡習”，招致了史學家的批評。新經濟史學家對歷史的興趣，在史學家看來，僅僅是因為他們要將歷史當成 “自然試驗”(natural experiment)的場地，“經濟學家使用幾乎是與研究現實相同的方法來研究歷史現象，認為(被研究的)過去和現實之間沒有區別”，從而使歷史縮減成了當代史，降為經濟學的附庸。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新經濟史學作為經濟學理論與傳統史學所用來分析、歸納歷史事實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存在衝突。儘管“以理論術語來思考”不是“史學家的本行”，但史學家在對歷史現象進行歸納分析的時候，總是要有意、無意地使用到經濟學的理論或者某些理論的片斷。史學家一再強調“歷史真實性”，但實際上他們筆下的歷史仍然不能免於理論的重構。史學家呈現出來的歷史，不僅取決於他們從史料挖掘、考據中獲得多少歷史事實，更取決於他們以什麼樣的理論來處理這些事實。哈耶克曾提醒應該對“歷史事實”這一概念進行追問，他認為，並不存在一個像自然世界一樣可以根據時空坐標來定義的“歷史事實”，因為“並不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同一個歷史事實中的一部分，而且同一歷史事實的所有部分也未必都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所發生的”。一則信息是否構成一個歷史事實的一部分，則取決於史學家心智的篩選，歷史事實越複雜，這種篩選所導致的差別越大。從這一意義上講，歷史與理論是不可分的。“當我們從我們所擁有的關於某個時期的知識中選擇出某些特定的部分並把它們視作是與同一歷史事實有著明確關係的組成部分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在使用一種理論。”經濟史學的研究對象，如市場、經濟制度、生產方式無一不是複雜的系統，與此有關的歷史事實，擁有更多的理論重構的成分。以不同的理論工具對經濟史進行解釋，即使是基於相同的史料，結果也會大相徑庭。

　　新經濟史理論與傳統中國經濟史研究中慣用的理論工具，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存在著根本區別。經濟學的方法論包含三個不同的層次：哲學意義上的，即個人主義的還是整體主義的；理論構建方式上的，即歸納的還是演繹的；具體的方法，包括統計、計量、案例描述等方法。其中，哲學層次上的分歧決定了不同理論會有完全不同的指向。新經濟史理論，不管是新古典經濟史理論的均衡分析還是比較歷史制度分析下的演化分析，兩者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上的，強調了個體在歷史演進中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只是個體完全理性還是局部理性的人格設定。這與同樣是揭示歷史演進規律的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不同的，後者建立在整體主義的哲學基礎上，將制度變遷歸因於某種超越於個體意識之上的超級理性，個人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完全無能為力，必須要服從於某種超級的力量或不可抗拒的規律。在這種整體主義哲學觀下，“只有集體實體(例如民族、國家)以及社會團體(例如階級、部落)才會有歷史；個體沒有任何形式的歷史(除了他們自身的生命歷程之外)。個體是在一個特定的決定了他們行為的社會結構中理解、思考並行事……將個人作為研究起點就大大降低了社會背景及其歷史的重要性”。反映到價值判斷上，整體主義的歷史觀，強調了國家、民族的歷史並引導個體從這樣的歷史情感中來進行自我定位，以期能夠發揮一種強有力的國家導向的政治與思想意識形態功能。而個人主義的歷史觀，則關註歷史演進中個體與制度、組織、文化的互動及其績效，是從個體的角度來打量和判斷國家與民族這樣的集體實體，並以經濟績效而不是歷史情感來作為評判歷史事件的標準。以鴉片戰爭為例，整體主義的歷史觀關註的是這一事件所導致的國家與階級結構的整體變遷，並對這一事件註入了強烈的民族、國家情感，而個人主義的歷史觀則關註這一事件所導致的個體活動的社會、經濟、法律、文化環境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組織、文化演化及個人行為選擇、社會經濟績效變化的影響。這或許是新經濟史學被稱作是反歷史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新經濟史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特征還可能會導出對新經濟史學另一項主要的批評，即它的普適主義。新經濟史學將經濟學中相同的概念和範疇，應用於所有的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仿佛“這些社會是被同一資本主義邏輯所主導的一樣”；“對於任何社會組織而言，每一項經濟交易都是精打細算的市場行為的結果”。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不承認任何超越於個人主義之上的理性，而是將基於個人決策的“分工——交易——市場擴張”看作是人類歷史演進的基本力量，承認自由市場制度以及與之密不可分的產權保障制度、競爭性的政治市場結構的優越性。儘管均衡分析以經濟效率為標準，演化分析是通過比較不同的制度所承載的經濟體在歷史中的生存、發展、繁榮、衰退而給出了一個進化論的觀點，但兩者在結論上卻沒有區別，即都指出了基於個人主義的自由市場制度對於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的重要作用。新經濟史理論因此常被它的批評者指責為“利用市場普適主義的神話來為真實經濟體系下的社會不平等辯護”，這與帕克所認為的“新經濟史的成功之處在於表明市場機制運行良好”的論斷是異曲同工的⒂。新經濟史理論內含的這種普適主義使得它被用來解釋中國曆史時，不可避免地招來了“盲目照搬西方理論”、“西方中心論”、“脫離中國曆史真實”這樣的批評。

　　當前中國經濟史研究中的史學與經濟學範式上的衝突，與兩個學科在敘事方式上的不同有關，也與它們所依賴的理論工具在方法論上的分歧有關。兩個學科不能進行很好的融合和溝通，對兩個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制約。對史學的經濟史來說，對經濟學理論的偏見，使史學家無法從經濟學家的工具箱中挑選更為合適、更為豐富的理論工具為自己所用，史學家對具體事件分析、歸納、發現其背後的一般規律的能力受到影響，並因此喪失了從舊的理論桎梏中將思想解放出來的機會。對於經濟學的經濟史而言，對歷史事實缺乏深入的理解，使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的理論來研究中國本土化的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理論的懸置與失真。經濟學家會發現，作為理論核心的許多概念在歷史中找不到對應物。缺乏歷史理解，而僅僅是生硬地將理論和歷史事實捏在一起，既影響了理論的解釋力，又喪失了利用中國豐富的歷史制度資源進行理論創新的機會。

　　在經濟史的研究中，中國的史學家和經濟學家不應該是互相指責的，而是應該相互借鑒，互相學習。在這一方面，美國經濟史學會提供了很好的經驗。他們會定期舉行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集會，以促進兩個學科間的交流與對話。在中國，經濟學家和史學家也應該放下各自的成見，尋求積極的溝通。

　　1．史學家應該做什麼?對於史學家而言，面對經濟學的帝國主義現象，他們首當其衝的是要堅定學科的自信。

　　從長期來看，“一切的經濟理論都是方法論”，服務於對歷史的解釋和理解。歷史的確依賴於理論的重構，但在人類知識增進的過程中，理論是不斷變化的，而其背後等待被詮釋的歷史經驗和事實則有其獨立性。從這一點上看，史學不會淪為任何系統性社會科學的附庸。

　　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雖然日益強調其科學性，但卻永遠無法具備自然科學的試驗條件，歷史是它能夠使用的唯一實驗室，而實驗室的鑰匙就握在史學家手中。提供最真實的數據，最大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是史學家能夠給經濟學所作的最大的貢獻。從這一點上看，史學的基本方法——史料學和考據學的方法，對於經濟學的經濟史研究來講，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其次，史學家應該向經濟學家學習，豐富自己的理論工具，並根據理論與歷史的耦合程度來挑選理論工具，而不是先人為主地將某一種理論視作當然。趙岡、陳鐘毅認為，近人對經濟史的研究，有兩點可爭議的傾向。“第一，斷代研究的方式比較盛行，往往無法看出長時期發展的前後脈絡。第二，有些人過分強調馬克思經濟史觀在中國曆史上的適用性，選擇史料來遷就理論架構。”第一種情況體現了傳統經濟史研究缺乏系統性理論工具指導從而缺乏歷史洞察力的事實；第二種情況則指出了中國當前經濟史研究中的諸多混亂現象的根源。如社會階段的劃分和“封建”一詞的使用，中國自秦代開始，就是中央集權下的編戶齊民，並不具備西方意義上的封建制度。生硬地套用馬克思的社會階段論，不但使中國經濟史研究變得“面目全非”，而且也曲解、誤用了馬克思的理論。理論之於史學研究而言，應該是工具，而不是其他。

　　史學家在警惕新經濟史理論枷鎖的同時，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已經從教條主義的桎梏之中解脫出來。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新經濟史帶給傳統史學研究的衝擊將是強烈的，會涉及研究的目的、方法甚至整個話語系統的轉換，而這種轉換恰好就是一個國家在轉型的過程中，其史學與社會科學所表現出來的正常的反應。隨著新經濟史學影響的擴大，產權、制度、交易費用、社會演化、經濟增長等概念已經在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廣泛使用。這些概念的使用，並不僅僅意味著用來表達思想和敘述事實的辭彙的豐富，在相當程度上，它表明瞭一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展示了社會思想領域的開放與變革。

　　2．經濟學家應該做什麼?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歷史之於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性。

　　為此，他們需要熟記熊彼特的一句話：“如果一個人不掌握歷史事實，不具備適當的歷史感或所謂的歷史經驗，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時代(包括當前)的經濟現象。”⒅經濟學家要學會從歷史學家那裡聽故事，學會將理論(不管它看起來多麼精美、複雜)，拿到歷史的實驗室中去檢驗並修正。與歷史不相關的經濟學理論，雖然具有邏輯上的嚴密性，但對真實世界的解釋力似乎令人懷疑。

　　新古典經濟學家給轉型國家所開出的藥方，迄今為止，尚未顯示出好的療效，原因當在於他們忽視了每個國家制度變遷的能力是其各自歷史的函數，每個國家獨特的歷史使它們不可能按照某種統一的規律來發展，所謂“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生搬硬套他國經驗在實踐中可能會造成嚴重後果。經濟學只有同歷史結合在一起，才能顯示其理論對現實的解釋和洞察能力。其次，經濟學家要學會對自己所依賴的經濟學理論方法進行反思。當前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的盛行，引發出一種 “實證迷信”。統計和計量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濫用，出現了大量“為形式化而形式化”、“為計量而計量”的毫無經濟思想內容的作品，這使得經濟學研究日益淪為經濟學家的“自助游戲”而喪失了歷史情感和人文關懷。在新經濟史學研究中，這種現象也不能避免。

　　早在二十年前，R．M．索洛曾很中肯地批評道，計量經濟史學家們耽於建立和測試模型，相信從方程式的推演中可以獲得一切問題的答案，而不會像真正的史學家一樣去追問世界是怎樣變成這樣的，計量經濟史講究回歸和整合，最終“以時間序列代替了歷史思考”，卻“不能從社會制度、文化習俗和人們心態上給經濟學提供更廣闊的視野。為避免這一缺陷，經濟學家必須從自我陶醉的“自助游戲”中解脫出來，向史學家學習，從歷史描述和社會紀事中吸收靈感，否則計量工具就會嬗變成歷史研究的“刑具”，束縛住經濟學家對歷史的內在邏輯的探究。經濟學家最終會發現自己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大量富有研究意義的歷史現象因為無法量化而不能進入研究視野，而另外的一些現象量化分析十分方便，但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卻意義不大。對歷史描述方法的重視，也許是經濟學家擺脫這種尷尬境地的一種好的選擇。

【1】郭艷茹、孫濤.經濟學家和史學家應該互相學習什麼[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