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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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紀經濟學的主旋律

　　演化經濟學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註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製度變遷。由於中國正處於經濟制度變遷的歷史潮流中，因此，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傾註了高度的熱情。

馬克思是現代演化經濟學的思想前驅，此後廣義的演化經濟學（具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源於凡勃倫，狹義的現代演化經濟學源於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分支，西蒙的理論貢獻主要在於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經濟學藉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並將之視為自身理論框架的重要基點之一。　　

　　演化經濟學就是要瞭解經濟組織的內部結構，以便更好地瞭解技術進步以及行業和產品的變遷，理解創新發生的過程，更好地瞭解經濟的演化過程。

　　演化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於19世紀下半葉德國曆史學派，後來的馬克思、馬歇爾、凡勃倫和熊彼特等大師也貢獻了豐富的經濟演化思想。在很長時間內演化經濟學沒有受到應有的關註，20世紀80年代後，演化經濟學獲得了較大發展，在當前的“非主流經濟學”流派中有重要影響，有可能在解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難題的基礎上成為新世紀的新主流經濟學思想。

　　（一）世界觀與方法論

　　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的存在論機械世界觀不同，演化經濟學的科學基礎是動態的演化的有機世界觀。演化經濟學採用整體分析法，關註多樣性，用複雜系統的觀點看待經濟體系；關註經濟動態過程，認為系統按照特定種類的過程變化，把經濟系統看成演化過程的產物。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表明，新古典範式形成於邊際革命時期對牛頓主義經典物理學的類比和模仿。而演化經濟學主要採用的是生物學的類比和隱喻。作為科學的一種新範式，演化和多樣性的思想是在19世紀下半葉的生物學革命中誕生的。2O世紀初的量子力學革命、2O世紀下半葉的複雜科學本質上也與達爾文革命具有一致性。與牛頓主義的時間可逆、本質論思維和決定論世界觀形成鮮明對照，達爾文主義則是以時間不可逆、個體群思維和不確定性的世界觀為特征的。這使得演化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更先進和堅實，描述的經濟活動與現實世界更相符。

　　研究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框架有明顯區別。演化經濟學採用整體分析法，主流經濟學採用的是簡化分析法；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開放、演變的系統(Dow,2000)，而主流經濟學是一個封閉、可預測系統；演化經濟學分析採用種群原則（population thinking），即研究把經濟系統劃分為不同屬性的亞系統，如技術、制度和特定的產業等，而主流經濟學採取“典型代表一般經濟行為者”的研究方法（typological thinking）；演化經濟學採用滿意原則，追求更優結果即可，而主流經濟學追求最優的結果；演化經濟學重視歷史對現狀的影響，主流經濟學不註意時間也無歷史觀。

　　（二）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與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以適應行為（包括慣例和創新行為）代替了理性行為，以有序結構代替了均衡結構，以漸變和突變代替了靜態不變，在理論上進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經濟學體系以“新奇”為研究中心，強調經濟的演化過程包含著持續的或周期性出現的新奇和創造性，並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大量使用生物學隱喻，通過多樣性原則、遺傳原則和選擇原則來界定演化過程，根據多樣化、選擇和變化的持續性，強調組織與環境共同演化現象。目前演化經濟學主要涉及到組織、技術和制度三個維度，並正逐漸擴張至主流經濟學一直忽視的空間地理維度。

　　（三）演化經濟學的貢獻

　　1.給經濟學提供更科學的範式。

　　如果說主流經濟學的危機來自其落後範式，具有時代的局限性，那麼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混沌理論和複雜性科學為代表的系統科學、生物基因工程和電子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能力大大提高。演化經濟學把更先進的科學範式運用到經濟現象的研究中去，可以更好地認識和理解社會經濟運行和變化過程，提高人類社會面臨經濟系統複雜性和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難題時的管理和決策能力。

　　2.推進經濟學本身的進步。

　　與主流經濟理論相比，演化經濟學在以下問題上已經推動了經濟學的進步：非連續但不斷出現的創新活動對總量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同部門與企業在創新中的績效問題；以演化方法理解市場機制及經濟發展中的“路徑依賴”現象；一定社會情境下規則以及制度的出現和變異；個人行為變異的基本原因，等等。

　　在經濟學發展的這種多元化時代，我們是否可以觀察到經濟學範式的一種根本性轉變呢？無疑，這要從我們的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去尋求它的起源。例如，經濟系統的複雜性和可持續發展使我們不得不採用系統的或有機的方法，而無法恪守方法論個人主義；知識經濟的核心問題是資源創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資源配置；新奇的不斷突現要求我們更註重定性的研究並與數量分析相結合，而不是脫離現實的數學形式主義；持續的經濟轉變需要我們把“生生不已”作為“看問題的出發點”，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識”的精髓是多樣性和創新，而非“華盛頓共識”的最優和機械思維。

　　在目前的經濟學中，演化經濟學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後者就是所謂的主流經濟學。主流經濟學在經濟人穩定偏好的條件下，給定技術和制度約束，只是局限於對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如何配置進行研究，這種經濟學目標已經不適應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的時代要求。在這個時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等，換言之，新奇事物的創造才是關鍵。因此，為了迎接這種時代的挑戰，21世紀的經濟學正面臨著一種革命性的變化，而演化經濟學則是這種變化的主導力量。演化經濟學就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範式，經濟學範式的轉變將使新古典主流成為傳統經濟學，而不再是“現代經濟學”的前沿。　

　　德國演化經濟學家魏特指出，在19世紀下半葉，在兩個不同的學科幾乎同時發生了庫恩式的“科學革命”，一個是自然科學當中著名的“達爾文革命”，另一個則是經濟學中的 “邊際革命”，這種巧合確實是對歷史的諷刺，因為不可能再有比這兩種革命所追求的目標更對立的了，邊際革命所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過了一個多世紀之後，現在是否到了逆轉這種趨勢的歷史時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經濟學確實需要達爾文式的範式革命。

　　實際上，早在1898年，凡伯倫就向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經濟學為什麼不是一門進化的科學？”馬歇爾也宣稱，“經濟學家的麥加應當在於經濟生物學，而非經濟力學”。然而，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卻歷經坎坷，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遺忘。只是到了20世紀八十年代，演化經濟學才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註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八木紀一郎認為，如果以演化思想為基礎的經濟學重建算是科學革命的話，那末，這種科學革命就是被推遲了一個多世紀之後才又重新開始的。

　　1.用動態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看待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

　　2.強調慣例、新奇創新和對創新的模仿在經濟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創新是核心；

　　3.以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以達爾文進化論的三種機制（遺傳、變異和選擇）為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4.強調時間、歷史等在經濟演化中的地位，認為經濟演化是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

　　5.強調經濟變遷的路徑依賴，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徑依賴的規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個世紀前的制度的沿革；

　　6.強調經濟變遷過程中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

　　1.如何理解經濟變遷和技術變遷問題，如何理解經濟的演化過程

　　生物基因是朝著有利於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業中，雖然經理人員的決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職工的創新往往是無目的的。比如說在一個飛機製造企業中，裡面有大量的工人與研究人員，他們大部分通曉物理的一般規律，但是只參與制造飛機的極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每一個創新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新的飛機可能不是那個專門負責飛機設計的工程師設計出來的，而是由別的工程師設計出來的。作為創新的直接參与者，工程師不大能夠預測到這個產業將來的發展方向在哪兒，將來會產生哪些新的產業。這也是對演化經濟學的最大的挑戰。

　　2.制度方面的挑戰

　　在演化經濟學中研究創新以及技術變遷時，不能夠忽略到制度對技術變遷以及創新的影響。如果你考察半導體產業以及別的一些產業，你會發現制度對這些產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資才導致了半導體業的快速發展。所以，演化經濟學應該考慮到政府採取的政策以及制度變遷對經濟演化和技術變遷造成的影響。

　　1、歷史重要與最小限度打亂原理

　　演化經濟學凸顯了時間對經濟社會系統的建設性作用。時間的存在意味著經濟變遷是一種演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包含著未來的不確定性與非決定性，而且還包括著過去沉積的歷史對未來發展所起到的制約作用，歷史是重要的。在任一歷史時點上，個體及其所處的環境都是上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它們是其遺傳特性和過去經歷之產物，是在既定的傳統、習俗和物質條件下累積形成的；它們在過程中為下一步提供了出發點……昨天遺留下來的生活習慣以及機械似地殘留下來的環境都對今天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強制。”

　　經濟類型是歷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現。所謂經濟類型就是一個國家在經濟演進的歷史長河中所保留下來的由主導的經濟態度、原則和規範所產生的特定的經濟精神，經濟秩序中各種各樣的規則和其他經濟關係以及由技術累積性發展所產生的特定模式。經濟類型的特定性說明瞭不同的國家由於相互依賴的不同因素在時間進程中的因果累積而產生的異質性。因此，演化經濟學家們主張任何經濟問題的分析包括經濟政策都應該是情境和脈絡特定的。恰如薩巴蒂爾所指，“政策產出是精英在國家制度的限度內活動並做出的決定，但是這些決定受到公眾和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最終受到歷史－地理環境的影響”。

　　在經濟類型中，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思維範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等通過政治的作用、古老的傳統和絕對的信念維繫著權威，是一個國家或民族連續性的保障，除非發生“間斷均衡”式的革命，否則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構。因此，演化經濟學家們主張經濟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本國曆史遺留的社會規範、文化遺產和傳統，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項經濟政策的實施不會引起社會的斷裂或失範等問題。

　　2、創造力原理

　　人類創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經濟學家何夢筆提出來的，他認為演化經濟學的核心主題是人類創造力、發明和創新，在與真實的世界打交道的時候，人類創造力、發明和創新是人類學習的基本組成部分，何夢筆將其定義為人類創造力原理。人類創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個體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機器中的螺絲，他是能動的，恰如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質的、不受他們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條件下能動地表現自己的。”

　　遵循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理念，演化經濟學認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動的鏡子。“心靈的概念是一種主動的、持續不斷的對印象進行組織和再組織的機構”。當情境感知－行為－滿意結果這種慣例性的反應程式不能解決人們所面對的問題時，它就召喚著想象、反思和創造性的思維。人的行為是由過去的習慣、當前的情境和對未來的期待所共同決定的，而想象力和創造力則是人的重要特性。決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想象。

　　能動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現及其擴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見地的，“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理查德·R·納爾遜、溫特和魏特等所發展起來的演化經濟學所關註的就是新奇的突現、可能的擴散及其由此所導致的已存結構的轉變。在社會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是個體獨創性的結果，它源自於個體對社會經濟結構及其轉變意會性和特異性的知識和技能。

　　3、不確定性與意外原理

　　不確定性是現代經濟所表現出的最顯著的特性。極度的不確定性也會使政府在試圖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找到一條最優解決途徑方面顯得軟弱無力。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所面臨的環境或政策結果所具有的不確定性是無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認為，“時間和無知不僅使經濟過程成為必然，而且他們也是這些過程的恰當的性質”。

　　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來自於環境和政策後果等諸多方面的因素，產生的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

　　1）複合效應。“所謂的‘複合效應’,指的是一系列行為組合起來的後果……情況似乎是這樣：人人為之，可又無人為之。”經濟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動方式，而其結果取決於大量的非串謀的個體的經濟行為的共同結果，如同馬克思的“平行四邊形”法則一般，無法預測。

　　2）能力-困難缺口。能力-困難缺口意味著個體決策能力與解決問題的困難之間的差距，不同行為的結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麼，有什麼經濟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麼，達到目標的有效手段是什麼。能力-困難缺口的存在意味著選擇的驚喜與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會引起不確定性。

　　3）經濟政策中的各種行為主體的主觀創造力和選擇能力對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後果的影響。如哥哈德·崴格訥認為演化的經濟政策強調政策可能帶來的非預設的、負面的效應和市場參與者的創新行為。而我國學者楊瑞龍將人們針對政府經濟政策的創新性行為總結為層層截留、曲解規則、補充文件、改頭換面四種方式。

　　由於不確定性的存在，演化經濟學主張經濟政策應該遵循意外原理，所謂的意外原理便是由於經濟政策可能會帶來與預先的政策目標不一致的意外後果，經濟政策制定時需要目標具有模糊性，從而具有容許行為人創造性行為的空間，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為主體對問題、戰略、規則在理解上的不同，進而利用和尊重多樣化地方經驗，從中獲取進一步的經濟政策的啟示或修正。恰如羅森博格所言：“我們所說的不確定性，是指無法預計求索的結果或預先決定一條通往特定目標最快捷的途徑。這種不確定性有一個很重要的暗示：行動不能被計劃。”

　　4、複雜與質量型的經濟政策主張

　　演化經濟學認為世界是複雜的，世界是在特定時空中通過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網路式的反饋環路和非線性不可逆過程而形成的，所以從歷史重要到強調人的能動作用的創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說明瞭經濟政策既受到來自歷史沉積的價值觀、思維範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的結構性約束作用，又受到來自人類有意識的動機、無意識的意會性知識以及可能的意外結果的綜合作用。在這樣的前提下，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就不能只是預測，而是“通過對管束和便利人類行動的結構性條件進行有見識的轉變而達到人類的解放，即在特定時空下，通過結構轉變，為社會各階層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發揮創造潛力的機會”，所以演化經濟學提倡如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等質量型的經濟政策。

　　演化經濟學質量型的經濟政策不同於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數量型經濟政策，如價格管理、投資或儲蓄政策、減稅或增稅、利息率的調整、貨幣量的供給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過輸血來治療一樣，許多經濟危機也不能通過數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須通過複雜的質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統轉變來解決。”數量上的問題大多都與結構性因素有著諸多因果關係方面的聯繫，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尤其是中國這樣面臨著大規模製度變遷問題的國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術的創新、結構的變革與轉換的問題，進而發揮各種行為主體的創造力。

　　演化經濟學的企業理論、網路經濟和國家創新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則是“質”的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演化經濟學認為企業是唯一的一種獲取和結合各種知識並用於實踐中的組織，因此，與演化的技術創新政策相關的微觀政策也主要集中在處於一個演化的技術軌道中企業的能力塑造問題，這包括對創造性破壞過程的適應與抵抗能力、學習能力、自身的創新能力等。但隨著經濟系統複雜性的增加、勞動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識所具有的意會性與不可符號化的性質，不同知識之間互補性的增強也就成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術創新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協調和促進不同制度、組織如政府、市場、企業、產業群和學術單位之間的學習、互動和適應，從而生成並擴散創新，而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可以說就是演化的創新政策的巨集觀政策。

　　5、系統政策觀

　　演化經濟學對國家創新體系的研究便是將創新看作是一種交互作用的社會過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統論的，所以國家作用的理論根據就是解決系統失效的問題。系統失效主要表現在系統的行為者之間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門的基礎研究和工業應用性研究不匹配、技術轉移機構失常以及企業的信息不足與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就在於在技術－經濟範式更迭的情況下可以提供技術經濟機會，提供有效的關聯。系統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

　　6、試驗與政策學習原理

　　演化經濟政策主張經濟政策的試驗性，政府必須要提供製度空間允許並鼓勵試驗，賦予行為主體以試驗的自由。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政策的試驗性質實質上是指不依賴專家的理性設計或領導的個人權威，而是強調多樣性的創造活動，並將經濟政策看作是一種過程。霍弗和波爾特指出，創新的演化政策需要處理的是多樣性、競爭和合作這三種要素之間的“緊張關係”。多樣性提供創新並容許不確定性的存在，競爭是創新的動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聯繫和互動。為此，政策尤其應該支持和鼓勵實驗性的行為，比如集中精力把創新和知識作為能力的基礎，寬恕可能發生的“錯誤”並從中學習。

　　演化經濟學家斯蒂恩就為知識經濟時代發達國家創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種“政策學習”的框架。斯蒂恩認為，政府在經濟領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進創新。而要實現這種作用，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要進行持續的交互學習，其目的就在於幫助政府做出有關創新和技術政策的“制度調適”。這種“制度調適”實質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學習”的結果，這主要體現為以下三種類型政策學習。

　　第一，信息處理。通過獲得解決特定問題所需要的信息來實現“制度調適”，它本身並不造成既有認知模式和學習方式的改變。

　　第二，制度借鑒。通過“地方化”引進其他國家和地區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鑒一般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視角和認知模式的變化。

　　第三，交互性的知識創造。這是導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現所需要的，它往往會導致新的政策學習方式和新的認知模式的出現。

　　政策學習概念的提出說明瞭政府行為的內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術創新政策，其頒佈的法律、規範等都是社會系統互動的一部分，政府不斷地與經濟行為者交互學習，並對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做出反應。

　　演化經濟學的這六項經濟政策基本原理並不是彼此相互獨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釋並總體上被把握的。一項良好的經濟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統觀和過程觀，前者註重的是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嵌入性，而後者則強調的是時間的建設性作用，包括歷史的沉澱、現在的選擇、未來的不確定、新奇以及保持變遷的連續性等。在此基礎之上，經濟政策的演化觀必然要堅持最小限度打亂原理、試驗性政策學習和質量型經濟政策等基本主張。無論是對轉型經濟和我國改革歷程的理論解釋，還是就我國和發展中國家未來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與新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的經濟政策演化觀都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