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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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齡化經濟學（Economics of Ageing）

　　老齡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命周期最後階段人口的經濟關係。這門學科結合生命周期, 考察老齡人口變動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社會經濟條件對老齡人口的影響。在西方發達國家, 隨著人口老齡化過程, 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問題越來越為西方人口經濟學家所關註, 他們對於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研究。這些研究已初見成果, 發表了不少論文和著作, 如舒爾茨(James H.Shulz)1976年出版了《老齡化經濟學》、羅伯特.L.克拉克和約瑟夫。J. 斯彭格勒1980年出版了《個人和人口老齡化經濟學》, 等等。美國人口經濟學家斯彭格勒等人認為, 人口老齡化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 他說：“ 對於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說來, 人口老齡化經濟學墓本上是一個新課題。

　　老齡化經濟學存在的前提是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存在。老齡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則是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的經濟後果及其對老年人的經濟影響。老年經濟學和老齡化經濟學都是完全獨立的學科。

　　老齡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主要是老齡化引致的經濟後果, 包括勞動力供給與需求、勞動力價格、技術進步、社會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消費需求、儲蓄和投資、社會負擔、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支出和財政政策、代際經濟關係等。

　　老齡化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個領域: 一是傳統經濟學領域; 二是政治經濟學領域。在前一個領域中老齡化經濟學並沒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 基本上是以傳統經濟學的方法論為基礎。但是在後一個領域, 老齡化經濟學有一個獨特的重要原則: 代際關係調節原則。可以說, 老齡化經濟學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可以稱為老齡政治經濟學。

　　就老齡政治經濟學而言, 其研究重點是代際之間的經濟關係以及相應的社會和政治關係,應該建立在以下假設基礎之上: 第一, 不同的世代是具有各自特殊利益的社會集團; 第二, 代際權利均衡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財產制度和家庭制度; 第三, 市場經濟條件下, 老年人處於弱勢地位; 第四, 社會利他與社會資源的代際轉移; 第五, 社會公平。

　　分析了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中的利他與利己問題, 但是從巨集觀層面上看, 家庭內部的資源代際分配關係並不能自動地實現外在化。換言之, 一個社會的代際關係與一個家庭內的代際關係並不是一回事, 前者將更為複雜。在傳統社會和經濟形態中, 社會資源的代際分配關係並不存在, 或者說, 這種關係雖然存在, 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並不顯現出來, 只有在有公共財產需要代際之間傳遞的時候才會凸現。在這種社會中, 代際關係主要是體現在家庭內部。

　　例如, 我國的孝道文化觀念和社會範式更多地是強調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準則, 而在社會層面, 只是停留在“尊老”的倫理上。換言之, 在我國傳統社會中孝道的經濟學含義只是資源在家庭內的代際轉移與分配, 而不是社會資源的代際轉移與分配。由於在傳統社會中並不存在著轉移支付制度, 因此, 老年人的生活資源是通過其子女的“反哺”而獲得的。

　　但是在現代社會中, 我們所面對問題的性質則完全不同。在社會層面上, 代際的利他傾向或利己傾向將如何變化? 利他傾向的基礎是什麼? 社會代際利他與家庭代際利他有何本質的區別? 如果說家庭中的代際利他更多地是主觀利他, 那麼社會代際利他則可能更多地是客觀利他, 因為社會利他缺乏生物學和倫理學基礎。我們已經看到, 在一些社會中已經出現了某些形式的代際衝突。沒有一個正確的理論基礎, 我們根本不能構建起一個穩固和有效的社會制度和機制, 以實現和保障資源在代際之間的合理流動。

　　社會利他的基礎是什麼?答案可能有二: 其一, 老年人過去為社會、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因此, 他們有權利從這種貢獻中獲得社會的回報; 其二, 後輩人之所以獲得比前人更優越的生存、生活和發展環境, 是由於前人的貢獻, 所以後輩有義務為老年人提供資源支持。但是, 這兩種倫理學意義上的解釋並不能解釋和說明社會利他的客觀基礎。筆者認為,社會代際利他的客觀基礎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 在現代經濟條件下, 一個人為了防範老年時期的收入風險, 他必然將自己的一部分資源儲存起來。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說, 未來的風險防範靠自己是難以做到的。因此, 防範老年時期收入風險是一個人在年輕時就已經存在的需求。而這種需求將會迫使人們降低自己的消費傾向, 當人們的消費傾向過低的時候就會引致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 使整個經濟的增長缺乏動力。

　　第二, 如果勞動者要求自己的現期收入必須有足夠的部分用於自己的老年收入保險, 則必然會提高市場工資率, 或者使企業的成本提高, 使投資刺激下降, 進而導致投資的有效需求不足, 同樣也使整個經濟缺乏增長的動力。因此, 人們要求建立社會安全保障, 即社會保障制度。

　　換言之, 一個人要實現利己目的, 首先必須利他。這就是社會客觀利他的真正含義, 因此, 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利他的制度體現。

　　但是, 在一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程度較高的條件下, 社會資源的代際轉移關係就可能會出現矛盾、衝突甚至危機。80 年代以來, 一些國家在人口迅速老齡化的壓力下, 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出現了危機。實際上, 這些危機並不是社會資源的絕對短缺, 而是人們權利與義務的失衡。或者說, 是利他與利己關係的失衡。一般來說, 在客觀利他的制度中, 一個人在老年時期獲得的社會轉移資源應該大於或者至少等於他在工作期間對社會轉移資源的貢獻。但是, 如果情形相反, 那麼就會導致利他與利己關係的失衡。這就給老齡化經濟學提出一個重要的課題: 社會利他與利己的均衡、權利與義務的均衡。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老年經濟學和老齡化經濟學研究出現了三個重要趨向:

　　第一,老年經濟學和老齡化經濟學研究的政治化。可以說,這種趨向是政治經濟學的復歸。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西方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建立的高福利制度遇到了嚴重的挑戰,甚至導致了一些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的危機。但是,這場挑戰和危機的本質並非資源短缺,而是資源代際轉移和公平分配關係問題,因此,代際關係變得更加敏感和複雜。這種關係的表現已經不僅僅表現在倫理和道德層面上(是否承認老年人過去對社會所做的貢獻、如何評價老年人的社會和經濟地位、老年人的社會經濟角色等),而且更突出地表現在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矛盾和衝突上(資源和機會如何實現代際轉移、權利和義務怎樣均衡、老年人和其它年齡人口的公平競爭等)。此外,在一些民主選舉的國家,由於老年人口規模的增長,使得政治家們開始把老年人作為一個重要的選票來源,因此,在這些國家,老年人的政治影響力有擴大的趨勢。在這種政治背景下,世代之間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均衡關係也面臨著新的調整。

　　第二,加強了對綜合性政策方面的研究。由於老年人口規模的迅速增長和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經濟運行的各個領域的影響日益明顯,並導致了一些重要的經濟問題,如勞動力供給和社會負擔加重、社會福利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面臨的衝擊、代際經濟利益衝突的加劇等,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及矛盾和衝突的緩解都需要從綜合的角度來考慮,特別是各項相關制度與政策之間的協調已經成為政府和學者關註的焦點。

　　第三,開始重視對老年消費品及其服務市場和老年產業發展的研究。在許多西方國家,目前的老年人享有很高的社會保障水準,而隨著這些國家老年人口規模的迅速增長和壽命的延長,老年人專用和專註商品(服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在這種背景下,老年經濟學研究中出現了對於老年消費品市場和老年產業發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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