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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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技術追趕

  巨集觀層面而言,技術追趕是指後發國家技術水平相對落後的技術主體與先發國家的技術主體之間存在技術差距,在一定時期內後發國家的技術主體通過技術努力減少或消除技術差距,從而實現技術發展的過程,其由政府主導的、有意識的一種巨集觀發展規劃。而就微觀層面而言,後發企業進入時間較晚,先發企業已經形成的相關技術範式,具備技術基礎,設計規則及客戶鎖定等,對後發企業形成技術壁壘,造成後發企業很難快速掌握技術,同時後發企業自身資源薄弱,研發投入有限,且研發周期過長易導致技術難以快速跨越,外部技術獲取不足及自身研發能力有限構成其技術的後發劣勢,從而技術追趕成為其重要的戰略決策(Mathews,2002)

技術追趕的情境因素[1]

  在當今全球化和網路化時代,中國企業而臨著與20世紀日本、四小龍(南韓、新加坡、臺灣、香港)、四小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以及21世紀初金磚國家(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等國家及地區的追趕截然不同的時代情境,技術追趕的模式表現出新的特征。此外,中國特定的國內市場、技術、制度和網路化特征也使得中國企業在技術追趕中而臨特殊的機會和挑戰。這導致中國的技術追趕經驗與那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存在顯著的差異,因而不能簡單地複製其技術追趕經驗和產業政策

  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實踐是深深嵌入在轉型的“所有制制度”、多樣的“技術體制”、多層次的“市場空間”以及新興的“全球網路”四位一體的中國情境下開展的。以下將從這四個方而進行討論,闡述中國企業的技術追趕情境的特殊性。

  1.市場空間

  對於中國、印度和巴西這些有著巨大的國內市場規模的後發國家,其企業表現出大量的針對國內市場的產品創新。而日本、南韓這樣的已成功實現經濟和技術追趕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在追趕過程中則高度依賴於出口市場和出口促進政策。此外,市場的層次性也不容忽視。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基礎設施水平等方而存在差異,消費者的偏好文化等因素而差異大。這導致很多國外的技術和產品在中國不適用。而市場相關的知識是本土企業的競爭優勢本土企業在初始成長階段,基本上都依賴於本土的低端市場和那些被大企業忽視的外圍市場,採用針對低端市場的創新利基市場的創新等。

  2.技術體制

  日本、南韓等新興經濟體的追趕經驗表明,後發國家往往在引進發達國家生產工藝,掌握了工程化能力後,通過密集的技術努力後,才逐漸形成產品開發能力,這稱為逆向工程。它逆轉了發達國家從研究、開發到工程化的順序。中國的工業產品大多不能與那些全球領先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在品質和特性上相抗衡,也遠比日本、南韓等新興經濟體要差,但是憑藉自身積累的強大的逆向工程能力,通過依賴他們自身或與國外伙伴的合作,仍舊能夠生產出品質可接受但成本低得多的替代產品。技術動態性對追趕也是非常關鍵的。一些研究表明技術範式的轉變對於後發國家來說是巨大的機會視窗。後發企業雖然存在著技術落後、與主流市場分離的劣勢,但由於沒有歷史負擔,因而具有可直接將目標鎖定在發展新興技術上的後發優勢。因為同一技術範式下的各種產品在知識、技能、經驗和外部性上是互相關聯的,考慮技術的生命周期比產品的生命周期更為重要。許多中國本土企業正是藉助技術範式轉換的機會視窗,實現二次創新到一次創新的躍遷。

  3.制度轉型

  Guennif和Ramani指出機會視窗不一定來自於產業技術範式轉變,還可以來自於政策上的變革。他們採用國家創新系統的框架對印度和巴西製藥行業進行了跨度六十年的縱向案例研究表明,在製藥這樣一個技術範式沒有根本性變革的行業,國家政策的巨大變革帶來了機會視窗,企業對政策的感知和應對使企業積累了相應的技術能力,最終印度的製藥行業在追趕道路上邁進了很大一步。具體來說,1970年印度專利制度的放鬆(只允許申請流程專利,產品專利被取消)為私營企業提供了機會視窗,使之積累了逆向工程能力和開發藥品關鍵成分的能力。而當1991年印度經濟自由化,並於1995年加入WTO、專利制度與國際接軌時,本土企業不能再依靠逆向工程,轉而大量提高內部研發,並大量通過技術引進戰略聯盟等方式獲取技術。然而,美國於1984年通過的Hatch-Waxman法案(鼓勵發展非品牌藥市場,以提高藥品供給、降低醫療費用)提供了新的機會視窗,有遠見的印度企業抓住了這一機會生產非品牌藥出口美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從而掌握了活性藥物成分藥品的生產能力和利基市場的藥品開發能力。中國的情況則更為特殊,江詩松等對比了汽車行業在國產化政策和自主品牌政策兩種不同政策背景下,國有企業上汽集團民營企業吉利集團的技術追趕上的差異。由於汽車國產化政策的影響,國有企業上汽集團陷入了“創新能力低一對跨國公司依賴程度高一學習的開放性低一創新能力仍舊低”的惡性迴圈。在汽車自主品牌促進政策背景下,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其學習的開放程度大大增加,例如上汽收購南韓雙龍、英國羅孚,吉利收購澳大利亞DSI、瑞典沃爾沃,加上自身對研發的大力投入,其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此外,中國的轉型經濟,其特殊性還表現在所有制轉型背景下多種所有制企業的共存。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政策導致的大量技術購買和舉國動員式的技術學習,為後而市場經濟改革時的追趕打下了基礎。例如汽車行業國有企業在國產化政策推動下對培育本土零部件產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這成為吉利等民營企業起步和發展的先決條件。例如,吉利開發的第一款車型“豪情”基本上採用了夏利原有的內飾和底盤,主要在車身上做了改變。因此,其關鍵核心零部件如發動機,基本上從夏利的供應商(如天津豐田汽車發動機公司)那裡購買。

  4.全球網路化

  在日本和南韓實現追趕的時代,它們引進了大量的成熟技術,然後基於引進的技術通過自身不斷的研發努力進行創新,積累了卓越的生產能力,並形成了符合自身體制特征的管理制度,如終身雇佣制精益生產等。其中,國際市場對這些國家技術追趕的實際意義是很有限的,它們主要把國際市場視作成熟技術購買的來源和產品出口的銷售地。但是隨著全球化逐漸深入,當今發展中國家努力實現追趕的時候,國際化運營(如FDI,ODI)發揮了更為複雜、多樣、重要的作用。

  中國計劃經濟時期也像日、韓那樣大量引進技術,但是由於太過依賴外部技術,知識的學習開放J哇不夠,追趕效果並不好。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和加入WTO,巨大國內市場和未能被滿足的潛在需求吸引來大量FDI。FDI能帶來就業增長和資本流入,促進東道主國家的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FDI因其相對本土企業而言更先進的技術和更強的管理實踐,能帶來無形的生產性資產,如技術訣竅、市場和管理技能。FDI除了通過技術轉移和許可,還可以通過多種溢出效應對本土企業技術水平提升產生影響。(1)競爭效益。FDI帶來的東道主國家市場競爭程度的顯著增加,迫使本土企業通過提高分配效率和加速技術和專家技能的轉移來提高生產率。(2)傳播和示範效益。通過外資投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實踐的示範效應FDI提高了東道主國家技術發展的速度。本土企業通過近距離觀察外資企業技術模仿提高了生產率。(3)勞動力流動帶來的技能擴散。當從外資企業學到特定技能的本地雇員流動到本土企業或者去創業時,本地企業從這種勞動力流動中提高了生產率。通過技術訣竅轉移和員工培訓,產業間溢出可能發生在外資企業和他們的本土供應商或客戶之間。(4)產業鏈上下游間技術溢出。當本土企業而對上下游外資企業新的生產和市場技術或獲得其技術支持時,外資企業的一些企業特有知識可能溢出給本土企業。研究與實踐現實跨國企業會對他們在東道國的供應商進行技術和管理上的指導,以便使本土供應商的產品性能能夠符合這些跨國企業所設定的產品或服務質量標準。

技術追趕的戰略定位[2]

  (1)技術追趕競爭模式的戰略指導思想應定位在戰略目標超越資源票賦的“非平衡”的思想。追趕目標集中在某些主導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創造和擴大特色資源,迅速形成經濟能力,以產業輻射和市場誘導方式,促使其他產業和部門的配套和發展、

  (2)技術進入的基礎條件是必須具備相當的技術吸收能力和相應的知識閡值水平,以防止進入後的巨大技術成木“陷阱”、因此,模式選擇至關重要,若不完全具備相關技術進入的基礎條件,就必須具有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跨地域重組整合經營能力,或人力資源“虛擬管理”的能力,以彌補基礎條件的不足。可以通過引進和吸收適宜的成熟技術;合作或合資生產,採用“中間切入”、重點引進,迅速形成經濟能力和產業規模的技術進入方式,規避技術壁壘,迅速提升產業結構,甚至做到引資、引智、引市場三位一體、

  (3)技術追趕競爭模式戰略定位應定位於擴大有影響力的特色資源的系列技術開發和重點引進、合作,創造和擴大具有獨特功能及價格優勢的市場細分產品。

技術追趕的陷阱[3]

  一、我國尚未建立適應市場經濟運行和知識經濟發展要求、有效促進技術進步的技術創新體系和現代企業制度

  我國現行的技術創新體系屬於政府主體模式。在我國,技術創新的投入主體和行為主體是政府;我國的科研活動國家化、行政化,科研任務從基礎研究到應用型研究多由政府科研單位或高校科研人員完成,企業研發力量薄弱;技術創新的一般程式是:科研單位立項,主管部門批准,劃撥科研經費,科研單位進行科技研究,各級政府評審創造發明成果,授予獲獎者證書、獎狀和少量獎金;科研人員集中於不搞生產的科研單位,使得科研、開發、生產嚴重脫節,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比率很低;尚未為高新技術企業迅速發展、壯大營造出良好的外在環境。同時,應該成為技術創新核心主體的企業尚未完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缺乏有效的動力激勵機制,企業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創新動力顯得不足;我國普遍採用的任期制承包制往往助長短期化經營行為。

  二、我國企業基礎差,科技素質低

  我國企業規模小,實力弱;長期以來重生產,輕科研;技術人員缺乏對外界技術動向的瞭解和適應先進技術的系統知識;企業缺乏專門的研究開發機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的投入嚴重不足。

  三、技術引進過程中操作失當

  1.崇拜高水平技術,盲目引進。有些引進技術大大超過了國內的消化、吸收能力,嚴重脫離了國內的配套設施水平,甚至引進了一些工藝不成熟或存在嚴重缺陷的技術。

  2.重覆引進。巨集觀管理不力、多頭管理、地方保護和企業間的攀比造成同類生產線動輒引進幾條、十幾條甚至幾十條。有限的資源被分散,無力進行技術引進後的消化、吸收和創新

  3.重硬體,輕軟體。近年來,我國在技術引進中硬體設備進口大約占8000,而南韓80年代技術引進總量中軟體技術多達8000。事實證明,軟體技術恰恰是制約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的重點和難點。

  四、技術輸出國政府在對華技術貿易中推行保護主義,實行歧視政策

  美國政府不僅對國內的技術研究和開發活動,而且對國際間技術輸出活動一直進行強有力的干預控制。美國1949年制定的《出口行政法》、美國為主導於1952年成立的“巴統中國委員會”以及美國1983年通過的《對華出口指導原則細則》等都意在限制美國等國對中國的技術出口。日本在對華技術貿易中要保持日中之間有10至20年的技術落差的政策也已不再是秘密。技術貿易保護主義已不再僅局限於一國政策中,一些雙邊和多邊組織(如歐盟)也對限制關鍵技術出口作出了規定

  五、作為國際技術貿易核心主體的跨國公司設置技術貿易壁壘

  在當代發達國家技術經濟發展中,跨國公司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跨國公司在高技術工業部門具有突出的壟斷地位。近幾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額迅速擴大,而跨國公司作為技術變革和技術轉讓中心,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壟斷了國際技術貿易的80%以上。跨國公司從保持自身的技術優勢、獲得豐厚的收益、調整自身產業結構、促進自身高新技術的創新和發展、獲取反饋信息等目的出發,依據自身情況、技術性質、市場前景、東道國環境、母國政策等因素確定技術轉讓的方式、時機和地區選擇策略。跨國公司的本質決定了它會限制其技術超出自身範圍擴散,跨國公司的技術不會輕易地轉讓給其他技術應用主體,它必然根據自身的總體利益原則對技術的使用和保密以及技術轉移的條件作出嚴格的規定。所以,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擴散效應和示範效應是非常有限的,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向我國進行技術轉移時設置壁壘是必然的。

避免技術追趕陷阱的策略[3]

  為了避免技術追趕陷阱,我國可以採取如下對策:

  一、建立以企業為技術創新主體的國家創新體系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核心是從體制、機制法制等各方面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把我國的科技實力變成現實的第一生產力,使我國的綜合國力迎頭趕上國際先進水平。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具有技術創新的動力,能最充分地激發人才創造力,熟悉市場,信息靈通,反應靈活,能最迅速地、直接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所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要建立的理想的國家創新體系應該以企業為技術創新的投入主體和行為主體。在這樣的創新體系中,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有比較明晰的分工。政府以市場需求社會需求和國家安全需求為研究開發的基本出發點制定科研開發規劃、法律和政策,以強化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科技資源、引導科技活動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推動大多數科技力量進入市場創新創業;深化經濟、科技教育體制的配套改革,為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產業化提供有效的體制保障;推動應用型科研機構和設計單位實行企業化轉制,大力促進科技型企業的發展;完善科技立法;營造有利於技術創新和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政策環境;實行財稅、金融扶持政策,完善科技人員管理制度,正確評價科技成果和進行科技獎勵,加強對知識產權的管理和保護,加強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設,形成高新技術產業化基地;支持發展多種形式的民營科技企業;大力發展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加強對技術創新和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的方向和重點的巨集觀引導,協調各方科技研發活動;資助基礎理論研究和公共性、關鍵性、前沿性技術的研究開發,高等學校和其他非盈利科研機構主要從事基礎理論研究和公共性、關鍵性、前沿性技術的研究開發;高校應鼓勵教師和學生進入科技成果商品化、產業化領域;努力發展高校科技園區,培育一批知識和智力密集、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高新技術企業和企業集團,使產學研緊密結合。

  從總體上看,建立這樣的國家創新體系,要求政府創造一個有利於技術創新的體制、法制環境,企業成為具有有效創新機制的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顯然,這種技術創新體系,更有利於增強我國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的能力。

  二、增強企業實力,提高企業科技素質。

  我們可借鑒外國經驗,在一些領域大力促進企業合併,形成一批規模大、技術水平高、創新能力強的巨型企業集團;同時採取政策、措施鼓勵高水平科技人才向企業流動。

  三、加強對技術引進的巨集觀調控,貫徹適宜性和重點項目兼顧的原則。

  適宜性即因時、因地、因企制宜,切實可行。我國資金短缺,技術引進中註重適宜性十分重要。但同時我們也要在一些重要領域的技術引進中搞一些重點項目,因為這些領域的技術關聯性強、擴散性好,搞一些重點項目對提高我國技術水平,增強消化、吸收和創新能力意義重大。國家在這方面應加強巨集觀調控,對引進技術加以評價和甄選。

  四、改進技術引進的具體操作,提高引進工作水平。

  1.利用各種渠道,搜集相關信息,力爭信息廣而準、知己知彼。

  2.以投標方式確定技術引進主體,防止重覆引進。鼓勵企業引進後將充分消化、吸收的技術在國內同行間有償轉讓。

  3.改變付款方式。過去我們通常採用一次總付的方式,技術輸出方在輸出技術後一般不再對技術運行過程中新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這就給我們的安全生產和對技術的消化、吸收埋下了隱患。如果技術引進費以提成或入門費加提成費等方式支付,輸出方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會主動關心技術設備的運行情況,並提供一些技術訣竅。這樣,付費總額也許會大於一次總付方式的付費總額,但從長期看利大於弊。

  五、利用發達國家之間既聯合又競爭的關係,從其技術竟爭夾縫中爭取主動、取得利益,多方引進先進技術。

  總之,技術引進這一系統工程,從引進前的可行性研究到引進中的具體操作以及引進後的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的每一環節,都需要科學對策。我們應該立足於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這個根本,抓住技術引進工作的關鍵,突出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這個主題,有選擇、有重點地引進國外關鍵技術。只有這樣,我國才能遠離技術追趕陷階,實現“落後—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良勝迴圈。

參考文獻

  1. 吳東,吳曉波.技術追趕的中國情境及其意義[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11)
  2. 朝克.技術追趕競爭模式的戰略定位及動態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3(17)
  3. 3.0 3.1 莊士勇.技術追趕陷阱及我國對策[J].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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